农转非
2025年11月19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长征出发90周年纪念日。
亲历长征的那一代人已经远去，他们的足迹铭刻在历史中。
01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从湘赣苏区来到湘鄂川黔苏区，与红二军团共同发起湘西攻势，有效分流了追击中央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详见：红二、六军团与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后，二、六军团成为长江南岸唯一的主力红军。
1935年10月10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正式成立，指挥国民党军35个师130余团，以10倍以上兵力全力围剿二、六军团。[1]
国民党军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北、西、南三面构筑碉堡封锁线，东面大军筑碉前进，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
1935年11月19日，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一带出发，开始突围。
02
二、六军团首选到贵州东部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开辟石镇黄苏区。
抵达石阡一带后，国民党军迅速赶到，二、六军团转移至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一带，开辟黔大毕苏区。
此地依然难以立足，二、六军团继而经乌蒙山，抵达黔西南的盘江地区，准备在黔滇边界开辟苏区。
这时，红军总部发来电报，希望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随后，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同时成立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一部会师。
从桑植出发后，二、六军团途经沅江、乌江、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行至将台堡，历时一年，行程两万零五十里。
03
长征期间，国民党军追击二、六军团的兵力，比追击中央红军还多。
来看一下。
敌军兵力：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后，追击的国民党追剿军第一兵团，有7个师45个团。[2]转战黔滇期间，国民党军“剿匪军”第二路军有4个纵队约52个团。[3]
二、六军团从桑植突围转战湖南时，国民党军集中5个纵队共12个师又1个旅62个团，分路追击。[4]进入黔滇后，国民党军调集6个纵队61个团，对二、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5]
敌军战力：
在云贵追击中央红军的4个纵队，为国民党军中央军系两个纵队（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黔军王家烈纵队。
在云贵追击二、六军团的6个纵队，为国民党中央军系4个纵队（樊崧甫、万耀煌、郭汝栋、郝梦龄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湘军李觉纵队。
黔军号称双枪军：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极弱。
湘军则甚为强悍。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李觉纵队这几个师在脚山铺与红一军团恶战，曾端着刺刀冲到军团指挥所门前，极其危险。[6]
如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就建在脚山铺战斗旧址。
战略态势：
中央红军转战云贵时，乌江以东有二、六军团策应，长江以北有四方面军牵制，敌军既要追击，又要防止红军会合，两头分兵。
二、六军团转战云贵则是孤军行动，敌军可以全力追堵，无须旁顾。
红军实力：
中央红军转战云贵，有4个军团（一、三、五、九军团），3万余人，兵力多过二、六军团。
以较少兵力，面对更多敌军，敌我对比悬殊，且无友军策应，如果没有灵活机断的指挥和能征善战的部队，二、六军团要从敌军追堵中全身而出，不可想象。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道：
“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7]
“乌蒙山打转转”，指二、六军团与国民党军6个纵队，在乌蒙山区回旋作战，辗转腾挪，避实击虚，四出云南，成功突围。
我军战史称为“乌蒙山回旋战”。
04
毛泽东还说：
“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8]
“了不起的奇迹”是极高评价。要知道，红军长征战斗频繁，长途跋涉伤病疲劳，大量减员是常态。
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为例，1934年10月两军团长征出发时共37000余人，[9]1935年9月，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11月两纵队合编为红一军团，仅剩3328人，[10]兵力不足出发时10%。
换言之，减员高达九成。
相比之下，二、六军团出发时约1万7千人，经过两万余里长征，仍有1万余人，约为出发时60%+。
即仍有半数以上兵力，减员不到四成。
二、六军团长征能保存相当实力，并非战斗少损失小，而是沿途积极扩红，不断补充部队的结果。
实际上，长征中二、六军团战斗频繁，“在湘、黔、滇行动中，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前卫部队几乎无日不进行战斗)”，[11]伤亡严重。
05
罗列一下主要战斗：
1935年11月27日，湖南溆浦与敌作战，二军团第5师13团团长刘汉卿牺牲。
12月3日，湖南溆浦与敌作战，二军团第6师17团团长范春生牺牲。
12月22日，湖南遂宁瓦屋塘战斗，部队伤亡近400。二军团第5师13团团长曾庆云牺牲，师长贺炳炎负重伤，右臂截肢。
1936年1月5日，湖南芷江便水战斗，部队伤亡千余人。二军团第4师参谋长金承忠、11团团长覃耀楚、六军团第17师50团团长邓瑞金牺牲。
2月10日，贵州打鼓新场战斗，六军团第17师师长吴正卿牺牲。
3月12日，乌蒙山得章坝（今哲庄坝）战斗，二军团伤亡400余人，第6师18团政委余秋里负重伤，后左臂截肢。
3月23日，云南宣威虎头山战斗，二军团第4师11团政委黄文榜、12团团长钟子挺、六军团第17师50团政委段兴寿等300余人牺牲。
4月8日，云南普渡河战斗，二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牺牲。
4月9日，云南六甲阻击战，二军团伤亡数百人，第6师18团政委、团参谋长负伤，3位营长伤1亡1，9位连长伤亡8人，2连打得只剩8个人。
长征途中，第6师18团换了4任政委：2人重伤，2人牺牲，战斗残酷可见一斑。
4月28日，二、六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
06
二、六军团长征，全程可分为三段：
从桑植到金沙江（1935年11月至1936年4月）、从金沙江到哈达铺（1936年5月至8月）、从哈达铺到将台堡（1936年9月到10月）。
从金沙江到哈达铺，主要通过雪山草地。
渡过金沙江后，二、六军团翻越第一座雪山，到达云南中甸。
几天后，为方便就粮，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向甘孜进军。
6月3日，六军团在四川理塘县雄坝与四方面军红32军会师。[12]22日，到达甘孜县普玉隆。
由于路途较远，二军团于6月30日在甘孜县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红30军会师。
这期间，二、六军团翻越多座大雪山，其中二军团翻越的巴塘县藏巴拉雪山，垭口海拔4903米，为红军长征翻越的最高雪山垭口。
二、六军团在中甸时有16000余人，到甘孜后为14500余人，过雪山期间减员1500余人。[13]
07
截至1936年6月，二军团累计减员9510人，与桑植出发时9526人几乎相当。[14]
未见到六军团统计数据。不过二、六军团共同行动，有理由相信减员情况大致相同。
也就是说，长征7个月，减员人数足以再建整个二、六军团。
减员统计中，战斗伤亡约占30%（牺牲约10%，负伤约20%），非战斗减员约占70%。
数量最大的是掉队落伍，约占减员总数45%。
如乌蒙山回旋战，部队在崎岖山路持续急行军，导致落伍者激增。
关向应日记写道：
3月11日，“本日路极难走，落伍者甚多。”
3月12日，“五师在行进间倒毙者七八名。”
3月13日，“本日战士极疲惫，落伍人、枪甚多。”
乌蒙山回旋战期间，二、六军团减员高达3000余人。
除了掉队落伍，脱队者约占减员总数20%（逃亡、下落不明者19%，叛敌1%）。[15]
这也正常，不是所有人都能历经磨难仍坚守初心不动摇。
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改编）抵达陕北前夕，彭德怀曾电告毛泽东：“二、三纵队近日逃亡严重。”[16]
长征，不仅是生理极限的严酷挑战，也是意志信仰的人生大考。
08
1936年7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甘孜正式成立。
红二方面军这个番号，早在1933年已开始出现。
1933年5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分别兼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同时规定“第二、第四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其他军区、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闽浙赣军区等,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17]
此后，1934年2月25日四方面军刊物《川陕苏区通信》、同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1933年中国共产党史》、1935年10月20日四方面军《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936年5月中央与四方面军往来电报等，都多次提到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成立后，军团改称军，二军团称2军，六军团称6军。（为便于阅读，以下仍称军团）
此时二、六军团共14500人，其中六军团5300人。[18]
为减少层级方便指挥，六军团首长此前曾提议，六军团取消师部，部队缩编为4个团。[19]
后为壮大声势，二方面军成立后六军团编为4个师，即16、17、18师和模范师，取消团部，由师直辖营。
同时，将红32军（原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
九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0238人，[20]编入二方面军时仅1300余人。[21]，减员高达九成。
09
红二方面军成立后，在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开始过草地。
草地位于川西北高原，海拔多在3500米以上，草地雪山垭口在4000到4500米之间。
草地天气多变，高寒缺氧、气温骤变、雨雪冰雹交加，二、六军团刚从南方转战而来，单衣草鞋、饥寒交迫、极度疲劳，不少体弱伤病者，未能走出草地。
如二军团第6师，翻越一座草地雪山时，突遭彻夜暴雨大雪，无法下山，全师“174位同志连病带冻而死。”[22]
过草地最大的困难是缺粮。
一、三军团过草地用了7天。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
“进了草地，茫茫一片，看不到一点人烟。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风一阵，雨一阵，也受不了。”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
刘英感叹道：
“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了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23]
由于路途更远，二方面军过草地用了20多天。
从甘孜到包座，只有阿坝可以补给，中途荒无人烟。
甘孜到阿坝是旱草地，二方面军走了17天。阿坝到包座是水草地，走了9天。
由于部队太多，二方面军在甘孜只筹到六、七天口粮。从甘孜到阿坝的17天中，六军团曾连续11天全靠野菜度日。
“从西倾寺起一直到阿坝止，十一天期间，全军没有粮食，全靠吃野菜、牛皮充饥，影响部队，掉队落伍、死亡和逃跑现象严重。”（《王恩茂日记》，1936年7月23日条）
“十七师、模范师因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张子意日记》，1936年7月23日条）
“此次行军因粮困衣单、帐篷少、体力弱等,死亡近三百人。这真是不应有的牺牲,为之一痛!”（《陈伯钧日记》，1936年7月23日条）
六军团是二方面军前梯队，担任后卫的二军团，经常连野菜都吃不上。
关向应写道：
“有些地方，特别在阿坝通[包]座路上有许多地方无野菜，或者很少，被前头部队摘光了。所以最后几天既无粮食又无野菜，真是很难支持下去。”
“特别是后卫部队更困难（如六师），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里是含起草的。”
“沿途死人很多，虽军、师、团的先头都组织了掩埋队，总是未埋完。”[24]
何等悲壮的画面！今人难以想象。
过草地期间，二军团共减员2510人，[25]几乎相当一个师。
青山处处埋忠骨，万里长征几人还？
10
9月1日二方面军指挥部到甘肃陇南哈达铺。
此时三大红军主力已集中甘肃东部，中央制定了协同作战计划：一方面军在北，四方面军居中，二方面军在南，并向东出击，钳制敌军，准备实施“宁夏战役”。
8日，二方面军发起成徽两康战役，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
而张国焘不愿与国民党军正面作战，下令四方面军西撤，使二方面军左翼完全暴露，国民党军迅速从四面围拢过来，企图首先消灭二方面军。
为配合中央敦促张国焘回头，保障一、四方面军会师，二方面军必须坚守陇南吸引敌军，无法像乌蒙山回旋战一样，根据敌情自主决断。
为此，二方面军蒙受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损失。贺龙后来回忆说：“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26]
（详见：红二方面军与三军大会师）
9月18日，陇南两当战斗，六军团第17师参谋长李科牺牲。
9月29日，陇南成县阻击战，二军团第6师18团政委周盛宏牺牲，第4师12团政委重伤，部队伤亡400余人。
转移途中，二军团第6师17团千余人，在陇南康县被敌阻断，几乎全部损失。
10月5日，天水娘娘坝战斗，六军团第16师师长张辉牺牲。
10月7日，陇南礼县罗家堡，六军团遇敌侧击，第16师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负重伤，部队伤亡300余人。
师政委晏福生右臂截肢，成为贺炳炎、余秋里之后，二、六军团的第三位独臂将军。
10月10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之际，二方面军完成牵制任务，正在向渭河以北转移。
10月11日六军团到达甘肃通渭礼辛镇后，部队仅剩3200人，[27]比木黄会师人数还少。
10月14日，二方面军致电中央、军委，告知：
“二方面军经十一个月长征作战，成分换新。”[28]
10月22日，二方面军在甘肃将台铺，与一军团一部会师。
次日，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致电告毛泽东：
“二方面军部队非常疲劳，体力差，病员很多。”[29]
11
会师后，一方面军部队随即归建，二方面军按指定路线孤军北移，敌情并未缓解。
北移途中，二方面军“全天行军纵队两翼和后尾与敌不断接触，敌机狂轰滥炸，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刘伯承同志被炸伤。”[30]
10月27日，32军在西吉袁村河遭到胡宗南第1师攻击。
29日，二军团第4师前去接替红一方面军防务途中，在海（原）固（原）封锁线被敌军截断，损失400余人。
六军团行至海原红羊坊时遭敌侧击，部队被冲散，损失300余人，第17师政委汤祥丰及三营长李福生叛变投敌。
30日，32军一个营和一个团部，在海原以北的上、下龙池（今龙池湾）遭敌包围，全部损失。
……
关向应后来在《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报告》中写道：
“部队既得到连续的补充，但现在人数仍比出发前减少了，表示部队战士成分的流动性是很严重的，许多连队除连排干部外，从桑植出发的老战士，不过数人了。”
11月20日，长征出发一年之际，二方面军抵达甘肃环县洪德城。
12月1日，二方面军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总结长征工作，任弼时作了《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的报告，为二、六军团长征画上句号。
2025年11月19日于北京
1947年10月，贺龙亲自主持绘制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下册，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 台湾《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反共戡乱》，1982年版。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 《蒋介石关于“追剿军”战斗序列给龙云电》，1936年2月18日。 ↑
-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
- 同前。 ↑
- 《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 ↑
- 《红一方面军人员武器统计表》，1935年11月3日。 ↑
- 关向应：《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12月19日。 ↑
- 《32军致张国焘、朱德、徐向前电》，1936年6月3日。 ↑
- 《任弼时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7月6日。 ↑
- 任弼时：《关于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结果报告大纲》，1936年11月30日。 ↑
- 以上数据根据任弼时《关于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结果报告大纲》统计计算。 ↑
- 《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35年10月13日。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
- 《任弼时致周恩来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电》，1936年7月6日。 ↑
- 《萧克王震张子意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转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6月4日。 ↑
- 《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 ↑
-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1936年9月28日。 ↑
-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 ↑
-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
- 《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报告》，1936年12月19日。 ↑
- 《关向应日记》，1936年11月4日。 ↑
- 《贺龙在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会座谈会谈话》，1961年6月5日。 ↑
- 《关向应日记》，1936年10月。 ↑
-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党中央、军委、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14日。 ↑
- 《左权聂荣臻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23日。 ↑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