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曹东林大姐（小名毛英）1941年出生于延安，她的父亲曹力如在抗战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延属行政专员、延安市市长，她的母亲田星任延安第二完全小学校长。大姐翻开珍藏的《圣地摇篮——延安保育精神永存》一书，指着童年伙伴们的回忆文章，津津乐道的全是在延安保小时的往事：
1937年3月，经边区教育部部长徐特立提议，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的前身鲁迅小学在延安建立，次年改名为边中附小，1939年初正式改建为保小。解放战争初期，保小与延安抗小、延安完小、延属和绥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等合并、扩大、不断发展壮大。解放后，成为北京与西安两地的育才学校。
保小的校训是“亲爱、团结、勇敢、活泼”，教育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建立之初，仅有教师一人，学生二十余人。到1939年初，已发展到学生三百余人，教职工八十余人。孩子们的年龄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含汉、满、蒙、回、朝鲜族等。大多数住宿学生的父母或兄长是老红军、革命烈士、党政军干部、在白区党的地下工作者，少部分走读的学生是当地群众的孩子。保小像一个红色的大摇篮抚育着这里孩子，使他们的长辈能够安心地工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击日寇、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之中。
除红色圣地延安外，保小曾在多处落脚，如陕北安塞县的吊儿沟和白家坪、子洲县的张家坪和苗家坪、晋西北临县的刘家岭等地。这是因为战争年代的多次转移，其中两次撤离延安，又胜利返回。第一次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因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撤离延安。第二次是1946年冬至1948年夏，因胡宗南军队的大举进攻撤离延安。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胡宗南军的围追堵截，没有摧毁保小，反而学校不断发展，同学们健康地成长。
党中央的关怀爱护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非常关怀保小的孩子们，多次为保小题词。1938年毛主席的题词是“好好的保育儿童”， 1940年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耐心的培养小孩子”，1941年任弼时的题词是“长大了，当个革命家”。
1938年夏秋的一天，吴燕生校长带着保小的部分同学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一个小院落亲切地接见了同学们，他说：“孩子们，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知识和本领，长大打鬼子、反动派，建设新中国。”项苏云（项英之女）喊道：“毛主席，我们想到苏联去学习。”毛主席一边笑着说：“以后有机会去苏联学习当然好，不过在国内学习更好。”一边从警卫员手中接过从日军缴获的饼干桶，用饼干招待大家。同学们听了毛主席的话都非常高兴。
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许多领导人都亲临保小，看望关心孩子们。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妈妈为保小捐赠了物品，和孩子们一起看戏时，把保小的孩子抱在腿上，边看边询问生活和学习情况。
1947年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遇到保小的同学们要转移到太行山地区，当即指示：为保证同学们安全转移，派一个骑兵班护送到黄河边。
徐特立部长来学校一住就是几个月，帮助建设机构、编写教材、安排生活，还半夜查铺，给孩子们盖被。他鼓励教职员工说：“教娃娃是平凡的工作，但责任重大，为革命培养接班人是光荣的。”
党政军民的养育之恩
建校之初，同学们的伙食是八路军的大灶标准，因营养不够出现了佝偻病等营养不良现象。中央组织部门决定：学生伙食标准一律改成中灶标准。学校相对稳定后，边区政府给孩子们安排了条件稍好的窑洞，修建了操场，添置了儿童图书馆，改善了公共设施，加强了医务室。孩子还可以用挖来的甘草，在校内的小合作社换铅笔、花生和大枣。
宋庆龄、何香凝等大批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给保小的同学送来了棉衣、棉帽、棉鞋等物资。在1939年7月保小师生的合影中，孩子们穿的白色短袖上衣和短裤就是爱国人士捐赠的。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边区政府和教育厅妥善安排保小学生们的疏散和撤离，对转移的路线和过程都有明确的指示。保小每到一处，当地的群众热情接待师生们，安排住宿、供应粮油和生活用具。
保小东渡黄河转移到宋家川渡口时，等待渡过黄河的人很多，黑压压的一片。部队首长立即指挥优先保小的学生上船，采取了安全措施，把孩子们平安地送到黄河对岸。
教职员工的培养与爱护
保小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大城市和海外，除少数年纪稍大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知识青年，担负着培养教育和保证安全的重担。
建校之初，孩子们身上、头发里的虱子很多，老师用大铁锅烧开水烫衣服，给男娃女娃都理成光头，还因此闹过笑话。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教师们不仅教文化，就地取材做文具、玩具、乐器，还要带着年龄稍大的孩子上山砍柴、下地种菜。
在延安，老师们按年龄、性别不同安排孩子住宿，女孩住在“亲爱区”和“勇敢区”，男孩住在“团结区”和“活泼区”。学校转移途中，老师们轮流站岗放哨，过河时背着孩子淌水。
因为时常有狼出没，夜里上厕所时，老师要约上几个人打着手电，唱着《打狼歌》一起去。后来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养了一只狗，取名叫“汪精卫”。狼一出现，孩子们就吹口哨，“汪精卫”立即勇敢地冲出来，可惜后来它被野狼咬死了。
保育员们像慈母一样，不分昼夜、竭尽全力地照顾孩子们的生活。深受孩子们爱戴的保育员李灵芝妈妈，把自己三岁的女儿送进山村的幼儿园，全身心地照看保小的同学们。她用自己仅有的津贴费买来棉布、针线、猪胰子、猪油给同学们洗脸洗手、护肤防冻，不怕脏臭、成年累月地照顾尿床的孩子，被孩子尿了一脸一身还慈祥地笑了。
同学们团结互助吃苦耐劳
同学们大都从小离开父母，还有的来自蒋管区、有的来自敌占区，经历了跋山涉水、艰难困苦的磨练，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了从小自理自立的能力。无论条件怎样艰苦，遇到敌机轰炸扫射，严冬手、脚、脸冻得疼痛难忍，也没有叫苦、哭闹的。
同学们不仅学到了文化，也学会了种菜、挑水、砍柴、捻线、缝衣、打草鞋。孩子们珍惜每一粒粮食，每顿饭前都唱《吃饭歌》。他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慰问部队、伤病员和群众，给老乡读报纸，讲抗日形势，宣传讲卫生。
1939年，学校建立了少先队和儿童团。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入儿童团员，年满十二岁就可加入少先队，还配发木质仿真枪。学校还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主席采取竞选的方式产生。这些学生组织在协助完成教学任务，加强行政管理、维护学校秩序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学们在保小的大家庭里，互相之间如同兄弟姐妹，建立了相互关爱的大帮小制度。老师指定某位大同学固定帮助某位小同学，他们（她们）两位除了上课不在一起外，其它时间随时随地关照、帮助。特别是在行军路上，大同学背着或者领着小同学。数十年后，当年的孩子已进入老年，相聚时依旧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新中国成立后，保小的孩子们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有的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或省、部、局级干部，有的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们没有辜负前辈、恩师和老区人民的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