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里
“沁源围困”是我党领导下闻名全国的敌后抗战模范典型。本文初稿发表于2020年《沁源文史》第2期及《长治方志》2020年2、3、4期上，均属内部刊物，引起当地史学界瞩目，今修订增补后发表，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一) 前言
194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全沁源八万人，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没有一个村组织起‘维持会’来”，“在对敌斗争中，沁源取得了模范县的光荣称号”，“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史诗”，“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成了太岳的金城汤池”，“无敌不摧”，“放出万丈光芒的异彩。”
1945年4月23日《解放日报》第一版，又转载太岳《新华日报》4月21日社论《沁源人民的胜利》。指出：“沁源困敌斗争中，积累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其中需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则是只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没有不胜利的。它的生动的事实，证明了群众力量的伟大，证明了共产党依靠群众政策的正确。沁源不是靠飞机大炮打下来的”，“日寇是被八万余军民汇成的巨流赶走的，它比一般县城的光复有更其重大的意义”，“光荣完成了这个历史的奇迹”。
《解放日报》接续发表36篇介绍沁源抗战的报导，推广沁源“长期围困”战胜强敌的经验，这一军事史上的奇迹，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抗日模范县”的“沁源围困”乃闻名全国，毛主席夸奖沁源是“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先父史健（原名李维略）1939年任沁源中心县委书记，1940年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先母李淑文1939年任沁源中心县委常委(原水电部农电司长李淑文追悼会上李鹏部长致的悼词)兼妇委书记，1940年二地委妇委书记兼沁源县妇委书记。对父母生前殊死战斗过的沁源，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与敬意，适逢解放日报《向沁源军民致敬》社论发表79周年之际，回顾历史浮想联翩，特抒缅怀纪念文如下。
沁源县城沦陷是军事上敌强我弱的体现，仅停留在军事层面上总结是不全面的。沁源对敌斗争是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全民抗战，严格讲“围困斗争”比“围困战”提法更全面也更准确，当年尚未叫“围困战”，事后多年才有此局限性称谓。影视媒体热衷于战争场面渲染，对其根基“群众大转移誓死不维持”着墨不多，突出强调了单一的“战”，以偏概全渐淹没“全面对敌斗争”。其实，游击战每县都有且各具千秋，若停留在“战”上，则模糊了“沁源围困”脱穎而出的独特本质。“沁源围困”创在“无入区”大转移,贵在“围”重在“困”，旨在“封锁”，誓在“人人不维持”，难在“极端生存极限下”，赢在“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胜在“长期顽强坚持”。其独特典型不是一个简单“战”字所能涵盖的。
这场“围困斗争”关键是党一元化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核心战斗堡垒的领导作用，是党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引导群众抗日的光辉典范。日寇“三光”暴行激起不共戴天的民族恨，群众克服困难，天寒地冻响应号召，抛家舍业自愿跟党走。在距离敌据点5公里，交通线2.5公里两侧，建成了近千平方公里困敌区。彻底转移群众，实施空室清野填井藏粮，宁肯冻死饿死山沟野外，也不回去“维持”。以“无入区”来切断敌供给，封锁孤立割裂敌人。民众同仇敌忾不受诱惑，自觉执行“村村不维持，人人反维持”，敌终建不成“维持会”，使沦陷县城成为一个孤立空城，迫敌坠入“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1943年6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违反敌人意志的‘无人区’”这个醒目标题，特发文予以颂扬。
二年半围困期，沁源人民承受九成以上房屋被烧光，三百多村庄几成废墟，四分之一人口（2万余）遭虐杀，其中伤残1万2千人暴行下仍不屈服。作战2800余次，歼灭日伪4200余人，生俘特务245名，爆破589次，解救被捕群众1745人，夺回牲口2000余头。创造了树树哨、地雷战、麻雀战、冷枪战、破袭战、轮战队等游击战术，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1943年7月16日记：“围困沁源敌人是两方顽强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我们8个多月的顽强，仍然不能压制敌人的顽强”。但是历经二年半拼搏，长期比韧劲，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我各根据地，地雷战、麻雀战等游击方式乃至局部胜利常见，尚未到“沁源围困”局面和深度。几乎各沦陷县都建有维持会，形不成真正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唯有沁源独特，全县宁死不屈不做亡国奴，敌终建不成维持会。社论点睛：“沁源人民，常以‘沁源人沒有当汉奸的’一语自豪。”体现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囿于纯军事上无法解释，忽视党的领导和历史渊源则不得要领。
（二）沁源围困抗战的基石
1939年初王和镇失守，割断太岳地委与平遥、介休、灵石、霍县间联系，于是成立辖五县的沁源中心县委，便于就近指导。中心县委书记史健、副书记韩柏(焦善民)、组织部长任瑞廷/王锐、宣传部长任明道。文俊、祁果、王辉、张汉贤分任平遥、介休、灵石、霍县的县委书记。
1. 中心县委大开拓奠定基础
沁源中心县委大发展的开拓性工作，令沁源脱颖而出，各项工作迅猛发展，夯实了“沁源围困”的群众基础。
沁源二区书记王献英(原太原市总工会副主席)回忆：“史健来后，沁源的各项工作开始迈开大步，以前步子小像小脚女人。农、工、青、妇救会各团体群众工作如火如荼，他搞了各种各样的临时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接二连三的动员大会，以培训出骨干滚雪球似扩大，来充分发动群众”。1939年的5月，工作团领导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三个区扩为五个区。“我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出现到二区任区委书记，和任荣廷、任之信、任耀祖、马宗璘组成区委领导班子。孙彪接替龙光文为区长，赵自力任牺盟会秘书……武委会由王鹏飞同志负责”（引自王献英回忆录《难忘的岁月》70页）。
四区书记梁建功(原太原警备区顾问)：“史健干脆利落果断，很精干朝气蓬勃，看问题一针见血，在他的开拓领导下，1939年沁源的局面才有了大改观大发展，掀起了大高潮也最红火”。
沁源县武装自卫队三中队指导员/县公安局长郭树森(原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史健大刀阔斧，非常有魄力，否则打不开沁源的局面，沁源工作出色与史健是分不开的，是个了不起的干部，所以敢用了不起的人，他起用了穆彬、刘开基等，很重视培养本地的工农干部”。
区委书记任荣廷(原商业部室主任)、中心县委秘书李纯(原教育部政教司司长)在《难忘的一年》(《沁源抗战实录》四辑167页) 文中:“中心县委成立不久，便召开了沁源县群众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今后的任务……。史健在会上对沁源的形势作了分析，……说明沁源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强调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依靠群众巩固根据地问题上。县委还很注意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中心县委机关除原有的组织、宣传部外，新增设青年和妇女两个工作委员会，分由董杰、李淑(素)文负责。从机构上保障相关组织的建设，专职于青年、妇女运动的深入开展，全面推动包括沁源等五县的各项群众工作。沁源由三个区迅速扩为五个区，后达八个区。
王献英：“春天在东阳城县委驻地召开为期一周二百人的‘民运干部大会’，史健讲形势讲任务讲方法，是训练干部的会也是布置工作任务的会，是县里最大规模的会”。
县青救会张贴反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滥调的传单，强调我党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1939年5月1日，在东阳城召开“讨汪锄奸”宣誓大会， 6月7日又在郭道举行“讨汪锄奸”大会，枪决汉奸震慑敌人，闭塞敌耳目，教育了人民。1939年5月19日和6月17日《新华日报》对此均作了报道。
妇委李淑文在才子坪举办“妇女训练班”，培训出一批村妇救会秘书，使沁源各村妇救会迅速建立起来。青委还举办了东阳城“青年训练班”，“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
任荣廷、李纯：“史健到训练班讲了沁源敌我斗争形势和革命道理。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群众工作显得很有生气，而这些活动也从舆论上思想上作了应付发生突然事变的准备”。
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阔步迈上新台阶，激发沁源全民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任明道(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高桂滋的17军有个战地服务团，也抗日但反对我们减租减息，抓了我武装队长崔月亮搞摩擦，有钱人家子弟都去投靠他们，中心县委有利有节与之斗争，赢得广大群众支持，驱逐了服务团”。
李纯：“中心县委既要前门打虎又要后门拒狼，搞垮了阎锡山派来的精建会、敌工团（罗家湾、垣上村）、三青团（王壁、中峪店、柏木、郭道、韩洪等村镇）、突击队等反动组织。采用沿村递送的方式驱逐出境，清除反动余孽势力，提前肃清‘十二月政变’旧“社会基础，从而保证了社会稳定和人民内部的团结”。
任荣廷：“在有义村召开‘以战斗精神完成囤积公粮任务’动员大会，会场上悬挂横幅为史健书写，他书法好我还学着临。筹粮4万石（每石约150斤）解决了新入驻沁源众多机构和大量部队缺粮的燃眉之急”。
郭树森：“沁源与晋察冀的阜平，成为抗战艰苦时期我根据地唯一两个建制还算完整的县。‘十二月事变’突然涌入众多机关和部队，新添近3万人，对仅有6万多人口的沁源，光解决每天吃饭就是个大难题大负担，没有大的魄力是应付不了的”。
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王锐(原国家机关党委书记)：“1939年沁源党、政、军建设与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都十分突出，在根据地也最活跃，成为太岳区的模范县。是史健奠定了沁源开展围困斗争的基础”。
中心县委副书记韩柏(焦善民、原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沁源的建党、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等各项工作十分突出，成为太岳区的中心，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沁源围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沁源围困’胜利与史健之前工作是分不开的，‘围困沁源’之根本是良好的群众基础，谁赢得了群众就赢得了胜利，中心县委赢得了群众”。
王献英回忆：“安子文书记来东阳城检查工作并听取沁源的汇报，对中心县委的工作非常满意，于是有了全太岳推广学习‘沁源经验’的现场会，会后太岳领导机关也从沁县移驻沁源，沁源成为太岳根据地的核心腹地”。
漳源县委书记/二地委宣传部长徐芝寅(原铁道部副部职)：“减租减息在华北开展最早比较好的是沁源，刘少奇后来予以推广。是史健深入发动了群众，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为‘沁源围困’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沁源相比屯留县矛盾多而沁县工作差一些”。
区青救会秘书李治时(原国家安全部纪检组组长)：“过去实行按亩交租，坡地2亩折平地1亩，陡地沙地3亩折平地1亩。因沁源属山区，一遇天灾穷人种的坡陡地绝收时还得交租，富人种的平地受天灾影响小，很不公平。史健改为‘不按亩而按实际收成’适当比例交租，极大赢得穷人们的拥护。群众死心塌地跟党走听党话，为围困斗争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减租减息极大调动了群众积极性，民众得实惠，衷心拥护党。“围困”的根本问题就是群众问题，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争夺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心县委赢得了群众。“沁源围困”的精髓是无人当汉奸，体现出人民同仇敌忾誓不维持的民族气节。《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沁源人民与共产党的关系，是比之任何时候都更密切了，这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很早就实现了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人民以切身的经验，确信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所以沁源群众都说:共产党说的话就是为了老百姓，沁源人永远跟共产党走！”。各级党组织与群众凝成血肉相连关系，从而奠立了“沁源围困”抗战的群众基础。
1943年2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董谦“敌寇‘山岳剿共试验’序幕战在太岳”一文。指出“主要原因是：该区彻底执行了精兵简政政策，认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实行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提高了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他们”。
2. 中心县委党建工作扎实
沁源党的建设工作扎实，尤其对农村支部的建设抓得很紧，夯实了“沁源围困”党的组织基础。
首先从中心县委机关内部开始，李纯：“史健重视县委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制度建设，具体指导建立了学习、请示报告和请假三项制度。他发现有人未经请假私自去郭道镇后立即指示，要加强管理开展批评，不能放任自流”。他“把主要力量放到发展党员和建立基层党组织上，发展党员时注重阶级成分，优先从煤窑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在东阳城村连续举办多期党的培训班，所有党员都经过了轮训，极大提升党员素质和支部战斗力。每发展一批新党员就办一次学习班，“戴彦(原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副省级)负责训练工作，史健、韩柏（焦善民）等同志亲自讲课。”仅1939年7月中旬第一期（为期20天）就培训了100余人，这些同志“在沁源党的领导群众对敌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骨干集中培训外，还具体落实到农村基层每个支部，执行“党员培训要下到村”。刘迪(原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副省级)：“史健要求‘党员培训要下到村’，我是中心县委组织干事，下到离王和五里的神灵村办党员训练班。为防敌每晚都将培训教材包好，住在村支书家里。村支书姓段，是现14军搞文宣工作段文慧的长辈。一天凌晨日寇突然来了，我把文件包扔给支书，他三脚两步翻墙跑了我却被堵。妇女们集中一起怕被敌欺侮，乡亲们让我坐中间围住我，用绿豆面搓我的手和脸，隐去洋胰子味掩护我，那时敌还想搞‘维持’训了番‘东亚共荣’就走了，沁源群众真是好，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凝聚力强，军民水乳交融如一家。”
史健着重“加强农村党组织的整顿”，缩编中心支部规模，化大支部为小支部，将七、八十人缩小到30人的支部，理顺隶属关系，停止不可靠份子党籍，使每个党支部成为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大发展中认真贯彻上级“关于巩固组织的指示”迈入“紧缩、整理、严密、巩固”轨道，从内部组织上落实措施，以应对“突发事变”。
李纯：“入冬，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得很及时，提高警惕统一了认识，对‘突发事变’做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是迎战‘事变’临阵前的总动员。刘开基对会上史健所作‘当前形势报告’十分钦佩，曾和我多次谈起过。”
史健着力“对区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加强。当时各区的领导同志有：李维时、任荣廷、李焕卿、孟健、马宗璘、王献英、刘迪、武英、赵培敏、梁建功、郝桂蔚（周力）等同志。这是一支很精悍、很得力、很活跃的青年领导骨干” (引自任荣廷、李纯合署文)。
腥风血雨中锤炼成党坚强的基层组织和强有力各级(尤其区、镇、村级)领导班子，拥有一支忠于党、联系群众、特别能战斗的干部队伍，从而奠定了“沁源围困”的组织基础。
1939年11月14日召开太岳地区党员代表大会，彭德怀、安子文参加了会议。会上选举钟州、王一新、付贯一、王旭（王新三）、史健、高扬文、任志远为地委委员，产生新的中共太岳地方委员会。此党代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对于全面建设和巩固太岳抗日根据地，对于克服投降妥协危险和粉碎阎锡山即将发动的十二月事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自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第73页）。
刘开基回忆中一再强调沁源围困“党的领导是决定性的”，“哪里斗争最尖锐，哪里就有党员干部”，“党委有了思想上的主动，才有后来的一切胜利”（引自芦焰访刘开基文）。
3. 中心县委突出加强武装斗争
1939年沁源扩红好，民众踊跃参军，夯实了“沁源围困”游击战的武装基础。
组建了半武装的青年抗日先锋队，输送了一批批青年加入八路军。春季，以八路军基干队名义在东阳城村举办80多人青训班，结束后大部参了军。郭道纪念“七七事变”群众大会上，史健作了激情演讲，当即有120名青年报名参军，以此组建“沁源八路军基干连”。11月又有百余名青年踊跃参军，加上民族革命二高小毕业生组建的青年抗日学生队40余人，先后编入386旅772团。
8月初，日寇六路合击扫荡沁源。史健、韩柏与地委组织部长付贯一、雷绍典(地委公安处负责人)随同县委机关一起转移，基干连担任了武装掩护任务。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基干连英勇作战，掩护县委机关从李城突围，冲出敌人的合击圈，抵王庄后北沟村一带。当大家都安全的会合在一起时，同志们都高兴地流下了热泪。付贯一的乐观主义精神更使人钦佩，他给大家演唱了自编的京韵大鼓“敌机在头上嗡嗡叫，大雨涮涮往身上淋，史健在前面走，和尚(称自己绰号)在后面跟。”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看到了下庄党支部的作用，是他们找到了突围时失散的同志，也是他们动员群众烧水做饭使大家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不少同志的鞋子烂了打着赤脚，群众连夜给我们赶做了鞋子，使我们感到只有加强党支部建设，充分依靠群众，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引自任荣廷、李纯合署文)。
王献英：“付贯一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扫荡中把马丢了，柱个拐棍挺狼狈，史健安排我和他的警卫员护着付躲在谷楼峪山上，他们则在山下四周活动吸引敌人，对同志特别关心照顾。事后史健还开付的玩笑说‘你这个丢马柱棍的英雄’。史健是知识份子大众化，能与工农群众大家打成一片”。经过浴血考验的基干连，后编入刘丰(原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海廷(原旅大警备区政委)领导的“八路军太岳游击大队”。
王献英：“因没有人报名参加决死队，他们眼红而找我麻烦，发生扣留我牺盟会二区秘书赵自力（原北京市某局副局长）的误会。史健速来调解并告诫我，也应适当向决死队输送些兵员。当时我还想不通，感情上转不过弯，戴统战帽子的决死队与八路军是有明显差别的。史健肯定知道决死队中党的关系，但当时我们尚不知。太岳工委对外称‘八路军联络处’，‘县八路工作团长’实为各县的县委书记，当时党的机构多冠以‘八路’的名义。”
刘昂（原交通部人事局副局长）：“1939年冬中心县委组织破白晋路，我具体带民工，我上面是韩鸿宾，董杰也应知道。动员了千余民工破击沁县至太原的铁路达一周多，积极参与了游击破袭战，民工多来自二区郭道，因为离沁县近”。
任荣廷、李纯：“县委把围困王和镇敌人的主要任务交给了五区区委。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动员组织全区人民，积极配合我主力部队展开了对敌斗争。……4月12日夜袭击了王和镇敌人，击毙日寇大队长一名。有一次贾郭村的农民不畏日寇的森严戒备，在我决死队的配合下，巧妙地夜袭王和据点，夺回了大量物资”。这是一场围困战的重要实践，积累了“围困斗争”的直接经验和信心。
沁源扩大地方武装，游击队自卫队等组织工作突出，民兵武装在历次反扫荡中磨砺壮大。“围困王和”实为全县“围困”的先期实战演练，深受此胜利鼓舞，坚定了“围困”必胜的信念，奠立了“沁源围困”游击战的基础。李治时说：“围困王和长达六年半，比‘沁源围困’二年半要长许多”。
4. 中心县委粉碎十二月政变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中心县委领导下，果断粉碎“十二月（晋西）事变”阴谋，捍卫了沁源抗日政权，夯实了“沁源围困”的政权基础。
县城论陷后，县政府机构仍存在，配合党的各级组织，承担了移民安置的转移工作，有序有组织的安置，绝非放任自流。
1939年11月中心县委狠抓县、区、村三级政权建设，撤换顽固的旧职人员和极少数的坏村长，巩固充实了各级政权。
时任沁源一区书记马宗璘(原铁道部局长)、二区区长陈桂荣(原北京公安医院党委书记)、三区区长孙彪(原太原市民政局党委书记)、中心县委秘书李纯等回忆：阎锡山亲信新一旅旅长崔道修（沁源人），策划决死队白团长反水阴谋破产后，指使其党羽崔秀山等3人，妄图夺取我区县政权。他们拟定了接管人员名单，想先搞垮我城关编村政权。12月19日，污蔑我韩殿元区长贪污，煽动300余不明真相群众上街，经路过的陈桂荣劝解，仍剩下80余人继续闹事。这些人绑架了韩区长游街，高喊“打倒一区长夺回区政权”，还呼喊 “要公安局长穆彬下台”。马宗璘说：区里每月上交的粮款中有5个大洋给八路工作团，作为县委的话动经费，财粮助理员不慎泄露，被敌抓住借机煽动闹事。
一区马宗璘、李焕卿和二区陈桂荣紧急向县委汇报，史健偕警卫连长龙振权，立即进城同有关部门研究，连夜召开县委会。史健特别关注询问喊口号等细节，“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在沁源导演的一幕闹剧”，必须果断应对，坚决反击。面对县长“犹豫”，史健临阵换将，让穆彬当县长，决定由穆彬与地委公安处雷绍典出面，马上抓人。
12月22日在阎军飞机临空的威胁下，我政府针锋相对，仍在南小河瘟神庙召开万人讨逆大会。经公审将头目斩首示众，悬于东门外城墙上，沉重打击了敌嚣张气焰，镇慑住蠢蠢欲动者。全县各地纷纷声援，掀起讨逆反顽的集会游行，国民党169师和42师来不及反应已既成事实。
李治时：“焦善民、王锐、刘开基、李维时(原兰州市长)、李纯等与我谈到‘十二月事变’中的史健，一致认为他政治上很敏锐，对敌斗争很坚决，十分果断非常钦佩。在历史关键时刻维护了根据地，佩服得五体投地……。否则不会有根据地的沁源，太岳区也就失去了立脚点，遑论后来的围困斗争。”
孙彪：“反‘十二月事变’史健非常有魄力，精干简练痛快，最突出的是坚决镇压了夺权者。刘县长手软，中心县委书记史健临阵换将，让穆彬当县长，果断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敌头目，粉碎了敌政变阴谋。”
区委书记刘迪：“史健在错综复杂尖锐的反夺权斗争中表现坚决果断。事变前在组织上、思想上充分作好了公开与秘密斗争的两手准备，形成了前、后方的两套班子。例如安排我、黎锡福(原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夫人毛真、穆彬夫人小宋、生疥疮的陈桂荣等女同志转移地下，进入后方班子而隐蔽。当时同志们中间传的暗语是‘天要下雨准备好雨伞’，机关人员和干部都作好了准备，以防突然事变发生，由于反夺权胜利，这后备的第二手没有用上。”
王献英回忆录第72页：史健“指出也要准备形势变坏，转入地下工作，决定凡以公开身份出现的同志（指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出现的），要调到接敌区隐蔽下来工作。”我被调到安泽县工作，脱下八路军装，隐蔽在安泽党员家中，以老乡相称。中心县委针锋相对的反夺权斗争，粉碎了敌政变阴谋。“但也有些地、县对阎匪的反动阴谋，缺乏警惕，思想准备不足，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该撤退的没有及时撤退，该隐蔽的没有隐蔽下去，使不少党、政干部和部分新军，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受到损失，丢掉地盘。”
事变中太岳区及周边20多个县沦陷，卒不及防骨干遭杀害，丢失了地盘和政权，幸存者皆躲入唯一还被我完全执政的沁源县。失掉根据地客驻沁源的有15个以上县政府机关：沁县、襄漳、平遥、介休、灵石、霍县、洪洞、赵城、安泽、岳阳、晋城、沁水、阳城、汾西、冀氏等（引自《沁源抗战实录》第七辑106页)。而李治时回忆是21个县，马宗璘则说二十几个县。还有三、五、六专署及多支部队（决死一纵3个团、决死二纵2个团、212旅3个团、213旅2个团、游击一、二团、洪赵支队和汾城、襄陵自卫队及地方干部3000余人）余部均避难于沁源，得以休整。
当时太岳区仅剩下一个半县，即完整的沁源和半个安泽的县政权尚被我掌握。沁源成为积蓄太岳及周边我党抗日力量的落脚点。包括与太岳区相邻的晋豫区、晋西南工委，周边失去根据地的20多个县政府3个专署机关及决死队残部均避难于沁源。成为赖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沁源被誉为“小延安”。
这些抗日力量大聚集，带来各地的斗争经验，干部交流融合互补，观念素质大为提升。各支武装大汇合，沁源好比一个大漏斗，成为积蓄周边抗日精英的聚宝盘，极大提升增强了沁源的抗日力量。同时，他们的到来反哺沁源，为后续“围困斗争”做出回馈贡献。
奉军委1月19日电令，1940年春陈赓率386旅与总部特务团驰援沁源，与决死队余部在沁源汇合，史称“岳北会师”。从此转危为安，开创了太岳根据地的新局面。主力386旅的加入，改善了敌我态势，有力提升了对敌斗争的力度，掀波澜壮阔“围困斗争”新高潮。
反“十二月事变”胜利，令沁源独步太岳，奠定了其在太岳乃至全国抗战中特有的历史地位，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若无386旅及周边抗日力量的聚集，地委、区党委上级领导的部署支持，相邻各县特别是安泽的积极参与，单凭一个沁源县，大范围进行“围困斗争”是难以持续的。
5. 沁源模范县的推广
1939年夏，太岳地委在韩洪沟召开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现场学习和全面推广沁源的经验。各项工作突出的沁源，成为太岳区的模范县和核心，会后太岳领导机构马上由沁县松交村移驻沁源的韩洪沟。
洪赵中心县委书记郝可铭(原国务院参事、正部医疗待遇)：“沁源工作十分出色，在太岳根据地是很突出的。我的副手石金河参加了学习沁源现场会,带回史健公开县委、亮出八路军工作团、掀起群众运动高潮的经验。但超出我所在‘游击区’的实际而未能执行。史健虽比我年轻，但对敌经验比我丰富也比我沉着，人很纯洁正派也很聪明，有魄力很果断勇于开拓。史健为我还不是地委委员打抱不平，曾在领导面前与宣传部长顾大川等据理力争，而我的老同学王大经却不敢出面替我说话，史健的正直难能可贵。他联系群众有独到之处，例如有一次换季，正当大家因没有衣服发愁时，他设法弄来些洋布染上色，每人换上新装十分神气，大家都很高兴。安子文特别器重他，他和安相互打闹，敢和安脸红，还当面拍过桌子，相互间很是信任融洽。他什么话也敢跟安讲，而且往往讲得还都比较正确”。
沁源产生“围困斗争”，是历史沁源的延续，是历史发展之结果，诞生于此而非它，绝非偶然。正如刘开基10个月总结中所说“沁源不是游击区，更不是敌占区，而是坚强的革命根据地”。针对沁源优势，既有雄厚群众基础，又有有利地形，敌军深入，补给线长，兵力分散，实行断其路，绝其粮，“长期围困，战胜敌人”的策略。采取异于各县的特殊对策，这完全是建立在模范县的优势工作基础上，其“雄厚群众基础”乃历史铸成，非石头缝中蹦出，是天时地利更是人和。
6. 沁源的人民战争好
军民是胜利之本，正如《沁源人民的胜利》社论中所说“不仅创造了党与群众血肉相依的模范典型，而且创造了军政民团结，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配合的丰富经验”，构成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是“沁源围困”斗争的基石保障。
在延安，林彪、叶剑英听完县委书记刘开基汇报时说：“沁源的斗争很有意义，我们有些同志对人民战争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应该从这里面得到启发，受到教育”(刘开基《围困沁源》1965年8月17日《山西日报″)。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兵民是胜利之本。
小结：以上是“沁源围困”成功的六大基石。在敌占区只能被敌围困，游击区打了就跑限于游击，故敌占区与游击区是搞不了“长期围困”，只有在敌十分孤立的我根据地核心腹地才有可能。所以沁源“十二月事变”反夺权胜利，是“沁源围困”基本保障的前提，有着必然前因后果关系。
任荣廷、李纯在《难忘的一年》文中，回顾了史健中心县委时期：“从党的建设，群众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建设，以及干部的领导水平方面，都为以后的艰苦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以后的艰苦斗争”即指“沁源围困”。
据人民出版社《百团大战史料》第431/432页日方资料：共军主力一部盘踞于沁源，第一军为消灭其根据地，以绝将来的祸根，进行了第二期晋中作战。多路出兵，各自向沁源及郭道镇作求心攻击。
无疑，共产党掌握的沁源抗日政权，始终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迎来腥风血雨般连续扫荡。敌妄图创造“山岳剿共实验区”，终被我军民粉碎，沁源不愧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堡垒。
正如《沁源人民的胜利》社论所说：“敌人最后惨败了，事实已经证明：被征服的不是沁源人民，恰恰是征服者自己”。
（三）二地委发起领导沁源围困
1.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
据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围困沁源》一书第39页，1942年11月11日区党委、军区下达“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指示。“同时决定，撤消原来的反‘扫荡’指挥部（笔者注：‘五县联防指挥部’），在二地委和二分区的直接领导下，以沁源县委为核心，以驻沁源的主力部队38团为骨干……联合组成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即主持“沁源围困”的重担完全压在二地委、二军分区的肩上。
1943年春之前,“沁源围困”布局指挥均隶属于二地委(辖沁源、安泽、洪洞、赵城、岳阳、临汾、浮山、襄陵等县)直接领导，包括重用刘开基，发起並领导了“沁源围困”。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是沁源的老书记，十分熟悉沁源情况。在“围困斗争”中决策组织作用彰显，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2. 198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高扬文(煤炭部部长)、焦善民、宋洁涵(吉林省委书记)、李纯等《追怀史健同志》一文，称他“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指出：“史健对沁源的斗争十分关注，多次和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一起布置沁源的斗争，参与了沁源围困战前期的决策和组织领导工作。他帮助县委将城关一万二千余人全部撤离县城，疏散到山区。在县城周围，在‘二沁大道’两旁形成了一个长约百里，横宽数十里，面积约千余平方里的困敌区，我军民对县城敌人断其路，绝其粮，开展游击战，长期围困，逼迫敌军逃走。”
冬天万余人大转移的野外安置，成为“沁源围困”要害之关键，能否坚持之命脉所在，也是面临的首要困难。
3. 《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77页：“42年11月，组建了中共沁源县委为核心，与决一旅之38团共同组成沁源围困指挥部，在地委和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统一组织力量，展开对敌斗争”。这里强调“组织”未涉个人，因指挥员频换(李成芳、蔡爱卿、李懋之)而机构常存，“组织”的作用大于个人。突出强调了“在地委和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那时二地委机关仅有2、3匹马，各级通讯联络十分不便，全靠人力鸡毛信徒步维系。除区党委年度会议外，地委有相当大自主处置权，安子文充分放手，各司其责从不越俎代疱。
4. 《公仆刘开基》第412页、99页及《刘开基纪念文集续》第21页指出：“在沁源城关制造事端，妄图夺取沁源县、区政权的关键时刻，以史健同志为首的中共沁源中心县委果断采取行动，及时挫败了反动分子的夺权阴谋，为巩固以沁源为腹心的太岳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1942年沁源围困战最艰苦的时期，史健同志就任书记的太岳二地委直接参与了沁源围困战前期的决策及组织领导工作”。史健“对所属沁源县的围困日寇的斗争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任太岳区二地委书记，亲身参与指导沁源围困战的史健同志曾经说过：沁源‘二年半’的胜利，和启用了一个有觉悟、有群众基础的当地人(刘开基)有重要的关系，这也是一条成功经验。”
刘开基对史健“这个虽比自己年龄小、但有着丰富革命阅历的上级领导非常尊重；史健也对刘开基这个有觉悟、有胆识的本地干部非常赏识”大胆使用；“在残酷斗争的环境下，刘开基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史健后来病中大剂量用药时常由刘开基签字。
5.刘开基在1943年8月所写《关于沁源对敌围困斗争十个月的总结》（引自《沁源抗战实录》第七辑39页）中：“11月8日接到分区(原二分区)反‘扫荡’指挥部的指示，说敌人采取轮番扫荡的战术，反‘扫荡’可能要延长二三个月……”。此“（原二分区）”特指二地委和二军分区的反“扫荡”指挥部。
此预估“二三个月”已超出历次扫荡，敌一改往昔”奔袭″方式，占据沁源县城后，企图建岗村宁次“山岳剿共实验区”，霸占蚕食我根据地。时间终拖至2年半，地域超出二地委，亟待友邻的协助,如三地委绵上县及一地委沁县配合。
6. 除二地委所辖6县，虽然史健曾是沁县（属一地委）及绵上（从沁源析出）、平遥、介休、灵石、霍县5县（后属三地委）的老领导，对每县状况及各级干部十分熟悉。为摆脱地委辖区局限而统一对敌，他向安子文请示建议，经批准承上启下，出面协调落实，于是拉开全太岳支持的“沁源围困”大幕。1943年春，这些县并入岳北地委，从建制上更利于统一指挥。
县武委主任王鹏飞笔记中记录，1942年曾成立有“五县联防指挥部”，这是在各县“反扫荡指挥部”基础上摸索加强统一对敌的一种组织形式。五县的资源合力远超一县，其“联防指挥部”副政委分由沁源、安泽两县书记的刘开基、任明道并列担任，可见安泽在“沁源围困”举足轻重。李懋之、王鹏飞先后任“联防指挥部”参谋长，“联指”政委是谁？王鹏飞后人王箭据资料分析，有史健任“五县联防指挥部”政委的可能，五县联防存续或仅几个月。围困斗争随敌情演变逐步深入，事前谁都未曾料到拖至2年半，所以斗争组织形式也在不断调整中。
刘开基《关于沁源对敌围困斗争十个月的总结》：“为了统一军事行动，在‘反扫荡’一月后，正规军（38团）从外线作战回来后，上级（二地委二分区）就令组成围困指挥部。当时为了行动上统一指挥，沁源、安泽统一由38团指挥……该团参谋长出任总指挥……但无论那个部队的活动都必须统一受县围困指挥部的统一领导”。此时未含绵上县，但特别列出安泽县，足见安泽在“沁源围困”中之重要，也表明当时尚限于二地委辖区。安泽协助沁源並肩扛起“围困斗爭”的重担，成为两个主要担当县。专注于协调两县军事行动的“县围困指挥部”，于1942年12月1日在马森成立，初限于军事（两县无论那个部队的活动），在二军分区辖区内。显然两县党政等安置转移全面工作各司其责，仍隶属于二地委。1943年7月6日陈赓日记：“领导上由县围困指挥部转变到围困委员会”，记述“纯军事”上升“全面”的转变。也就在43年春夏，二地委并入岳北地委，结束了历史使命。
那种未卜先知，事前就预估出具体斗争形式说法不妥。不能“以果逆因”今话否老话，斗争是逐步摸索演变的。由下而上，由基层升级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那种通过实践才逐步获取的认知却被推演成高层的先知先觉，是不符实际的。初期尚未惊动区党委，由点到面超出二地委辖区时，才上报安子文统一协调。事后多年才称“围困战”，当初通常反”奔袭″、反扫荡，俗称“跑反”。谁也未料到竟能拖至二年半，谁也未想到创出长期”围困斗争”的模式。
7. 在忍饥挨饿受冻极限下出现了回去搞“假维持”活思想，当沁源的交口反映“为啥相邻沁县能维持我们却不能”疑问时。史健要求县委刘开基重点多做工作，掀起“回据点去，还是不回去”大讨论，统一了思想。群众达成：“宁饿死在山沟，也不回去维持”共识，遂坚定地投入围困破袭。
1945年3月6日行署主任牛佩琮（原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在太岳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交口附近在特务的策动下，曾一度维持了7个村子。群众就在干部的领导下，进行了反维持斗争，做到被抓在据点的老百姓一个一个都跑出来，誓死不维持。
刘开基十个月总结也说：交口的反维持斗争比别的据点复杂激烈，责成二区指挥部与驻二区干部专门研究解决。交口离沁县较近，部分群众认为沁县能维持沁源也能维持，不懂得党在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斗争策略。县委特发出《告全县人民书》，对郭四则、杜中和等4个坏蛋则召开群众大会予以镇压。
汉奸李角跑进交口敌人据点，成立自卫团，筹备维持会。我战斗队半夜袭击，第二天他立即投降，摧毁交口建维持会的计划（引自芦焰采访刘开基文）。
董谦在1943年12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围困沁源半年的斗争特点”文中：“敌人的基本方针为搞维持会”软硬兼施，“以交口敌活动最凶猛”。“依靠占领前‘东川维持会’之特务基础，诱骗群众回家”。“主要特务分子被我捕杀后，其他协从分子亦先后向政府自首，使交口‘维持’终成泡影”，交口这个弱点遂被克服。
作家周立波在《沁源人》一文记述了当年对张学纯县长采访：上级指示，对沁源围困得还不顶好，对交口的围困更差。动员了一切干部到各村各家去进行说服和教育的工作，使所有群众都自愿搬开，彻底的空舍清野。
1943年4月15日，伪山西《新民报》特派员董长庚随军路经沁源后，在”如疾风扫叶″通讯中承认”交囗至沁源间，为共匪区域……势力相当庞大，他们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之组织，由此可見一般。″
8. 二地委教育科长郭真(原轻工部局长)：“沁源隶属二地委建制，‘沁源围困’成功和二地委史健及时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他是沁源中心县委老书记，二地委时又领导沁源。别看42年一个冬天时间短，但万事开头难，摸索斗争方式与移民安置困难重重，十分不易。史健率先提出‘围困’构思，是‘沁源围困’模式开拓的引领者。在史健领导下，由一般‘反扫荡’临时性‘跑反’，上升到长期坚持‘全面围困’对抗。 在二地委各县特别是安泽参与下，安置了沁源移民野外生存，渡过第一冬就是最大胜利。1万5千人离家渡过一冬，就能过二冬，循此下去逐步完善，坚定‘持久围困’必胜信念。经过1942年冬天实践证明，野外长期坚持可行，建‘无入区’围困敌人成功,开拓趟出这条路意义重大，影响並决定了整个后续‘围困斗争’走向，二地委的关键作用功不可没。”
9. 围困虽发生在沁源，却不孤立，是在地委、区党委统一领导，周边各县积极参与下，共同协力完成这一壮举的。
首先解决过冬移民吃住难题，这是首要任务，也是围困能否坚持的基本前提。群众大转移中，野外生存站住脚事关成败，也只有安置好移民，才能野外坚守不回城，坚持“无入区”封锁，才能持久围困敌人。
《向沁源军民致敬》社论指出：“从1942年10月以来，洪洞——安泽——沁源——交口——沁县大路上，1万5千人民，全部有组织的转移到离开大路的山庄中，这一个大转移组织的非常之好，农民曾对地主作了很大的劝说和首先帮助他们搬家，对于大烟鬼地痞流氓也做了劝说和监视，由于农民全体组织起来和发动起来了，敌人所获得的仅是一个真正的‘无人区’……政府的帮助、群众的互助，和劫敌运动的开展，解决了1万5千人的生活问题。”
社论强调“政府的帮助”和“有组织的转移”突显了“十二月事变”反夺权胜利后县政府的贡献。社论特别点出二地委的洪洞、安泽、沁源三县在围困转移中作用，请注意此时仍未提绵上县。
牛佩琮报告：“1942年10月23日敌占沁源城，后又连续扫荡20天，建立了许多据点，如阎寨、中峪店、亢驿、交口、绵上等。军事上采取奔袭包围，抢粮抓丁，企图活动维持，在沁源建立‘剿共试验区’，这样我军民就进行了围困沁源的斗争，敌人的企图失败了”。报告中点出亢驿，可见安泽之重要。其“围困沁源的斗争”提法，表明1945年春尚未叫“沁源围困战”。
1943年2月8日，董谦在《解放日报》发文：第一阶段中，我军活跃于外线作战。这一时期共毙伤敌伪军1500名。较大战斗如安泽芦家庄战斗。……安泽敌向亢驿用汽车架线，被我民兵收割电线千余斤。第二阶段，以三个大队坚持盘据沁源至安泽一线……，企图久驻，开始修筑从安泽到沁源，从绵上到王和的公路，沿线修筑碉堡。12月9日，我民兵配合部队伏击亢驿出犯之敌40余人，牲口百余，我无一伤亡。12月12日先后在安泽到亢驿公路毁坏敌汽车60余辆。另，董谦在“围困沁源半年的斗争特点”文中：“到月底，清剿边缘地区之敌主力大队，即由和川，亢驿，北平镇分三路撤退……敌人长期驻扎岳北之布置已形成（沁、绵、安三县扎下8个据点，两条补给线）”。
《解放日报》上述报导屡屡提及安泽的亢驿、和川、北平，彰显安泽与安沁大道在围困前期之重要。即刘开基前忆沁源、安泽两县军事统一行动，均由围困指挥部——38团指挥之缘由。
二地委各县还掀起“节约一把米”支援沁源的运动，“宁喝两顿菜汤，也要把小米捐助沁源难民”。地委机关、部队开展了“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救济难民”运动。
10. 二地委所属各县，仅安泽一县就拨粮600石。安泽的义亭、罗云、双头、安上、上田、北崖底村还打窑洞安置难民2000余户，约占移民三分之二。
春节期间，安泽县委书记石萍（宋洁涵）、县长杨少桥，带着粮食和30万元冀钞赴沁源慰问，和沁源人民共同度过了1943年的春节。
除积极开荒外，“政府拨给土地耕种”与“动员群众对安置在当地的沁源难民让地”。实行互救互让，从长期斗争需要出发，解决难民土地问题成为基本的前提。除安泽调剂土地给难民外，沁源自己还挤出7500亩，绵上2000余亩，基本解决了上万难民的土地耕种问题。“每人除抢种原地外，还可在移住区种得2亩至3亩，使生活永久有保障”。夯实了“坚决不维持的物质基础”(董谦“围困沁源半年的斗争特点”)。
“组织群众互助来解决生活问题。”还发放春耕贷款买种子，恢复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利于长期坚持。此时的“沁源围困”不独属于沁源一县，它属于二地委各县，属于整个太岳。鉴于旱象严重，集总野政曾发出过紧急训令，号召所属部队帮助群众挑水抢种。
牛佩琮报告中指出：这时难民转出，达1万余人，没有吃的，又没有地种。行署发救济粮1500多石，款10万元。动员互助并清理仓库旧存粮及过去反贪污粮2000石。各县救济及军政民节约共在1000石以上，适当的将难民安置。动员拨地，号召吃野菜、吃糠……春耕贷款18万元，由于政府替群众解决困难，所以政府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了抗日政府是真正给人民办事的。报告中所发放的救济粮已达4500石，后勤保障是坚持到最终胜利之根本。
刘开基十个月总结：“各个时期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各个时期是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也可以说是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把各项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强调“以经济斗争为中心”首先保障移民生存条件，排除后顾之忧，方可长期坚守不维持。点睛“沁源围困”实质，是保障群众的物质基础——生存条件，才能长期坚持围困敌人。
11． 霍山剿匪经验的启发。盘踞于霍山的土匪经常袭扰我根据地，是黄粱据点日军的帮凶，为我根据地心腹之患。史健吸取41年春冬两次剿匪未能彻底的经验，制定了在土匪腹心区实施移民，把山林、咯台、尖阳等村民搬迁，形成“无人区”。实行空室清野，隔离孤立土匪，断绝其生存条件和耳目。在严密经济封锁基础上“剿抚结合”，掀起“宽大自首、携枪归顺或报告匪情者有奖”政治攻势，辅以军事打击围剿策略，被孤立之匪惶惶不可终日，军心大乱，8月20日已陆续有五十多人投诚自首。42年秋史健带葛莱、李惠春（安泽县公安局长）赴霍山与孙定国副旅长、李明如统一指挥38团一个营、二军分区基干营和安泽、洪赵、沁源县大队及安泽县公安队剿匪。38团3连在模范连长胡尚礼（原河南省军区政委）率领下直捣虎穴。终于肃清了侯福山、李廷玉（中条山战役的溃兵），谢志德、王伯旦（阎锡山旧部兵痞），王有章(河南林县惯匪)三股匪帮。10月20日在安泽圪堆村召开了千余人祝捷大会，由专员杨少桥主持。会上从宽处理了坦白的74名，公审枪毙了罪大恶极的亢占标、张振山等7人，从此杜绝了匪患。受霍山“移民”剿匪成功启发和围困王和实战鼓舞，借鉴二者经验史健萌发移民“无人区”来“围困”沁源构想。此因地制宜独特斗爭模式创意，非凭空而来，乃实战经验及时的总结推广。
12. 1943年春二地委撤销，并入岳北地委(大一地委)。二地委时期虽然有限，但在关键初期，摸索斗争方式形成，发起领导了“沁源围困”，开局应对决策布局，组织指挥上贡献巨大。随敌情演变，实践中磨砺，开拓寻找出一条扬长避短，适宜自己的独特斗爭方式，即开辟出崭新的“沁源围困”模式。如薄一波赞“创造出这个罕见的奇迹——没有人民的世界”（引自薄给董谦“围困沁源通讯”一书序言）和“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用围困办法战胜敌人的先例，党中央对此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引自《公仆刘开基》第100页）。
后续斗争循此途径，坚持完善即可，无须再探觅，窑洞已打成，冬粮也凑齐，上万移民安置的艰巨任务完成后，渡过了艰难开局第一冬。在妥善移民安置后，军民结合还“开展了劫敌运动和到城里抢粮，不仅去抢回自己被敌人抢去的资财，而且去抢得敌人的资财”（《向沁源军民致敬》社论）。牛佩琮报告：“沁源城抢出粮2500石以上，中峪店则把全部东西抢出去”。1943年7月6日陈赓日记：“沁源城粮食抢出三分之二，失去三分之一”，记述了劫敌成果。
建立12个民兵轮战队，轮换交替，劳武结合，抢耕抢种抢收。还因陋就简办了“山沟小学”、“山头集市”、“简易诊所”、“緑茵剧团”，斗争与生产生活三不误，方能长期坚持围困敌人。
万事开头难，承上启下，二地委发挥了关键作用。开拓难而守成易，回顾“沁源围困”宏伟的历史画面，二地委开局中这浓墨重彩决定性的一笔，沁源人民应该铭记。
老同志们一致回忆：1942年冬，万余人大转移中，野外坚持是2年半中最艰难困苦的一冬，是饥寒交迫最难熬也是最关健的一冬。牛佩琮报告中也说：在1942年底时，群众困难增加，无棉衣，部分人没有吃的，这时政府拨出粮食1000石。衣服解决办法，政府提出并被子做棉衣，几人伙盖一条……
在1942年严冬，二地委领导下开辟创造出崭新独特的“围困”斗争模式——闻名全国的“沁源围困”。
13.割裂历史抽取片断就事论事，是难以找出围困缘由的真谛，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失之片面。何以能产生“沁源围困”？溯本求源，归之于沁源中心县委大发展的工作基础（五县资源的统筹调配）；“十二月事变”中反夺权胜利的保障；太岳及周边抗日力量大聚集和386旅驰援；二地委及时正确领导及安泽的鼎力参与；强调党的各级组织的关键作用；这几点是以往研究中易被忽略的视角。
党领导一切，希望对沁源围困斗争的纪念，能从党一元化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层面挖掘，结合历史进行全面性回顾总结。
（四）史健与沁源
先父史健(李维略)自1939年到1943年春，先任沁源中心县委书记，1940年1月就任沁源直属上级的二地委书记。抗战8年中，直接主持领导沁源工作近5年，功不可没。
“沁源围困”的基础由史健等建立。据我采访焦善民、王旭(王新三)、赵鹏、王锐、史怀壁、宋洁涵、毕占云夫妇、解学恭、李雪峰、安子文、刘竞雄、刘佩雄、刘有光、聂真、李聚奎、李成芳、刘迪、周希汉、顾大川、张汉丞、李明如、袁学凯、张天珩、李懋之、周仲英、雷荣天、张钧、王砚泉、刘开基、郭钦安、高首先、祁果、徐芝寅、李淑文、曾远、杨少桥、郝可铭、蔡爱卿、邓仕俊、陈康、李哲夫、张明、余凯、张学纯、梁建功、郝桂蔚（周力）、韩鸿宾、胡尚礼、文俊、王海廷、宋涛、刘舒侠、葛莱、董谦、董峰、雷绍典、陈星、任明道、王炯、武锐、任荣廷、蒋文岚、李纯、罗铭、刘昂、郭树森、马宗璘、陈桂荣、李一平、王献英、孙彪、关子平、崔焯、连中堂、丁洪、曹素人、崔敬德、郭真、王廷栋、白涛、孙联、杨振亚、蒋毅、武英、刘建蜀、王克、田英、赵力之、宋川、胡杰选、李荫蓬、姚一楷、李仙、李治时、苏策、郑海、郭刚、任善征、荆聿玖、杨乃修、李惠春等老同志回忆。是公认名副其实“沁源围困”的奠基人和发起领导者。不能因非沁源藉，1948年病得早不再工作无声无息了，就忽视他对沁源的历史贡献。
孙彪(沁源三区区长)、郭树森（县公安局长)、梁建功(四区书记)、刘昂(交通部人事司副司长)等对我说，赞许人民日报《追怀史健》一文，但美中不足。认为中心县委突出的开拓性工作，果断粉碎“十二月事变”及“沁源围困”艰难开局贡献，叙述不细而泛于笼统，皆一致认为史健最大建树就在沁源。没有沁源1939年大发展基础与反夺权胜利这两个前提，哪里会有后来的围困战？在敌占区、游击区只能打了就跑四处游击，否则必被敌围剿，焉能奢谈去围困敌人！
他们指出：辖五县时的中心县委和二地委领导下的沁源，能集中超出一县更广泛的资源统筹调配，为后任单个县的书记[祝宏毅、祁果(新疆自治区书记)、刘开基(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所不具备的。例如：围困王和镇，得益于平遥介休等县的密切配合。史健原为平（遥）介（休）联合县委书记，恰中心县委书记时又主管，更利于统筹协调。1941年析出绵上县后的沁源，已非原来之老沁源，仅相当于半个。
又说：1937年底安子文来沁县，授命组建太岳工(特)委任书记，史健（原延安中央苏维埃内务部秘书长，董必武部长的副手）为太岳工(特)委秘书长兼沁县抗战首任县委书记，是太岳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老太岳干部中威望高，安子文外属史健。面临统一战线新课题和大批新党员，素质亟待提高。史健在石咯村、小河村、开村，连续主持工(特)委各期党员培训班。在乌苏村大明寺党校培训中，史健主讲根据地建设、统战政策、游击战，付贯一讲党的基本知识。培训出沁县、沁源、安泽、屯留等县一大批骨干，老太岳地方干部中的多数都是从这里培训出的。
安子文坐帐中军，开路先锋便是史健。伴随大刀阔斧开拓，他主政时沁县、沁源、安泽，相继成为太岳领导机构驻地，成为太岳根据地砥柱中流。随开辟实际引领了太岳首脑机关转移，史健一直是领导中枢所在地的主官。中条山战役后，1941年6月他又奉区党委之命，率马英（原宁夏政协副主席）、杨少桥40余人组团开辟岳南（沁西）。临汾由曾远、张耀庭负责，浮山由葛莱开辟，青城由秦瀛负责。在二地委原来工作基础上，在史健帮助支援下，从二地委辖区划出浮山（襄陵、翼城、从安泽划出一部成立冀氏县作为太岳四地委驻地）等县作基地，建立了以焦善民为书记的岳南地委，从此太岳区由3个地委扩大为4个地委。《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第120页：沁西（岳南）工委由史健负责，领导浮山、翼城、临汾3个县的全面工作。
《人民日报》追怀史健文：“他还正确处理了在决死队是否发展党的问题。为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党中央曾有过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组织的通知。有的同志错把党领导下的‘决死队’也看作友军，要史健向决死一总队政治部主任周仲英传达中央的决定。他一面传达，一面感到决死队不是友军，不属于中央规定的范围，便和周仲英商量，搜集意见向上级反映。经安子文请示，1938年4月，北方局通知重新恢复决死队中党组织的活动”。
决死一总（纵）队政治部主任周仲英(决一旅政委、原国家经委副主任) 1985年11月回忆：我们决死队是通过史健来和安子文联系的。当初太岳工委尚未设组织部与宣传部，他是秘书长跑里跑外，前前后后什么也管。对他印象很好，平易近人很热情，能辩证地看问题，是个很有见解的精干人。安子文对我说“史健确实很不错，联络处(太岳工委)的事全靠他了，人很正直也有主见……”。史健不是机械传达上级指示，而是根据实际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我说很想不通，是否我们工作再隱蔽些，不让阎锡山发现即可。他表示要搜集材料向上级反映这“不同意见”，当场我也表态支持了他。先前的“停止”由晋冀豫省委发文，后来“重新恢复”则由其上级的北方局下达，可见史健的投诉引起上级的足够重视，迅速采纳予以解决。
1938年3月29日，朱德、彭德怀、朱瑞就此致电中央书记处，指出：“自决死队内的党组织解散后，绝大多数党员表示烦闷，甚至离队，党的领导作用降低，影响决死队工作。为此提出恢复决死队内党组织的办法。指定原组织内最可靠的党员协同安子文负责此项工作”。次日，刘少奇就此复电：“现应立即秘密恢复决死队中的党组织，并提出七条具体办法”（《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第59页）。面对是否“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重大抉择，不盲从的史健功不可没。“重新恢复党组织”后，我党掌控的决死一纵队成为开辟太岳的主力。客观上也检验了各级人员的党性，有人无所谓，但为了党籍许多同志都哭了，如雷荣天、高德西等纷纷要求退出决死队重返八路军。我还做王砚泉、南静之等思想工作，暂时看不到党的文件时，要注意学习《新华日报》社论，从中领会党的精神。
有别于决死二、三纵队在“十二月事变”中损失惨重，我党牢牢掌握的决死一纵队损失最小。其决一旅38、25、59团，后成为“沁源围困”的主力武装，屡建新功。若放弃党的领导，决死一纵队承受不住“十二月事变”打击，没有38团等主力参与，则“沁源围困”局面难以想像。
其实，“沁源围困”，虽冠“沁源”名，但转移安置远超出一县，应属沁源、安泽、绵上等县，前期属于二地委，后期属于岳北地委，属于整个太岳。史健奠立发起领导了“沁源围困”，抗战5年中对沁源的作用，现沁源几人知？历史不该忘记！
（五）澄清沁源隶属
1. 沁源隶属于二地委
需要指出，1941年1月从二地委的沁源划出绵上县归了三地委，但未改变沁源原隶属。《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第190页，把沁源与绵上这两个县混淆了，遂有沁源归“三军分区”之误，第251页又说县政府归“三专署”。以上皆与该书第334页区党委组织部的“二地委统计数据”相悖，即军政与党的隶属相矛盾，也与《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第620页、655页等书抵牾。此误不但被二地委及沁源县刘开基等所有当事人一致否定，也被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旭(王新三)、组织部长焦善民、宣传部长祁果共同所纠正，三人一致认定沁源归属二地委，从未归过三地委。
王旭强调：“1940年1月组建二地委时，沁源就归二地委，我任二地委书记。一个月后我调三地委，由史健接任书记。后来从沁源分出的绵上县，归了我三地委，但沁源原隶属不变，仍属于二地委”。
此得到1986年《人民日报》高扬文(一地委书记)、焦善民(三地委组织部长/四地委书记)、宋洁涵(二地委组织部长)、李纯(一地委秘书长)“追怀史健同志”一文证实：“1940年1月，史健任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领导沁源、安泽、洪洞、赵城、临汾、襄陵、浮山等县的工作”，且沁源列辖县之首。高扬文此文征询过同在煤炭部王新三（王旭）副部长意见，得到他细节上补充和签名，因署名限制发表时被省略。该文其实是六个人共同的追怀，即太岳一、二、三、四4个地委级主要领导的共识，对澄清沁源隶属是确凿可靠有份量的证据。86年《人民日报》发表时，众当事人知情者健在，从未听到过任何异议。
郝可铭回忆：“1940年1月史健任二地委书记时，我为地委组织部长，沁源即隶属于我二地委。后来名誉上我是‘巡视团长’实际因肺结核脱产养病，1940年7月宋洁涵继我接任二地委组织部长”。
宋洁涵在《革命史资料》17辑第21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1940年8月，我由中共太岳一地委调任二地委组织部长。当时二地委辖沁源、安泽、岳阳、洪洞、赵城、浮山6个县委，另外敌占区的临汾和襄陵两个地下市县委也归二地委领导”。
上述两任二地委组织部长证实：1940年沁源隶属于二地委，且宋洁涵文也列沁源为排序之首。
张天珩（原轻工部副部职）在《革命史资料》17辑第204页回忆:“从1940年起，史健同志任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当时二地委辖安泽、岳阳、洪洞、赵城、沁源、临汾、浮山、襄陵等县。军分区司令员先后是张汉丞、李明如。军分区副司令员袁学凯，副政委是郭钦文，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参谋长蔡发祥”。我采访张汉丞、李明如、袁学凯时都明确证实沁源隶属二军分区，一致驳斥了归“三军分区”之误。
我采访宋洁涵、徐芝寅时，二人强调：沁源始终归我二地委，刘开基都是来亢驿参加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的，从未听说过沁源“直属县”。我采访二地委郝可铭、曾远(二地委秘书长)、李淑文、郭真、葛莱(二地委组织科长)、胡林(二地委会计)、姚一楷、干事曹素人、梁生光、言丝木、李俞平、李华（陈如柏）、李惠春、王洪德等十余人的回忆也同上完全一致。
1989年元旦，绵上县老领导史怀壁(民政部副部长)致我亲笔信：“我在1940年到1941年初曾在二地委绵上任县委书记。不久我就调到第一专署任专员”。他指出：析出绵上前之沁源归二地委。
祁果对我讲：“从介休起我就跟随史健並做他的助手。我任介休县委书记时也归沁源中心县委他领导。1940年夏我任沁源县委书记，仍在二地委他的领导之下。史健一直是我顶头上司，我调三地委任宣传部长时才分的手”。
刘开基1943年夏在“沁源对敌围困斗争十个月总结”中指出“11月8日接到分区(原二分区)反‘扫荡’指挥部的指示……反‘扫荡’可能要延长二三个月”。“上级（二地委二分区）就令组成围困指挥部……”。在二地委撤消並入岳北地委后，仍强调记述沁源围困归属于二地委领导。
当时太岳区有4个地委，上述4个地委当职主要领导，都一致认定沁源隶属于二地委，尤其三地委3位领导均排除了沁源归已，有力纠正了《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190、251页之误，验证了该书334页属实。凡与众当事在职领导一致相悖的说法都站不住脚，无论它出自哪一本书。
二地委农会主席韩鸿宾(山西省委常委)与二地委妇委书记家母李淑文，二人同时分兼沁源县农会主席和沁源县妇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沁源县组织史资料》第44页：韩鸿宾于1940年5月～1940年12月“兼沁源县农救会秘书”。第29页：1940年1月～1940年12月，李淑文沁源县妇委书记。又《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第692页：1940年3月～1943年3月，李淑文任太岳妇救二分会秘书(实党内二地委的妇委书记)。可知1940年初两人都已兼职，证明当时沁源归属二地委的具体实例，因为不许可跨地委兼县职的。
韩鸿宾在《山西抗战口述史》第54页：“牺盟会40年以后消亡，我就到太岳区的农救总会，卫恒兼过太岳农救会一分会主席，我兼二分会主席，在沁源、安泽、洪洞、赵城一带活动。”
1987年4月，韩鸿宾对我说：“1940年我在史健领导下一年多，印象是个很能干的人，理论上有一套，工作上有魄力，平易近人，很开朗是个能打开局面的人。他让我下到安泽的合川和唐城搞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当时我还兼着沁源县农会的主席，沁源归属二地委领导”。
二专署专员杨少桥(原粮食部副部长)对我讲:“沁源归我二专署领导，从未听说过直属县”，明确驳斥县政府归“三专署”之误。
郭树森回忆：“我任沁源县公安局长时，受二专署公安督察处长谷震直接领导”。
裴润(1940年底沁源县农会主席)在《沁源抗战实录第四辑》第79页回忆：“1941年初沁源分成绵上（简称北县）和沁源（简称南县）两县，分属太岳三分区和二分区管辖。”
太岳政研室负责人董峰（原国家体改委秘书长）：“1942年‘沁源围困战’最艰苦的时期，他任太岳二地委书记，对所属沁源县的围困日寇的斗争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刘开基纪念文集第21页）。
李惠春（原长治市委书记）《宋洁涵纪念文集》290页：“1940年春……下设三个地委，宋洁涵同志被调任为太岳二地委组织部长（沁源、安泽、洪洞、赵城、浮山），我为组织干事”。
沁源四区书记梁建功：“1940年沁源归属二地委领导，后分出的绵上县归了三地委”。
绵上县教育科督学安文烈（原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第一专区以沁县为中心；第二专区以沁源为中心；第三专区以绵上为中心……” （引自《沁源抗战实录》第四辑287页）。
沁源一区书记马宗璘85年11月：沁源归属二地委领导，1941年刘开基带我们沁源县的各区书记，到亢驿参加地委党的积极份子活动会议。40年的二地委工会书记姚一楷回忆：当时沁源隶属于二地委。
上述众当事人回忆及韩、李二人兼职时间，充分证实了沁源1940年隶属二地委，绝不是三地委或三军分区、三专署之谬。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第620页：“中共太岳二地委下属组织有临汾(路东)、洪洞(路东)、赵城(路东)、安泽、沁源5个县委”。
该书第655页：“晋冀鲁豫第八专署(亦称太岳二专署)，该专署的管辖区与中共太岳二地委区域相同。先后下辖洪洞(河东)、赵城(河东)、安泽、岳阳、临汾(河东)、沁源等县政权组织”。
该书第676页：“太岳第二军分区（1940.6—1943.3）下辖地方军事组织的活动范围、驻地与中共太岳二地委领导的区域及驻地相同”。
上述强调了二专署及二军分区皆与中共太岳二地委辖区相同，即再次确定了沁源归属二地委，党政军隶属是完全一致的。驳斥了《纪事》第190、251页之谬。
江横（董谦）1943年6月3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太岳区的环境和工作概况”一文：“现太岳区共辖x个专区、xx个县，计x专区包括沁县、屯留、襄漳。x专区包括安泽、洪洞、赵城、沁源。x专区包括绵上、灵介（灵石、介休联合县）、霍县、平遥……”。此文定稿于1943年2月25日，6月3日公开发表，白纸黑字公示了2月25日时各地委辖区的状况，鉴证了当时沁源与安泽、洪洞、赵城同属于二地委。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第334页：1942年7月，太岳区党委组织部对全区的组织状况进行了统计。其中：“二地委辖赵城、洪洞、安泽、沁源、岳阳5个县委、16个区分委、164个支部、共有党员2164名。地委书记史健，组织部长石萍(宋洁涵)，宣传部长徐芝寅”。此太岳区党委组织部门统计数据，严谨详细，客观公证，专业权威。言之凿凿公示，42年7月25日时隶属细节，即沁源归属二地委的铁证。党政军建制完全统一，且党领导一切，凡与党相悖的隶属，皆为不实之谬。《纪事》一书第190、251页编校时，这误“二”为“三”一字之差疏忽，模糊了原本清晰确凿的隶属关系。党领先于政、军，开辟新区发动群众站住脚后，才逐步建立的政府和军分区。故专署、军分区必与地委隶属完全一致，二地委成立一年半后才成立二专署。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围困沁源》一书第3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指出：“在二地委和二分区的直接领导下，以沁源县委为核心，以驻沁源的主力部队38团为骨干……联合组成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是战时全县最高的权力机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属中共太岳区二地委、二军分区直接领导”(沁源文史总41期第14页)。中共太岳区小二地委’是中共沁源县委的直接上级”(沁源文史总42期第16页）。县围困总指挥部……上属中共太岳二地委、二军分区领导″(太岳丰碑第200页)。"无论是太岳区’第八专区′还是习惯上称呼的‘小二专区，沁源县在1943年2月的当时是归其领导的（”沁源文史总42期第18页）。
2. 沁源“直属”不实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沁源县组织史资料》第51页：“全县共有党员1031人，其上级归属，1942年10月前，直属于太岳区党委领导，后归中共太岳二地委和一地委先后领导”。
此一地委即二地委撤销后的岳北地委，这里也未说沁源归三地委。上仅列出截止“10月前”却迴避了起始时间。而关键“10月”已被《纪事》334页的“7月”所否定，此提前3个月的统计数据，有力宣判了截止“10月”失实，即“直属”结束期也无据。
前列我所采访数十位太岳当事人中，均一致认定沁源归二地委，皆不知“县委直属”。若“直属”众老人必知晓或有所耳闻。
沁源县越过地委“直属”，享地级政治待遇不比寻常，非地委所能决定，必有特殊缘由，其起始必有区党委批文。连存世仅两月的平(遥)介(休)联合县委都有案可稽，1938年12月～1939年2月，因敌王和据点割裂两县联系而终止。为何“直属”无缘起也无批文？何时从何地委析出升级均未交待，毫无依据，表明它不存在。沁源始终隶属二地委无疑，得到当职所有太岳地级领导们公认，也得到上列我采访众人一致公认，对此结论无任何当事人出来置喙。
1939年“十二月事变”，各县沦陷，太岳仅剩一个半县，即完整的沁源和半个安泽。只剩一县或许成县政府“直属”说法缘由。政府和党委不同，政权即使丢失但党组织仍在，两者不可混淆。不能以政府存在及隶属来判定党组织的存及隶属。不能以“一县尚存”成“直属”，即类推党组织也“直属”。
当时县委有称“中心县委”或“特别县委”者，临时授权指导邻近几个县，通常高半格。但其所在县政府並未同步，仍只管本县，与邻县政府无指导关系，党政分开是有别的。
1941年沁源一分为二而缩小，未授权指导它县。若“直属”必扩大而不会缩编，起码维持原建制不变。越过地委一级成“直属”，实为“上级”缺位的“独立”县，“领导”成了虚无，在通讯恶劣条件下只能如此。
沁源县委“直属”既无批文，又无起始，更无证人证言，查无实据。众皆不知闻所未闻，且与众当事人回忆及确凿可靠史料（上引第334页等)相抵牾，属不实的自诩之言。此误还被省组织史资料620页转载，应追溯县组织史资料51页的原始出处，无证据上传后被上级资料照搬，以谬传谬至今。
前述地委书记王旭与组织部长郝可铭“1940年1月二地委组建时即含沁源”；宋洁涵“1940年8月沁源隶属于二地委”；祁果“1940年夏我任沁源县委书记，仍在二地委领导之下”；韩鸿宾、张天珩、史怀壁、李惠春等证词及《人民日报》追怀史健一文等；均有力驳斥了“县委直属”之谬。
上引51页仅列出截止于“10月”，刻意迴避了起始日。没有起始何来终止，起始远比终止重要。有始无终可能，但有终无始绝不可能，犹如“未出生却死了”荒谬。连所谓“10月”截止日也失实，成为存续时间为零的无始无终，更验证了“直属”说之不实。
《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及《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两书正文均未见“县委直属”提法。《组织史资料》与正式的《纪事》《简史》不同，前者属“资料性”供斟酌参考，后两书侧重于结论性的总结阐述，更加严谨郑重。
1943年春前，除析出新建县（绵上县）及组建新地委（四地委）时，从二地委拨出冀氏、浮山县支援外，太岳区各地级的建制均保持稳定，县级隶属不会轻易变更。这既是对敌斗争之需要，亦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沁源一直隶属于二地委无疑。二地委存续三年，短暂间沁源不可能在三、二地委及“直属”三者间轮转。
作者简介：
李万里系山西原太岳区1939年沁源中心县委书记/1940年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李维略）之子。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电力学院入伍，1972年入党，1974年复员。高级工程师，北京电子学会咨询顾问，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属企业法人，期间被评为中信集团（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历任公司总经理、集团副总裁，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当代电视》杂志副社长（兼），2006年退休。参与科研项目中一项获国家级重大成果（首位研制者），两项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一项获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二等奖，相关学报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及《人民日报》上的四篇评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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