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岭白鹤
陆指史话】“总高”轶事
龙盘哺英编辑部?龙盘哺英
撰文 | 熊 伟
配图 | 钱 坤*
南京紫金山，站在中山陵392级台阶的最高处，只需向正南方向一指，你就已经准确定位了两公里外南京理工大学的中轴线。对这所211、985重点高校，南京市民最熟悉的，当属年年相约早春，在参天蔽日的水杉林中丛丛盛开的“二月兰”花海，再有，就是从友谊河边陈庚、孔丛洲将军雕像，以及“兵器博物馆”等标的中揣摩出这所院校的军工背景，还会从校园内分隔均匀、整齐划一的建筑布局中，体会到不一样的大学氛围。
然而陆指人记得，那里曾是学院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简称“总高”）的办学所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毛主席训词”、开国将帅莅临视察、培养以张万年、迟浩田、傅全有等为杰出代表的知名校友，就出自那个大院子里。
干在孝陵卫，死埋紫金山
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谈判阶段，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九兵团司令的宋时轮，奉命回国筹建总高。校址定于何处？争议很大，一开始军委的方案是放在石家庄，但参与筹建的苏联顾问团经过反复考察，坚持放在南京，并指明放在孝陵卫——当时还是华东军区第三高级步校的地盘。
争论到了毛主席那里，经过综合衡量，包括听取聂荣臻、粟裕等人的意见，最终由毛主席批示拍板:“同意总高级步兵学校改设南京，并与第三高级步校合并”。
可以想象，1952年那个夏天，当宋时轮踏上孝陵卫这片土地，背靠郁郁葱葱的紫金山，他的心情一定十分满意这个校址的选择，所以上任伊始就提出“干在孝陵卫，死埋紫金山”的口号。
历史证明，在南京办学颇为明智，尤其是孝陵卫，自古就是谋兵论战之地。
所谓“孝陵卫”，位于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因明朝时驻扎守卫朱元璋陵园（“孝陵”）的部队而得名，自此600多年，孝陵卫这个地盘始终与军事、军事教育相关，故有“孝陵卫营房”之称。
往前追溯，清末，这里驻江南大营。上世纪30年代，驻着国民党的“御林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937年南京陷落，敌寇在这里开办士官学校，对外称“金陵部队”。抗战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将中央训练团、陆军大学、陆军参谋学校等均设于此。
几百年间，孝陵卫与兵家结缘。
南京理工大学校徽
南理工最著名的历史建筑，其校徽中心的图案就是这个“二道门”，为1946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地位比照今天的中央党校）所建大门，据说当年蒋介石为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有意选址于此，以“二道门”为地标的营区中轴线对接中山陵，象征“继承总理遗志”。
进入新中国，孝陵卫营房更成为红色军校的一个圣地。先是1949年4月，刘邓率“二野”解放南京，这里成为二野军政大学办学所在（哈军工前身）。同年10月，二野挥师大西南，军大在宁招收的1万多名各地知识青年也一起随军出征。
1950年1月，陈毅担任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迁移至此。1951年1月，华东军大与华北军大共同组建由刘伯承元帅领导的军事学院（国防大学、海军和空军指挥学院前身），另以华东军大下辖的4个总队在孝陵卫成立第三高级步校。
把这些发展脉络一拎，可以觅得我军当今最知名军校的血脉传承，从这个角度看，说孝陵卫是军校“圣地”，当不为过。
总高在孝陵卫办学，条件颇为“优越”。先看营房资源，据记载，总高政治部和文化教授会使用的是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楼群，合同战术、射击、炮兵等教授会使用原参谋学校办公楼，大到战术场地、礼堂操场、游泳池，小到桌椅板凳一应俱全。还有许多远离校本部的“飞地”，如铁匠营80号，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为总高卫生处所用，等等。
再看教学资源，在南京的大批国民党军队留用人员，填补了办学师资的空缺，一开始竟占到了教员比例的60%，“败军之将”当老师，这在电视剧《亮剑》中多有描述；还有汤山、句容大片现成的教学演习场地，等等。总而言之，总高具备办一所现代军校所需要的全部硬件资源。
“干在孝陵卫，死埋紫金山”，完全可以理解宋时轮校长与孝陵卫同在、与紫金山终老的踌躇满志，这位黄埔军校五期生，打了二三十年的仗，终于走进了宽敞明亮的房子，坐上稳当舒适的椅子，干起自己并不陌生的军事教育事业了，他当然要施展拳脚大干一番。
【二】“做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铁心干教育”做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铁心干教育
总高之地位，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可比照，后者被形容为“听到它的名字就想敬礼”，有“红军大脑”之誉。
向苏联学习，这是朝鲜战争后“一边倒”的政治背景决定的。毋庸讳言，总高一开始就是参照“伏龙芝”模式组建，是培养合成指挥员的高等军事院校；在教学上由“老大哥”手把手的教，除学校设苏军总顾问外，12个教授会（相当于现在的教学系）都有苏联顾问指导，教学方式特别注重条令、条例，规范学习，6小时一贯制，考试三堂会审，等等。
学苏军又不惟苏军。创办总高的将帅们一定记忆犹新，相去不远的30年代，党和红军吃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亏，不然就不会有万里长征的筚路蓝缕，以及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兵折将。
毛主席对“总高”寄予厚望，1953年1月，在为总高开学特别题写的训词中写到:“做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一个月后他又亲临南京视察，在接见军事学院领导和“总高”宋时轮校长时指示:军事学院要把师以上的教材，总高级步校要把团以下的教材分别搞出来，以供给全军使用。党的领袖具体指导院校的教材编写，这并不多见，从中可见历史伟人总揽全局下的事无巨细，以及对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迫切之情。
毛泽东在聂荣臻报告上批示，成立总高（一）
毛泽东在聂荣臻报告上批示，成立总高（二）
对总高的办学指导，宋校长有清醒认识，在建校后的第一次干部党员大会上，他就讲:“一切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以苏联为师，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提高共产主义思想水平，反对个人主义；深入教学实际，建设正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学习苏军，他指出“既要认真学习，又不能照搬照套，要取其长，避其短”“编写教材要以我为主”，等等。
要独立自主首先要有自己的教员队伍，因为建院办学，房子土地接收过来就能用，而教员却不能不自己培养。宋校长面临的实际困难是：占教员比例60%的原国民党人员，思想上不能适应苏军和解放军军事教学工作，而我军有军事经验并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干部，又希望到一线部队工作，不安心留在学校搞教学。
迄今我们采访的两位“总高”时期的教员，都讲到宋校长对培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教员的重视。为了栓心留人，他挨个找教授会领导和部分教员谈话，给他们加油打气，同时也不无严肃地告诫:“毛主席说过，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干革命就要准备吃亏，要铁心干教育，要准备一辈子吃亏。”后来，通过开办师资培训速成班，学校在三年时间里培养了500多名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军、政、文教员。
对于教学，宋时轮常说:“抓教学也要像打仗一样，动真的，干实的。”总高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兵实弹。学员考核有一条硬杠杠就是射击成绩必须全优，所以校园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从来不绝于耳。
1953年总高在青岛组织抗登陆演习
再就是实兵演习，又称为“见学”，据记载，从1953至1956年，总高组织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有100余次，平均每个月都有一到两次，规模由连到师，从步兵到多兵种联合；演习情况从常规条件到原子条件。采访的老首长至今还印象深刻的演习有三次：一是在汤山、句容组织的航空兵、炮兵和步兵联合实兵演习；二是在苏州举行的水网稻田攻防实兵演习，属于新型武器装备和诸兵种协同条件下的战术训练，参演部队之多，据说整个苏州城的旅馆都被演习部队包下；三是在青岛组织的远程指挥演习，指挥部在孝陵卫本部通过大功率电台下达指令。
尽管办学时间不长，但总高建成了“步兵的真正的训练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实现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轮训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具有现代化军事素质的营、团级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为正规而正规，不是生活小事
有这样一个现象，我军将帅创办军校，在倾注心血的同时，也以自己的作风人格塑造着校风校格，由此打下鲜明的个人印记，正如我们一提“军事学院”，总会情不自禁地用“刘帅的军事学院”这样的表述。同样的，“总高”时期的老人，也会言必称“宋时轮校长”如何如何。
总高办学6年，只有两任校长，其中宋时轮干了5年。作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名将，宋时轮一生正气，有着难能可贵的唯实、无私品质，这主要体现在他治校严格，以及真心诚意爱护部属上，因此做了许多一般领导很难做到的事情，但也很好地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了起来，由此赢得“总高人”的拥护爱戴和长久纪念。
总高学员大都是“李云龙”式的干部，职务较高，年龄较大，立过战功，基本没进过校门，是在“战争大学”中成长的。看过这样的记载，学员入学规定不许带武器，但有的学员箱子里带了枪，有的吃饭卡个碗，抓两个馒头，找墙根一蹲，顺碗边吸溜。有的广东来的学员，上面穿军礼服，脚上屐着拖鞋。正如刘帅批评的，是“农民习气、游击作风”。
总高阅兵方队在天安门前预演
宋时轮认为:“为正规而正规，不是生活小事”。他要求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刷到二道门的门头上，同时给学员立规矩：新生一入校，先集中搞搜枪运动，汽车移交，警卫员、勤务员取消，同新兵一样出操。抓行政的庄田副校长每天一大早检查宿舍，起床号一响，车子就到宿舍门口，号一停就进宿舍，看谁起床迟，抓住就挨训。不管什么事，不对就批评，以致学员看到庄副校长就跑。
宋校长对教学更是极端负责任，他亲手制定以课表为主轴的计划、控制、检查一条龙的教学管理方法，坚持亲自到课堂听课，亲身体验，有一点不对的地方都要严肃批评指正。对此，原“总高”战术教授会教员、王炳琦老首长讲了自己挨训的“趣事”：当时他还是30出头的年轻教员，一次正在进行室外课教学，宋校长不打招呼的来听课，由于离得比较远，他有意放低了声音，心里盘算的是怕校长听清楚了，万一讲不好会挨训；结果出乎意料，课后宋校长“质问”战术教授会主任：“有没有给这个教员吃饭？”反过来鼓励自己要大胆地讲，不要怕出错。王老说，这其实是宋校长很策略的批评，也体现了对年轻教员的爱护。
宋校长的严，还体现在一个和“种树”有关的故事上。可能是因为种树和育人有某种联系，宋校长爱种树，总高每年种多少树，种什么树，在哪里种，都要亲自过问，还会亲自去数。有个上尉股长，虚报了8棵树成绩，被关禁闭一周。一次春季植树，恰逢宋校长去北京开会，开会回来后，他立即在院里检查植树情况，发现几个该种的地方没有种，就把几位校务部领导叫到办公室批评，部长做了检讨、立下补种的军令状才算过关。很多年后，已调任北京的宋时轮每次来南京，都会回孝陵卫看他种的树，并叮嘱当时炮兵工程学院的领导一定要爱护好。
南京理工大学校园风景
由于治校严格，宋时轮女儿听到别人不少议论，回家就对父亲说:“爸爸，你要求太严格了，别人都怕你。”然而，一方面是“严”，另一方面是“爱”，其实严也是因为爱。为了把总高建设好，宋校长精心设计营区规划，将营区区分为学员区、办公区、宿舍区、科研图书阅览区等，在专修室、图书馆安装电动沙盘、灯光音响显示等电化教具，就连教员、学员用的手提皮包、图板和米尺等教学工具，也都是专门在上海定做的。
“总高一来，先建食堂”。宋校长对办好伙食非常重视，可能是因为“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总高有8个大食堂，他经常不打招呼的“评比树标”，往往是临开饭前通知各个食堂送一份当餐的饭菜到校部，然后把各个负责的领导叫到一起评比，好的当场发标兵牌子，差的脸上就挂不住了。
总高是吃肉大户，宋校长请江苏省领导帮忙，将句容半个县的生猪划归总高采购。很快学校自己办养猪场、豆腐房、酱菜场等，能够自给自足了，就退还了生猪征购区。结果不久后总部下达停止部队搞生产的文件，宋校长看了文件后说:“我们搞生产是为了自给，减轻市场供应的压力，又不与民争利，停止它干什么？”他决定养猪场还继续办，由他去向总部报告。
类似这种唯实的故事还有很多，也正因为如此，有的总高人当时即便有怨言，过后还是感念老校长的恩情。校长治校，这是近期一位领导在通读院史后总结的办学传统。宋时轮老校长“以正治校”的故事，求实务实的作风，至今仍是一个很高的标杆，这与彭雪枫老校长的“培养懂政治的军事家，会军事的政治家”，张云逸老校长的“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财富。
“总高”撤并与孝陵卫营房后记
令人遗憾的是，曾经辉煌的总高，在1959年因故中止办学，撤出孝陵卫营房，并入位于黄埔路的南京军事学院。全校955名干部，一半组建为军事学院基本系二部，另一半则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军事科学院、各军兵种部队和医院等30多处。
再后来，就是1966年文革开始，全军院校停办，南京军事学院也被撤销，直至1978年组建“南高”，恢复办学至今。
总高修建的大教室
总高为什么撤并，文献表述是：“由于军事学院与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练任务有些重复”。的确，1957年刘帅的“军事学院”战役系、战史系迁往北京，成立培养高级干部的高等军事学院，留下的基本、防化、情报等系，成立中级的“南京军事学院”，培养团级干部。这样一来，同在南京的军事学院和总高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员学制等方面出现雷同重复，总高的生源也有不少的削减。
然而，还有一些重要事件引人联想，比如1956年后中苏关系恶化，“向老大哥学习”受到了质疑；1957年批评学苏联是“教条主义”，开始整风反右，总高停课半年多，也是这一年，宋时轮校长先是向军委申请到军事学院学习，后被调任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1958年“反教条主义”扩大化，刘伯承、宋时轮均被点名批评。运动高潮时，孝陵卫营房如“狂风暴雨”，甚至人在北京的宋时轮，又被要求返回总高接受批判……
尽管是返校接受批判，在大会小会上做检讨，但宋校长还是那样“倔”，不认为总高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挨批斗的间隙，还劝学校不要参与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大办钢铁”，不要在校园里建小高炉，有力量的话应该去支持正规企业去炼钢。
这就是老校长，什么时候都不肯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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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陵卫营房在“总高”撤出后，曾经荒芜过一段时间，1959年4月，高射炮兵学校搬迁至此，由于只是师级架子，人员很少，住在总高的大院子里，用当地人的话说是“小人穿大衣——不合身”，许多营房被附近驻军及居民占用。据采访的一位老首长讲，59年困难时期，军事学院有不少教员在孝陵卫营房种红薯充饥。
校址-孝陵卫1号
1962年8月，高射炮校与在武昌的炮兵工程学院互换校址，后者是“哈军工”的一支，时任院长孔丛洲将军也是传奇人物。1966年，炮兵工程学院转制为地方院校，为华东工程学院，发展至今就是南京理工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我院前身——“南高”恢复办学，筹建人员通过实地调查，提出索回孝陵卫营房，期以继承“总高”衣钵，但华东工学院的上级——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坚持不让。1978年1月，筹办人员向军委训练委员会主任——原“总高”校长宋时轮汇报，宋时轮当即拍板，在浦口花旗营南京军区军政干校校址上办学，也就是学院如今的校址。而在50年代，花旗营这块地是“总高”训练部队的营房，所以也是衣钵相传、一脉相承了。
…………
如今的“孝陵卫营房”，远去了门禁森森、喊杀阵阵，已成为开放办学的菁菁校园，梧桐树下的霓裳靓影，运动场上的生龙活虎，到处充满着新鲜的活力。当年的营房格局不断被改变，多元的生活方式正在消解传统的价值观念。
南京理工大学
历史的变迁是无情的，而眷恋情感是真挚的。当年，“总高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在这片土地燃烧激情，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军人，是在血火厮杀中的幸存者，他们一定对学校这个安居乐业之所十分依恋，所以以校为家。今天，我们继承了“总高”的事业，那么他们当年的家，也应是我们心灵的故土吧？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总高”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