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张浩同志是我党较老的革命家，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对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有过重要贡献。1937年至1938年初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一年多，对这一点感受很深。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西渡黄河过程中被胡宗南的军队截断。这样，红四方面军被一分为二，已过黄河的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同敌人奋战。1937年2月，党中央、毛主席闻西路军危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为基础，加上红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四个军组成援西军。由于援西军任务艰巨、形势紧迫，党中央决定派军事、政治强的在我党我军有威望的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宋任穷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援西军成立后，首脑机关就驻在中央附近。司令员、政委成天忙着军队建设和准备开赴前线的工作。但是不幸得很，在我们出发之前，得到了西路军大部被歼的消息，使大家很震动，很难过。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被迫停止内战，和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结果，颁布命令，将我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我们援西军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治委员。后来一一五师、一二○师和我师先后开赴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的活动基地主要在太行山。
张浩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调回党中央。他在部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当时正是我党我军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即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由反“围剿”变为抗日。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新任务，这需要强有力地引导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张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适应了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根据我的回忆,张浩同志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
第一、教育部队认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危害，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作斗争。由于援西军和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浩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特别注意政策界限，防止扩大打击面。他明确指出：分裂中央的责任不在广大指战员，而在张国焘。同志们只要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进而指出：我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多大，人多枪多，也不能同党闹独立，教育指战员要加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他还用许多生动的事例来剖析张国焘路线的危害，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从而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
第二、引导指战员把阶级恨变为民族仇。当时部队有不少同志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思想不通，特别是对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更是反感。有的同志说:“成天打白狗子，现在自己变成了白狗子。”有的说:“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的父母，现在同他们合作办不到。”有的甚至闹着要回家不干了。张浩针对上述思想问题，进行了口婆心的解释工作。他从国内外形势出发，进行矛盾分析，说明当前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只有团结全国人民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才有阶级解放可言；否则工人阶级要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他号召大家顾大局，识整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先报民族仇，再解阶级恨。他还搜集许多有关日本侵略者奸淫烧杀罪行的画报，让大家看，以激发民族感情，决心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雪恨。经过张浩的解释工作，部队求战心切，士气高昂。
第三、明确以打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在作战的问题上，由于当时毛主席的著作还未下发，刘师长和张政委对日军的技术装备及其战略战术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认为日军不论在装备上、技术上、战略战术上和战斗作风上都比内战时的对手强的多，加上他们又有武土道精神的训练，用内战时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办法去对付日本侵略军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善于打大战打恶战，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喜欢死打硬拼，搞不好很容易上当。因此,要强调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以游击战为主。基于这种情况，部队到辽县以后，刘师长和张政委就决定办起游击训练班，训练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并亲自讲课。讲如何打游击，如何发动群众，如何组织民兵和自卫队，等等。游击训练班分期分批地进行，学员毕业后就带队到各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开展游击战时，既反对只游不击，又反对只击不游，坚持游而避实，击而就虚。因而，部队发展很快，打了下少胜仗，如打阳明堡飞机场，就是用奇袭的办法，击毁敌机24架，而部队伤亡很小。
第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浩和刘师长在提高部队觉悟和作战能力的同时，还特别注意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靠军队不行，要靠全国人民才行，因此要反对关门主义，搞好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例如，我们在甘肃镇原县时，不仅群众拥护我军，国民党地方官吏、镇原县的县长郑建民先生也对我们很友好。部队的给养他们都帮助解决。到了山西辽县时，我们同地方政府和群众更是鱼水相依，亲密无间。
张浩给人的印象是对政治非常敏感，严于律己，并能做到身体力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虽然时隔几十年，还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一二九师在出发前，蒋介石利用高参乔茂才同刘师长的旧关系，送来了一道手令，让我师去石家庄方向同日军正面作战，企图切断一二九师与一一五师、一二○师之间的联系，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张浩一看就说:“这是借刀杀人计。”他与刘师长商量后，决定刘师长不出面，让我去周旋，把乔打发走了，坚持了我军的独立自主。第二件事，我们在三原县石桥镇誓师抗日时，因为当天下雨，陈赓同志和我建议延期举行。师长、政委都不同意。师长说:“部队要风雨无阻。”政委说:“不能朝令夕改。”开会时，雨越下越大，他们全淋透了，仍然像挺拔的劲松，巍然挺立在检阅台上。警卫员给他们送雨衣，他们不仅不穿，反而批评了警卫员。说明张浩和刘师长是严于律己的，要求部属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张浩同志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坚决而认真的，因而对一二九师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风建树贡献很大，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后来，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发展更加迅速猛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们缅怀张浩同志，就要学习他的思想和品质，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
注释：
1、这是李达同志1982年3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张浩逝世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后经整理，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张浩纪念集》。
2、张浩(1897-1942年),湖北黄冈人,原名林育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归国后先后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常委，海员总工会书记,中共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2月任红军援西军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