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苦难也是一个民族的苦难。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找到了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原。罗原，罗瑞卿的小儿子，生于1953年，因文革中断了学业，后来在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即现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MBA学位，与几位朋友共同创办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现任该公司董事长。
6月30日下午，罗原在北京宽街附近一处四合院里接受本刊专访。他的书房全是中式陈设，很朴素但是很舒服，书桌略显凌乱，随意堆放着《希腊精神》和《西方哲学史》等书籍。罗原个子挺高，脸庞清瘦，和照片里的“罗长子”真有几分相似，他一见面就笑着说：“父亲风光的时候，我还小，我知道的都是倒霉的故事。”
林彪：罗瑞卿是谁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打倒以后，毛泽东起用林彪做国防部长，林彪提名我父亲做总参谋长。按理说，我父亲应该是林彪的人，但他政治敏感一向比较低。在他眼里，只要忠于毛主席就行了。这也是我们家庭教育的缩影，父亲的经历很简单，所以我们家的教育也很单纯，是非常正统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觉得世界是非黑即白的，而现实的复杂都是我们在社会上慢慢学到的。
从我父亲的政治生涯看，他早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大革命失败后，他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所在部队就被张发奎缴械，打散了。后来从上海坐船到福建，加入张鼎丞的闽西纵队。等到红四军打福建的时候，毛委员把他带走了，之后就一直在军队，跟随毛主席。从1959年到1964年，是我父亲在政治上的上升期。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后来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9月，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他在政治上感觉到有什么问题，那应该是到了1963-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时候。大比武刚开始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贺龙、叶剑英都很支持，主要的领导人都分期分批地去看大比武。全军兴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国各大报纸都宣传，非常热闹。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有一次去看夜间军事演习，心里非常高兴。我记得当时还发了一袋食品，里边有一根香肠、一个鸡蛋、一个面包，还有一段酸黄瓜。在60年代，能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感觉太美了，就跟过节似的。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再次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父亲对此很有一些看法,他曾经说：“不要搞空头政治”，“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大比武之后，林彪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二心，不禁问出“罗瑞卿是谁的人？”其实，大比武是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时搞起来的，父亲是执行者。林彪反对大比武，这就必须要说到林彪、贺龙和我父亲之间微妙的关系上了。
父亲一直是林彪的直接下属，按说应该属于林彪的人。当时因为林彪身体不好，中央就叫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我父亲是军委秘书长，自然和贺龙接触多起来，有什么工作也主要是找贺龙商量。其实，贺龙和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山头”上的人，也没有共过事，只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脾气秉性比较近，私交也挺好，两家就逐渐走得比较近了。
贺龙是个很有情趣的人，喜欢钓鱼、打鸟，哪有什么好吃的就去吃，哪有好玩的就去玩。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贺龙。见到他，他会大声叫我：“儿子，过来抱抱！”然后把一点好吃的分给我。在贺龙家，你就是在地上打滚都没事。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贺龙。大比武之后，林彪的反应使父亲逐渐感觉到压力，他也想办法找机会弥补与林彪之间的裂痕。有一次，父亲去看林彪，林彪批评他“封锁我，不来我这里！”还有一次，叶群对父亲说：“以后你来找101（指林彪），不要先打电话。你一打电话101就紧张、出汗，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情。你不如直接来汇报比较好。”后来父亲就这样做了。没想到不久又传出话来：“罗瑞卿不打电话就来，这是要想林彪早死。林是病人，不打电话直接就来，他很紧张。”这样，在处理和林彪的关系上，父亲很为难。
那时候林彪也有意想拉着我父亲。有时候叶群会邀请郝治平（罗瑞卿的妻子）去家里，送一些剪花，或索要我家孩子的照片。去林家的时候，叶群曾对妈妈说：“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就硬碰硬的，我们做女人的要能在中间缓和一下就好了。”我母亲更是一个简单的人，她不理解一个国防部长和一个总参谋长在一起，女人掺乎啥呢？我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叶群来找她，说101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带着你们去玩。我想这话就是特指贺龙的。叶群还说：“101不能出门，我们家的孩子都比较内向。你家的孩子多活泼，能不能带你家的孩子来玩。” 后来父亲带我去林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记得父亲带我去看林彪，就和去贺龙家完全不同。去之前就非常紧张，提前叮嘱我：“林伯伯是个病人，去了以后不要吵。”最后还嘱咐我“到那，见到林伯伯叫一下就可以出去了”、“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吵闹”。我想那时候父亲已经感觉到了压力，要不然他见林彪不会这么紧张。
那次去见林彪，我印象很深。我记得我们去的是他在北戴河的寓所。一进门就感觉到一种压力，屋里所有的窗帘都是拉着的，光线很昏暗。由于事先千叮咛万嘱咐，我很紧张。父亲带着我走进林彪的房间，我已经记不得房间里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林彪坐在那里，脸色非常白，他看了我一眼，我抓着父亲的手，叫了一声“林伯伯”就出去了。
父亲在林彪和贺龙之间，虽然有点难受，但是从没意识到会出这么大问题。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为什么要在文革前打倒罗瑞卿？这个事情现在说法很多。我觉得，文革前，在元帅里毛泽东能用的只有林彪，由于7000人大会上林彪的表现，当时毛泽东最信任林彪。其他元帅，朱德已经高高挂起，彭德怀已经被打倒了，刘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陈毅是新四军的，罗荣桓去世得早，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而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军队里的威望也赶不上他。林彪是一方面军的，在元帅里最年轻，排名紧随朱、彭。所以数来数去，毛泽东只剩林彪可用，也只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在父亲这个位置上，被上级批评是常事，他不觉得主席、元帅们批评他有什么问题。可12月会议却很不寻常。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10个小时的发言，讲得有声有色：“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对于这样的突然袭击，事先父亲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他到昆明那一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父亲却蒙在鼓里，对12月会议的缺席批判，全然不知。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当时会议给父亲列了三大“罪状”：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12月会议后，气氛明显有了变化。当时，我们家正修房子，父母住在钓鱼台，孩子们因为就近上学则住在景山附近的招待所。父亲从上海开完会回来，就不能回钓鱼台了，直接住到了新六所，他也不大爱讲话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遭到隔离审查。
到1966年3月，对父亲的批判升级了。逐渐给父亲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父亲跳楼自杀，把腿摔断了，然后送到北京医院治疗。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父亲被隔离审查，申辩无门，倍感屈辱。他不愿背着“反党、反毛主席”的恶名苟活于世，为明心迹，他在夜里从关押自己的三层楼上愤而跳下，准备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学校组织学生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十天，住在厂里，就在这期间发生了父亲跳楼的事情。我从石景山回到家里，就再也没见到他，我的一支小气枪也不见了。我很喜欢这支枪，回来就找，但是找不到。家里工作人员也不告诉我，只说气枪坏了去修了。我挺郁闷的，但也没多想。现在想想，其实是对家里采取了措施，收缴家里的武器，以防不测。
之后家里的变化就比较大了。12月会议父亲遭到批判，只是免除军职，地方的职务还没有撤。可父亲自杀未遂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上升为“敌我矛盾”了。他跳楼之后，直到1972年以前，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只从报纸上知道父亲是个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也没有想过将来还能见到他。
1966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文革爆发了，学校也就不上课了。记得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去学校上过一节化学课，我还记得课的内容是“镁带的燃烧反应”，下课后我被2个同班同学和1个外班同学打伤，从此就不再去学校了。文革刚开始不久，有一天，一大帮高干子弟，集体来我们家抄家，他们用皮带打我的妈妈、剪我妈妈的头发，当时我姥姥和姥爷也住在家里，也遭到了他们的殴打和侮辱。姥姥、姥爷后来被押送回老家，姥爷含恨自杀，姥姥不久也死了。这些孩子都是我和我姐姐的同学，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级别相近。这件事情对我刺激非常大，教育也很深。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和这些同学就不再来往了。
这以后，家里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照顾我们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了，我们只能自己买煤、买菜，暖气和热水也都停了，开关就在一个锁着门的操作间里。我哥哥有一次砸开玻璃，把开关打开，一下子家里就暖和了，但工作人员只要一发现，就立马关上。这是一种很无聊的做法，无非就是让你生活上难受。那时候，只要出门，胡同里的孩子就会拿石头砸你、侮辱你、向你吐口水，这都是家常便饭。你会发现非常孤立，没有任何地方能寻求保护，只能忍着，除非你自杀。
到了1967年，我们搬家到了白塔寺附近华嘉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那时，组织上一个月发给20元生活费，所以也饿不死。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钱是从父母的工资里扣除的。秘书们住在正房，妈妈和我们这些孩子挤在西厢房的3间小房里。这时，也有一些人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不会生炉子，大师傅就把一个烧好的蜂窝煤端来。做饭的时候，发面发不好，不是碱大了，就是发酸了，他就帮我们弄好。这些底层工作人员，都是暗中帮助我们，不能被秘书们看见。秘书们负责看管我们，他们自己也在被审查，对我们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也要靠这些来洗刷自己。
1968年初，妈妈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兄弟姐妹纷纷离开，有工作的、有插队的。学校通知我去吉林插队，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临走的那天晚上我还想，钥匙怎么办呢？其实，担心是多余的，早晨我出门时，我们家一个秘书从外面回来。我们俩打了一个照面，一句话都没说。从此以后几年，我们家在北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从景山学校通知我到吉林插队开始，一个月20元的生活费也就没有了。不去插队就只有饿死。我离开北京时并没有多想，也对农村完全没有概念。同行的人大都是景山学校的同学，所以也没有觉得多生离死别，反正北京也没有家了。在农村生活一阵子之后，觉得插队也有插队的好处，离开了北京这个政治漩涡，可以获得一种安宁。只要好好劳动，挣足自己的口粮，不会有什么事情来麻烦你。
从1969年到1973年，我在农村插队，这个时候父亲被秘密关押在卫戍区的一个摩托连，母亲被关在秦城监狱。1971年9月下旬，我偷听苏修电台，第一次听说了“林彪坠机身亡”，不久，一个从北京探亲回来的同学告诉我，“林副主席叛逃，飞机掉下来摔死了！”我当时非常震惊，但是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件事会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
老乡们却比我乐观。记得是1972年的春天，我们知青和老乡一起在地里劳动。天上飞过一架撒农药的飞机，有个老乡就说，“这说不定是来接罗原的，现在林彪倒台了，他爸爸可能要恢复了。”
1972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夜里，下着大雪，生产队的治保主任来找我，当时集体户里的知青都回家探亲了，就我一个人在，他进来时拿着一封信，很紧张，叫我赶紧看看。打开信封一看，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调查函，询问我的情况，大队回复，说我“思想政治上一般，劳动和群众关系比较好”。当时治保主任很生气地骂道，“他奶奶的！要是说你思想很好，你不就能回去了么！”
到了后半年，政策开始松动，我们就经常回北京。有的人家被允许去监狱探监，我们就一起交流怎么能去探监。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没房子，回来以后就找朋友借住。生活上靠哥哥姐姐接济一些，还有就是靠偷，画月票、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大都没有革命理想，本能地追求快乐，找点乐子，去谁家听一个好的唱片、听一个手风琴高手的演奏、一起去洗个热水澡、有人请你去喝一瓶酸牛奶，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同时我们开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探望父母，要求在北京安一个家，当然也要求继续发放生活费。我们直接把信写给毛泽东，信封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收”，落款写是“罗瑞卿的子女”，这种寄信的方式有人试过，中央可以收到的。我们也很快得到了回应。一天，来了两个军人，当时我们还挺紧张，可他们态度很和蔼，告诉我“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并给我们在景山后街的大楼里分了两间房子，恢复了每月20元生活费。不久又通知我们“在家等探望父母的通知”，这时候我真觉得生活有点希望了。1973年底到1974年初，爸爸、妈妈相继恢复自由了。那时候住在招待所，一家人终于可以经常见面了。
父亲恢复自由后，一直住在总参招待所，上面交代不能叫首长，也不叫同志。每个月发80元生活费。这段时间父亲一直在读书，看鲁迅全集，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很谨慎，基本不说什么。后来张爱萍将军介绍福建有个老中医，能治他的腿病，组织上批准他去福州治病。我那时候没有工作，就在福州照顾他。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聊得比较多。我问父亲，在暴风骤雨之前，为什么你完全没意识到危险？为什么他们这么整你，把你往死里整，你还对毛泽东死心塌地，“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
他淡淡地回答说：“你们可以批评我，这很容易。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父亲说，长征的时候，每天都有可能死去，但只要是毛主席在指挥，仗就打得好，比较顺，没被天天追着打。“你不要觉得我们都没脑子，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他活下去。”我那时20多岁了，没工作、没学历，连户口都没有。父亲最担心的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途，他觉得对不起我们，我们则尽量化解他心中的苦闷。
直到1975年建军节的时候，父亲以中央军委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军委招待会，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从那以后，他便在全国各地走了走，毕竟他在监狱里时间太久了，希望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放松一下自己。
父亲恢复名誉之后，我的政策也跟着落实了，在1975年初我当了兵。那时候，当兵就是一种落实政策，起码可以解决户口，其实我当时很不想当兵，由于文革，我觉得军人就是军管人员，就是法西斯。妈妈说要是不当兵，我连户口都没有，只有农村户口。后来找了彭绍辉副总参谋长，他批准我就近在福建军区当兵。皮定钧交代了31军政委，告诉他我的身份。当时文革还没结束，事情随时有可能变化。那个政委交代我：“有人问你的家庭情况，你只能说两点。第一你是北京的，第二你父母是国家干部，其他什么也不要说。”直到上车还反复叮嘱！
在福建当兵的时候，妈妈给我写了信，信上说了很多，“你13岁家里就出事，叫人打，叫人欺负，又到农村，现在刚刚好一些，你又得去当兵……我们很对不起你。”我很难受，给妈妈回信：“妈妈，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些年，我们苦是吃了一些，你们也吃了苦，我也吃了一些苦，但是咱们家的苦还有人补偿，还有人给平反，补发工资，还恢复待遇，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呢？饿死那么多人，有人补偿么？今后，咱们永远不要提我们家的这点苦……”我妈妈收到这封信非常感动，这封信她一直揣在身边，逢人就说“我儿子很棒，他有这个觉悟。”
罗原口述： 我的父亲罗瑞卿在“文革”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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