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是任穷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离开我们已近5年了。这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对他的回忆与思念，伴随着我生命的每一天。——钟月林
相识在长征路上
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于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做了童养媳，15岁参加革命。长征时，我是中央纵队30名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行军途中，干部团团长陈赓常在休息时到我们这儿来看望几位大姐。一次有人问他：“我们怎么从没见过你的政委啊？ ”他笑着说：“走，我带你们去见他。 ”我们几个当即跟着他去看政委宋任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很文静，话不多，一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常见他在行军途中小憩时写日记，发现他很爱学习。队伍中的同志都说任穷正派、厚道，是个好人，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1935年10月，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重镇瓦窑堡，中央红军从此有了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不少同志相继结婚，贺子珍大姐给我介绍了宋任穷。在长征途中，我和任穷相互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都同意了。
1935年12月12日，我带着铺盖去了抗日红军大学政委宋任穷的住处。那是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小窑洞，一盘土炕，一个灶台，没有添置新的生活用具，也没有举行仪式，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就下乡做妇女工作，回来后任穷告诉我，几位大姐开他的玩笑，让他请客。他拿出仅有的两三块纸币，请贺子珍、邓颖超、蔡畅、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和红军大学的几位同事吃了顿饭，算是补办了婚事。
我一生牢记结婚的日子，是因为一年后任穷从前线给我来信，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又发生了西安事变，抗战有希望了。婚后第三天，周恩来副主席找任穷谈话，派他去陕北前线刘志丹任军长的红28军当政委。虽然刚结婚，但我们毫无怨言。任穷对我说，以后他的工作调动会非常频繁，组织叫去哪儿就去哪儿，也可能会去敌占区打游击，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毫不犹豫地说：“为了抗战，你去哪儿我也要去哪儿。 ”
革命征途，风雨相伴
抗日队伍在前方离不开无线电联系。任穷走后，为了能上前线，我进了军委电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延安电台工作。 1938年初，为了尽快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129师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挺进冀南，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
1938年5月，我向毛主席要求上前线，主席开玩笑地说：任穷来信了吗？现在前方女学生可多了，你是不是怕他变心了哟？我说，我知道他不会的。因为任穷临走前曾嘱咐过我，前线交通不便，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你什么都不要信，只有我的信才能相信。叶子龙根据毛主席的口述，给前方发了封电报：钟月林已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一个多月后才收到回电。毛主席告诉我，张经武和江华等同志8月要去华北，让我和他们同行。我们在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告诉我任穷病得很厉害。我听了大惊，恨不得插翅飞到他身边。9月份，我终于赶到任穷的驻地——离南宫县八里之外的韩家庄。原来，任穷是得了副伤寒，连日高烧不止，部队把棺材等后事都准备好了。当时前方缺医少药，我惟有细心照料，他的病终于奇迹般的好起来了，但此后体质一直很弱，一只耳朵听力也不好。后来我才知道，任穷一个多月没回电，不只是因为生病，还因为前方除了康克清大姐和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清一色都是男同志，任穷觉得自己不能破例。直到得知我来前方是主席批准的，才同意了。1938年9月，我被分配到129师冀南军区电台工作。从那时起，不管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艰难创业的岁月，除了被批斗中被迫分开挨批斗的日子，我俩一直携手相伴，再也没有分离过。
冀南八年艰苦抗战
1938年3月上旬，任穷率领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支队从太行山奔赴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后，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从此，他在冀南大平原坚持了极其艰苦的八年抗战。 1942年，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蚕食，损失惨重。当时任穷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了他的身体和安全，力劝他留在太行山。任穷说：“越是危险我越应该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和共产党还在，就有了主心骨。 ”经刘邓首长批准，任穷带领200多名干部学员返回冀南。
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日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扫荡”、“合围”，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有的村庄距离敌人的炮楼、碉堡只有两三里路，敌人随时可组织袭击。战斗频繁激烈，又偏偏遇上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入秋后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着虫灾，蝗虫一来，如黑云遮天蔽日，顷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524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寇还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无数。有些地方尸横遍野，甚至成了无人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更加艰苦卓绝。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面的硝盐刮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苦得难以下咽。没有粮食，任穷就带领军民开展生产自救。他和战士们一起拉犁耕地，4个人拉一张犁，每天耕3亩地。他身体不好，累得一再吐血，一条腿前面全烂了，但他仍坚持下来。
到了1943年，日寇的“扫荡”更加频繁，一年大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达10多次。为了保护干部，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太行山。刘邓首长多次指示任穷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的地方，但任穷和几位领导坚持不撤。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和冀南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冀南老乡都认得他的马，说只要看见宋政委的马，我们就知道他还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冀南百姓亲切信赖地给了他们一个称呼：“咬牙干部”。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我们有3个儿女饿死病亡。大儿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二女儿平原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饿死了；灾荒中出生的三女儿适荒1岁多时也饿死了，我忍不住大哭一场，任穷说，今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适荒。最让任穷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却是血洒冀南大地的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和那些在战争与灾病中死去的无数百姓。仅在1942年至1943年，就牺牲了肖永智、袁鸿化、桂承志等70多名军队和地方干部。每当任穷追忆起129师七分区政委肖永智，都非常悲痛与惋惜。肖永智15岁参加红军，政治军事上都过硬，是难得的栋梁之才。肖本已接到去太行山党校学习的通知，但新婚的他却向任穷坚决请求带队打完关键的一仗再走，不想竟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7岁。任穷万分痛心，说如果当时我下个死命令让他去学习，他也就去太行山了。任穷暮年，仍清楚地记得牺牲在冀南战场的团以上干部的姓名。我曾随他去了冀南、山东、陕北等地烈士陵园、一一祭拜牺牲的战友们。我理解任穷，他是以一生的忘我工作来替烈士们还愿。
在和日军相持的几年里，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防止意外牺牲，我军多在夜间行动。任穷一直严格要求部队，天不亮不许进村扰民，不管下雨下雪，队伍都要在村外等待天亮，老乡起床。初到冀南时，老百姓听信敌伪宣传，不敢接触我们，大姑娘都躲藏起来。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八路军秋毫无犯，很快就对我们亲如一家了。常常是头天知道我们要来，就把房子腾出来，还特意留下当时格外珍贵的盐。冀南百姓生活那么苦，但他们对八路军的支持却是全心全意的。任穷常常教育孩子们，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老区百姓对军队的支持，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支持了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抗战和革命的胜利。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消息传来，他不敢相信，以为电台播错了。说来难以置信，任穷作为长征干部，自到瓦窑堡被派往红28军起，一直战斗在前线，没有去过延安。直到1983年，他才和我一起去了趟延安，了却了他几十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