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
本文作者在董良翚家采访了她。她总结了父亲的革命之路，尤其针对父亲在抗战时期的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形成被认知的“盲区”进行了说明。在董良翚心目中，父亲既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生活中也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董良翚表示，革命的胜利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奋斗的结果，每一位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人都值得被宣传。退休以后的董良翚也在尽自己所能，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父亲的抗战时期拍一部详实的纪录片。遗憾的是，经过一再修改，这部片子现在还只是“纸上谈兵”。
董必武在重庆办事处的时候，有一个随行司机，当时有人跟他说：“董老，我想写写你。”董必武拒绝了，他说，别写我，写那个司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司机同志在我父亲身边工作时，接送的所有地下工作者、统战工作者，没有一个被捕的。”用董良翚的话说，他“接人接得好，甩跟踪甩得好。”
董必武的司机叫段廷英。据媒体报道，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至南京后，由于工作需要，从上海购买了一辆美国别克黑色小轿车，并由司机段廷英驾驶至南京，牌号为“京1645”。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不仅乘坐这辆汽车开展了大量工作，还多次利用这辆汽车甩开特务跟踪，护送党的地下工作者到安全的地方。周恩来还曾在这辆车上，与地下党员、“佩剑将军”张克侠秘密商谈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之事。
董必武和周恩来在梅园新村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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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翚感慨道：“他只是一个司机，也不是办事处里的什么领导，但他对革命贡献巨大。当时国民党无时不刻不在跟踪我们办事处的人，我们的车一出来，后面就有车跟上了；一把人接来了，车里的情况就被盯上。在一个这么严酷的对敌斗争中，这个司机没有让支持我们革命的人随便丢掉生命，可见他保护了多少人，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有多大！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开车的司机而已，他还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对党的无限忠心，对工作勤勤恳恳，对事业负责任。我父亲在国统区10年，没有因为这个司机出现过一次问题。”
老段同志进北京以后，不要官，不要权，选择了内蒙的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
董良翚认为，“大浪”来的时候，每一滴水都是有价值的。共产党的干部，不论是科长也好，还是科员也罢，只要为党做了工作，都应该宣传。我们要说共产党人才辈出，这种人物说的多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看法不是空虚的概念，而是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人成就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董必武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董良翚说，父亲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养出来的。
董必武读过私塾，走的是读古文考举这条路。在他求学过程中，适逢清朝晚期，革命思想涌动得很厉害，这种思想已经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董必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中了秀才。
按照其父设计的路，董必武的初心应该一直考下去，最高理想不过是做个清官。但在当时，“各种新思想跟水快开锅了一样咕嘟咕嘟”，他看到社会的不平，感受到清朝的没落，他很快地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与他的家庭环境也是分不开的。董必武出生于红安县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家里没有土地，四代没有分过家，30多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爷爷和叔爷是教书的，能长期领到束薪；家里的妇女们纺线织布换钱，偶尔可以添点收入。在家里，只有爷爷和叔爷一天可以吃两顿干饭，董必武考中秀才以后也可以吃一顿干饭，剩下的没有稳定收入的人都只能喝稀饭。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从欧洲传到亚洲，首先就传播到了日本。有人从日本带了马列主义著作给董必武看，终于，他寻找到了真正的他所追求的理想的道路。董良翚表示，父亲走上革命这条道路，是中国优秀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所走的路，这是必然的。父亲不是一时的热情，他是凭借着理想，为追求理想而奋斗。所以不论遇到什么风雨，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斗争形势中，他一直能坚持下来。父亲可能和有一些人不同，但是和“延安五老”其他几位老同志一样，他们都是优秀知识分子，思想历程大致相同。
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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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的名字渐渐湮没在前线战场的背后。也许很多人会问，这个时候董必武在哪里？在干什么？董良翚认为，这是关于对父亲历史认识的盲点。在采访中，她对此提到两方面的内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那之前，是国民党政府吗？不是，是华北人民政府。它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原晋察冀边区政府和邯郸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全国性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
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董必武为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第一、二、三副主席。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良翚表示，华北人民政府实际上只存在了一年多一点，这一年多时间里，董必武主要干什么呢？
“党中央强调，我们要编制度的笼子，我爸那个时候就是干这件事。”据董良翚讲述，经董必武手上颁布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几乎一天一个，一共将近400个，当时的工作量可想而知。而且那个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后期，需要动员老百姓支援前线，还要打土豪分田地。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推小车呢？不是空的车啊，里边装的是粮食和被服。不打仗不知道，没有后勤，就没吃没喝没穿没用，战士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战局那么快推动起来，就是因为大量的青壮年参加支援前线，农村妇女都被动员纳鞋底子支前。
“我爸这个人虽然是旧文化陶冶出来的人，但是他的民主思想在我们家里，还是比较突出的。”董良翚说：“他是一个遵守党纪的模范。我入党比较晚，在我入党前，不管是党内的事情还是国家的事情，他从来没有给我透露过，因为我是非党员。”
对于这点，参加工作30年以后，董良翚深有体会，她也曾在单位负责过保密工作，了解到有些泄密事件原来是一些高层干部出了问题。“什么话在什么地方该不该讲都不知道，当着子女、老婆就都讲了，当我到领导岗位上的时候，才知道泄密情况这么严重。”董良翚痛心疾首地说。
董良翚上中学时，父亲要求她们抄写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父亲建议她订个计划一天抄多少字，父亲承诺跟孩子们一起抄，最后他都完成了。董良翚说：“父亲在要求我们的时候，也在要求自己。他对我们的思想教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刚进京不久，董必武和女儿董良翚、次子董良翮
董必武在重庆办事处工作时，食堂是供给制。每月底，食堂要清结伙食“尾子”，然后将其平均分给工作人员。有一次伙食“尾子”报给董必武，他反复算，总差一点。他不仅补齐差的钱，还在党的生活会上做了检查。
1945年，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由国民政府给他提供差旅费、制装费等费用，他把这些钱一笔一笔记下来。在国外没有给家里人买任何东西，而是用这笔钱，加上当地华人的捐款，给《新华日报》买了一台印刷机。
董良翚的母亲何连芝生活也极为简朴。她带着孩子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还支援前线。何连芝因此成为边区劳动英雄，得到一个布条条作为荣誉的象征。让董良翚印象深刻的是，进京以后，母亲还曾因为穿着过于普通两次被中南海警卫拦在中南海外。
董必武和妻子何连芝的休闲时光
董良翚，生于1941年，1961年至1962年曾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后转至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毕业。大学毕业后，董良翚就进入《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后来，在非常偶然的机遇下，董良翚又转到中国文联工作。通过不断摸索学习，在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中，均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回顾自己的工作生涯，董良翚用了“问心无愧”四个字评价，她认为自己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育，董必武夫妇从没有规定孩子一定要做到什么职位。至今最让董良翚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跟自己的农民堂哥说：“种地也是革命工作。”
以前，董良翚交际的时候，总有人会以“董必武的女儿”介绍她。事实上，她有自己的工作，甚至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从心底不愿意接受这个“标签”。但是，董良翚渐渐发现，关于父亲的革命经历有不少盲区，没人澄清也没人宣传，所以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能够对相关历史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党的初心蕴于党的历程之中。常回头看看，不忘历史，就不会忘记初心。
于是，退休以后的董良翚，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父亲的抗战时期拍一部详实的纪录片。遗憾的是，经过一再修改，这部片子现在还只是“纸上谈兵”。
遗憾之余，董良翚呼吁有关部门要重视红色资源的宣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她认为，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迫在眉睫，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一定的支持。红色文化依托红色的故事，红色故事必定烘托出一个个鲜活的灵魂。那也是饱含着的共产党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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