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枫 近代史研究
作者：贺江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５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桂系试图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大批具备高度执行力的青年干部，实现对鄂皖两省地方社会的组织动员与政治整合，极力促成与新四军的合作。然而随着新四军蓬勃发展，双方围绕税收征稽、防区控制等分歧不断，即便中国共产党苦心维护统一战线，仍难阻止桂系政治转向。而新四军在处理与桂系关系时，需要整体考量华中敌后战场的生存与发展，苏北、安徽、湖北等地新四军形成多层次的政治军事联动，华中区域政治愈发呈现出整体性特质。大别山地区作为桂系经略华中的根据地，亦是影响其行为抉择的关键因素，新四军利用桂系维护地盘控制权与经济利益的特性，积极推动桂系向中间力量转变。随着新四军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桂系的现实考虑，双方在华中地区逐步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
关键词
新四军 桂系 统一战线 李宗仁 李品仙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率桂军北上抗日，通过与蒋介石展开密切的军政合作，得以长期执掌第五战区，廖磊、李品仙亦能牢固控制安徽省政局，桂系借势成为华中地区举足轻重的军政势力。1940年7月15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纵队各部：“桂军是目前中国军队中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争取桂军与我们合作，对于争取全国时局的好转，与建立党在华中的军事据点、创造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有极大的作用。”然而抗战时期新四军面对国共日伪杂处其间的复杂政治环境，在鄂皖两省与桂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双方围绕组织发展、防区与税收的控制权等问题展开激烈较量，乃至桂系的政治行为逻辑对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学界围绕桂系与新四军的相关问题已有诸多论述，不仅集中呈现中国共产党对桂系统战政策的演变过程，同时侧重考察新四军与廖磊、李品仙在安徽的合作冲突，或详细分析新四军的反顽固势力、反摩擦斗争军事策略。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学界愈发重视将新四军置于华中特殊的时空背景下，探究新四军发展的区域因素与战略抉择。同时我们亦应看到，过往研究缺乏从区域政治的视角考察桂系与新四军围绕经略华中展开的政治较量，难以凸显新四军政治抉择与军事行动背后的多方考量。故而本文在全面搜集国共双方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细致梳理1937年至1942年桂系与新四军从合作走向冲突、再由冲突逐步形成新的均势的动态过程，展现影响桂系与新四军关系的历史动因，并由此管窥抗战时期华中地方政治与社会秩序变迁的多元面相，以及国共关系在地方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一、 桂系与新四军合作的展开
1936年9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对峙数年的局面虽宣告终结，但桂系作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仍旧得以保存，蒋桂之间的猜忌防范之心一如其旧，“广西一贯确认非中央坚决抗日后，绝难有真正的团结，故宁桂和平后，李、白都迟迟不想即到南京”，桂系经济命脉受制于人、生存空间被国民政府严重挤压的局面也难以获得根本改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与各地方实力派展开联络。1937年5月，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香港，与桂系秘密接触。桂系联共态度甚为积极，试图借此增加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据张云逸观察：“桂与我合作，确有诚意的，其原因是受蒋政治经济压迫。现蒋迫交政权，只管军事权。桂方现仍坚持抗日主张以提高政治地位，巩固桂政局，并企图由我得国际援助。”1937年6月，张云逸在李宗仁、白崇禧急切催促下，前往桂林商谈合作抗日方案。中共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方针，李宗仁表示原则同意。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此时桂系对南京颇多隔膜，“对蒋抗日恐靠不住，特别他的高中级干部更不相信，因为对立多年，目前政治情形了解又差所致”。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13日李宗仁召开应付卢沟桥事变的谈话会，决定发表桂系主张抗战的公开通电。此后李、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1937年8月3日行将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向张云逸提议：希望在南京与中共建立联系，双方一致主张，为避免外间耳目计，可派代表到第五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找李任仁，“他能代表白的意见”。
新四军部队
全面抗战爆发后，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面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互动日趋紧密。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叶剑英与白崇禧等人在武汉大学会晤，“谈至夜深，决定避免内争，一致抗战之策”。3月，周、叶再度会见白崇禧，建议第五战区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率所部新四军配合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同时，在徐州以北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围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基本接受这一主张。张爱萍又根据周恩来指示，赴徐州面见李宗仁，建议在徐州以北、济南以南同日军一战，“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欲假日本人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李宗仁遂取得台儿庄大捷，桂系声名大振。
徐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往襄阳，廖磊率桂系主力二十一集团军驻守大别山，并兼任安徽省主席，鄂北、豫南、鄂东以至皖北均在第五战区的直接管辖之下，特别是大别山横亘其间的鄂豫皖边区，成为桂系在华中扎根生存的核心地带。桂系全力经营大别山区，以使其成为稳固的战略后方。廖磊认为“大别山位于大江黄河之间，假使我们向南，可将大江切断，纵然我们的兵力，一时尚不能切断，但要加以妨碍那是可能的。如果向西，则可切断平汉线，北窥陇海，东取津浦，无论向哪一方都可予以重大打击，或有力的牵制”。但是桂系在鄂皖两省毫无社会政治基础，廖磊直言：“我们初驻大别山时，事前因为没有准备，部署未定，对根据地的建设，还谈不上。”而且，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围绕军事指挥权、后勤保障等问题纠纷时起。据李耀先观察：“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他是桂系的领袖，在抗战当中他是进步的。在徐州会战、武汉失守以前，他与中央矛盾很厉害的，因为李各方面表现了进步，吸收了一些进步青年（如在潢川办了一个青年军团有三四千人）以及台儿庄的胜利，中央对他非常嫉妒的。因此中央派了一些人到五战区，如五战区政治部，时常与李发生冲突。”桂系在华中立足未稳，与国民党中央又时起纠纷，加以日军频繁进犯，为建立稳固的统治基础，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就成为其生存发展的可能选项。朱理治敏锐地观察到桂系联共的可能性，“李在五战区政策显与国党中央有矛盾，因广西系在五战区尚未定下巩固基础，故须联合进步势力，抵抗中央势力，建立其政治基础”，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对广西和广西系需更进一步相互了解，联合一致来抵抗顽固势力进攻，开展党的工作。”国民党的派系矛盾迅即为中国共产党实施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此外，中共向华中鄂豫皖三省敌后地区发展的方针与桂系经营大别山区的计划不谋而合，双方亦有合作的现实需要与共同利益。为促进华中敌后工作全面展开，中共积极动员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力量蓬勃发展。如在鄂北地区，“我们到鄂北以后，开始就是寻找旧的关系，物色新的积极分子，活跃抗日救亡团体的工作，树立政治的核心，夺取武装的力量，在这个期间，各方面都有一些成效”。而李宗仁也认识到：要支持长期抗战，达到消耗战的目的，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冀图充分发动民众力量，实现党务政治军事一元化。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大批具备高度执行力的青年干部，就成为桂系巩固鄂豫皖边区统治、实施社会民众动员最为看重的因素。
正因如此，新四军自组建以来，即与桂系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系。1938年11月，白崇禧希望张云逸率新四军一营至江北地区，同时帮助桂系军队创办游击训练班。10日，毛泽东得悉此事，立即致电项英，强调“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命令新四军军部立即派张云逸率二至三个营过江。12月下旬，张云逸前往立煌，与廖磊就新四军第四支队经费、活动范围、江北游击纵队等问题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四项共识：（一）新四军第四支队活动范围在淮南地区及津浦铁路南段，限三个月开拔完毕；（二）米津、经费由安徽省政府设法发给，不得就地自筹；（三）新四军须尊重安徽地方行政系统，不得收缴民枪；（四）江北游击纵队以地方名义请李宗仁批准。这就为新四军打开皖东局面提供了“合法”空间以及必要的生存资源。为抵抗日军入侵，新四军在安徽积极配合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共同御敌，“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派有专门部队维持，经常畅通无阻，新桂系的部队却没有这个本领，所以新桂系的军政人员渡江，常靠新四军的掩护”。廖磊对中国共产党也表现出尊重的态度，1939年3月21日朱理治致电张云逸，提出“安徽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必须更加站在主动地位，团结与推动抗日的党政当局”，建议抓紧目前时机、创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李宗仁
李宗仁的联共态度更趋积极，1938年7月在武汉就与周恩来达成共识，决定在第五战区设立抗敌工作委员会。此后，抗敌工作委员会积极维持与第五战区长官部、政治部的关系，“在宣传工作上兴办了一个《鄂北日报》（现改为《阵中日报》），在民运工作上建立了二十几个文化站，组织了三个文化队，并办理了几个干部训练班”。正因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很有成绩，渐渐引起国民党中央的注意，并成为其攻击的对象。1939年2月，国民党中央向第五战区施压，要求取缔抗敌工作委员会。李宗仁对此深表不满，亲自委任鄂豫边区十三县的抗敌工作委员会，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工作，并举办规模达200人的训练班，“准备仿照冀察晋例，创造豫鄂边区根据地，该委员会下分总指挥部、政治指导部及组训、民运四部，在各县、各支队设政治指导员”。至于在湖北境内活动的新四军游击队伍，李宗仁也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彼亦愿意，唯不能给名义，仍认可新四军在鄂中活动。五战区虽不能直接帮助，但可向县政府筹经费”。为深化合作，李宗仁迫切希望能够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很希望我们派一个人去同他发生关系，以便谈谈一些问题”。1939年3月，刘贯一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委托，赴襄樊密晤李宗仁，“除左右，与刘密室相谈四小时”，李宗仁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判断，并强调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并无利害冲突，唯对蒋介石处理党派问题有成见，极为钦佩八路军、共产党的抗战成绩，“对刘贯一到五战区表示欢迎，并允刘可带一电台交换情报”。
桂系与新四军的合作可谓互利共赢，不仅新四军借此获得相对宽松的政治生存环境，迅速在鄂豫皖三省开辟地域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桂系也依靠联共实现对地方社会的组织动员与政治整合。中国共产党对此亦不讳言，我们“帮助五战区建立了鄂豫边区”。事实上，桂系虽成功将势力扩展至华中地区，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极为薄弱，在安徽省内，“广西派因县长一级干部缺乏，并不能指挥如意”。随着战场局势暂趋稳定，桂系试图利用军事政治的优势地位，强行统合安徽地方势力。1939年4月，桂系将领赖刚率三团兵力前往阜阳，整编皖北各路自卫军及各县常备队，“此次收编皖北各路自卫军，是桂系在皖补充军队之有步骤的计划”。根据廖磊命令，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第六游击支队作为地方武装应开至阜阳接受整编。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总指挥余亚农“为着本人收编后的位置和出路、部队的存在及发展”，强烈反对，“如赖一意孤行、逼人太急时，余决率部赴鹿邑与魏凤楼靠拢，向卫立煌要队伍，不愿受桂系压迫，不愿归其改编（多系皖人）”。对于已在皖北扎根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赖刚仍望继续合作，向新四军驻亳州联络科长任泊生声言，“大家应不分彼此，执行统一战线，内部不容再有摩擦”，并愿与新四军密切联络，交换情报。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认为桂系整合余亚农部，直接统治皖北，封建势力将受打击，如善于运用，统战局面将有更大发展，主动替余亚农筹划对策，望其坚持两个原则：一、非到万不得已时不离开阜阳；二、尽可能避免与桂系武装冲突。但余亚农坚决不归顺桂系，主动请求新四军派遣军政干部前往协助，新四军游击支队为维护与桂系的合作，婉辞拒绝。余亚农在任泊生再三劝解下，决定“将部队疏散一部分，给新四军一些枪支弹药，愤而辞职，五路军接受赖刚改编”。桂系势力由此成功进入皖北地区。
不容忽视的是，桂系寻求与新四军合作，更多是基于经营华中地盘的现实利益考量，随着双方在税收征稽、防区控制等问题上分歧不断，李宗仁、廖磊感到新四军的发展已对自身存在形成潜在威胁，即便新四军苦心维护统一战线，“有意的不去发展抗战力量”，最终仍难避免桂系的政治转向，二者逐渐从合作走向决裂。1940年8月，刘少奇在总结华中抗战经验得失时说：“本来五路军的本质是很坏的，它所以进步的原因，是借进步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我们对于廖磊的政策，应是真正的组织左派力量，使左派膨大，五路军抓不住，一般说来国民党中要成为左派的进步的，没有共产党帮助是不会成功的，但我们当时只代替廖磊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吃力不讨好，而做他的尾巴，我们那时应该以对阎的办法来对廖磊，才不致以后吃亏”。
二、 桂系的政治转向
随着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共关系渐趋紧张；6月国民党中央又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密令各战区、各省市党政官员从军事、行政、党务各方面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桂系与新四军的合作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的外在压力。而且，桂系地处华中地区国共日伪犬牙交错的地理环境，受制于有限的政治经济资源，为确保对安徽、湖北的控制权，愈发难以容忍新四军在敌后的蓬勃发展，“目前廖对我最恐惧万分是江北我军之扩大与发展，其次是党的发展”。二者关系迅速趋于恶化，直至冲突全面扩大化。
桂系部队
财赋资源作为地方实力派整军备武、维系部属忠诚的关键所在，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焦点。桂系此前在广西赖以生存的鸦片特税，在蒋介石的统治政策打压下，近乎断绝，桂系必须依靠国民政府的财政补助方能维持。尤其是桂军主力北上抗日，集聚华中，对财政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1939年1月31日，李宗仁向蒋介石请款：“本部游击经费，原月支六万元，上年九月间，经白副总长签、蒙委座核定，月支卅万元，合计月支三十六万元”，请自1939年1月起按月拨发。由于经济命脉受制于人，李宗仁自须顾忌蒋介石的态度。中共中央对此有清晰的观察：李、白把“军需、工业、省营企业交中央管理，停发省钞辅币，允许中央特务在广西及五路军驻区活动，同意各由师长直接向军政部领饷，是桂系企图在服从中央的办法下，求得掩护发展政策的具体表现。桂系目前已基本上形成不能不听命中央的势”。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长江北岸和涡、淮流域的地方秩序逐渐恢复，各县的市场更加活跃，进出商货的数量也更大”，桂系为扩充财源、获取军需物资，利用第五战区地处南北要冲的优势，设立进出货物监察处，设卡征税，“当时安徽货检处的税收，每月约在二百八十多万元，这样巨大的收入，对稳固新桂系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部分将领通过武装走私获取巨额利润。据财政部湘鄂战区货运稽查处处长许凤藻调查，物资走私贩运主要途经三条路线：一、由汉口经黄陂、广水边界，走九里关，到确山，绕入汝南；二、由上海车运，直至蚌埠，零星商贩走正阳，经河流到阜阳，旱道行涡阳、蒙城、亳州转道至界首，亦有由津浦陇海路转至商丘者；三、由天津经石家庄至商丘者，所有敌货之总囤地点均到界首，再运周家口抵漯河转运进口。但令桂系难以接受的是，新四军彭雪枫部从豫东转进皖北，成功在亳州、阜阳等交通要津开辟敌后根据地，“开始我们承继安徽省政府的办法来布置检查网”，设立货物检查处，“对外能和敌人的经济侵略政策做斗争，对内能够保护着自己工商业的发展”。新四军创设税局仅数月时间，每月即可征收进口税8000元，“再加改进，可增至每月万五千元”，单入口货物一项即得万元以上。“每年之收入不仅可供本区党政军各方面之需用，并可呈缴巨款交中央”。由于华中地区财税资源的有限性，新四军财政状况改善的同时，桂系走私物资、开辟饷源的空间日趋萎缩。即便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与桂系的统战关系，一再强调“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孔道”，但桂系难以容忍财政收入受制于人，必欲控制税卡、货运通道，如此就使得二者分歧不断。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民党军队仓皇西撤，地方行政无人负责，民间遗落大量枪支弹药，在此基础上，形成规模庞杂的地方武装。新四军旗帜鲜明的抗战主张、纪律严整的军队形象、高效灵活的统战政策以及行之有效的组织动员，吸引大量民间武装主动投奔。如新四军第四支队自1939年4月开赴皖中的舒城、庐江、无为等地作战，迅速发展至9个团，约5000人，并在定远、凤阳、合肥等地形成广泛影响。桂系同样跃跃欲试，通过与地方豪绅合作，积极收编各类武装，并将之视为禁脔，严禁他人染指。面对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蓬勃发展，桂系极力抵制。白崇禧指责第四支队在皖北到处收缴民枪，“一、第七团长杨啸军部开驻合肥第六区花张集，勒令每保送米廿石，法币贰佰元，并将联保主任谢少臣家包围，缴去步枪四支。二、高部雷营长出面阻止停剿窜据新贵一带之股匪陶安仓，谓陶匪已受该部招抚”。1939年6月，白向蒋介石密报新四军在皖发展情况，“并电催叶军长来立互商，均未得要领”，建议将高部调往皖南，“俾使接近该军军部，而易于管束”。
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李宗仁的联共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第一受中央的影响，中央的人多攻击他，说他包庇共产党；第二他看到我党的伟大发展以及在群众中影响的扩大，特别是自从中央派了一些人（如政治部副主任）到五战区来积极活动，压制群众运动”，李宗仁“不得不跟着中央走，因此五战区的工作受了一些阻碍”。廖磊更是不顾此前达成的合作共识，主动向新四军制造摩擦，企图消灭皖北、鄂东的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和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针对第五战区政治形势的逆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仍希望继续维持与桂系的合作，认为目前局势是顽固势力进攻所致，李宗仁、廖磊因地位关系，不便公开拒绝与反对，当前工作重心在以一切进步的办法创立根据地，至于李宗仁、廖磊在联共立场上的动摇，“只有我们动员进步势力，在适当方式下给顽固分子的进攻以坚决的打击，才能停止李、廖等之动摇与退缩，并推动李、廖更加进步”。
1939年7月上旬，叶挺、张云逸前往立煌会晤廖磊，就新四军与桂系的关系展开会谈，以便继续维持双方团结合作。廖磊希望新四军不应过于扩大影响、给养，少设兵站，经费可向安徽省领取。叶挺、张云逸为展示合作诚意，决定将新四军第四支队驻立煌的兵站改为新四军办事处，由中共鄂豫皖区委组织部部长何伟担任办事处主任；同时提出六点建议：（一）由安徽省政府通令各地，今后如有涉及新四军的问题，应向新四军在该地最高指挥员交涉解决，若在该地的新四军最高指挥员不接受时，再报告上级；（二）新四军活动地区的民众运动要协助速行；（三）政府不能无原则地限制新四军的活动；（四）新四军活动地区的民众武装要由其统一指挥；（五）新四军合理筹措给养，安徽省政府要予以协助；（六）发给8月份的补助费。廖磊悉数应允，唯对第四点新四军领导防区内民众武装表示疑虑，强调此点还须双方建立深度互信方能进行。桂系与新四军的政治合作看似得以存续，但叶挺、张云逸普遍感到，廖磊“此次对我们是很冷淡的，并怕我力量扩大，最近派到我军活动地区行政专员都是反共分子，限我发展”。果不其然，廖磊一方面向何伟信誓旦旦地承诺：五路军对新四军绝无成见，保证不与新四军发生冲突，加紧团结，争取胜利，不要听信谣言受挑拨；另一方面却又致电白崇禧，斥责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肆意扩大实力，不顾抗战”，要求将其“调归建制，在指定该游击区内活动”，并且恳求国民党中央万不可批准新四军成立第五支队，“盖该部在江北者，已有万余名之众，若再增加一支队，将更不可收拾也”。此后桂系对新四军的摩擦愈演愈烈。
1939年9月，廖磊要求新四军彭雪枫部、李先念部及鄂东第五、六大队立即移防至皖东地区，否则将军事解决。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调防目前尚难办到，命令各部加强军事警戒，尽可能避免与五路军直接冲突，坚持团结共同抗日的口号。桂系丝毫不顾及与新四军达成的合作共识，1939年10月6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诬蔑新四军阳奉阴违，“在皖中及皖东北作扩军竞赛，并在宿永间搜缴民枪，将宿县之常备军郑锡秋等两中队强行编制，刻正谋收编人枪六七百之王金部，泗县睢宁间滥委团营长，强行派款搜枪”，要求国民党中央严厉制止新四军的发展，桂系政治态度全面转向。
令桂系猝不及防的是，1939年11月桂南会战爆发，日军长驱直入，南宁沦陷，桂军不堪一击。桂军认为中央军第二〇〇师后调乃是国民党中央有意牺牲彼等，所以无心恋战。蒋桂围绕控制广西控制权问题矛盾激化，蒋介石怒斥白崇禧军事部署私心自用，“国内军阀之恶劣，毫无国家观念，对于国家危急，人民痛苦，军队死伤，中央艰难至此，而若辈只图私利，惟恐国家之不乱”。白迫于形势，唯有对蒋妥协。桂系内外交困，反共立场有所软化，中国共产党立即看到对桂系统战的可能性，“敌人与中央军同时进入广西，广西派深感地位危险，因此可能在皖鄂两省对我减轻磨擦”。1940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判断桂系同我党的关系仍是好的，目前彭雪枫、李先念、张云逸三部已有35000人、枪半数以上，“放手发展广西派，对之无大磨擦，这是因为国民党正在将广西派中央化，李、白大受压迫之故”，但日军突然撤离南宁，此后将起何种变化，尚难断定。
中共中央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蒋桂之间虽在军事、政治诸多方面存在矛盾，但面对国民党中央“拉白入阁、封李中原、分化上层，拉拢中层军力，分散财政编制，经济收买”，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广西的利诱威胁政策，桂系在反共问题上又寻求与国民党中央一致的政策，“桂军借反共来扩大实力，取得中央信任，中央以桂顽作为反共助手，并借我军之手来抵消、限制桂军的力量，所以中央与桂顽的关系是在矛盾之中结合的”。1940年1月李品仙接替因病去世的廖磊，执掌安徽省政，白崇禧要求李品仙对党政军实施一元化领导，尤其是对于“不能合作之人，则须用强迫离皖省地，免影响大局”。李品仙完全推翻此前与新四军合作的政策，“李到皖后，立即改组省府，解散一切进步团体，受训学生三千余人不甘压迫，纷纷逃跑到新四军，各县捉人杀人之事无法无天，安徽政权现已极端反共化”。桂系与新四军的关系全面破裂，李品仙在皖东、皖北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总的时局正在逆转，反共趋势加剧”，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急剧复杂化。
三、 和谈与斗争的抉择
面对桂系政治转向、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共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展开反摩擦斗争。但在华中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为避免李品仙、韩德勤东西夹击，确保对淮南路东地区的控制权，新四军尝试缓和与桂系的紧张局势，并试图就防区、地方政权、税收的控制权与桂系达成新的协议。然而桂系不愿承认新四军在华中蓬勃发展的现实，对自身利益寸步不让，非但双方和谈无果而终，白崇禧更是主张将新四军调往冀察，积极策动国民党通过《中央提示案》，最终导致皖南事变爆发。
1939年12月，刘少奇在抵达皖东定远藕塘集后，新四军逐渐确立起立足皖东、发展华中敌后抗日的方针。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安徽迅速发展，彭雪枫部在皖北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第六支队规模达到17000人；第四支队在张云逸领导下，又向皖东的江浦、全椒、滁州前进，开辟路西根据地；罗炳辉率领第五支队开赴津浦路东，在运河以西、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8个县建立起路东根据地，军队规模超过6000人；此外，尚有2000余人的江北指挥部。相反，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自1939年对日冬季攻势受挫后，抗战意志愈发薄弱，据日军观察，此后桂军“畏惧我军的进攻，而专心于强化阵地防御”。桂系将注意力转向日趋发展壮大的新四军。1940年3月上旬，李品仙命令一三八师越过淮南铁路，配合地方顽军共6000余人，分三路进犯新四军第四支队和江北指挥部。新四军第五支队立即从津浦路东增援，在皖东军民英勇反击下，大获全胜。
桂系与新四军的政治较量不仅取决于二者的利益冲突、权势升降，亦受制于国民党中央军、日伪军的军事联动。蒋介石鉴于桂系与新四军冲突激化，冀图利用桂系作为反共先锋力量，趁势解决江北的新四军问题，不仅明确告知李宗仁，已按其要求命令新四军将江北部队全数调至江南，不得故意延宕，并授意军令部制定作战方案，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将新四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或相机“剿灭”。3月21日，韩德勤利用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赴路西作战的时机，趁势向其驻地半塔集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在津浦路东的指挥中心。当时路东仅有第五支队留守部队2000余人，形势危急。3月22日，李品仙又命令安徽保安队强行扣留新四军军政干部20余人，“内有云逸同志之夫人、儿子，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及子弹一批、长枪九支”，并派部队进占无为，断绝新四军与江南的交通路线。为防止李品仙与韩德勤形成东西夹击的不利局面，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发展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打韩拉李成为新的斗争策略。3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原局，当前核心任务是巩固淮南路东的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淮南铁路以西地方不可发动游击战争”，明确要求“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
李品仙
鉴于李品仙反共态度坚决，不断在各地制造摩擦，为迫使其接受和谈、争取战略主动，新四军积极部署挺进大别山，直指桂系经略华中的核心地带。1940年3月李品仙在皖东掀起反共摩擦，刘少奇要求湖北李先念部与新四军四、五支队形成战略配合，“应即调两个至三个团过路东，向大别山发展，建立路东根据地”。新四军豫鄂挺进总队跨过平汉铁路，在鄂东的大小悟山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鄂东作为大别山地区的南部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桂系得悉新四军“声言打倒李副长官、夺取大别山脉”，加之国民党CC系又对外宣称新四军正挺进大别山，李品仙甚为恐惧，“已决定不顾各方和平呼吁，与我决裂，民政厅长陈良佐主和，已遭打击，现在皖西六安、舒城、立煌、霍邱、霍山各县已实行清乡清党”。为安李品仙之心，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军事部，声明新四军“无意回大别山，彭雪枫、李先念二部亦无意向大别山发展，必须国军不向我军进攻”。桂系内部开始出现反对进攻新四军的主张，“现五路军有与我进行和平谈判意”。
中共中央判断桂系似有妥协可能，“李品仙受我李先念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4月21日，张云逸向李品仙主动释放和谈信号，强调桂系一三八师、一七六师虽仍向新四军第四支队进逼不已，但我方决定对桂军不作任何攻击行动，倘停战实现，将归还缴获的桂军枪支物品，协助恢复地方行政系统，希望桂军释放新四军被捕人员及官兵家属，惩办祸首。同时，为压缩桂系的生存空间，以打促谈，5月8日刘少奇指示鄂东的李先念部、皖北的彭雪枫部、皖东的四五两支队协同行动，其中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无为游击队采取积极动作，坚决消灭李本一等顽固武装，建立全椒、合肥、含和政权；第五支队必要时调一个团到路西，配合第四支队作战；李先念部及鄂东各游击队打击鄂东反动派，对桂军不采取主动攻势，并向大洪山随县一带发展；彭雪枫部在消灭蒋心亮等顽固派的同时，相机派队占领涡阳城，如敌寇占领阜阳、太和，彭部应即大举向南发展。5月9日，刘少奇又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向外透露有西进大别山的意图，“声言回大别山去救援我军我党同志及所属”。
面对新四军各部协同作战，李品仙已成难以招架之势，被迫接受和谈。1940年5月，李品仙任命张节接替颜仁毅出任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致函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戴季英，望其停止军事行动，与张节展开谈判。刘少奇遂指示负责谈判的戴季英、何伟，可就和谈提出四项要求：（一）划分双方控制区域的界线，规定新四军第四支队以淮南铁路及无为县全境为界，该界以东地区包括津浦路东各县，为其防区；第六支队以涡河为界，涡河以北包括皖东北以内，由其负责；李先念处则以罗山至黄陂公路以西、小溪河经黄安至宋埠公路以南，桐柏山脉以南、襄河以东为界。（二）上述界内防务由新四军负责，为避免冲突计，新四军不到界外活动，其他军队亦不至界内，界内行政人员由新四军保护，并获安徽、湖北省政府加委。（三）新四军再次申明不向大别山地区发展，但须桂系保证不再进攻新四军。（四）桂系立即释放张云逸家属及其他被捕人员，此后双方互相保障交通来往人员及军人家属安全，并恢复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谈判期间停止军事行动，各守原防。李品仙答允和谈，更多是为缓解新四军各部协同作战的军事压力。5月18日，李要求张节向新四军提出先从定远撤军以示诚意，但对新四军所提四项要求则寸步不让，反而详列五项条件：（一）第五战区所有武装应服从命令，统一指挥，津浦路东地区作为新四军游击地区；（二）除指定地区外，新四军不得停留活动；（三）安徽所属各县行政区，立即恢复，新四军不得干涉行政事宜，凡非经省府委派人员，即行撤销，上述地区税收全部交出；（四）新四军在其驻扎地区，不准再有收缴民枪及勒款破坏行政事宜。（五）对于已缴械的新四军武装、牺牲人员、家属、电台，查实当即发还。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在防区、地方政权以及税收的控制权。
新四军为促成和谈，主动提议“退过涡河北岸，涡河下游之税收可交出，但应由皖省府给予相等的补助费”，并明确停止大别山地区的游击战争，“应说服大别山芦江、舒城等处我党同志，使他们懂得为何今日不能在我后方发动游击战争的理由”。即便如此，仍旧与桂系主张相去甚远。李品仙必欲获得新四军掌握的淮南路、津浦路之间的地区，不仅桂军刚刚占领的无为作为连接大江南北的战略要道，难以放弃，而且安徽省政府设在无为、庐江、巢县、怀宁等县的货检处，税收数额是惊人的，“每处每月都在二三十万元以上”，事关桂系在华中地区的核心经济利益。张节表示目前桂军面临极为严峻的困难，双方条件相差悬殊，还须李品仙定夺，仅承诺谈判期间停止军事行动，“为避免纠纷起见，划一和缓地区，宽约三十里，彼此保证不再前进，静待谈判结果”，若获李品仙许可，即可实行停战立约。
此时韩德勤在苏北不断制造摩擦，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率主力北渡，开辟黄桥根据地。毛泽东指示当前华中斗争策略应全力对付韩德勤，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中原局根据指示，考虑到巩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需要，不再坚持全面划界，决定对李品仙再度让步，7月26日提出“这种谈判，或将雪枫、先念、爱萍等一概包括在内，或只包括四、五支队，由彼方志愿决定”。李品仙坚持新四军必须退往津浦路东，“否则要打我们”，新四军谈判代表戴季英表示碍难接受，桂系摆出无话可谈的架势，和谈陷入停顿状态。地盘作为地方实力派生存发展的核心利益，为树立绝对权威、独占社会经济资源，他们非但难以与其他政治军事势力共享地方治权，反而必欲打倒对方、实现对统治区域的全面控制而后止。“桂系首领及安徽省府当局，把安徽省看成是他们私有的地盘”，难以忍受新四军力量的发展。李宗仁声言桂系在安徽岌岌可危，“巢和含全滁五县我军驻在地，政治尚可推行，余均为该军把持”，并且“津浦路东天长、来安、嘉山、盱眙等县均为该军势力范围”。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特性决定桂系很难与新四军在防区划分、资源分配方面达成实质妥协，即便新四军再三让步，仍旧难获结果。
白崇禧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将新四军调离华中，如此方能避免与桂系形成竞争发展的被动局面，他明确表示：“对共产党，在言论上应使之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在行动上以抗战建国纲领为原则，指定活动范围，指定其任务，如此应可相安，一致对外。”3月25日，白崇禧向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提议可令新四军移防河北，“使与八路军合，以免其在江南江北到处滋扰”。白崇禧态度强硬，声言“对共党不宜客气，因彼绝不讲信用，绝不可靠，今彼对我日日打仗，何能置之不言”；6月1日他召集桂系要员黄旭初、李任仁等商议中共问题，“结果决定我应坚决站稳三民主义之立场，森严自己之壁垒，无论在理论或行动上绝不与之妥协，以努力建设实现三民主义为唯一防范之方法，即军事上以攻为守”，试图利用自身对国民政府军事决策机制的影响力，“贡献中央处理之意见，划定范围、指定任务”。
桂系虽须依靠与蒋介石的政治合作，获取军事、经济资源，逐渐形成难以离蒋之势，但蒋介石亦需要桂系在抗日与反共问题上的支持，故而尽力满足桂系各项诉求。陈诚就曾对此颇抱不平，“因桂系以抗战为名，争取地盘为实，中央不能不顾李某之面子”，往往因“李、白关系，无法应付”。正是在白崇禧的积极策动下，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通过《中央提示案》，“健生为防共军在苏皖扩大，（近日共军与李德邻、李鹤龄军磨擦特甚），愈多内忧起见，力主调所谓新四军往黄河北，不惜将冀省及鲁北划与共军。蒋先生已允其议，令何、白与周、叶、秦等（共产党代表）协议”，最终决定将冀察两省及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二战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地区。如此就为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表“皓电”，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迫使新四军北上，直至最终皖南事变爆发，埋下伏笔。
四、 华中地区势均力敌局面的形成
桂系作为国共之外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新四军在处理与它的关系时，不仅需要考虑双方军事力量的多寡、强弱，以及日军对正面、敌后战场的军事行动，而且受制于国内外政治外交环境的变动，还得将其置于发展华中的整体战略，在各地新四军生存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与抉择。随着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电”，强令新四军北上冀察，国共双方展开激烈的军政较量。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在完成统一整编的同时，侧重巩固津浦路以东、大江以北的抗日根据地；桂系受制于国民党的派系矛盾，转而向西经营大别山区，华中地区形成双方势均力敌的态势。
就在桂系与新四军和谈无果而终之时，日军看到新四军在国民党势力及日汪军队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仍能在路东地区大体建立起行政体制，“且正处于向真正意义的民主政权迈进的道路上”，决定掀起对路东根据地的大“扫荡”。1940年9月，日伪军万余人封锁淮河河道，先后侵占盱眙、半塔集等地。新四军经过十余天反“扫荡”作战，成功挫败日军，但受到相当程度损失。桂军趁日军“扫荡”之机东调，有配合韩德勤向新四军猛攻的态势，刘少奇认为“在此情况下，我实不应再打，应对桂军力求缓和，避免冲突，以便求得数月至半年之休整，扩大及巩固根据地”。孰料日军“扫荡”刚刚结束，韩德勤又在苏北调遣三十三师至东台，佯攻姜堰，以主力由海安攻黄桥，陈毅向刘少奇急电，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请求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北上作战。考虑到皖东新四军急需休养生息，10月2日，刘少奇婉辞拒绝，最终，陈毅以7000兵力成功击败韩德勤30000兵力，取得黄桥战役的全面胜利。韩德勤残部两万余人退居兴化一带湖沼地区，10月13日向顾祝同求救，“职部主力既被摧坏，弹药尤缺，倘再撑持日久，势必完全牺牲，于大半无补”，恳请转电蒋介石，立即命令李品仙派兵一师，“将职部奉发之弹药六十万发送至泗阳南新集以东南地区，否则准予在万不得已时，率部突围至阜阳补充弹药”。华中地区国共日伪杂处的复杂局面，使得皖东与苏北的战场形势相互作用、彼此牵制。韩德勤兵败黄桥，桂系感到唇亡齿寒，开始不断向皖东新四军施压，第五战区先后向大别山地区增调桂军三个师。
陈毅视察新四军
新四军在皖东若再与桂军作战，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现我在皖东兵力薄弱(因四个团东进),且部队未整训好，在屡次战斗中伤亡数目甚大，棉衣未作好，今年路西灾荒，我中心区又十分严重”。毛泽东强调皖东战略地位重要，绝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将苏北与皖东形势联系起来。10月15日，毛泽东决定通过缓和与韩德勤的关系，来换取皖东局面的改善，电告陈毅、刘少奇谈判条件除涉及苏北各项外，“必须有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及停止向整个新四军压迫一条”，请韩向顾祝同、蒋介石申请。然而蒋介石对《中央提示案》毫无回响、韩德勤又在黄桥惨遭失败恼羞成怒，10月15日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商讨“大局与以后剿共抗战计划”，决定采取措施“有理有力制共”，命令新四军、八路军立即开赴冀察鲁北各地，以及“对苏鲁目前处置”。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表“皓电”，引发华中政治局势剧烈变动。
10月24日，中共中央从重庆获得多方情报，得知白崇禧密电李宗仁、李品仙，蒋介石已决定11月中旬开始全面“剿共”，并声言此次对中共军事已有把握，不致再败，请立即准备。考虑到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刚刚签订，世界政治格局急剧阵营化，毛泽东迅即将国民党的反共与国际局势变动联系起来，认为目前蒋介石掀起反苏反共的新高潮，正是对日投降的前奏。但是国民党对华中新四军的进攻，受政治、军事、国际环境多重因素的制约，11月上旬未能如期展开，桂军尚在休整，汤恩伯军队只作移动准备，中共中央据此研判，“蒋对剿共确未下最后决心”，11月9日发表“齐电”，决定新四军皖南主力北调，以示让步。新四军军部北移，由无为北渡长江最为便捷，但“桂军决不会放松此点”，如无把握，且甚危险。桂军不仅是蒋介石进攻华中敌后根据地的主力之一，更扼守新四军北渡长江的重要地点，争取与桂系关系好转对于中共扭转局势具有重要意义。1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叶挺、刘少奇、彭雪枫、李先念等，明确指出桂系作为国共以外之一大实力派，它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仍旧可资利用，应利用各种关系派人向桂系进行解释劝说，提醒桂军总共不过10万人、6万支枪，如在安徽反共受挫，“桂军一半人枪将被中央吞并”，蒋介石必渔翁得利，桂军能够立足华中，“正因为有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抵御敌寇，另一方面牵制了中央军，如果华中没有新四军、八路军，则桂军将不免被中央排挤欺负”，可向桂系提出它目前最好是“一面敷衍中央，求得经费武装，一面敷衍共产党，求得保存实力，并在必要时出面调停国共冲突，取得全国信仰”。
但是桂军经过李、白的长期经营，自上而下形成反共共识，“上层将领因为知道他们与中央的关系上存在着矛盾，要以积极反共来作为与中央缓和拉拢的手段，和升官发财的门路，并且因为现在大别山脉是他们唯一的生命线，而积极反共、消极抗击敌人的政策是他们立足大别山的方针，因而在反共问题上就显得特别卖力”，中下层官兵只知服从命令，“自以为装备好，而我们弹药不足（军官们常以此作为教育来提高士兵们的反共信心），所以作战时轻视我们，进攻相当猛勇”。新四军与桂系联络时，感到“桂军平日有反共精神教育，士兵对我极残酷野蛮，很难接近”，统战工作难以打开局面。李品仙态度强硬，声言为重建豫鄂皖苏边区，决定“以一部守备大别山脉根据地，另以有力一部扫荡皖中当面以东地区之障碍”，任命张淦担任“扫荡”军指挥官，莫德宏、程树芬、漆道征分别担任第一、二、三队长，对皖东新四军展开大规模“扫荡”。
对于李品仙、汤恩伯率军东进，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与日本妥协之前，大举“剿共”尚不可能，“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桂系积极反共乃是“蒋介石必把他的法宝（吓共让步）密告了白崇禧，故白如煞有介事”，但实际上白既不想打，也很怕真打起来，正因如此，我们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个弱点去吓白”，于11月21日电令刘少奇：目前我党应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为争取战略主动，中共决定先解决苏北韩德勤，再救皖东之危，11月29日陈毅与黄克诚部在苏北联合发起曹甸战役。此时皖东抗日根据地在桂军进攻下，异常艰难，12月6日毛泽东命令皖东苦撑坚持，只要占领曹甸、安丰等地，苏北对韩作战即可结束，黄克诚主力便立即向皖东增援。一切的战略部署均以曹甸战役胜利为前提，然而曹甸久攻不下，“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而皖东吃紧必须增加兵力，才能阻止桂军前进”。为缓解皖东的艰苦局面，12月15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请周恩来、叶剑英与白崇禧谈判，“桂军停止对皖东进攻，我退过津浦路东，雪枫退过涡河以北，李先念在现地区不向外也不向大别山发展，我在桐城之张体学部及经扶游击队收回，彼方则停止进攻，划津浦路东，涡河北岸归我，并保证交通安全”，“否则我军只有拼到底，且不得不向大别山发展，以求生存”。
此时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渐成彼此联动之势，不仅苏北战场的变化直接关系到皖东局面的进退，更为关键的是，皖东形势的恶化，使得皖南新四军原有的北上路线难以成行。12月2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报告：“我们原定计划将船只弄好，准备分两批从芜湖、铜繁北渡，后因敌顽注意，特别桂军增调大兵到卢无，向我江北部队进攻，大批渡江已不可能”，已用叶挺名义致电何、白，要求桂军让路，并延期一月。中共中央考虑再三，认为桂军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12月30日决定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新四军军部北上行军路线唯有舍近求远，如此就为顾祝同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难得机会。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队在茂林包围新四军军部万余人，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决定坚决回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明确指示周恩来、叶剑英，不可寻求对桂系的和谈，“这种谈判徒然示弱，没有益处”，要求“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地区（即路东）均不应放弃，只要蒋桂未与敌妥协，反共军深入是很困难的”，新四军仍应在津浦、淮南路之间坚持游击战争，予敌顽以坚决回击。同时，李先念部派第一、二两团至平汉路东，“以打开路东的局面，并牵制桂军对皖东的进攻”，桂系渐成顾此失彼之势。
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又围绕地盘、税收的控制权矛盾激化。汤恩伯觊觎大别山区，以李仙洲奉令入鲁为由，要求桂系的八十四军担任涡淮防务，“汤部则专任鄂豫大别山正面防务及后方联络，否则请李将现在鄂中大洪山剿匪之二十九军调至淮北，李宗仁反对此议，仍令汤部专任淮北，策应苏鲁，桂系则仍任大别山，此是蒋桂重大矛盾”。此后汤恩伯又在皖北与李品仙因地盘、涡河流域税收冲突甚为尖锐，李宗仁强调“皖北货检所是五战区的经济命脉，任何人都莫想染指”，要求汤恩伯不得干涉安徽事务，否则就将军队撤回广西。并且，桂系扶持的鄂东地方势力程汝怀突然倒向国民党中央，李、白甚为愤怒，必欲取而代之，陈诚自恃有蒋介石支持，坚决抵制桂系改组鄂东政局，双方关系急剧恶化。陈毅判断桂系内外交困，恐难再似过去积极反共，“由于蒋桂矛盾、汤李矛盾，及我李先念、张体学、林维先各部队在大别山的积极活动，再加之以敌寇的进攻，桂系李品仙是足够头痛的。安徽的财政经济毫无办法，李品仙非与我求得某种程度的和缓不可”。事实亦然，白崇禧明令桂军应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对东进“剿匪”完全不提。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重建军部、完成七师整编后，调整战略布局，决定重点巩固津浦路以东、大江以北的民主抗日根据地，使其与鲁南联成一片，强调苏鲁战区作为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反共军聚集大量武装力量的地方”，该地是新四军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好像汉高祖的关中”；至于津浦路以西地区，要有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并保持战略克制，努力维护与桂系的统一战线。1941年日军持续对苏北展开“扫荡”，刘少奇感到新四军向东发展，如若敌伪再度“扫荡”，因交通限制，“无法作大的转移”，8月10日向中共中央提议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8月17日，中央书记处电复刘少奇、陈毅，明确指出桂系李、白与何应钦等顽固派有所区别，新四军不宜大举西向。
桂系在1942年完成对鄂东地方的政治整合后，虽多次尝试向新四军进行局部摩擦，但均难获实质进展。中共作战极为克制，认为津浦路西及皖中地区“处于敌顽我三角斗争境地，顽有大后方之依托”，桂军实力、战斗力又不容小觑，新四军与桂系的较量将呈现长期相持的特征，“双方欲求痛快解决均是困难的，我军总攻不利，要造成全局的困难，故宜坚定与桂顽持久斗争的决心”，“如我能继续采取持久斗争的方针，自有驱逐桂顽的时期”。华中地区逐渐形成新四军与桂系长期势均力敌、权力均衡的局面，直至抗战胜利。
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在日军侵略的外在压力下，随着社会政治秩序重构，桂系利用执掌第五战区的契机，成功将地盘从广西边陲扩展至鄂皖两省。即便陈诚怒斥李宗仁“封建、小器，妨碍统一”，也不得不承认他“为重要人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过程中，愈发强调发展华中地区的重要性，1940年毛泽东、王稼祥指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为经略华中，新四军与桂系展开激烈较量。通过全面考察抗战时期桂系与新四军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更可清晰地窥知华中地方政治与国共关系变动的多元历史面相。
首先，抗战初期新四军通过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得以获取相对宽松的政治生存环境，而新四军依靠旗帜鲜明的抗战主张、高效的社会组织动员，迅速在华中开辟地域广阔的抗日根据地。此后桂系政治全面转向，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桂系军事摩擦的同时，需要整体考量华中敌后战场的生存与发展，苏北、安徽、湖北各地新四军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军事联动。新四军为巩固、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往往选择缓和与桂系在皖东的紧张局势，避免四面树敌；而当皖东面临桂系强大的军事压力之时，湖北李先念部就积极向鄂东进军，以便使桂军首尾难以兼顾。华中区域政治在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与统一指挥下，愈发呈现出整体性的特质。正因如此，1942年陈毅总结华中工作成绩，特别谈到新四军通过“统一指挥苏南、苏北、皖东及李彭黄各部，顽方以分进合击对我，我以战略统一各路应战回答，补救了新四军当时的分散不集中可能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其次，桂系作为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维持存在、扩展地盘始终是其生存逻辑的核心议题，亦是影响桂系从联共走向反共的关键所在。1937年李宗仁率桂军北上抗日，桂系试图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大批具备高度执行力的青年干部，实现对鄂皖两省地方社会的政治整合，极力促成与新四军的政治军事合作。刘少奇认为“当时李宗仁的态度很好，廖磊也很前进”，主要是他们想用这前进的政策来扩大桂系的政治影响。随着新四军在敌后的蓬勃发展，桂系认为新四军对自身存在形成严重威胁，而桂系对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依赖，又使其与蒋介石形成不可分离之势，待至国民党出台反共限共政策，即便新四军苦心维护统一战线，最终仍难阻止桂系的政治转向。此后李品仙虽迫于压力，选择与新四军展开谈判，但必欲争夺淮南路与津浦路之间的控制权以及巨额的财政税收，和谈无果而终。白崇禧为避免与新四军竞争发展过程中形成被动局面，强烈主张将新四军北调冀察，积极策动国民党通过《中央提示案》，待至何、白联名发表皓电，华中局势急剧恶化，最终导致皖南事变爆发。
同时亦应看到，桂系制造反共摩擦主要还是为维护自身的地盘控制权与经济利益，刘少奇特别强调白崇禧与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对日、对共问题上仍有分别，桂军行动可能仅是“赶我过津浦路东，保障大别山。对全国剿共，桂军是可能取消极态度的”。如此就为中国共产党实施统战政策、争取桂系作为中间力量提供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新四军在对桂系展开团结争取工作的同时，也强调斗争的重要性，注重以斗争促和谈。1940年李品仙主皖后，反共摩擦与日俱增。新四军在予以坚决回击的同时，考虑到大别山地区作为桂系经略华中的根据地，亦是影响桂系行为抉择的关键因素，为获取战略主动权，积极部署挺进大别山区，成为钳制桂系东进的有力砝码。中国共产党对此深有体会，“李品仙以前最怕我们到大别山，因为我们一去大别山就把现有局面弄烂”。正是通过积极的统战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新四军在恰当处置与桂系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的同时，更促成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地区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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