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1948年，随着全国战局的迅速发展和战区调整，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在1948年3月划归华北军区。此时，太岳军区情报员马克勤（笔者岳父）正潜伏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职务是总干事（见南京户籍档案），负责机要、财务和官印。“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联秘处）”常务副秘书长是原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徐佛观），马克勤是其重要下属和“亲信”。
马克勤
1948年9月初华北军区派遣原太岳军区情报处负责人、后任华北军区陇海路情报站站长兼运城军分区情报处副处长袁之平（化名徐静业）与交通参谋鲁晋到达南京，准备建立“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其目的是发展情报组织、为全国解放获取战略情报，而更深层次的意图是为进入广州、台湾做准备。
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马克勤档案
一、建立“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
在袁之平到南京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决定由华东军区与中共“长江局（原名）”无锡联络站负责袁之平的军、地交通联络，袁之平担任站长，组员为马克勤、鲁晋，后续加入的是王芸仙（笔者岳母）、二叔马克余（马金魁）、三叔马克谅（马文魁）。由于马克勤掌握“联秘处”官印及授权，联络员的特别通行证皆由其开出，此证在手，在敌区活动可以通行无阻。
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南京湖南路10号，原丁家桥16号）
随着战局的发展，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向中共倾斜。自1948年年11月起，国民党已开始有计划南逃，“联秘处”也决定分批迁广州，袁之平根据形势发展，对马克勤去留问题作了认真地考虑，认为国民党南逃去向尚不明确，且“联秘处”撤离后，惟独徐复观未动，故决定暂留在南京，等待时机。后悉，徐受蒋经国的指示，组织特务组织“中华大同盟”，已去上海筹备，具体情况不明，但徐到达上海不久，“中华大同盟”并未成立，而是成立了由蒋经国直接领导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1948年12月，代号3811部队），原准备由徐复观为该团团长，但最后是中将胡轨担任了团长。其中真实情况如何，始终不详，为了查明徐的动向，并争取打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袁决定由马克勤前往上海去见徐复观，探听虚实，未料事情进行顺利，经徐复观介绍马进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并经胡轨亲自批准，任命马克勤担任该团本部“专门委员会”中校秘书，“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梁铭淓上校是马克勤在“联秘处”的同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总团部驻杭州灵隐寺。
“中华大同盟”改成了“青年革命救国大同盟”，其在上海的组织成立于1949年4月19日，约1100人左右。系蒋经国在上海的特务潜伏人员主要系统之一，准备由徐复观、吴藻堂任正副书记，估计是由于徐准备接手这个组织，因此未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但徐并未到任。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原驻防南京，随着国民党节节失利，解放军步步逼近，于同年十二月迁址杭州，司令部设在灵隐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主要任务是企图固守大陆，待国民党卷土重来时作为配合反攻的力量，而“专门委员会”有着同样的目的，专门收容分散的特务，将其作为一支地下军，在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等沪宁、津浦铁路沿线，秘密部署特务的潜伏。
马克勤的任务是接待往来特务，负责办理特务登记、宣誓、指定派遣地区和任务，并发放活动费用等，与此同时，还负责建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专门委员会南京联络站”（青救团南京联络站）的任务。这个联络站，作为专门委员会的中心联络点，凡南来北往的特务，必须经过该站审查。马接受这一任务后，当即赶到南京筹备，并借机向袁之平作了汇报，商定了青救团南京联络站人选问题，这个送上门的美差，是控制特务活动的重要环节，当然不会轻易让给别人，研究决定由鲁晋担任。此事经马克勤负责介绍、推荐，得到了该会主管“专门委员会工作员”梁铭芳的严格审查而批准，鲁晋如愿以偿地担任了“青救团南京联络站”站长职务。
“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的地点设在南京夫子庙钞库街，以经营日用什货为主，什货店名称为“南京景记五洋商店”，以此做掩护，袁之平当店老板，并以马克勤的两个弟弟（马克余，马克谅）为店员。
南京夫子庙钞库街路口
南京夫子庙钞库街临河（秦淮河）房屋
马克勤回忆：“1949年2月，徐复观在广州，奉蒋介石电召，去奉化溪口，途经杭州，特来青年救国团与马克勤会晤，相约作陪去溪口拜谒蒋介石，遗憾的是，当到达溪口蒋府时，蒋却因事离去。”后来，徐留在溪口住了一段时间，担任蒋介石随从秘书。文献记载了这一历史：1949年2月22日蒋召徐到溪口，电报内容：“奉旨电报。广州郑秘书长彦棻。密请与徐佛观同志来溪一唔，过沪时可与希圣同志同行前来并望塾旅费为盼望中。”此时，蒋已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遥控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各部之行动。
二、劫取联密处“死亡名单”、冒死营救南京地下党
1947年到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战略进攻，蒋管区人民运动不断发展,全国学潮迭起，南京地下党领导的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蒋介石很头疼。
1947年5月，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积极组织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开展声势浩大的罢课、请愿活动，并张贴“内战不停，饥饿不止”等大标语。5月18日，国民党紧急颁布了《勘乱时期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5月19日，就在《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颁布的第二天，上海7000多名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5月20日，华北、宁沪等地学生分别在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举行了大游行。当天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之日，国民党当局在首都南京布下重兵，前往南京举行联合示威游行的宁沪苏杭6000多名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袭击，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零”惨案。国民党在首都制造的“五二零”惨案发生之后，南京学委在中共南京市委的指示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了惨案发生的经过，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呼吁全国学生团结起来向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著名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
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血腥镇压，相继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案》、《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血腥法案，并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在全国大城市任意逮捕、监禁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强化了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策划下，公开和秘密搜捕行动从未间断。
马克勤回忆：“1948年秋天，国民党已溃不成军，失败已成定局。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作垂死挣扎，并把主要精力倾注于破坏南京地下党组织、残酷杀害我地下党员。在此紧要关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有一人被捕，供出了南京地下党二十余人，当马克勤在联秘处获悉被抓被杀人的名单时，立即趁夜深迅速将其抄录后归档、记熟后销毁。”
金陵女子大学旧照
此事怎么办呢？按照规定，在中央党部“工作”的马克勤和“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属军队情报系统，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关系，也不允许发生联系。但这些地下党命在旦夕，马克勤十分着急。情报到手却不能起作用，怎么办？此时已离解放大军渡江、南京解放不远，看着这些战友在黎明前死去，实在不忍！由于此情报绝密，且由马克勤签收保管，如果劫取外泄，暴露的危险极大。一旦发现，不仅马本人被抓，整个联络站都有危险，多年的情报经营将毁于一旦，损失不堪设想。此事从未遇过，真是两难！唯一的机会是，“联密处”此时正忙于分批撤往广州，暂时留京的也人心涣散，管理不严，确有可乘之机，只能拼死一搏了！
袁之平心急如火，决定动用此前华北军区授权、但从未动用过的和苏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系方法，派遣联络参谋鲁晋亲自将这批“死亡名单”火速送往无锡我方联络站，由于鲁晋身任国防部“青救团南京联络站”站长，沿途无人敢于阻拦，“死亡名单”送达及时，避免了这批地下党被杀，保护了南京地下党组织。
据马克勤手稿“虎口十年”记载，当时苏南地委情报机关的联络负责人是王鹏、来宁传达任务和具体联络的是刘本裕。事后特务虽有追查，但因无实据，不了了之。这件事，十分机密，至今无人知晓。
此前，马克勤坐过监狱、受过电刑、失去双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冒死营救党组织、进步团体及国际机构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了。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卧底”，马克勤多次冒险送出绝密情报，如国民党预谋：火烧“苏联大使馆”、捣毁“新华日报社”、围困“中共代表团驻地”，以及“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重庆谈判”等重大情报均提前通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军队情报部门，避免了重大损失，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接见和表扬。由于多次情报外泄，引起了特务组织的注意，即便是中央党政军“联密处”这样的最高情报机构，内部人员也受到了秘密调查。
多年后，在为马克勤写历史证明材料时，袁之平作为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太岳军区情报处调查小组成员在材料中专门写了这件事，并向国家某部做了汇报。
袁之平等人书写的材料
1949年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欢庆南京解放
后记：
1949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原中野刘邓大军、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原华野陈粟大军、前身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即将全线发起渡江战役。渡江战役前，“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原太岳军区情报处人员归建第二野战军情报处（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二野前身）。“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任务至此完成，但这些“无名英雄”们即将面临的将是更为艰巨和更加危险的任务。
马克勤和王芸仙在南京玄武湖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8周年、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特撰文纪念老一辈革命战士和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