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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斯·约翰逊、罗比·格拉默
原题｜The Great Decoupling
来源｜《外交政策》（2020年5月14日）
（续上篇）
全球供应链调整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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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应链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为制造商提供了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除了某些被迫迁徙的制造业工人，几乎各地的消费者都能从中受益。许多公司继续在中国投资，并不是将其作为全球生产的基地，而是为了服务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特斯拉在上海的大型工厂就是为了给中国市场生产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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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扭转这一潜在的商业逻辑，政府可以转而颁布政策，鼓励甚至迫使某些行业的企业迁移制造设施，或者让投资者重新考虑是否投资于中国。特朗普政府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中国商品在内的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以迫使供应商搬迁工厂。它还可以动用更有力的工具，比如《国防生产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允许政府强制私营部门做出一些生产决定。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加强了对来自中国投资的筛选，以防止北京收购宝贵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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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立法者和政府官员仍然希望，一系列因素的结合将有助于推动企业彻底改变过去几年的经营方式：企业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的政治和声誉风险，对经济损失的计算，以及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几位政府官员说，他们与一些公司的领导人谈过，他们表示愿意承受短期的财务损失从中国撤资，但他们拒绝透露这些公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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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司已经有一些（与政府）合作的迹象。半导体制造商如英特尔正热衷于在美国重建高端制造能力，以服务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客户。在停产期间，即使与墨西哥等近邻也受到中断的干扰而陷入困境的其他公司，也正在加快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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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制造商、生产东西的人，他们厌倦了其他方面投入太多……与中国和其他供应链捆绑在一起，”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说。”他们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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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政府准备推动，这些公司对于转移供应链持开放立场。改写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化背后商业逻辑的不仅仅是民粹主义或大流行病。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曾经看似一次性的破坏全球生产的外部冲击，如2011年日本的海啸和马来西亚的洪水，正变得越来越频繁。Javorcik说，这场大流行及其破坏只是让人们认识到拥有一个强大而非简单廉价的供应链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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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未来评级机构、股东对公司的评估将基于其韧性。因此，企业将有强大的动力来改变它们的供应链，建立冗余，实现地理分布上的多样化，”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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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脱钩很可能是医疗供应链，在大流行期间，难以获得口罩、手套，甚至呼吸机，凸显了它的薄弱。而从电信到半导体等许多先进技术领域的供应链也出于安全考虑而重塑。像霍利这样的脱钩倡导者希望这种趋势能扩大到更广泛的制造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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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谈到制造业的时候，专家们都笑了。他们说，’哦，那永远不会回来了。’制造业不是单一的，’霍利说。”全世界有很多精密工具、高科技制造。我们设计了许多，也许是大部分需要那种制造的产品，但我们不在美国制造任何工具或成品，我希望看到我们两者都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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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企业确实开始撤离中国，将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部分也转移到美国。咨询公司科尔尼最新的 “转口指数 “显示，由于对贸易战的风险以及现在的大流行病心存戒备，制造商们正越来越多地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大型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根据供应链的弹性和多元化来判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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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脱钩不会没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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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将到来的大脱钩不会没有代价。一些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等成本较高国家的企业，将失去近几十年努力达到的效率提升。对于许多行业来说，即使华盛顿出台了大量新的激励措施，保护主义的推行也可能很快就会遇到来自企业董事会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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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我认为公司会对任何伤害其股价的事情产生难以置信的抵触情绪”，为投资者分析中国经济数据的平台China Beige Book的总经理Shehzad H · Qazi说。”举例来说，我们不会看到，耐克公司将其所有的生产都搬回美，让他们在美国生产鞋子和运动服，因为从成本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他说，”我不认为有什么税收优惠政策足以促成这种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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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一些行业来说，小规模的脱钩可能比其他行业更容易，或者至少不那么痛苦。”有一些行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Qazi说。”还会有一些行业虽然不那么情愿，但最终可能会远离中国，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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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一些国家竞相提升经济自给率，几乎肯定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结果是，出口机会变少，导致未来贸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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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利克说：“ 1980年代关于适时制造的经验将会更新，这是自然而适当的。”我们需要决定在哪里支付成本——因为会有成本。他说，”如果我们全部在国内开发，就会有成本，对美国出口商来说也会有成本”，在贸易壁垒不断上升的世界里，他们将失去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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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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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全盘脱钩的说法令人震惊，那是因为过去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刻意地，并往往是主导着深化而非削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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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将一个开放、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经济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基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全球冲突。1944年，还在“二战”未结束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加上后来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和平密切相关。其他的机构也是如此：战后仅几年就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在欧洲大陆饱经战乱后巩固了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并为最终建立欧盟奠定了基础。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建立，到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一体化的扩大和日益紧密，这些趋势持续了数十年，中间仅出现了一些小插曲或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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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上一次大脱钩的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结束了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十年后，世界面对的是大萧条、贸易壁垒、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全球化的全面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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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国际经济竞争变成了零和、以邻为壑的竞争，经济问题变成了安全威胁。日本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了其出兵满洲，后来又建立了 “大东亚共荣圈”，这在20世纪30年代让格鲁大使非常担心。最终导致了日本对资源丰富的东南亚的攻击，以及对珍珠港美国舰队先发制人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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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最终试图通过武力建立一个欧洲大经济区，相当于德国扩张主义的 “生存空间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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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得出的关键教训是，国际政治合作以及持久的和平，从根本上取决于国际经济合作，”世贸组织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能吸收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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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今天的刻意退缩让一些经济学家感到震惊的原因。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说：”在我看来，脱钩的冲击超越了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十年间全球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适度退缩。”这是一种更重商主义、零和而非正和的贸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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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当我们谈论脱钩时，我们需要担心的是那种用经济学作为大棒的做法，”罗德里克说，”让经济关系受制于地缘政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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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壁垒的提高和脱钩的加速，这是否意味着，世界将重蹈上世纪30年代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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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美国有些方面确实想走到那一步，而我认为其他国家必须采取防御姿态。”达特茅斯学院学者欧文说。”当一些国家走这条路时，就会迫使其他国家也走这条路，并放弃他们可能从开放和融合中获得的一些收益。所以，这些事情可能会螺旋式上升——这当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故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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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些方面，这样的重演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的全球化、贸易和跨境投资与大萧条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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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相反的论点是，今天我们的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欧盟不可能像美国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没有意愿走得那么远。”他说，“结果将是一次收缩——而不是另一个黑暗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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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过去的全球化。在逆转的道路上会走多远，还有待观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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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利克列举了疫情和封锁的影响：重新调整供应链、出口限制、贸易融资受限，以及古典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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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结果会如何，但前景黯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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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说我们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经济衰退因疫情而加剧，并朝着经济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情况可能会变得相当糟糕，”佐利克说，”所以不要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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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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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新冠肺炎大流行更积极地推动其经济脱钩议程，最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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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经抛弃了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触的想法，并公开将北京作为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利用这场大疫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它把台湾视为叛逆的领土。削弱经济关系——每年超过65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中国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只会使这种对抗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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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是经济脱钩的开始，就是去除美中关系的经济压舱石，它区别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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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遇到流行病，或者环境问题、金融部门问题，或伊朗、朝鲜问题，如果你不与中国建立工作关系，你会有多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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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很可能会使美国更难推动中国进行任何华盛顿多年来推动的改革，更不用说缓和其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如果问题是断绝经济联系是否会导致摩擦增加，答案是肯定的，”佐利克说。”脱钩的性质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会停止 “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他们只是会对美国原本会推行的规则予以更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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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正如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一次演讲中所呼吁的那样，在敦促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有时是成功的）近20年后，美国将基本上放弃此举。他警告说，在一系列全球挑战中，放弃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和参与，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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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特朗普政府的其他美国外交政策挑战，如伊朗、沙特、委内瑞拉等问题不同的是，明年即使民主党入主白宫，也不可能降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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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尼克松秘密访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对华保持战略接触，但即便是前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宣称战略接触已经失败。随着失业率达到创纪录水平，经济下滑，没有人希望对中国采取宽松政策，尤其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从外国投资改革到出口管制，到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剩余关税，在政治上很难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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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有一种强硬的态度——对中国更加鹰派的倾向，它只会因为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剧，”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阿什利·冯说。
到头来，美国要收回全球化中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部分——全球供应链和贸易，充其量只是一个片面、不完善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其他挑战。佐利克说，选择经济脱钩作为解决当今问题的答案，只是在招致未来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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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试图在某一领域阻碍这一体系，阻碍全球化，无助于疫情或移民问题的解决。”扰乱全球贸易体系只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而低增长将导致更多的移民，发达国家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这就像挤气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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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Jenny ??编辑｜迦南??（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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