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兵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上期回顾：物资战，货币战，套汇战……日本侵华掠财开动“印钞机”（上）
1931年至1945年的中日货币战，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至1937年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货币战基本上是区域性的，特别是由于1935年以前的中国货币尚未统一，日本也没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战，日本以争夺中国的地方货币权为主。1937年至1945年，中日双方进行了全方位的货币战，这一阶段以1942年为分界线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双方斗争的焦点是货币阵地和外汇问题；后期则以物资为表象进行隐形货币战。
叁 金银争夺战
金银在货币制度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1929年以前尽管世界各国先后放弃了金本位，金银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失去了其流通手段的作用，但金银因其本身的固有价值仍被用作货币发行的准备，又因其国际货币的地位，而在国际支付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金银可以平衡国际收支，它可换取任何一种国家的法定货币，有它就等于有外汇;同时有金银就等于间接拥有物资。在战争期间，外汇和黄金是投机者追逐的李生兄弟，因而两者在战时货币问题上，具有几乎同等的地位。
抗日战争中日军除掠夺中国金银外，还抢掠中国的镍、铜辅币作为战略物资。其掠夺方法有：1、直接掠夺。日军所到之处，挨家挨户搜查抢夺金银首饰。抗战中的这种残暴的例子比比皆是。此外日军还让伪政权出面，搞所谓的捐献。2、在沦陷区强征搜刮。在东北，伪满洲中央银行依据所谓《产金买上法》，垄断东北黄金买卖，曾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延吉四处设立收买店。伪满中央银行14年间共买进黄金达32442853克，除极少部分消费于东北地区计663387多克外，输出者达29247524多克，大部分用于换取外汇、购买物资，以增强日军的战斗力。3、查封沦陷区银行，劫夺金银。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利用伪满洲银行纸币吸收现银，再运往英国出售，14年间计输出银块19767194.67克，现小洋113345113.7克，现大洋169588201.43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租界内各银行的保险箱内的金银、宝物全部被日军抢夺。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日军也如法炮制。4、利用伪金融机构及各级伪政权普遍吸收中国硬币。日军除下令各伪金融机构普遍吸收中国的金银硬币外，还强行委托信用好的银号、金店代为吸纳。5、以物资吸收金银。1942年敌伪排斥法币，禁止物资进入内地，但为得到金银，日军不惜用货物与内地交易。6、直接派汉奸潜入内地收购金银和硬币。如1942年冬，湖南常德一带日军用汉奸化装成中国军人、难民，收买钢镍币及银元。特别是1943年后，由于国民政府放出黄金回笼法币，黄金流入敌手不计其数。7、开采沦陷区金银矿。如在东北，伪满政府设立了满洲采金公司，垄断黄金开采，其它沦陷区金银矿也不例外。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向盟军提出申请，要求归还抗战期间日军劫夺金银珠宝，计为黄金71748916.0535公分，白银510422243.0325公分，银元14195865.09元，白金117067.4356公分，钻石3726枚。
一直到1948年，国民政府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经过密查得到资料，日本各地仓库中所存中国钢锦币竟达11000余吨。如加上战时的消耗和损失（如80年代末。日本长崎近海打捞出沉船“三星丸”，该船装有3000万枚的中国铜元，重约270吨），日军在中国掠夺了多少金银和金属辅币，是难以计数的。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又如何呢？早在抗战初期，财政部顾问杨格就建议由国家银行继续收购民间白银，并“劝令存金家自愿换取救国公债为最有效。”1938年3月，由于外汇大量被敌伪所套取，因而吸收民间金银充作法币的发行准备日显重要。
在抗战前，中国的黄金政策本来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到了1938年10月21日，财政部才禁止黄金出口或运往沦陷区资敌。1939年8月29日，国民政府取缔黄金交易，实施黄金国有。国民政府还把全国分为十个大区，指定四行设立机构623处之多以收购黄金，并组建了众多的采金实体。
由于采金成本过高，而国民政府又无力高价收买黄金，市面上出现了黄金黑市。到了1943年6月，国民政府被迫停止了黄金收购政策，转而代之为黄金自由买卖。
1943年11月3日，国民政府改收买黄金为出售黄金。原因是1942年2月美国给中国贷款5亿美元，这批贷款由于中国对外交通被日军封锁而不能运入物资，国民政府就用2亿美元按纯金1英两=35美元的价格，买入美国黄金568万余市两，再加上以前中国政府收买的黄金，当时国民政府手中有不少于600万两的黄金，故而国民政府决定以出售黄金为手段，回笼法币，抑制通货膨胀。
但是这一有益举措到抗战后期，被不法官僚和奸商所利用，他们相互勾结，投机黄金美钞，时人称之为“黄祸”。国民政府尽管制定了《捐献黄金办法》，但毫无成效。国民政府最终将国内存金及已运回国内的黄金全数售完。由于国民政府一手售出黄金，收回法币，一手又将法币抛回流通领域，通货膨胀非但没能制止、反而被敌伪套取了大量黄金。最后使国统区金价、物价一起上涨，无法控制。
按说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于白银和铜镍辅币的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的。1938年底，财政部下令各游击区及邻近战区查禁以旧制钱及铜元资敌。1943年5月又严禁金银出口。9月又发布命令，以法币兑换民间白银。但至抗战后期，由于战争日益扩大、日益残酷，这些管理措施显得苍白无力，在有些地方简直无济于事。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根据地为防止敌伪掠夺中国的金银硬币，并防止金银资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妨碍根据地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根据地对金银和硬币采取了保护措施：准许人民收藏，并由银行吸收，但禁止在市场上流通。对于金属辅币，根据地也采取了保护措施以防资敌。1939年冀南银行发出《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规定：凡往敌伪占领区者携带铜元不得超过20枚，商民不得借口营商，收买碎铜烂铁运往敌战区，凡以各种方式为敌伪收集铜铁者概以汉奸罪论处。各敌后根据地依据不同的环境，对金银硬币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既维持了根据地货币在货币市场中的地位，又保护了金银硬币，使之免遭敌人的掠夺。
相对而言，掠夺金银硬币，是日军间接破坏中国币制的手段，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金银作为发行准备的意义逐渐下降，传统的金银准备制度在战争的影响下早已名存实亡。日军对中国金银硬币的掠夺，更大意义在于以此为手段掠夺中国的物资。实现其所谓的“以战养战”。
肆 真假钞票战
战时破环对方货币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伪造敌国的货币，通过这一手段可以达到破坏对方货币信誉、制造对方通货膨胀、榨取对方物资等效果。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伪造中国货币，不仅在日本本土设立科研机构专造假币，而且还在中国设立许多专造假币的工厂，扰乱非沦陷区的金融，破坏中国的战时经济。
在攻占华东、华中主要地区后、日军参谋部中国课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奉命开始研究如何伪造法币低钞。1938年，日本成立了陆军省第九科学研究所（登户研究所），专门筹划制造假币。
由于当时中国的法币大多是由英、美钞票公司印制，印刷和防伪技术高超，印刷油墨有特殊的配方，不同面额纸币的水印和防伪技术各不相问，尽管日本组织了大藏省银行券印刷局和造纸厂的专家一起伪造，但进展缓慢。
然而，历史也给了日军伪造中国法币一些机会。1941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俘获一批美年舰，在这批美军军舰中发现了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有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买回了这批纸币半成品，从而大大提高了其伪造法币的能力。1942年后，日军在攻占的香港和缅甸发现了几家印制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制厂，从中抄获了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后来又在南洋截获了20亿元的中国银行小额纸币半成品。日军终于获得了法币印制的全部秘密，并利用这些半成品加工成成品，抛向非占领区。
日军抛出其伪造的法币的途径有：1、用于特务机关的经费。如日军主管上海陆军特务机关“松机关”的特务活动经费，大部分是假钞。2、充当收买散兵游勇、改编伪军的经费。如收买李长江部所用款项均使用假币。3、组织走私机构，负责控制特殊贸易，抢购中国物资。4、利用日伪控制的伪银行、钱庄及其他金融机构，推出伪造法币。如在1940年2月，日本大藏省印刷局伪造的大批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券500万元，交给伪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使用。5、利用假钞投入日本在中国的“开发”事业充为资本。如日商三井及大康、同兴、公大等纱厂都有这种”法币”的资本投入。6、利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势力，相互勾结，在国统区内使用。如日军在香港劫获的印钞钞版，由日军运至上海大批印行，车和一些贪财大员挂钩，由中统局局长徐恩曾误运内地行使。
抗战中，日军为破环根据地货币，还大批伪造根据地货币。在华北，晋察翼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内多次发现大量假钞。在晋冀鲁豫边区，日军投降时，假翼钞种类不下二三十种，印刷机关不下十几处。如天津、石家庄、太原、安阳、徐州、集宁、新乡、开封、济南、邢台、邯郸、武安均有敌伪设立的制造假钞的机关。
日军在山东根据地使用假币的方法很有代表性。1943年，敌伪制造了大量伪北海银行券，由青岛、烟台、威海运到靠近根据地的据点内，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我方工作人员向根据地抛出。具体方法有：1、利用奸商在根据地边沿区高价收买粮食，在每千元中混入三四百元的假钞。2、利用汉奸找关系，专在根据地内的粮市、布市上行使，利用农民不认识假票、喜欢新票的心理，大力抛出。3、利用假钞票到乡村购买汇票，既可以大量推出假票，又因为不是在市场上买卖，不易被发觉。4、利用奸细伪装成我方工作人员，在市场上以查禁假票为名，专门查禁真币，推行假币。5、故伪在1943年大扫荡时，发给抓去的劳工大批的假北海银行币，并诡称“皇军不白使人”。
各根据地为打击假币，开展了一系列反假斗争，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1、赶集宣传。每到集日，银行工作人员就将假票粘在布上，张挂起来，向人们进行宣传，以提高人们的反假能力。2、配合各根据地的识字运动，将假币的特征写在各村的识学牌上，由教师教会学生，学生教会家长，普遍开展反假斗争。3、组织人员进行查缉。特别是在粮市、布市、汇票市这些假币集中的地方进行打假斗争。4、每发现一种新假票，就找出其特征，印发通知、发到各机关，以便查缉。5、配合政治力量，将反假斗争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发动群众进行反假斗争。
抗战中，国民政府还下令军统局与美国合作，由美国提供印刷设备和纸张，在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制造沦陷区伪银行纸币，用于抢购物资。戴笠从和重庆有联系的汪伪汉奸周佛海处得到了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印钞票版，在重庆观音岩山洞内，日夜赶印，由“对敌经济作战室”负责，印好的纸币从重庆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运入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总数为15000箱。同时还印制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纸币，但在商丘被敌军发现，留在安徽界首的同种纸币被下令销毁。1944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门，这项工作停止。
伍 物资争夺战
抗战中，敌伪大发伪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抢购中国的战略物资，以削弱中国的抗战实力。物资战实为货币战的一个表现形式，以伪币抢购物资也是敌伪扩大伪币货币阵地的手法之一，同时以非战略物资的输出以维持伪币的价值，也是敌伪利用物资进行货币战的策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套取外汇已不可能，日军遂在华中、华南禁用法币，并以法币为前驱，到非沦陷区抢购物资。其货币战的意义则在于以物资为手段，驱逐法币，扩大伪币流通区域。同时法币在沦陷区货币阵地的丧夫，则意味着法币将不能抢购沦陷区内的物资，而且法币的回流将引起非沦陷及的通货膨胀，同时牵动根据地物价上涨，币值下跌，最终达到破坏中国战时币制的目的。
日伪以伪币抢购物资，方法极多。如在华北，敌伪于秋收时大发伪币，同时发放巨额贷款，使中心城市的物价高涨，商人争囤物资。由于外围地区对银根松动的反应不如城市灵敏，币值仍高且物价较低，这样一来，一些物资特别是粮食就大量流向城市，并使伪币外流，待搜购物资的目的达到后，伪银行又紧缩银根，收回贷款，商人不得不廉价出售手中的囤货，从而使日伪两头取利。
抗战中，根据地军民以货币为武器与敌伪进行的物资战是很有特色的。1942年后，各根据地首先加强了自己的货币阵地，禁止法币在根据地流通，使敌伪以法币为先锋杀入根据地抢购物资的阴谋破产。根据地利用货币配合物资战的方法是，当敌伪大量发行钞票，提高物价时，根据地则压低伪币比价，同时吸收重要物资，提高物价，粉碎敌伪从根据地抢购物资的阴谋；当敌人压低物价时，根据地则利用手中控制的伪币到敌占区抢购物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根据地最终取得了利用物资而进行货币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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