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皓（1913-2007）山西万荣县人，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我父亲江涛调到八路军129师新一旅司令部始，时任该旅二团参谋长的陈皓伯伯就开始与我父亲并肩战斗。1946年，陈伯伯任为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我父亲接替他任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参谋长。1947年，他们又同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后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野战军第15军南下作战。1950年，他们一起被调到北京军委情报部二处工作。陈伯伯是与我父亲共同战斗时间最长的前辈。此文为我根据陈伯伯撰写的《峥嵘岁月纪事》之第八章整理。）

 

 

一、印度一个旅失踪之谜

我在1960年下半年至1962年底期间，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武官。这期间正是中、印关系紧张时期。印度方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纠纷、挑起事端，发展到武力进犯，最终导致我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并取得了胜利。

（一） 殖民主义的遗祸。

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本来是很好的。周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亚洲各国的支持和赞赏。

当时的中印关系确实不错。我国的大使在印度，去哪里都受到欢迎。我们曾去过比哈尔邦当年唐僧取经的经院。传说唐僧在那里待了17年，把佛经翻译出来带回中国，发展了中国的佛教交化。所以说，中印友好关系源远流长，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根本的问题还是殖民主义的遗祸。英国人占领印度之后，就一直想侵占西藏，曾派出军队向西藏进攻。当时，英国驻印度大臣是麦克马洪。在喜马拉雅北麓有个叫希姆拉的地方，那是高地，很凉爽。印度气候炎热，夏天气温经常到摄氏45度上下。所以，英国的王公贵族这时就到希姆拉去休假、办公。

那时，中国还是清朝时期，英国人就邀请清朝派代表团到希姆拉这个地方商讨中印边境划界。当时，清政府也派了代表。到会以后，英国人就把他们自己拟定的一条线要求清政府代表一起签字。清政府代表一看这条线划走了大量我方土地，就没有参加签字。这条线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人单方面搞的、是无效的。这条线从不丹以东，一直划到西藏察隅地区，非法划走我国领土九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浙江省大。这里气候很好，是少数民族门巴族聚居的地方，五世达赖就是从这里选出来的，这地方就是我们西藏自治区的达旺地区。

1950年，我们要解放西藏，部队从四川西部进入西藏昌都，达赖派了13个团抵抗。就在这时，印度乘机派部队开到麦克马洪线，设立哨卡，就把这块地方占领了。后来，我们解放军消灭了达赖13个团。达赖派阿沛.阿旺晋美到北京和谈，订了17条，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拉萨。中央派张经武为驻西藏代表。17条宣布西藏近期不进行民主改革。

那时，达赖还小，才十几岁。西藏解放后，达赖还到过北京，住在雍和宫，毛主席接见他，和他握手，他说：“毛主席的手金光闪闪。”

当时，西藏实际是反动农奴主噶厦掌权，他们不放心，怕失去权力，加上美国支持，给他们空投武器，印度暗地里也支持，邀请达赖到印度访问，达赖就不想回来。周总理亲自和他谈，讲明利害关系，他还是回来了。但是西藏农奴主噶厦暗地里想赶走我们，终于发展到1959年的暴乱。接着那些反动噶厦又劫持达赖到山南（岗底斯山脉以南），并纠合大批善男信女，从南边阿里山通过锡金到印度。

当时，他们共带走了8万教徒到印度。这么多人都是在高山上长大的，印度是热带，怎么生活呢？他们就分散处理，约1万人到尼泊尔，尼泊尔与中国友好，要求不能反对中国，这部分人后来没有什么活动。有3万人被送到印度的南部哈拉拉邦和泰米尔邦的高山上。其余的人留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个地方修汽车路，准备将来进攻西藏。还有一些小孩，都是贵族子女，送到了慈善机构。

达赖住在莫索尼，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高地，标高3020米，是旅游胜地。我和符浩同志曾去过这个地方，站在莫索尼观看喜马拉雅山，让人感觉十分神圣壮观！我从来没有从近处看到这么高的山，据说有七千多米高。

这时，印度还一直占着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方。说起这事时，他们总是说，那些地方没有人烟了等等。在达赖出逃之前周总理就和印度谈过边境问题，谈到历史上西藏的归属，并指出五世达赖就是从达旺地区选出来的，不能设想，中国达赖怎么会出生在印度呢。谈后第二天，尼赫鲁就单方面发表谈话，咬定中国和印度没有边境问题。

于是，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二）上任于中印关系非常时期。

我是1960年下半年，被派到印度当武官的。

当时的大使是潘自力，原19军政委，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后到杨虎城部队，抗战时期在晋察冀边区聂荣臻部队做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委书记、19军政委等职务，人很好。

我到印度时正是中印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去以后要会见印度军队的情报处长。他让他的一个参谋代表他，由另一个参谋陪同，来接待我，他不出面，这实际上是表示不欢迎我的到来。

那时，驻印各国大使馆招待会比较多，几乎每三天就得参加一次。在招待会上，见面一般点点头。有时，坐在一起不能不说几句话。有一次，他们想考问我们的副武官懂不懂军事，就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部队1小时能行多远？”我们的副武官英语水平还可以，就直接直接反问说：“你说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他急忙说：“知道了、知道了。”

我们那时与八个国家的使节不握手：美国、泰国、联邦德国、南越、南朝鲜等。其实，这是过“左”的政策的影响。比如泰国、德国和我国并没有特别的矛盾，握一下手有什么关系？外交场合，即使有人反对你，你和他握一下手，谈谈看看，知道些情况，不是什么坏事。但当时有规在先，只能那样。有趣的是，印度也是这样，印度国防部长不敢见我，因为他怕我和他握手，当时印度反华情绪高，他怕因此而招国内政敌反对。

印度的议会一年几次开会，当时，反对中国成了中心议题。与此同时，他们的军队在边境整天挑起冲突，制造事端。他们的外交部和情报部门，过几天就给我们一个照会，一年下来就是一百多个照会。无非是说，我们的军队在那个地方骚扰了他们。其实，都是无中生有。有一次，他们来了个照会，说我们军队越过边境几十公里的地方，其实是他们自己把地点搞错了，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开着摩托车就来了。我们一看不对呀，这个地方，在我方这边，离边境还很远。过一会儿摩托车又来了，说那个地方弄错了，是办事人员出了技术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们一年就忙着应付这些照会。然后，需要向国内报告。除此以外，他们还经常搞一些人到我们使馆门前闹事、游行。他们还在大使馆门口搞了一个出租车站。总有一些出租车停在那里，让出租车里的人给使馆里打电话，看你在不在，不断地干扰。有一次，忽然，来了20余辆出租车，有人在车里喊：“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打倒！……”喊一阵子就跑了。在不远处，有人给钱，每人一两块。这是经常性的。他们走后，我们就给他们外交部发照会，说你们暴徒在我们门口闹事，干扰我们工作。

整个1961年，就是在这种“照会”战中度过的。

1962年，情况发生变化，尼赫鲁健康不佳，那年他75岁，要考虑他的后事，想把权力交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他知道，没有军权不行！印度军队是总参谋长当家，有些军事专家协助，下面管三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个司令，军衔是中将，总参谋长是上将。尼赫鲁有个族侄叫高尔，是印度的王牌军第四师的师长，他想把高尔提成东部军区司令。达旺属东部军区管，让高尔带上第四师和其他部队在边境上打我们，如果在边境冲突中得到一些便宜，他便有机会提升高尔为总参谋长，这样，就能掌握一部分军权。

为了达到上述政治目的，他们就大肆制造舆论，反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梅农是国防部长，他感觉对付中国军队没有把握，就向尼赫鲁提出现在的反华情绪有些过头，怕将来的后果不好收拾。尼赫鲁正在伦敦开英联邦会议，他给梅农指示：要他听军事专家的意见，不要阻拦他们，意思是让他们挑衅、闹事，最终要打。

接着，尼赫鲁回国。有一天，尼赫鲁外交部出来，到国防部去了。被我们大使的司机看到，他告诉我这个情况，经综合分析后，认为印方会有进一步动作，我们急向国内报告。果然，尼赫鲁下了打的决心。报上刊登消息，印度总参谋长带领高级将领视察边防。看来情况真是紧急了。

有一天，尼泊尔国王举行生日招待会。我去参加了。那天，我血压高，有些头痛。碰到苏联驻印度大使，平时见面总啰嗦几句，他见到我说：“唉呀！印度准备派一个大使到中国去，大使身体不好，最近走不了。”他表示要给我送个好消息。我一听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我说：“印度可能不是派大使，而是向中国边境派部队吧！”他说：“你别相信那些不负责任的报纸。”我说：“印度的高级将领已经在我们的边境巡视了！”他说：“那都是些‘蚕食’小动作。”我说：“‘蚕食’多了就是大动作了。”他不高兴了，大声地说：“列宁同志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不会侵略别人。”我反问：“那么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列宁同志又说什么？难道你都忘了？”他很尴尬，满脸通红地带着翻译跑掉了。

为什么当时印度敢于向我们进攻呢？第一，我们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饥荒严重；第二，蒋介石当时打算用十个师从东南沿海反攻大陆，他们从西面配合，想坐收渔利；第三，中苏关系恶化，苏、印关系拉得紧，印度受到苏联支持。由于以上原因，印度就在边境上加强了进攻动作。我们表示：“如果你们真打，我们坚决自卫！”于是，他们就整天研究“自卫”这二个字，琢磨我军怎么“自卫”？在什么情况下“自卫”？

（三）印军一个旅失踪之谜。

有一次，他们让中立国家印尼的武官向我打听情况。这位武官来了以后坐在那里不说话，连抽四支烟，还是不说话，光让我说话，后来，我也不说话了，他才说话。他说：“印度有三千人的一个旅，在中印边界找不到了。”关于这个消息，我当时不知道。我说：“三千人不见了，他们为什么不联系我呢？”他说：“联系不上。”我说：“联系不上再联系，反复联系么。”其实西藏这个地方山高水深，电讯也不易通，我问他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说不清楚。

很快，我知道了实际情况：在边界上，印度军队看见我军只讲“自卫”而实际不动，就乘机从侧面越过边界我方控制线，一不留神，就钻进我军“口袋”里。

那几天正值潘大使回国，按礼仪，向他们告别，先向梅农告别，梅农态度还不错；再向尼赫鲁告别，尼赫鲁礼貌性地安排了饭。用餐时，尼赫鲁不坐。他在那里来回走，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说了一句话：“我们愿意和你们谈判，按1960年线做基础。”弄得潘大使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便说：“请问总理先生，1960年线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澄清一下？”尼赫鲁不说话了，过来一会儿，他才说：“是不是你们的军队在向我们进攻，并且把我们包围了。”潘大使说：“是不是你们的军队在向我们进攻，进入了我们的阵地里边去了？”他又不说话了。吃了个闷头饭，不到一个小时，吃完饭，茶也没喝，我们就告辞了。

那阵，在边境上，我们边防部队坚持不打第一枪。于是，印度部队就得寸进尺，一步步地逼近。有点士兵很猖狂，到我们战士面前，拿着刺刀绕着战士的眼睛、鼻子划圈，我们的战士仍然不动。他们便在我们的哨兵所边挖个坑，睡在那里，看我方究竟怎么“自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一个旅三千人，在哨所侧面进入到我方阵地，被我包围后，全部做了俘虏。他们有苦说不出。这就是前边说的，他们让印尼武官打听情况，说他们有一个旅三千人在西藏失踪的事。

不过，印度那时的军队，哪里是解放军的对手，还没真动手就吃了大亏。于是，尼赫鲁借机印度民族情绪，撤掉了梅农国防部长职务。就此，任命高尔为东部军区司令，把他的第四师开赴前线；另外还有几个师，有的正在赶路，向阵地集结；还有的在驻地做准备。看来，这一仗非打不可了。

• 二、被迫自卫还击

此时，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也越来越严了。我的车一出门，马上就有专车跟着。他们早就安排好车在门外等了，只要你一出来，他们立即盯梢。

有一次，我一出来就被几辆车跟着。我的车进入一个友好国家驻印度大使馆，他们只好在外等着。等我了解情况完了出来以后，他们又紧跟着。我的司机被跟得很烦，就突然紧急刹车。我急忙阻止，对他说：“这两辆汽车要是碰撞了，就成了大新闻了，他跟着我们也很好，这样很安全。”以后，渐渐地司机也就习惯被跟踪了。

有一天，我坐车从印度门进去来，这里是市中心，有一条英国人设计、建造的大道。大道两侧是草坪，还种了一些芒果树。左边是国防部，右边是总统府。我看到不少印度的官兵坐在芒果树下开会，准备打仗的事。

印度三千人被俘虏以后，就要准备打大仗了。

一天，国内发来电报说：10月17日我军向印度主力第四师进攻。

那天，高尔坐了一个双人飞机在边境上飞来飞去。他直接指挥第四师与我军交手，整个印军分为三路：东路是从云南、西藏边界的察隅；中路就是达旺，这是主要方向；还有西路印度与我军接壤地区。

我方部署：东路由54军军长带一个师对付；中路是由青海调入的11师和55师出击；另由新疆调入一个师进入西路。

原来，西藏只有三个团的兵力，短期内从区外外调入这么多部队，保密工作很难做。尤其是拉萨驻有印度的总领事馆，总领事馆人整天在那里，部队经拉萨，很难逃过他们的眼睛。但是，他们发报需要用我们的电台，部队调动这几天，我们就没给他们发电报。印度外交部收不到情报，就找我们代办说：“麻烦你们了，西藏那边总领事馆最近信息不灵，我们很关心他们有没有柴烧，有没有粮食吃呀。”我们的代办答应向上传达。就这样，我们的部队在一周内全部调动完毕。

1962年10月17日，总攻开始，发给我们的电报是由外交部长陈毅和国防部长林彪签发的，要求我们做好断绝外交关系和大使馆被攻击的准备。

因此，我们动员使馆全体人员清理文件，所有文件不留片纸，统统烧掉。多年存的东西不少呀！大家直烧得眼睛发红、流泪。洗澡锅炉日夜不停，烟尘飘到大街上。印度报纸登出中国大使馆在烧东西，看来中国要撤馆，人要走了等等，搞得很紧张。

他们还有组织地天天跑到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有一天就出动了十六批。不单单是出租车，还有德里大学学生五千余人，把大使馆团团包围。有些人拿着火把往使馆院子里扔。

我们当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们有13支猎枪，我给大家编了四个小组，三个小组对付三面，一个小组做预备队。做好了准备后，我就登上高楼，坐在观察哨位上观望。那时，天气炎热，一群人在外面喊了两个多小时。我对旁边的同志说：“是不是抬两箱冷饮给他们吃吧。”当作笑话罢了！我又站起来观察了一会，他们又喊起来，又继续向院子里扔了几个火把，我便离开了，不再出现。

游行示威的人也没真敢乱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看到后门外有十几名警察在那了溜达、警戒。我们分析，他们也怕真过火了，闹出什么事情来，他们也有一定的控制。就这样，每天外面大吵大闹，里边还是照样烧材料。

10月17日总攻开始：我军东路一个师，一下子向前冲过去！高尔坐着小飞机看见我们军队像猛虎一般冲击下去，慌得急忙向尼赫鲁报告说，中国军队势如潮涌，一波一波地向前，根本挡不住。这高尔又没打过仗，见势不妙，竟然坐着小飞机跑掉了。印军被打垮，死的死，逃的逃，遗憾的是，没有抓住高尔。

在中路这一场战场，战前，先把双方布局给刘伯承元帅看了，刘帅说：“他们的这个布阵是铜头铁背锡尾巴，纵深没有部队，你们针对这个布局去打，要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这样，在张国华将军的指挥下，部队从后面包抄过去，把印军全部歼灭。高尔的第四师师长锡克被打死，俘虏四千多人，其余均被打死打伤。他的一个师不过一万余人，全部被迁灭。

我们一直打到中国和印度的老边界。距离边境不远的城市阿沙姆邦的首府叫集斯波尔，那个城市里的官员都跑了，连警察也跑了。

我们的部队打到原来的老边境线后，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说：“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表态说‘我们印度愿意和中国和解，愿意和中国坐在桌子旁边谈判。’”毛主席说：“好了，好了，赶紧撤！人家服气了。”

因为我们是自卫反击战，是迫不得已的自卫！这次教训了他们一下，把他们打到原来的边界上，这是我们的权力，也是合情合理的。现在，他们服气了，要求不打了，我们就撤回到麦克马洪线我方一边。缴获他们的东西，让他们派人过来打个收条，全部还给他们。俘虏是经过几个月放的，都给发了新的衣服，让他们回去。

这一仗打下来，他们老实了。本来我们考虑他们可能要和我们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便用休假的名义分批撤回使馆人员。我是第二批走的，那时，已是1962年底了。虽然是休假名义，实际上我已被正式调回。使馆武官处只留一个副武官和两个翻译，整个使馆只留25人，并准备继续撤回11人。

后来的情况是，当我方向他们提出要撤走这11人时。他们向我方提出，你们这样一批一批地走，我们在北京还有62人哪。意思是你们都撤走后，将来是不是要整我们。这时，这11人的回国机票都买好了。驻印使馆赶紧通过伦敦我使馆，给北京发电报，周总理看了后，说：“看来他们不愿意贸然和我们断交，担心我们把人都撤走对他们不利，马上回电报让11人别回来了。”电报到达使馆时，就剩两小时大家就要上飞机了。

对印反击战后，尼赫鲁在1963年1月26，亲自带上他的文武官员在印度门前边宣布：誓死与中国对立。

不久尼赫鲁去世了。其实，尼赫鲁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历史证明，中、印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而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印两国，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和历史悠久的美好传统。但愿战争远离我们而去！今天，在国际经济政治社会深刻变化的大潮中，在我晚年看到中印两国关系得到改善，甚感欣慰。祝愿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相处，和平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