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陈皓伯伯（1913-2007），山西万荣县人，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我父亲江涛调到八路军129师新一旅开始，就与时任该旅二团参谋长的陈伯伯并肩战斗。1946年，陈伯伯任太行军区独立第2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我父亲接替他任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参谋长。1947年，他们同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后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野战军第15军，从太行山一路向南，战斗到云贵高原。1950年，他们同时被调到北京军委情报部二处工作，后来又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与学习，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陈伯伯是与我父亲共同战斗时间最长的前辈。此文为我根据陈伯伯撰写的《峥嵘岁月纪事》之第九章整理。）
一、美国人与越打成僵局
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7年春天，我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武官。这时，抗美援越斗争进入关键的一段时期。
（一）南方怒火
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协商决定，在越南北纬17度划一条线。线北边是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线南边还是法国占领，有伪政权。当时，法国戴高乐当总统，他感到法国继续待下去不利，就把军队撤回去了。美国则乘机占领南方，并积极支持越南伪政权。当时，伪政权是吴庭艳负责，他有个兄长叫吴廷儒。这个人鬼点子不少，他为了清除胡志明游击队过去的影响，采取自首的政策。以村为单位，凡是共产党的干部以及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都要自首，自首不自首，用不同的政策对待。
根据日内瓦停战协定：在南方的共产党干部和军队主力都撤到北方。因此，越共把大多数干部调到北方，主要的、公开的都走了。但是，吴庭艳伪政权还要清除余下的和地下的越共干部，清除出来就枪毙。搞的时间长了又扩大化，和越共有关系的受到打击，和越共没关系的也可能受到牵连打击。长此以往，白色恐怖激起了武装反抗，许多地方自发组织起来，并从斗争中涌现出新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最著名的就是石菊同志。在他的领导下，南方游击队伍发展的很快，并且打得也不错。有个地方，一个营被敌人包围，打了一天一夜居然成功突围。因此，更加强了他们的信心，逐步地形成了南方党的领导核心。
越南南方党要求胡志明主席支持。胡志明建议他们找中国，找中国共产党支持。他们起先去找苏共，当时赫鲁晓夫当政，赫鲁晓夫告诉他们：“现在已经是原子弹时代了，你们还搞什么武装斗争，将来胜利了没有人拍手，一打仗，原子弹就把你们炸光了，谁来拍手。”南方党十分不满，转向我党寻求支援，中国表示支持。希望他们汇报详细情况。
那时，我在北京，正打算去越南上任，还没有走。石菊汇报了很长时间，我每天都去听。后来，中央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支持南方，然后派我去驻越南大使馆任武官。
（二）受命于关键时刻
我是1963年下半年这个关键时期去越南上任的。这时，石菊要求北方党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到南方领导南方的斗争。越南北方派了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大将到南方。越南有两个大将：一个是国防部长武元甲，另一个就是阮志清。阮志清大将在部队威望很高，他带了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陈某到南方去，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力度。
美国对越南南方伪政权的支持，起初只是往军队里派顾问。随着南方武装斗争的发展，他们便赤膊上阵派军队到越南南方。美国陆军来了五个师，除了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骑兵第一师、陆战第一师、第四师和第二十五师外，还有一个是华盛顿建国时的红一师，是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再加空降兵第八十四师。这时，已经是1964年。美国在越南南方的兵力可以说相当强了。
（三）美军陷入泥潭
然而，在越南南方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美军却陷入了泥潭。为什么？主要是越南南方地形复杂、道路狭窄、山高水深、水面宽广，到处都是水，有些稻米就种在水里，西贡附近湄公河下游的九龙平原有4万平方公里的水田。西贡是世界三大米市之一。这样的地形坦克怎么走？再加上到处灌木丛生，机械化部队难以展开。所以，美军行动非常困难。有一个师，一天晚上只前进了三公里，陷进了泥潭。他们只能待在小城镇及交通枢纽不动。可是，长此下去也不行呀！怎么办？他们只能空降，用直升机从甲地运输一个营到乙地。但是，越南南方有到处是树，树木遮天蔽日，直升机降落困难。游击队则利用丛林掩护，用高射机关枪打飞机，很容易打中。美军飞行员说：我们向前面瞄准，没想到人家从后面打过来，一下子就把我们打下来了。
于是，美军费尽心机，找到一块空地，想搞个据点，但也很难。当地老百姓游行示威反对。南越有40万伪军，多来自农村，游击队在根据地对伪军家属的工作做得好，群众游行时，队伍前边都是伪军家属，美军也不敢随便开枪。
美军建直升机场困难，直升机降不下来就挨打，大的直升机能装一个排，很容易打，游击队称之为“杀猪”，一打就是一个排。游击队还用缴获的白色炸药到处爆炸，把美国在西贡的大使馆也炸了。南越伪军的战斗力也差，美国着急，就换马，吴庭艳不行就换人，结果更不行，打成了持久战。南方游击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使美军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局面。
二、中国全力支援越南
（一）胡志明小道
越南游击队迅速发展到近40万人的规模。40万人的物资供应从何而来？主要是中国援助。所有物资都由中国经过两条路运到越南南方。一条是水路，另一条是胡志明小道。水路是一条秘密航道，船是由我们国内专门制造，交给越南方面的。每艘船能装100吨。每次装好船后，从海南岛由他们负责驶进国际航道运到越南南方。这些船接近南方海域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就在海面上，这些船就从美军的眼皮下过去。美军放哨的人看到的是渔船，但并不知道这些船上装的都是军用物资。就这样，这些船一直南下到西贡附近。那里有几条河，河口对面有一个岛，叫昆仑岛，是过去法国人关政治犯的地方，岛上有一个灯塔，照着灯塔的位置，船然后往西便进入游击队的根据地，进去以后，隐蔽起来，按照约定的时间，游击队派人来接。越南同志总是对我讲：“毛伯伯给我们送大米来了。”其实，那时我们国内也很困难，硬是克服困难给他们送了几万吨大米。我在越南的几年一直如此，这条运输线没有暴露过，有力地支持了越南南方根据地的抗美斗争。
另一条就是胡志明小道。先把中国援助的物资运到北方，然后从17度线北边往西绕道老挝进入南方，这条道路就是有名的胡志明小道。开始主要用自行车推，每辆自行车600斤，日夜川流不息。后来，自行车换成汽车，尽管美国用激光炸弹瞄准轰炸，但运输从未停止，要供应南方40万军队的所有装备、弹药、被服、食品等一切后勤保障。中国真是全心全意地支援呀！
（二）战火烧到北方
美国在南方遇到极大困难，便阴谋把战火扩大到北方，做为准备，就发生了1964年的“八.五事件”。美军把航空母舰开进越南北方12海里以内范围，越南海军司令问我：“你们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说：“我向北京请示后告诉你。”
在北京回电之前，由于美国军舰已开到离海岸线很近的地方，越南忍无可忍便出动四艘鱼雷快艇攻击，结果进入美军设置的航母集群多层火力网，一艘快艇被打沉，其余三艘跑了回来。美国便借口这一事件，派了十几架飞机在海防以北上空乱炸一气，第二天早晨宣布这是报复行动。
正式开始对北方的持续性轰炸是1965年2月7日，是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第二天，也炸给苏联看的。从此便开始了对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美军依靠的飞机场：第一个是西贡的军用机场。第二个是泰国的乌勒机场。第三个是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该基地美军使用多年，是陆、海、空三军全能基地。第四个是在越南南方，菲律宾苏比克基地的对面建了一个金兰湾海军基地，是大型的海军基地。后来美国撤走，苏联想使用该基地，越南向它要4亿美元租金，苏联嫌太贵，也不要了。现在，越南在那里招商引资做买卖。苏比克基地和金兰湾基地中间是香港通往新加波的国际航道。美国很重视，日本运送石油也要通过这里，因此，美国人在那里和北方沿海一带，摆放了二至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第五个是冲绳岛上的加首纳飞机场，这是一个加油机机场，那里至少驻有二十架加油机，每天向越南出动十多架加油机，从美军出动加油机的数量，可以推算出他们出动了多少架轰炸机。
美军这么多机场包围越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随时可以锁定目标，想炸哪就炸哪。这时，美军在越南战场用的炸弹可不是抗日战争那会儿日军用的炸弹，最大才500磅。美军的炸弹大得多，有几种类型：一是破坏弹，用来破坏机场、桥梁、码头等交通枢纽，炸弹重量是1000磅到3000磅，一个炸弹下来一般能炸20米深、面积有20米宽、50米长的游泳池一样大小。现在在阿富汗已经可以炸到60米深。另一种叫母子弹，是杀伤有生力量的炸弹，表面上是一枚炸弹，实际上里面装了许多小弹丸，每个弹丸里又有许多小钢珠，一爆炸，飞起来打到你身上就是一个个小洞，钻进身体里面，有的冒血、有的不冒、血往里边流，这种弹专门杀伤暴露的人群，非常残忍。还有一种炸弹是利用压缩空气的冲击波，能把桥梁扫掉。我亲眼看到有一个不大的桥，桥旁边是个小村庄，有十几户人家，炸弹的冲击波一扫，整个村庄就没了，只有一个小女孩钻进鸡窝里才没有死，鸡也活着。美国就是用这些炸弹在轰炸南方以后，又疯狂地轰炸北方。轰炸目标是铁路、公路、桥梁、仓库、码头等，从17度线逐步向北一直炸到中越边界。
（三）英勇的工程兵和铁道兵
1964年“八.五事件”事件暴露了美国扩大战争到越南北方的阴谋。应越方要求，我国派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到越南沿海视察。
那次视察，我全程陪同。去实地视察后，准备在越南北方沿海各重要据点建立国防工事，以防止美军登陆，李副总长带着整整干了48天，他身体不好、晕船，仍坚持一个岛、一个岛地去看，然后确定每个点用什么火力。他回国后，国内派了一个工程兵师，完成了建造沿海工事的任务。尔后，又派了一个工程兵师，完成了河内周围42个高射炮兵阵地的构筑，并给每个阵地一个高射炮连、四门高炮。
大批战争必需品要从中国运往河内，每天必须保证一列火车到达河内。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要把从凭祥到河内174公里的铁路由原来的窄轨改为宽轨，并且不拆除原来的窄轨。于是，我们派铁道兵完成了这段路的改轨。另一个任务是新建考夫—太原—河内的140公里铁路，我们派铁道兵第二师30000人完成。
所有修建的铁路，均由我铁道兵维护，保证铁路畅通。美机轰炸破坏后，马上就要修复，日夜抢修，那怕用枕木在旁边建筑一条新路，也要保证火车过去。
此外还应越方要求建造机场，先给他们建造了一个运输机场。后来，他们又要求我们建造一个战斗机场。没有地方，就找到了红河中，上游旁边的一块丘陵山地，为建这个机场挖掉了24个山头，最大的一个山头标高39米。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们的工程兵搬山填地，日夜苦干！越方空军司令对我说：“你们了不起！真正是愚公移山呢！”他在中国学习过，知道中国愚公移山的故事。结果，我们很快在这里建起了飞机场。
1966年胡志明主席访问北京，要求为越南修建2200公里的公路。毛主席当即答应，并说：“你是前方我是后方，支援前方理所应当。”
于是，我方派出工程部十万人，一个总队、三个支队进入越南。任务空前艰巨。我和越南有关部门谈了24天，协议要求：公路里程2200千米，路宽7米、沙石路面，在1—12号公路的范围内施工。遇山开道、遇水架桥，路基差的改建；没有路基的重建。
建11号公路时尤其困难，全是山路，没有路基，从标高3400米的黄连山逶迤而下，经过几百公里，到达河内。修路、建桥需要大量木材，越方负责人只说去山上砍，但是，当地山上的树都是次生林、杂灌木，不能使用。就算有些能用，也是湿木头，需经长时间风吹日晒才行。因此，我们只能找国内要，而国内也不够，把用外汇进口自用的木材也运到越南来了。
尽管方方面面困难重重，但是，我十万工程大军热情极高，日夜奋战在1号到12号12条公路的现场。白天到处欢声笑语、热火朝天，到了夜间，灯光照耀，一派辉煌！
（四）高炮火网
随着美军在越南北方轰炸的升级，越方要求中国增强支持力度。我方决定派高射炮部队进入越南。共派遣了三个超编制的高炮师。每个师四个团；每个团四个营；每个营四个连。其中，三个连是每连四门高射炮，其余一个连配备四门高射机枪。高射机枪能打一千多米；37高炮能打三千米；85高炮能打五千米；100高炮能打一万米。配置各种层次的高炮，空中火力非常稠密。
除此而外，修建公路的工程兵每个营配备有高射机枪。这样一来，三个高炮师，加上修建公路的工程兵，修建铁路的铁道兵及修建机场的工程部等，当时，留在越南的中国部队最高曾达17万人。而这17万人的后期补给都是我们自己解决。
关于防空火力配置是河内以北由中国负责；河内以南由越南负责，形成一体化。大家配合默契、英勇奋战，在越北大地上组成二战以来最稠密的防空火网。
从当时的阵地防护及兵力组成来看，重要的军事要地，防护目标都由高炮部队负责把守。
（五）24小时作战值班
敌方来袭，每天来的时间，都是下午二点以后，为什么？越南的天气，上午，云雾遮天蔽日，能见度低，飞行不安全；到了下午二点左右，才日出云散。美军在前一天晚上作好计划；第二天出动多少架飞机，分多少组，打击多少目标，分别从哪个机场出动，沿哪条航线及速度、高度等等。
我们所有的情报，包括国内来的，越南南、北方来的，都在武官处汇总。我们有作战值班室，日夜24小时运转，接受各方面的情报，然后，将美军情报及时通报给越南方面。因此，美军从哪个基地、哪条航母出动多少架飞机？目标是什么？防空部队事先都知道，已经启动监视系统，做好了战斗准备。
美机来时，先是低空飞行，处于雷达的盲区，接近目标后，突然升高，然后，螺旋式下降，抵达目标。我们的部队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眼看敌人的炮弹下落，也照样瞄准。就这样，第一批飞机飞过来，总能打他一架，甚至二架至三架。而待到敌机转上几圈，熟悉了情况，就不好打了。敌机来炸，往往也是有目的、有策略的。比如炸桥梁，他也不是全炸掉，而是先威慑。有的桥梁，桥这边丢一个炸弹没爆炸，桥那边丢一个炸弹爆炸了。他的目的是吓唬你，逼你谈判。如河内有一个龙便桥，是河内最大的桥。我那一天看到，桥这边丢一个炸开的炸弹，而桥那边二个炸弹却没炸开。他们这是在威胁，逼你就范呢。对美军的轰炸，中、越军民及时抢修，并大量使用汽车运输。越南上上下下、男男女女口号是：“不自由勿宁死！”美军反复炸，我们反复修。我们还出主意搞了水下桥，这样，黑夜照样运输。
越军的防空火力很强，他们高炮部队装备不比我们差，都是连发的，效果不错。就这样，中越高炮部队南北配合协同作战，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化铁路桥的保卫战。老首长刘伯承元帅对该战役十分关注，他通过总参作战部，要我调查此战情况。我派武官处两名空军干部与越方一起去了解，据汇报:此桥在清化市黑水河上，桥只有两孔，但地形特殊，桥两边各有一个小高地。越军派出两个37高炮营分别据守，敌机向目标俯冲时，很容易被击中。虽然敌人多次使用水雷从桥的上游至下游漂浮，企图使水雷撞在桥墩上爆炸，但没有成功。又因其桥墩是按我武汉长江大桥仿造的，坚固程度较高，较难损坏，而敌人只能被迫从远方位向桥体攻击。这就形成了如此局面，敌人为炸此桥，先后损失70多架飞机，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刘帅对此非常欣赏。
事实证明，当时，高射炮是防空的有力武器，在持久战中，更显出效果，是在装备落后条件下，对付先进的好办法。美军在越战中的最后失败，是和他们先前损失掉3400架飞机分不开的。
三、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一） 苏联插手 给中越关系制造麻烦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是反越的。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改变政策，插手援越。
1965年春柯西金访越路过北京，在机场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提出为了抗美援越，苏联想和中国、朝鲜及越南发表一个四国联合声明。周总理说：“就我们两国目前的关系状况，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会让人笑话的。”柯西金走后，周总理随即将此情况转告驻越大使朱其文同志，要朱将此情况转告越方。2月6日，柯西金到河内受到越方的热情接待。从越方内部传出消息，越方领导人有的说：“中国支持我们，苏联也支持我们，我们把他们团结起来对国际主义做出贡献。”有的人还幻想着通过援越把苏联拖下水和美国对抗。总之，不顾客观实际，多是从越南利益出发，表现得兴奋异常。当越方给柯西金举行招待会时，听到柯西金讲要支援越南解放南方时，摄影灯闪烁，照相机按个不停。越方除了胡志明主席外，主要负责人大都出席，以示热诚。未曾料到，在柯西金来到河内的第二天，2月7日，美军就大举向越南北方轰炸，把战争扩大。
这给苏越关系敲了警钟，在越与苏联谈判中，他们提出了“中、苏、朝、越发表联合声明”之事。柯西金走后，越方根据苏方主张单方面草拟了公函，用越方名义，征询各方意见，当时我方因周恩来总理出访未归，未能回复。范文同在在我大使面前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力量呀！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使用呢？”
过了不久，一天傍晚，总参作战部来电话询问：“越方武元甲大将今天下午到苏联驻越大使馆会谈，谈了些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接着说：“苏方今天下午照会我外交部提出‘苏联为了援越，将派一个高炮旅经过中国到越南，并要在中国广西和云南接近越南边境的地方，开放两个飞机场供苏联24架米格飞机使用，还有为了保证苏军的后勤供应，要在中国开辟空中走廊供安—12运输机空运物资。’外交部已将此事报告周总理、毛主席。”
待了一会儿，他又说：“周总理要访问越南，请大使讲话。”周总理要求大使通知越方，并把苏方的上述要求转告越南方面。于是，朱大使便把总理访越事当面报告给胡主席。然后，去报告黎笋总书记，黎笋表示不同意苏方做法，他说：“我们两国有协议，应该按协议办。”
随后，他们对总理的安全表示关切，提出他们可以到南宁会谈。报告总理后，总理说：“只能后方到前方，不能让前方到后方来。”越方又提出，根据气象预报，当地有雾，能见度低，不到80米，飞机着陆有困难。
待了一会儿，空军副参谋长何亭一同志给我来电话说：“老陈呀，请你告诉越方，总理的驾驶员是一位飞行团长，技术有把握，能见度30米都可以着陆，请他们放心！”当天九时左右，总理的座机到达河内，机场上空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真是出人意外。我和大使到机场，越方黎笋、范文同、武元甲等领导人前来欢迎。总理在机场和越方领导人一一握手，与黎笋同坐一车先行。随同总理到越南访问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和杨成武副总长。
到了宾馆以后，稍事休息即举行会谈。
会谈中总理谈到，他最近出访未归，对越方所提意见（即中、苏、朝、越发表联合声明之事）未能及时回复。并表示打仗是我们两家的事（意思是中、越双方有协议，不能有第三方干扰），并指出米格飞机半径大家是知道的，它不可能胜任从中国广西、云南到河内的距离，也就是说，飞机飞不到河内就得往回返。中方的看法还是依靠高射炮抗击有效。谈判到最后越方范文同总理表示歉意，说给各方发公函是他搞的，别的同志不知道。
（二）关于是否派空军到越南直接参战问题
1965年7月中旬，我方空军负责人王璞从国内来到河内，告诉我，他是来越南了解河内敌机的活动情况，总参有意派我方空军来河内直接参战，并说武元甲大将在北京正谈及此事。
随后，我陪同越方文进勇上将访问北京。到了钓鱼台宾馆，杨成武副总长把我和几位参与会议的同志叫到一起，嘱咐说：“他们来访前，美方曾有反应，说‘如果中国飞机直接参战，他们将进行追击扩大战争。’但是，如果我们空军不去河内参战，那么越方会说我们溜啦。有这么个情况，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我听后，感到我方尚未下决心派空军去河内。
第二天，罗瑞卿总参谋长代表我方与文进勇会谈，只谈了一些支援物资供应等事情，并未谈到派空军的问题。
会议结束，文进勇准备回国，在我陪同文进勇进早餐时，他向我提出：希望我方派一位空军副武官来，我把此情况报告杨副总长。出发时，文又向罗总长提出派副武官之事，罗总长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即告诉空军副司令曹里怀，要他选派。
回到越南后，越方又一再向我提出，要求派空军到越南参战。并且追得很紧迫，我把情况反映到总参作战部等待答复。
后听说，向上报告后，毛主席说：“此情况涉及面大，总理访非未归，回来开会讨论一下为好。”随后，接总参来电报说：“空军进入河内地区作战，容易刺激美军，还是以高炮为好。”
我看到电报后，感到根据越方内部情绪，他们会很难理解，便把情况告诉大使，大使说：“那咱们俩一起去告诉他们如何！”我们见到文进勇，文听后感到很意外，并让我们重复了一遍，然后，只说了一句：“高炮还来吗？”我们回答：“高炮按时来！”随即告别。
这一决定，使越方上上下下不能理解，十分沉闷。我们的空军副武官会见他们空军司令陈某某，坐在一个车上，几十公里的路程，陈没有说一句话，一反过去同志式的关系。
其实，越南空军陈司令和政委都在中国的空军学院学习过，平时和中方同志互相信赖，遇到什么困难，共同研究解决，团结气氛完全占上风。现在，很明显表现异常。我把情况反映到国内，供领导决策参考。
一次在某招待会上，越方一位中将对我大使说：“我们中央对你们没有什么，就是那个空军师没有来有点微词。你们空军来了，就不会有别的了。”
当时，我空军派到越南一个科研组，组长是某空军师的副师长。他见到我说，他来时，见到罗总长，罗告诉他说：“我答应去河内一个空军师与美军作战，先是毛主席同意的。后来，毛主席经过考虑后否定了原来的意见。”这样，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想，实际上越方许多人对我方条件往往估计过高，要求也不实际。
不可否认，当时，派空军师到河内与美军交锋，会给越南人民很大鼓舞！但是，高炮才是越南战场防空的更有效、有利的武器，在持久作战中，更显出效果。这是以落后战胜先进，以持久对付速决的好办法。美军在越南的失败和他们损失掉了3400架飞机是分不开的（美国供认）。所以，毛主席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改变决策是正确的。
（三）回北京参加中越会谈 和毛主席第三次握手
1965年7月我陪同越方总参谋长文进勇上将到北京访问，参加了罗总参谋长和文进勇的会谈。会谈后，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使我有幸和毛主席第三次握手。前两次是在南京军事学院。
接见时，主席鼓励越南同志说：“现在，经过长时间的交手，美国也看得起你们啦！”少奇同志还用法国的例子作了说明。大家在一起合影后，即行分别。当时，人多车少，杨副总长告诉我：“先送他们走，尔后你和我坐一辆车。”接着，主席和少奇送客人到人民大会堂门外台阶前，握手告别。送客走后。主席回头看见我，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陈皓。”他说：“哪个‘皓’字？”我说：“皓月当空的‘皓’。”主席想了一下说：“你是陈武官呀！我想起来你常给我发电报。”接着副总长走到主席身边说：“他是咱们派到越南的武官。”当我返回使馆武官处，向大家转述了此情景，武官处同事都受到鼓舞。
会议结束后，代表团就要回越。大家都到机场送行，爱人布式迅同志带着孩子燕光也一同到来机场，他们是当天从南京赶来北京和我见面的。当时，因越南战事紧张，武官不能带家属，夫妻为了工作离多聚少。这次见面时间不到三小时，便匆匆分别。是按规定时间走的。后来我在武官处听国内来人说，李天佑副总长在一次会议上还提到此事，以示表扬。
那天走时，正值雨季，空中雷电活跃。为了安全，我方特派伊尔—18大型客机送代表团回越南。为绕过武汉雷雨地带，决定从北京绕道山西长治，然后经过陕西西安、广西百色地区和越南谅山到达河内。2800公里航程，用了三、四个小时。机组同志为了照顾我，当飞机到达我的家乡，即山西万荣县荣河镇时，机组人员提醒我说：“到了！”使我有机会，能从空中看到家乡荣河（原荣河县城），家乡的城墙痕迹、街道的走向，茂盛的树木，从舷窗清晰可见。阔别家乡的我真是百感交集。
四、忘不了的抗美援越
越南战争发生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刚刚走过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又承受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抗美援越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一）中国承担了战争的装备和后勤保障
中越双方每年开一次会，确定当年的中国援助任务。按越南提出的南方40万人、北方38万人的编制，还有老挝17个营，每营按500人计算，总共这些编制，都需要供给全部武器装备、通讯器材，以及后勤生活保障。单单是各种型号的高射炮弹，每年都要超过百万发。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硬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甚至用外汇到国外买了供给他们。
（二）想方设法将供给运到前方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帮助越南修建公路、铁路、机场，并且要保证畅通，是为了想方设法将供给运到前方。而越方往往要求很高，比如：修建2200千米公路问题，是我和他们谈的：沙石路面，是适应战争需要，炸了容易修；但他们不满意，想一劳永逸，要求改成柏油路面。实际上，像11号公路，从3000多米高山到平原，直达河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修建成这样一条大道，对越南的意义不仅仅是战时的，而是长久性的。
（三）我军援越部队都靠自力更生
我军除了喝越南的水，烧越南的柴禾（付费采购）以外，供给全靠我军自行保障。当时的情况：近千辆汽车分两路由广西、云南南下，日夜奔波运输。在我方粮食十分困难，还有群众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为了支援越南，我方先后向越方运送大米十多万吨。据越方反应，南方的同志，在收到毛主席派人送来的大米时，都热泪盈眶。
越南南方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食品短缺、天气湿热、蚊虫叮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同志，顽强坚持抗美援越战争。有一个科研小组十多人到南方时间不到百天，再见到他们时，他们每个人的变化真是让我们吃惊！全组十多人都得过疟疾，体重普遍下降，组长本人竟降了30斤。只有一个青年未发疟疾，此时，体重也降了18斤。
（四）紧张的武官生活
我们武官处的工作十分紧张。作战办公室日夜24小时值班，把收到的情报及时发出去。有一天，我问值班参谋今天情况如何？他说：“今天上午四点到下午四点，我和国内通了34次电话。”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外交无小事，重要情况都需要直接请示、报告周总理，因此工作上事事要小心谨慎。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经常会出现紧急情况，我的心脏病就是在越南工作时患的。
我们还经历了中国驻越大使馆被炸事件。当时，我们有些准备。我在专门的地下掩蔽部办公，炸弹炸到大礼堂后侧的一棵铁树上，距离我的掩蔽部42米远，我感到强烈的爆炸气浪震动；由于空气压缩的作用，泥土把我们掩蔽部的门都给埋住了。这是1966年发生的事情。
我在1967年的春天奉命回国。后来，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结束了越南战争。
我在越南工作生活已过去40年了。回忆起来，那些难忘的岁月还历历在目。每当我想起中越人民并肩作战的艰难岁月，想起至今安息在越南公路旁的1700余位援越烈士，心情就难以平静！现在，中国和越南都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衷心祝愿中越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