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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7年冬天和1960年冬天，陈赓大将其实已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那两回都是心肌梗塞发作，幸赖医护人员全力救治，才堪堪脱离险境。我们知道，尽管陈赓的腿部在战争年代因伤致残，但那是危及不了生命的，所以笔者同意一些历史学者的判断，他的心脏功能之所以较弱，与当年被捕时曾经遭受的酷刑有关，尤其是可能被敌人施用过电刑。
两次脱离险境的事件发生后，专门负责中央首长身体状况和医疗保健的“保障委员会”，为此特地给中央提交了报告，言及有些领导同志包括陈赓、陈云、林枫等人，心脏方面的疾病比较严重，应予密切关注，非万不得已不要远行。
不过北京那年的冬天确实寒冷，至1961年初，静养中的陈赓哪怕是在院中散步，都得“全副武装”得非常严实，对于一个湖南人来说，显然是非常不习惯的。
因此一些老朋友和老部下们非常关心，他们通过上海市委特地打来电话邀请，希望陈赓赴沪疗养。纠正一下个别文章的失误，陈赓大将当时的职务是“国防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不可以称为“副总长”的，那是副总参谋长的专称，按今天的说法，称为“副防长”还比较靠谱，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林彪元帅、总参谋长是罗瑞卿大将。
陈赓接到电话后，曾经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对妻子傅涯说：“盛情不可却，就去吧”！
一、告别。
陈赓的心脏首次出现问题，时间还是在1957年12月，当时陈赓随时任国防部长彭老总访问苏联，结果回国不久的12月19日，突然心肌梗塞发作，经过紧急治疗后病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不得不在北京医院休养了三个月。出院后陈赓就天天找“保障委员会”的医生们，要求准许他开始工作。
医生们架不住陈赓的软磨硬泡，只好报请中央决断，最后同意他每天可以用一点时间去上班试试，并且要随时注意身体状况，陈赓当时也答应得很好：“我一定遵守医生的嘱咐！” 可是闲不住的陈赓是个“工作狂”，一旦回到工作岗位，早把医生的嘱咐抛到了脑后。
那个年代我国的安全形势很严峻，而新武器的研发、测试和制造，统归国防科工委负责，所以陈赓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
不久之后，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北京的远郊地区试车，陈赓则非要去参加不可，同志们怎么也劝阻不住。试车当天的一早，陈赓的夫人傅涯同时接到军委办公厅和保障委员会的两个电话，都要她劝阻陈赓不要前往。陈赓哪里肯听？最后还是坚持去了，试车结束后回到家里，一进门陈赓就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实际上，那天陈赓回来后的脸色都白了，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他的胸口也经常性出现剧痛，每次疼痛难忍时，他就一边工作一边不停地用手揉摸着胸部，结果衬衣都被他揉破了一大片。
到1960年的深冬，终于又出现第二次心肌梗塞发作，虽然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关，但是陈赓感觉胸部疼痛日胜一日，只好在家中静养。
1961年是什么时间点呢？那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可能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未必清楚，到底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按照1955年大授衔的规定，大将以上军衔被授予者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范畴，行政四级，与国务院副总理待遇相同，即便如此，陈赓全家七口人，每个月也只能领到18斤肉，平均每人每月2斤半！
陈赓身体不好，所以妻子傅涯为了给他补充营养，每顿饭都争取做到两菜一汤，但基本没有荤菜，全家只能在周末改善一下生活，做一道肉菜“集体开荤”。傅涯更是把一切好吃的都留给丈夫，自己瘦得体重只有82斤，甚至为了节省开支，陈赓的衬衣、衬裤都是傅涯亲手用缝纫机制作的，穿破了就打上补丁。
开国大将的生活朴素，以及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值得一书，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崇敬！
傅涯后来回忆说：“陈赓这个人是大事清楚，小事装糊涂，家里事根本顾不上管。他身体不好，工作又累，吃得也不好，脸色发黄发青，却从来不说什么”。陈赓决定去上海疗养后，起初也不同意傅涯随行，怕耽误了妻子在中组部的工作，后来还是中组部的领导听说后，特别给傅涯派了任务，负责调研上海市委的工作，这才得以同行。
动身之前，陈赓非常惦念自己亲手创办的“哈军工”，特别提笔给院党委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对调整后的学院工作的建议。然后又特地回到国防科工委，举行了一次机关干部会议，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在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每人每天配售三两菜，大家别小看这三两菜，三两菜也是党对咱们的关心，大家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要坚信困难一定会克服的，国家定会强大起来”！
国防科委的同志们深受鼓舞，然而谁也不曾料到，这次会议，竟是跟陈副部长的永别！
二、故地。
1961年1月底，陈赓夫妇带着秘书王勉、警卫员等一行人，离开北京乘火车前往上海。老朋友、老部下们邀请陈赓去上海养病，不仅仅是因为上海地处江南气候温润，还因为那是陈赓非常熟悉的城市，早年特科生涯就是在这里工作生活，包括第一任妻子王根英（抗战时期牺牲）也是在上海相识相爱，所以希望他在上海能够放松下心情。
到达上海后，陈赓在市委的安排下，住进了闹中取静的“丁香花园”，这是上海市委的一座招待所。据说丁香花园原来是李鸿章的一个外宅，因里面种满丁香花而得名，园中有一所二层小洋楼，环境幽静，远离闹市，确属休养的宜居之地。安顿之后，陈赓和夫人住一楼，秘书和孩子们住在二楼。
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同志，原华野七纵政委，跟陈赓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当年淮海战役打黄维，华野七纵就曾经跟中野并肩作战。因此在陈丕显得亲自过问下，招待所对陈赓的生活起居也给予了特别照顾，连伙食水平都安排得非常之高。
为了给陈赓补充营养，食堂几乎餐餐都在菜里放肉，在今天这真算不得什么，然而在那三年的困难时期里，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规格了。陈赓感觉很是过意不去，多次跟招待所的领导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反映，甚至会在吃饭的时候故意把肉都挑出来，放在一旁让炊事员拿给更需要的同志，叮嘱同志们千万不要浪费，他深情地说：
“现在群众生活很苦，主席、总理都不吃肉啦，我们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肉”？不得不说，在上海市委的关照下，陈赓的生活起居被安排得确实很好，但是上海那一段时间的天气总是小雨绵绵，让陈赓的身体感觉不太舒服。
陈赓到上海，还引发了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他在上海的熟人故交实在太多了，大家听说陈大将来沪养病，纷纷要来看他，然而这却给陈赓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一方面，是医生要求他尽量少说话，更不要经常会客，另一方面，陈赓这一生好交朋友并且没有架子，对这些同志来探望，他实在又不忍心拒绝。
在医生和妻子的不断“挡驾”之下，仍然有一些老朋友老同志未能探望成功，于是引起了外界的误会，还以为陈赓“官大了架子大了”，听到这些议论，陈赓心里又急又堵得慌，反而不利于养病了。比如某次龚澎（外交部长助理）在丁香花园碰见陈赓，没能说成话，回去开玩笑说“陈司令员现在官大了，都不怎么理会我们这些小人物啦”。
陈赓就怕这个，听到传闻后立即派傅涯登门道歉，还邀请龚澎一定来丁香花园做客，这一来二去，反而给陈赓增加了不少额外的负担。
三、工作。
宋庆龄当时也在上海，听说陈赓到来后非常高兴，在这一年春节前夕，特地邀请陈赓全家去府上做客，以陈赓的性格和对孙夫人的尊敬，又如何可能不去？所以陈赓到上海之后，虽然能够看见许多故交老友，心情确实很好，但是对他的身体却颇有伤害，毕竟心脏疾病最怕的就是情绪波动，以及过于劳累。
那个年代的老一辈革命家，真的是“工作第一”，本来傅涯是可以一心照顾陈赓的，但是陈赓不同意，认为不能假公济私，一定要妻子去报到去工作。上海市委对此未置可否，陈赓直接把电话打给了陈丕显：“傅涯来这里是有任务的，你快给她安排吧”，陈丕显拗不过，只好安排傅涯去徐汇区委上班。
如此的结果就是，傅涯每天一大早就要从丁香花园出发，到徐家汇去上班，然后到了晚上九点多才能回来，对陈赓病情的监控自然出现了一些空白。
1961年3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陈赓又催着傅涯去上班，妻子有些恋恋不舍，陈赓又催：“我坐一会，你快去上班吧，外面天阴了，带上雨伞”，望了望外面阴沉沉的天空，陈赓似有所思，又补充了两句：“今晚能早点回来吗？快到我的生日了，你给擀点雪菜肉丝面吃”。笔行这里，自己都忍不住动容：这就是开国大将过生日的要求：一碗雪菜肉丝面！
傅涯感到有些突然，她当然记得陈赓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一，但是之前陈赓从来不让人给他办寿，今天这是怎么了？所以傅涯也有不太好的感觉，深情地说：“我早点回来，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面条”。
目送妻子离开之后，陈赓又一头扎进了办公的房间，喊来秘书准备开始工作，而这个工作，本来是他不应该做的。
四、劳累。
原来这一年的年初，军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结合自己的革命战争经历，写一篇关于作战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备军委存挡和部队学习。鉴于陈赓病情严重，组织上特意没有通知他，但是上海警备区并不了解这个内情，接到通知后，分管的副司令员恰好知道陈赓大将也在上海，特派专人将文件送到了丁香花园。
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是孟良崮战役时期的华野一纵一师师长廖政国，开国少将，不过副司令员有好几位，实在无从考证，总之这位副司令员的热心举动，却无意中加重了陈赓的病情，真真的是热心办了错事。
因为陈赓看见通知文件后非常高兴，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黄埔一期生，陈赓的战争经历和作战经验，无疑是非常丰富的，早就想认真写点什么。
陈赓立即着手准备动笔，傅涯其实对此是有些担心的，因为写总结要“翻箱倒柜”回忆多年来的往事，还要不停地酝酿和思考，是一件很费神的工作。于是傅涯去找医生询问，到底陈赓的身体能否吃得消，医生觉着，陈大将是个闲不住的人，有点事情做可能会好些，也就同意了。
不过医生也特意提醒，写这份总结应该是由陈赓口授，然后以秘书代笔，以免过于劳累，同时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一口气马不停蹄地做，那样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得到医生的批准以后，从1961年3月7日上午起，陈赓迫不及待投入到作战总结的写作之中，他对秘书王勉说：“我这条瘸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幅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这篇由陈赓口述的作战经验总结，历时三天终告完成初稿，可是陈赓翻看一遍后感觉很不满意，认为还是达不到自己期望值，遂撇开秘书，决定自己亲自动笔来写。陈赓重新拟定了提纲，决定将自己的作战经验总结分为六章详细写出来，分别是《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
于是从3月10日起，陈赓整日沉浸在思想高度集中的状态，回忆、思考、翻材料、看地图和动笔，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心情是兴奋和愉悦的，但是身体却不堪重负，加速了病情的发展。
遗憾的是，陈赓对于自己的过度劳累并无察觉，反而精神状态极佳，3月15日这天早晨，等到傅涯上班走后，他又开始伏案工作。期间还嘱咐秘书王勉给北京的聂帅（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办公室打电话，内容是：“陈大将让报告聂帅，他的心电图完全正常，可回京正常工作”。
聂帅接到电话通知后也非常欣慰，他不知道的是，陈赓其实属于“谎报军情”，由于一连几天的劳累，使陈赓的健康情况正在不断恶化，刚刚写完总结的《序言》部分时，意外就发生了。
五、逝世。
正是在这几天，陈赓在写总结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全身发软且动作困难，哪怕是很轻度的动作也力不从心了，比如洗澡之前挂衣服这等小事，他的手臂上举都非常吃力，稍稍一活动，就会感到心慌、气短以及出虚汗。这本来是心血管疾病加重的明显症状，但是全身心投入写总结的陈赓，并未引起注意。
也正是在这一天，即1961年3月15日的下午，陈赓突发大面积心绞痛，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当时不得不瘫坐在沙发上。过了一会情况有所缓和后，陈赓又继续开始工作，也没有让秘书通知医护人员，他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因此傅涯下班后，也就不知道下午发病的实际情况，没有特别在意。
第二天的黎明时分，陈赓再次发病，额头不断冒出冷汗，面容非常痛苦，也惊醒了妻子。
傅涯急忙拿来一片硝酸甘油喂进他的嘴里，可是已经晚了，药片很快被丈夫吐了出来，陈赓随后陷入了昏迷。闻讯赶来的医护人员立即尽最大努力进行了抢救，依然回天无术，1961年3月16日上午8时45分，我党我军的传奇人物，黄埔一期的开国大将陈赓，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时年只有58岁。
而第二天的3月17日正是农历二月初一，也就是说，陈赓大将仅仅差了一天，没有过完自己的58岁生日，至悲至憾。
六、哀悼。
陈赓在上海意外辞世，立即惊动了我党我军的高层，远在北京的聂荣臻元帅接到报告后，捶着桌子连声喊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当遗体还停放在丁香花园的时候，上海市委、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们，都第一时间赶来吊唁。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闻讯，一刻没有耽误立即启程，于当天下午就驱车到达上海，一进丁香花园就止不住哭喊：“陈赓同志，我来晚了”！进到灵堂后更是抚尸大怮：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赓啊！在场众人无不凄然泪下。
1961年3月16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即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布了讣告，并宣布成立以国防部长林彪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
而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恐庆龄先生闻讯过度悲伤，想方设法封锁消息，他们扣下了刊登讣告的报纸，还故意把收音机弄出故障，总算瞒住了最初的几天。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宋庆龄还是得知了陈赓离世的消息，情不自禁扑倒在床上大哭。
次日，也就是1961年3月17日，陈赓大将的骨灰由专机从上海运达北京，陈毅元帅亲往机场接灵。此时周总理正在广州开会，惊闻噩耗的第一件事，是立即致电中央，请求陈赓大将的追悼会一定要等他回京再召开。
回京后，周恩来亲笔为骨灰盒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的纸条，犹怕家属们不满意，他还一连写了三张，并嘱邓大姐亲自送往，傅涯见字，泪如雨下。
从黄埔军校到上海特科，从万里长征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周恩来与陈赓的师生情、上下级感情之深厚，堪称典范。长征期间周恩来病重，是陈赓亲自带队，负责将老领导抬出草地，多年以后周恩来曾感慨地说，“你真是福将啊，东征时你救了蒋氏的命，今天你又救了我的命”！
陈赓当时笑答：“早知道他现在变成这样，我就不管他了”，两个人的情谊，党内外有目共睹，因此对于爱将的过早逝世，周恩来悲痛至极。
1961年3月25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公祭陈赓，追悼会由林彪主祭，罗瑞卿大将致悼词，在悼词中对陈赓的一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陈赓同志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直到逝世那天止39年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光荣的革命的战斗的一生”！
林彪也为陈赓撰写了挽联，上联是：“共产党先进党员亲历四次革命战争不避枪林弹雨无视牢笼虎口今日与世长辞精神不死”；下联是：“解放军光荣战士身经百炼洪炉烈火坚持真理正义反对枉是邪非行见无穷后继浩气日辉”。
陈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首长，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元帅，强忍泪水，向陈赓的遗像遗体缓慢三鞠躬，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他无法忘记，当年的386旅曾经让鬼子闻风丧胆，被美军观察员誉为“中国最好的旅”。
这一天早晨，身体仍然硬朗的徐向前元帅，也早早地就来到了中山堂，作为陈赓黄埔一期的同窗、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首长，徐帅难掩悲怆，忍不住在休息室里辗转徘徊，还不时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喃喃诉说，身边的同志记录下徐帅满怀惋惜和深情的话语：
“我真想不通，在延安时，冬天很冷，我穿皮袄，他还洗冷水浴，他身体那么好，怎么会走在我前面”？
一代名将堪称传奇，两个阵营同时相祭，无双者，陈赓大将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