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来到陕西省最北部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榆林市游览，喜欢唱歌的老伴得知这里有个陕北民歌博物馆，高兴地对我说：“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总投资约1亿元的博物馆令人震撼，其建筑之宏伟、布展之精美、设备之现代、管理之规范使我们耳目一新，不愧为黄土高原上一座新的文化地标。
全面展现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博物馆2018年5月23日正式对外开放，其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布展面积5680平方米，以展板展示、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影像播放的形式全面展现了陕北民歌的发展历史、艺术流派、代表作品与文化传承。总体为六大板块：千年老根黄土里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满天星星一颗颗明、信天游永世唱不完、陕北民间音乐艺术、陕北民歌研究专题。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自古战争频繁，生态环境破坏，陕北人具有乐观豪迈、勤劳勇敢、老实淳朴的性格，因此孕育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大类，有的粗犷质朴，有的高亢豪放，有的悠扬婉转。因其语言生动、曲调优美、感情真挚，不仅在陕北深入人心，也深受国人的喜爱。
革命促其质的飞跃
陕北民歌于明、清时期初步形成曲调、逐步成熟，但其真正的发扬光大源于中国革命的发展。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领导陕甘人民创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的到达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1938年开始创办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八路军的多个剧团等红色文艺团体，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成就了陕北民歌的新生。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39年在延安鲁艺成立后，正式提出了“陕北民歌”的概念，两次在陕北各地大规模、有组织地采集民歌，开辟了陕北民歌由口头传唱到纸质出版的新纪元。陕北民歌从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被收集、整理、研究、创作，成为一个享誉全国的艺术流派。
全国解放后，陕北民歌的研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进一步发展起来，其采集与整理正式纳入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录了大量欠缺的陕北民歌。改革开放后，陕北民歌随着文艺事业的复苏，进入到了快速化、多元化的发展新时期。
陕北民歌唱红了天
博物馆展示了许多广为流传的陕北民歌，其中陕北革命历史民歌彰显了质的飞跃。《黄河大合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翻身道情》、《绣金匾》、《南泥湾》等陕北民歌享誉全国已有80年，唱红了秦岭南北、黄河两岸，成为那个时期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军民斗志，振奋民族精神的代表作品。这些歌曲大多是根据陕北民歌的曲调填词创作，歌曲的作者有音乐工作者，也有普通的民众。例如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创作《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时，运用了黄河船夫号子的音乐素材。又如目不识丁的陕西木匠汪庭有创作的《绣金匾》，是一边做木匠活，一边根据庆阳民歌的曲调不由自主地哼唱出来的。
家喻户晓的民歌《东方红》，更是“唱红了天”。1942年，陕西葭州（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原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填入“东方红，太阳升……”的新词，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后来由公木等延安文艺工作者改编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这首歌曲唱出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心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无比热爱的感情，唱响了中国，唱到了世界，回荡在太空。
民歌传颂感人故事
陕北民歌的魅力在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传唱了感人故事。其中耳熟能详的民歌《兰花花》源于真人真事，经久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源于民间故事。
兰花花的原名叫姬延玲，1919年出生在延安市宝塔区临镇，长得十分招人喜欢，因喜欢穿印蓝花的粗布衣服被称为“兰花花”。她在本镇读高小时，受新思想影响、追求自由、反对封建礼教。1935年，红军来到临镇，兰花花与一位红军战士一见钟情，并发誓相守终身。不久红军战士奉命东渡黄河，两人暂时分离。兰花花不幸被父所逼，嫁与他人，终因郁郁寡欢而死。红军战士回来得知后伤心欲绝，根据信天游的曲调，为她写下了民歌《兰花花》，歌颂了兰花花不肯屈服的性格与渴望爱情的信念。这首催人泪下的经典歌曲多次获奖，至今盛传不衰。
《白毛女》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其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被称作“白毛女”。解放后发现国内确有真人白毛女，是16岁的四川姑娘罗昌秀。她为了躲避地主的迫害，逃到深山老林过了17年野人般的生活，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救出后获得新生，婚后生下一对儿女，活过80高龄去世。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完美地采用了北方民歌的旋律，吸收了北方戏曲的音乐，借鉴了西欧歌剧的创作经验，讲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这部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文艺作品后来被改编成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之一。
陕北民歌有一个这么好的博物馆，使参观者感受了音乐的魅力、艺术的熏陶、精神的享受，希望我国的其它地区也有这样的艺术博物馆。
此文刊登在2019年8月《红色太行》、2019年6月《军休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