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11月下旬，军委总情报部派出首批赴朝鲜战场的情报工作调研组，由我的父亲江涛组织并带队，那时父亲任情报部二处（部队侦察处）副处长。父亲挑选了刘雨风、朱化、朱永琪、王钟华、陈汉波、赵锐、蒋嘉、徐正浩等干部组成调研组，秘密奔赴朝鲜前线。出征前，他们在军委情报部大院内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调研组成员之一的朱永琪叔叔是一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的青年学生，他吃苦在前、积极肯干，尤其受到我的父亲的赞赏。父亲不仅夸奖他：“小朱可以，能吃苦，好好锻炼！”，还把一支跟随他多年的珍贵的加拿大手枪送给了朱永琪佩带。
1953年1月，我的父亲再次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情报处长时，我的母亲也在外地，幼年的我远离父母、独自生活在北京情报部幼儿园。已回北京情报部工作的朱永琪叔叔时常关爱我，至今令我感恩。
时隔六十年后的2012年，我两次来到位于北京黄寺大街的一个干休所，拜访了进入耄耋之年的离休干部朱永琪叔叔。叔叔一提起英年早逝的我的父亲就反复地说：“江处长很理解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既是我尊敬的领导，又是我敬爱的老师。他非常关心我，特别培养我，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取出一叠发黄的文稿和黑白老相片，回忆起六十年前的件件往事：
1950年11月23日，父亲带领着情报工作调研组离开北京到达沈阳，他们赴朝的任务一是指导和调研志愿军部队的侦察工作，二是审问俘虏营的俘虏、搜集整理敌军情报。他们在朝鲜战场工作了约四个月，这期间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二、三、四次战役，也是条件最艰苦、作战最困难、战果最辉煌的时期。
父亲一行在沈阳东北军区情报处稍作停留，更换了志愿军军服，做了思想上、工作上、物质上的必要准备。接着他们来到鸭绿江边准备渡江，江北岸我国领土的房屋玻璃窗上都贴了“米字”防震纸条，装上防空的黑色窗帘，进入了战争准备状态。
那时安东（今丹东）的鸭绿江大桥时时有“联合国军”的飞机光顾，而向北50公里的宽甸地区山下的桥比较隐蔽。12月1日，父亲一行从宽甸跨过了鸭绿江，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境内。朝鲜境内的战争惨景不堪目睹，沿途到处是瓦砾和残壁，见不到年轻力壮的青年，只有饱含悲愤目光的朝鲜妇女和老幼。面对唇亡齿寒的此情此景，激起了父亲一行无比的愤怒，坚定了他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由于敌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白天肆无忌惮地轮番轰炸、扫射，父亲一行只能利用夜幕在冰天雪地中前进，有时乘车、有时徒步。没有向导，他们遇到的直接困难是语言不通，就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朝鲜话。每到一处，父亲总是亲自寻找联络单位，并为大家安排食宿，一路上既危险又辛劳，一天睡不到几个小时。
12月4日，父亲一行到达了志司的第一处驻地——大榆洞。父亲将总部第一批赴朝调研组的同志一分为二，由他带领朱永琪和英语翻译赵锐随志司去前线搞调研，其他同志到后方我军俘虏营审问“联合国军”俘虏。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志愿军很快转入了对“联合国军”的进攻与追击，志司随部队前移至第二处驻地——玉泉站。因敌机的狂轰乱炸，又需要携带大量的通讯装备和重要的文件，转移也是只能在夜间进行。志司在崇山峻岭中前移，积雪达一尺余深，为避免敌机的破坏，车辆不能开灯，其危险与困难可想而知。经过海拔1909米的妙香山后，志司到达玉泉站。这里有一条已无火车通行、长约200米的火车隧道。严冬的雪花飞舞、寒风凛冽，隧道里的气温降至零下20-30度，穿堂风吹得人全身僵硬、手脚麻木。志司的前辈们吃的是压缩饼干和炒面，指挥间隙只能和衣而眠。在十余天的日日夜夜，志司的首长们在这里完成了第二次战役的大部分指挥。
父亲派朱永琪和赵锐赴40军开展工作。这是入伍仅一年的朱永琪第一次在战火中锤炼，他向组织保证：一定经受考验，出色地完成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朱、赵二人在志愿军第40军参加会议、个别采访、搜集资料、审讯俘虏，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搜集了不少的侦察战例，总结了丰富的侦察经验，其中一部分后来被收集在朝鲜战争侦察情报工作经验汇集上。
1950年的除夕，志愿军准备第三次战役，志司韩先楚副司令电示：请军委和总参来到同志立即返回志司。朱、赵二人仅凭一张简略的朝鲜草图，带着随身行装上路了。他们沿途克服了重重困难，步行三天后回到了志司的第三处驻地——君子里。
回到了志司，朱、赵二人向我的父亲汇报了工作。父亲对他们再次下部队，并做了详细、具体的指示：
1、你们的任务之一是搜集敌军文件，包括部队已缴获的和亲自到战场上搜集的。特别要注意搜集情报价值高的如密码、交通信息等。搜集到的文件机密性较高的要亲自带回，其它的可派侦察员送回，或者花点钱雇人背回来。如果文件太多没法全部带回，可挖坑埋藏，待以后再去取。
2、你们的任务之二是调研部队侦察工作：他们是如何执行侦察任务的？有哪些经验和困难？困难是怎么克服的？还有哪些需要上级帮助解决的？
3、你们一定要到作战部队的师、团里去，到侦察分队里去，与他们打成一片，一起战斗，一起生活。这次下去不要以总参的名义，可以志司的名义下去，免得部队为难。时间不受限制，以完成任务为前提，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再回来。战役结束后也可在军、师部参加他们作战总结会议，进行采访。
4、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要准备吃苦、跑路、挨饿、受冻，工作要主动，不能动摇，必须要有牺牲的准备，防止知识分子的狂热病。不要有做客的思想，到哪里就是那里的一员，接受他们的领导，一面帮助他们工作，一面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不能有发财的思想，俘虏的任何贵重东西都不能拿，这是纪律，要保持自身清白。不要给部队添麻烦，也不要向部队乱建议。部队以商量的口气让你们工作就是命令，不能讨价还价。
5、要做好身体、物质上的准备。每人带3000元朝鲜币用于工作的需要，如雇老乡背文件，买双鞋、手电、电池等。随身带上干粮，不过干粮应在最困难时才吃。每天走路后，要洗洗脚，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要休息好，生了病不要勉强……
父亲最后说：“这些是我自己多年来战斗生活的亲身体验，不是向你们摆老资格，而是让你们有所准备。你们还缺什么，还有什么困难，现在就提出来我帮助解决。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父亲大至工作任务，小至生活细节都为年轻干部想到了，朱永琪深受感动地说：“江处长，请放心，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培养，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做，保证完成任务！只要工作需要，可以付出我的一切，包括生命！”
之后，朱永琪将埋藏在心里的要求入党的思想告诉了我的父亲，并征求他的帮助。父亲说：“这很好。你入朝以来表现很好，能吃苦，主动到前线去锻炼，这样做下去就行。”朱永琪殷切、诚恳地说：“今后希望你像费尔多培养保尔那样培养我。”父亲说：“好！也希望你以后考虑问题要冷静些、现实些、周到些。”
再次出征前，赵锐严肃地对朱永琪说：“我若牺牲了，你就给我在桂林医学院的妹妹写封信告诉她。”朱永琪也认真地说：“我若牺牲了，请你将我那本战场日记交给江处长！”
后来，朱永琪叔叔果然按照我的父亲的期望去做，在革命军队中锻炼成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深入42军和39军，随侦察连勇敢地奇袭、伏击敌人，圆满地完成侦察任务；他机智地审问俘虏、抢救伤员，在战火中成长。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参加战斗，并光荣负伤，至今背部留下了长长的伤疤。在朝鲜战场的四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脱下过、更换过衣服，军服里的虱子多得数不清，因此患了斑疹伤寒被送回国，我的父亲亲自送他到北京军区医院住院治疗。
听了朱永琪叔叔的回忆，望着黑白的老相片，我深深地为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友情所感动！我的父亲、朱永琪叔叔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前辈们是我永远崇敬的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