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 著 太行区党委史编委会 张宏伟 编辑
一、写给谁看
我满85岁了。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以来63年间风尘跌宕的历史巨变，居然能够活到现在，是出人意外，也出乎我的意外的。目前的时局喜中有忧，不再多言。然而身心尚健，长日无聊，回忆起来，尽管一生贡献不多，在党的历史中无足称道，而写出某些经历，让自己的后人看看，也还是需要的。
二、从辽阳到北京，参加一二·九运动
备尝艰苦，两度沉沦，对革命意志和家庭完整都是一种历练。
1909年旧历8月14日，我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礼备沟村一个小地主家中，父亲名高元顺字品一;母亲姓房，娘家是破落地主。大约一百几十年前我的远祖从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越海搬到辽阳县山区，加入了满族的汉军旗，祖上当汉军镶白旗的军士。曾祖父在旗下当兵在三座塔(据说就是现在的平泉)战役战死，清廷按云旗尉世袭给抚恤;祖父袭职，在沈阳服役，死于时疫;父亲在清廷光绪皇帝时曾去北京接受所谓“引见”，与大批满族青年(有些大约也像我父亲一样，是“随旗”的，即汉人变成满族人)，在皇宫某大殿的广场跪拜过皇帝。清末朝廷实行新政，他曾在沈阳接受过警察训练，与辽阳的土绅认识，后来本乡兴隆沟徐贞办“团练”(地主自卫和维持地方治安的新式武装组织)，曾为其助手;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曾任过本区区长;“九一八”事变混乱时期，曾任过本区的“团董”。
我家在本村约有土地60余亩，放柞蚕的山场13把剪子(放柞蚕的计算单位，指13个放蚕把头即熟手足用的那么大的柞蚕场面积)。辽阳西部麻场村还有土地30多绳(土地计算单位，每缴约6亩)，但系涝洼地，收租有限，荒年收不了租。我共兄弟二人，姊妹六人，其中一小妹夭折。我父亲算是地方士绅，与县城大士绅也有交往，所以他想供给我上大学，将来到辽阳、沈阳谋个“差事”、而叫我哥哥管家事，高小毕业就不准他升中学了。1917年，我8岁上小学。校舍是村里的公产—–一个废弃的院落，三间正房三间厢房。桌椅板凳是现做的。40多个学生。老师叫刘东阁，是晚清未考上秀才的读书人。那时候农村有一部分这样的老先生，懂得四书五经，相当于农村知识分子。县里教育局把他们集中起来，短期集训，学点算数、音乐和体操，就可以做小学的老师了。课本是全国统一的。我们村这位老先生教得很好，现代的歌曲也能唱几首，加减乘除教得也不错，体操教得也不错。那时候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0多块现洋。村里对这些老师很尊重，车接车送。村里红白喜事都请去，坐上席。我在本村小学念了三年，考上了离我们村五里路的兴隆沟村的县立高级小学。高小的三年对我来说，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那个学校，现在回想起来在民国初年是办得很好的。当时东北的文化比较落后，但是我们那个县对文化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愿意投资办学的人也比较多。清末至民国初年，我们那里有个传奇人物，名字记不清了，姓许，人们都叫他“许老转”，在我们那里很有点名气。这个人穷人出身，但是特别爱学习，有胆识。后来有了钱办教育。我们那个学校就是他出钱创办的。民国初年，他被选上了省议员。张作霖对他还很尊敬。后来他就成了地方士绅了。记得我所在的高小是个模范小学，校长是辽阳人，四书五经很熟。老师也都比较开明。我们学的都是新式课本，同时也学习诗词和古文。高小三年我除了学课本以外，还读了不少课外书，《三国演义》就是那时候看的。高小毕业后，我又进了民办的明德初级中学。学校在农村，所处的环境不像县城那么繁华，但课本是统一的，有好多“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些新的思想，那时候学得也不错。我16岁的时候，考了高中，进了辽阳县城第一高级中学。学校的教员都是从外面请的。英文、化学、体育课都开了，还有个小图书馆，但是图书不少，多是些五四以后的书。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借书看。高中的课程多了，每门课程我学得也还算不错，英文感觉压力较大。英文教员经常换，一个人一个教法，口音也相差很大，所以学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写文章用白话文写，已经不用文言文了。什么古典诗词呀、庄子孟子老子呀，都学过，特别是庄子比较喜欢。五四的东西不是很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书还很有限。孙中山的作品、五四的文学作品不能公开卖。在沈阳有个鹿野书店，有些宣传马列主义的书。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和小学、初中比较，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县城上学，眼界开阔了，“五四”运动的思想也慢慢接触多了。应该说爱国主义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原因就是，辽阳是日本的租借地，坐火车从海城上车，就要坐日本南满铁路，到辽阳下车就到了日本的租借地，铁路沿线有日本铁道守备队，其实就是日本正规军。中国的老百姓对日本人侵略中国感到十分气愤。在这样的环境中，爱国主义思想就自然地逐渐形成了。
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领导工人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最后在全国形成了反帝高潮。当时，我正在辽阳读高中，参加了游行、罢课等活动。
1926年夏，我结了婚。妻名王纫兰，说与我同庚(其实她长我3岁)，岳父王贯一和我父亲是老朋友，系警察所长。那时，辽阳山区女孩子没有上学的，我妻家距我家远，距辽阳县城近，较开通，她上了四五年小学，两家结亲，算是门当户对，顺理成章。婚后，因我妻个子小，又不漂亮，我和她感情不好。我们20岁生了大女儿娜娜(我取的克罗地亚一篇小说中为反抗官府镇压农民暴动而牺牲的女孩子的名字)，彼此感情逐渐好了。我高中毕业后，1928年上半年在辽阳县城第二民立小学和刘二堡村县立小学当高小教员;同年夏天考上设在沈阳的东北大学，我父亲想叫我念法律，因为考虑到将来当个律师的职业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是，我不想学法律，自然科学的底子我也差点，这样就学了经济。当时的东北大学是有点名气的，在沈阳和后来迁到北京的校舍都是张学良出钱修建的。学校实行选课制，有必修课和选修课，读够学分就可以毕业。比如说我们学经济，必须学民法、国际法、货币学、银行学、国际汇兑等等，好几十门课程，大多是洋教材，还有好多留过洋的教授。中国经济史没人教，学了一本美国经济史，讲得很详细。在大学期间确实学了不少东西，九一八事变以后就慢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先是在学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接触一点，还读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书，那时候学校还不怎么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书，中文的没有，英文的有，有好多书是介绍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是纯马克思主义，我记得读过一本讲社会主义原理的书，很有启发，于是连续不断地读了很多先进书籍。进步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我的童年》、《我的大学》都如饥似渴地读过。还有好多鲁迅的书。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在我灵魂深处就朦朦胧胧地出现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苏联的情况也多少了解一点了，感觉中国要富强就是要靠社会主义实用主义，在思想上发生了跃进，便于“九一八”事变后，走上了艰难的革命道路。
“九一八”事变当晚10时许，我在东北大学北段文法学院学生食堂和同学看电影，日军袭击东山咀子北大营的炮声响了，大家张皇回了各自的宿舍。我在二楼宿舍，能看见从铁西日军军营发射炮弹的弹道火线。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开始逃散，有冒险进城的，有向沈阳北面乡村走的。我和正在工学院读采矿冶金系的本家叔叔高元哲于当天下午一同向北陵以北的乡村，距学校几十里的一个村庄。有些不认识的同学也到了那里，大家分别住到老百姓家里。第二天又分散开，有去皇姑电车站，打算逃亡关内的;有准备回各地家乡的。我们二人，打听到学校还没有日军进驻，就试探着走学校，又收拾行李衣物，乘马车进城，遇到了一位乡亲，帮助我们把行李、书籍放到在汇文中学就读的田德玉那里(该校是教会学校，估计日军不会杀人)。当天我们就从沈阳乘火车到了辽阳县城，了解海城似乎也无危险，住一天旅馆后，又乘火车到海城。下午一点多钟下车，步行75里，上灯后赶到家。从此开始了在家乡将近3年闭塞苦闷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国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我是亲历亲见的。是时，我家乡辽阳山区一带社会秩序混乱，有小股土匪横行，也有打着抗日旗号，实则扰民的乌合之众。一些村的地主们想维持治安，组织起民团，我父亲曾一度当了民团的团董。但都自生自灭，一事无成。后来日本势力伸入，地方安静了些。1933年秋，恢复了兴隆沟高小，我应校长的邀请去小学当了一年多教员，校长是我在那所高小上学时的体育教员刘英若。那时，县日伪当局还未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但教员也不能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大家不过为了谋生去教书而已。在偏僻山区生活，世界大事，甚至国内情况都茫然无知，思想特别苦闷。这样处境，一个有民族意识并读了3年大学的知识分子思想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我有一本英文原版的《鲁宾逊漂流记》，书末附有介绍鲁宾逊原型写的一首诗，抒发其孤独悲怆情怀，我感慨系之，借助字典译成汉文，内容已忘记，原书也不知哪里去了，现在无从查考。
1934年7月初，学校还未放暑假，有一天，我突然见到了一个原高小同学潘永强，他刚从北平返乡探亲。他是学校附近潘家沟的人。他向我说起了东北大学已经在北平复校。工学院设在西安，文学院、法学院设在北平，还加办了女子家政系。就读学生伙食、书籍和讲义都免费，对贫困学生还发了救济金，不少东北大学学生都去复学了。我兴奋之情，莫可言喻，引发了我逃离家乡到北平复学的念头。这时正赶上学校发了100多元欠薪(我月薪是24元)，有足够逃到北平去读书的路费。我决心离家出走。我不敢告诉父母，估计他们不会让我抛家出走。所以我偷偷与妻子王纫兰商量，问她是否同意我去北平复学。她读过几年书，稍明大义，赞成我去北平复学，并把金戒指拿出来准备变卖做零用钱。7月中旬，我向家人说，我趁暑假之机去沈阳找人谋个小差事，顺便送妻子回娘家，我父信以为真。这样我们带着女儿娜娜先到辽阳城内妻子的二妹家，再回到在辽南乡下亮甲山她娘家去。我们凄然作别，我就跑到北平去了。
到北平找潘永强，他安排我住到护国寺胡同一家小旅馆里。我于1934年9月正式办理复学手续，顺利地恢复了学籍，插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3年级就读。学院设在西直门里崇元胡同原陆军大学旧址。法学院原教师、同学不少还在校教书或学习。我就读的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3年级那个班约40人。同学文化程度较沈阳时低，读英文专业课本困难，有的课程我在沈阳时已经学过，所以上课颇觉轻松，有时间到学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补读3年未见过的书报杂志或新读物，了解3年来关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且还能不时到北海国立图书馆去阅览图书，开阔视野。那时在大操扬散步，与持国家社会党观点的当时同班、原辽阳中学同学高鹏进行辩论，我就俨然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左派了。
1935年暑假，我回家探亲，在家呆了一个多月。那时东北经济凋敝，我家因避匪患，已经搬到海城所属的马风屯，家计困难，回校时只给我凑足路费，我找出原版英美大学经济学一类课本10余本带走，卖给法学院图书馆，共得了17元，做了零用钱。1934年下学期，我和贫困同学一样曾领到了救济费，但为国民党控制的我班，在1935年已知我的左倾政治态度，就再也领不到救济费了。1935年日寇策动冀东22县“自治”，成立了殷汝耕的防共自治政府和签订了《何梅协定》后，蒋介石嫡系部队南撤，所谓“偌大北平已经放不下大学生的一张书桌了”。华北形势危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中的大的集体行动，不论本校的还是全市性的，我多数都积极参加了。但在“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之前，我其实只是个书呆子，我与本班的和本校同学交往甚少，在“一二·九”是我没有起过组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