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回东北途中
回东北一路同行者除郭峰、王铮、王一伦、杜者蘅以外，还有郭峰的爱人傅忱、王铮的爱人刘军，连同警卫员、马夫，一行19人，经武安、沙河到邢台城。那时邢台城已经改成邢台市了。胡震是市长，杜润生在那里养病。老战友见面都很高兴。住了两三天，按一二九师规定的行军路线，经内邱、临城，上平大公路往北平方向走。当时无雨，过白洋淀、文安洼不困难。路经几个县城，有城墙、城内街道纵横，但是市场萧条冷落，连摆摊的都没有，找饭馆吃饭都困难。在距平津铁路不远的地方，接到通知:从太行、冀南等地去东北的干部，某天傍晚在铁路南某地集合，有部队护送过铁路。过铁路的地点是万庄车站附近的一个桥洞。铁路东西向，从南边来的人通过桥洞往北走就到了三河县地界。按规定，我们19个人到了集合地点，排上队，领队的军人宣布了注意事项:过路时走快点、不要大声说话、不要打手电筒、不要吸姻。我们排在队伍稍前一些，顺利通过了桥洞，走很远，到了一个村庄。天亮了，街上有卖鸭梨的，大家买了些，吃着很高兴。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北平，但力量有限，只能维持点和线的秩序。我们到了三河县城，那里设有八路军的交通站，专门管理接待去东北的干部队伍。我们在交通站受到很周到的接待。休息了两三天，从那里向冀东根据地中心-玉田走去。到了玉田，王铮代表我们一行到军区报到。军区政治部主任热情接待了他，介绍情况说，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正大量从秦皇岛登陆，有进占山海关、侵入东北的迹象，山海关这条路不能走了。他们建议我们当晚不住在玉田，晚饭后，转向西北，到燕山边沿一个村庄住宿。从那里向北，过长城去承德，再转东北，一路较为安全;并说，他们军区当夜也要转移。我们根据他们的意见，晚饭后向西北方向走了20多里，到了一个大村庄，住进一个大院。房东对我们很客气。饭后闲谈，房东家有一个小男孩，想认刘军为干娘。当地风俗:认流浪女人做干娘，孩子“好养活”，即能够长大成人。问刘军是否顾忌。刘军当然无所谓，把孩子抱过来，亲了亲，给孩子一元钱。第二天，我们向清东陵方向走去。
清东陵一点都没有被破坏，仍有看陵的，但满目荒凉，没有逛陵的。我们离陵区不远，找了一户人家住下。太阳偏西了，我们看了附近的几个陵。第二天，途经几个陵，停下休息，把马拴在陵前立着的红木柱子上，钻进围栏看了看，一边观赏一边说:“这在过去可是犯杀头之罪呀!”
过了马兰峪，出了长城，直奔兴隆县。鹰手营子有个煤矿，日寇想把铁路修到那里，但只修了路基，没铺铁轨。在长城以外日寇强迫并村的地区，老百姓扛着木头门窗，重新恢复被毁的家园。时近傍晚，我们住进一个整齐的院落，外屋住着一个20多岁的妇女，村里人讲，她家的状况所以好一点，是因为她跟本地警察头头有私情。在院子的东南角落有两间小破房，夫妇两人带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住着。我进去闲谈，那男孩说:“我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好，让老百姓各回各家，过自己的生活。”再往前走，到了兴隆县城。我们住进大车店，有饭馆，但饭菜很贵，我们自己做饭吃，但白菜猪肉都买不到，城里人不使用冀南银行的票子，乡村里却使用。
11月8日，我们一行来到承德，苏军还没有撤完。他们修了解放承德的纪念碑，运走了战利品，主要是粮食。那时承德市面挺热闹，热河省政府和军区已经成立了，罗瑞卿、朱瑞住在那里。我认识他们，也分别见到了。他们在那里指挥部队，并负责组织前往东北的地方干部的运送工作。我们在承德南郊日本人建的房子里住了六七天，闲中逛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名胜古迹。苏军在承德名声不大好。刘军在附近集市上看卖破烂的，一个苏军跟上了她，直跟到我们的住处，在苏军撤走以前，吓得她再不敢出去了。
11月中旬，苏军撤尽，朱瑞接管了铁路。他把第一列从承德开出去的客车最后面挂的所谓“守车”分配给我们这一小伙人。我们把下太行山时骑着的马卖了，上了火车。哪想火车开到平泉以东走不了了。苏军撤离的最后一列车在平泉出了轨，机车歪倒路旁，路轨也有损伤。我们只得下车，住到平泉城的小旅馆。乘这列车的大的集体单位出面，找了些民间的大马车，把全列车乘客的行李拉上，大家步行，走到凌源。我们投宿到一家商号。那商号稍具规模，我们吃住不困难。等了两三天，火车通了，我们被分配上了一辆敞车。这时车站上两支部队发生了口角，争着要上火车先走。经打听乃是从延安来的警卫团和炮兵团的少数人出来争车，是邱创成排解，才得平息。列车开行无阻，第二天上午，到了锦州车站。11月东北气候很冷，锦州车站的厕所结了冰，车站秩序紊乱。车站南边有个广场很热闹，我们在饭摊分别吃了些东西，找到锦州地委，地委书记徐志告诉我们下午有开往沈阳的客车。果然，下午4时来了一列车，但我们只能乘上一辆货车。好在我们穿的很厚实，又打开了行李，夜里没有怎么挨冻。天亮时，火车开到了沈阳西马三家子车站。马三家子是个大村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那里设有招待所，负责接待从关内来东北的地方干部。来的干部分别安排住在老百姓家里，在招待所开伙食。伙食比沿路招待所的好，吃大米饭，猪肉炖白菜。住了几天，因为东北局已经从沈阳迁往本溪，招待所组织在临时住所的干部步行去本溪，行李集中由大马车拉着。由于事先没有探路，过了苏家屯以后，一条20多米宽的大河拦住了我们。河还没有完全结冰。河边沿结了冰，河中间流着水，过河麻烦。被闹得疲困不堪，才算到了本溪。本溪算是工业城市，那里有日寇办的煤铁公司，还有其他工业。日本人回国了，不少办公楼、住宅区空了。我们住到了日本居民逃走后的房子里，用东北局发的伙食费到饭馆吃饭。在本溪住了大约一个星期，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同志与我谈话，分配我任鞍山市委书记，郭峰和杜者蘅去辽北，王一伦去辽宁的三地委，王铮去通化地委。12月上旬，一路同行的我们各自东西了。
当时我方将撤出沈阳，辽宁省将分成两部分建立领导机构，辽南省分委书记是白坚。1945年12月初，海城县委书记杨克冰(她在抗战时是冀西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去延安，是从延安回其故乡工作的)乘卡车到本溪来找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吕正操，要求支援枪械。吕正操给了她二三百支步枪，白坚和我乘上杨克冰的卡车，从本溪出发，两个小时到了辽阳市。那时我方已在辽阳地区建立了专员公署，任命邹鲁风为专员，辽阳市委书记是邹群风，组织部长是张玉文，宣传部长是佟冬(系辽阳人，中学大学与我同学，抗战初期与我同上太行山，后去延安，是先我从延安回乡的)。辽阳县长谢东屏。我军撤出辽阳后，他留在辽南山区活动。不久，地方形势紧张，由村农会主席负责送他往安东途中被敌人杀害。东北解放后破了此案，处决了凶手。
在辽阳市呆了两天，于12月9日白坚和我到了鞍山市警备司令部。我初到鞍山市委上任时，市委无机关人员，无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直到1946年2月我离开市委仍无秘书。市警备司令是赵国太，市长是陈祖谦(即刘芝明)，但也未组成市委。警备司令部驻日本办的“女国高”。当天晚间我听到延安电台纪念“一二·九”10周年的广播，这也是我参加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
八、与家人久别重逢
1945年12月9日，我到了鞍山，任辽阳鞍山中心市委书记。那时邹鲁风正在争取辽南一股新成立的地方国民党于大洲部队。我托邹鲁风通过从中活动的我妻王纫兰的亲戚苏显烈，让他转告亮甲山孤家子村我的岳父王贯一，说是我已经回到鞍山。随后，岳父偕一同族晚辈王炳明来鞍山，找到了我，在鞍山警备司令部住了两天。他回家立即于12月下旬将正在他家住着的我妻和娜娜(已经15岁了)以及未见过面的儿子白拜尔(我在北京给家里寄信取的名字，是德国著名工人领袖名字的谐音，1936年出生，他已9岁丁)用马车送到鞍山警备司令部我的住处。恰巧我不在，警备司令员赵国太同志告诉我表，说我去了辽阳。于是我妻便带着两个子女去一位亲戚家暂住。待我返回鞍山后，立刻驱车接他们母子三人。我与我妻相见时离别已经10年了。人的感情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假如我在外边又结婚了，而我妻还在，或者我们有一个故去了，通了消息，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或令人悲伤的事啊!我们不是令人遗憾或悲伤，而是意外地团聚了。可这团聚，我却并未激动，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在大敌当前，重任在身的时候，也许都是如此吧!我妻和娜娜的心情如何，我没有问过，我妻不曾“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娜娜哭了，白拜尔年龄尚小，又未见过我，他大概只觉得环境异常新鲜好玩吧!当天只有娜娜一人随我去了司令部住地。我们一家团聚后，因战争时期，白拜尔暂无学可上，娜娜被安排去了市委培训班，接受革命思想教育，实则多半跟随革命前辈深入工人居住区，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另外，12月初，我和白坚乘杨克冰一辆卡车离开本溪去辽阳时，我托她给我家传个口信，说是我已经回到鞍山，住在什么地方，要我父亲去看看。为什么我不快点回家一趟，而请我父亲来鞍山呢?那时候，乡下还不安定，我便不去，而且按革命传统，纷乱之时革命者是不回家的。杨克冰的口信没有捎去。我妻到鞍山后，见到了本村的高德臣，他在鞍山工作，托他向我家捎了口信。我父亲于1946年1月份到了鞍山，在市委机关住了两三天。至于我母亲及其他家人，那是当年三四月我们退出鞍山，辗转于辽南和海城山区时才得见面的。
九、从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初期
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向南满铁路沿线进逼。我改任了辽阳地委副书记，筹备保卫辽阳部队的后勤工作。二三月，我军撤出辽阳、鞍山。5月，我改任辽南地委第二书记，不久又调辽东省任宣传部副部长。而我妻和孩子们则随我在城乡间流动，娜娜先去安东上了中学，我妻带了白拜尔疏散到省委后方基地，不久又回了安东。9月11日，我妻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白惠尔，是用高尔基《母亲》中革命工人的名字。10月25日安东失守，我妻和儿子从不大远先到朝鲜、新义洲避难，病后初愈的娜娜和从老家来看望我们的父亲则从太平哨过江经朝鲜别古洞便各奔东西了。父亲去了新义洲，娜娜则随同汪洪文和程光夫妇去追寻先期撤往临江并即将去图门江的安东联合中学了。我以安东省委民运部长的身份，自告奋勇，只率省委府机关少数人-包括宽甸不大远区干部及省交通员近10人及工作人员若干，还有潘琦、张益民、钟子云和几位女同志，从10月底到1948年6月上旬在宽甸、桓仁、辑安一带打游击，偶尔与宽甸县大队四分区基干团在一起活动，省公安队300人则撤到通化去了。其间敌人威力不大，因地理条件有利，北面是大路，南临鸭绿江，回旋余地较大，敌人来侵时较少，只有一次我们被敌人逼至江边，坐船去了辑安，与四纵队十师会合，并一起转移到安奉路方向一段时间。适逢冬季，特别寒冷。辗转于东北大地农村，寒气袭人，胃病频发，但危险不大，工作也不多，主要是辗转游击地区查土改状况而已。这期间四纵队曾下山一次，时间不长。
1947年6月8日，国民党撤出安东，我仍在活动地区搞土改，未回安东。但在朝鲜新义洲的家人则回到国内。他们先到辑安，后暂住桓仁县城，12月我妻一行才坐胶轮马车经宽甸回了安东。娜娜则随安东联中从图门徙步行军穿越尚有土匪出没、人烟稀少的长白山大森林，经通化、辑安从水路回到安东。途中我妻与娜娜不期而遇。我妻耳鼓里只留下白拜尔“姐姐”的一声惊呼便擦肩而过了。我妻因日夜牵挂女儿安危而眼疾频发，此后却渐渐不治而愈了。不久娜娜也抵达了安东。从此结束了一家人流动和分居的生活。
这之前及1948年春，我仍在宽甸、桓仁搞土改，潘琦、张益民等一直与我在一起。我主要在桓仁二户来(大枯庄)一带活动。
1948年安东全境无敌人。我是民运部长，书记是江华，省主席是刘润波。东北全境解放后，江华南下，刘润波改兼书记，我仍下乡搞土改复查，但活动地区改到安奉路沿线一带及过去未去过的国民党占领区，直到当年10月我被调任通化地委书记。这时我妻生了第二个女儿，取名丽达，是用捷克作家伏契克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一个女孩的名字。
我去通化上任时，中途所乘汽车突然滑下山坡，险些翻到沟里，所幸被树木挡住了。我的妻小也一同前往，我妻已故二妹的、由我们照顾的长女依兰也与我们同行。娜娜则从通化独自去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上学去了。我在通化任地委书记直到1949年4月底，总共七八个月时间。隆冬季节，我曾赴临江(南满分局所在地)和辑安各一次，不过只能查查土改情况而已。当年还曾参加了东北局召开的土改会议。之后就调到沈阳市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沈阳市委一年时间内，我主持开办了干训班和在工厂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1950年5月调任辽东省主席。时值朝鲜战争开始，我大军方集，10月入朝，这期间我忙于迎送接待，修机场，及民众支援前线(民工运输专线)。当时鸭绿江桥被炸断，安东工厂、学校和机关备战疏散，全市无电。我则一直坚持在市内主持工作，家人也仍留在市内。美国战机不时轰炸安东，我不免常出去视察被炸情况，致使我妻时刻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1952年6月，我改任省委书记。这时朝鲜战争已开始和谈。我患肺结核吐血，曾去大连治病休养。
1953年2月调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在任近一年时间，工作特别忙碌，主要是接待和分配关内调来的几批支援工业的县级以上干部。后是东北地区重新划省调整，以及向中央抽调干部的工作。
50年代头几年，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大变化、大改善了，而且一直延续到北京做中央“三办”副主任和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时期。
1953年12月，东北局撤销，林枫同志同我带80多名干部到北京组成东北地区工作部，后改成“三办”管工业干部工作，我任副主任。之后改为中央工业工作部，李雪峰任部长，我任副部长。初到北京时，我家被安排居住在西苑一栋二层小楼里，不久全家迁至复兴门外真武庙办公所在地院内简易住宅楼里居住，设有公共厕所，洗漱间和淋浴室。住宅楼与办公楼门相对，距离只有几步之遥，上下班省时省力，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