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晋生
抗战歌曲：《八路军拉大栓》
“一九三七年哪，日本鬼子进了中原，先打开了芦沟桥，后进了山海关，奸淫又烧杀，简直是翻了天。无数的中国人哪，死在了刀下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们全面抗战，全国上下齐上阵，把鬼子赶出家园。”
“一九三七年哪，小日本就进了中原，先打开了芦沟桥哇，后进了山海关，那火车道就修到了济南哎咳哟。鬼子就放大炮哇，八路军就拉大拴，瞄了一瞄准，巴勾！打死个翻译官呀，它两眼一蹬就上了西天那哎咳哟。”
和齐尧同在政治部的钱丹辉【1】，曾用诗歌描写当时的战斗生活：
漆黑的夜/狂风暴雨的夜/队伍在深山里奔走着奔走着/我数不清翻越了多少大山/也数不清又渡过了多少大河/当登上一座高山的峰顶/天地突然开朗/大队人马在山头休息/几匹驮骡在啃着青草/迫击炮重机枪架在一旁//队伍静静地等候命令//这时风停了雨歇了/满天的乌云消散了//心头立刻涌起一片明亮
——钱丹辉《夜行军》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夜夜枪弹的风雨落满山头/岭上的杏花谢了又开/守卫着你夜夜苦战到天明/小草屋里住着的老妈妈啊//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你常常冒着塞上风雪/从陡峭的山路走上山顶/端起你送来的热米汤/看它很久很久——一口口领受着你的情/我舍不得离开老妈妈啊/也舍不得离开插箭岭/可是冲锋的号角又在响/看我的战马也在仰头长鸣
——钱丹辉《夜别插箭岭》
（齐尧晚年口述：“39年春到40年底，第三游击支队那时在易县西北部奇峰岭、紫荆关一带及涞源南部走马驿、插箭岭一带游击活动，中间曾配合主力参加大龙华战斗及黄土岭、雁宿崖战斗。”）
齐尧文革手稿
《41年反扫荡情况》
1941年秋季反扫荡，那时我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1】工作，驻河北省易县南娄山村。一分区司令员是杨成武【见附件】同志，政治部主任是罗元发同志，政治部直属机关总支书记是朱利【2】同志。我当时在总支当技术书记（相当秘书，文书类的工作）。
反扫荡一开始，政治部一部分干部，其中有一部分轻病员，被指定在易县西部双峰村北沟小庄子里分散隐蔽。朱利同志和我也留在那里。
那时在大路上已经有了敌人，一天黎明时，日本鬼子突然袭击我们驻地。我们这些后方机关干部，除了几名较高级的干部外都没有武器，也没有战斗经验，大家就向后面的山沟里撤退分散隐蔽。由于大家没有战斗经验，敌人来得又比较突然，大家跑得就比较乱，有的同志跑到半山沟就在草木丛中分散隐蔽起来【3】。我和朱利等同志跑到五峰寨山顶一带也分散隐蔽起来，一直到黄昏。那天敌人在山下窜扰了一阵，没有到五峰寨山顶上来。黄昏时敌人已退走了，在山顶上隐蔽的五、六个同志凑集到一起，有朱利同志和我，其他同志记不清了，有一位通讯员记不清姓名，总支一名文化干事倪瑞江同志也在一起，但现在记忆不清，不能肯定。我们在天黑以后又顺着上山的原路下到五峰寨的原路去，走到山下有一两户人家的小庄子里，在村边发现一具死尸，夜间也看不清是什么人，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大家分析敌情：敌人才在此退走不久，可能离此不远，敌人已发觉和注意这个地区了，我们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了。我们就又上到山顶，下到五峰山的东沟里去。记得刚一下到山脚，有一个同志拔地里萝卜吃，有的同志还制止了他。顺沟往下走不远，当夜找到一分区三团（或是一团已记不清）的部分队伍在那里打游击，我们就跟他们活动大约两三天，以后打听到分区直属机关所在地，才又回到直属队伍去。
以后听说那次敌人“扫荡”搜山，捉走我们数名干部，我记得有一名分总支书记，已忘记姓名。有一个姓陈的参谋是个华侨【4】。
以上的情况，能直接和间接证明的人有：
朱利同志，1942年2月调雁北指挥所工作后，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最近有位革命小将说已经找到他的下落。1941年在五峰山反扫荡的一般情况是可以互相证明的。
当时总支文化干事倪瑞江同志，1953年在北京东城街上遇到一次，他曾告诉我工作单位，以后未来往已记不起来了。
还有以下几个可以了解当时一般情况：
刘守彭同志【5】，当时政治部技术书记，前几年曾在人民大学当副书记。
宫呈祥【6】同志，当时政治部组织科长，前几年在北京部队工作，本院尚英同志大概知道他的地址。
王星【7】同志，当时政治部巡视团团长，我不知他现在在哪里，打听以上几位老同志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齐尧
1967年11月24日
注释：
（1）钱丹辉（1919～2007）笔名丹辉。江苏金坛人。中共党员。江苏省立南京中学肄业。1938年初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冬在晋察冀组织铁流社，主编《诗战线》月刊（雨夜行军也背着大家的诗稿）。后历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新华社察哈尔分社副社长，冀热察导报社长，南下军区、皖南军区宣传部长，皖南日报社长，安徽省文化局长，中央西北局文艺处长，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曾任安徽省作协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给自卫军》《力量》《丹辉诗选》，诗歌《红羊角》《夜过柿树林》《五月之夜呵》《骆驼刺》，报告文学《挺进华北敌后方的杨支队》等，主编《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
一分区政治部里，组织科、宣传科（诗人钱丹辉1941年秋天担任宣传科长），特别是警卫连的全部成员，几乎都是从老一团选拔上来的。只有不多的几个干部，比如后来的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宣传科长史进前，是来自三团。
当年能够进一分区机关工作的每一个参谋干事，都是杨成武亲自批准的。其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干脆就是杨成武发现并提议调进机关工作的。杨成武之所以亲自审查，是出于谨慎。他不希望在一分区机关的内部出现特务。杨成武自己就说过：他不希望一个马虎，背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个打黑枪的。所以一分区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9月存在七年，尽管有跑的、叛变的、回家的，都属于好人蜕变，却从没有混进过一个特务和打黑枪的。
政治部机关干部，总计约七八十人。人数最多的是宣传科和青年股，各有十几人。组织科、锄奸科人少，各有七八个人。锄奸科有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队，担任逮捕、关押、审讯、押送、死刑等任务，约二十余人，都是战士，所以不计算在内。
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之下，另有一套干部机构，比如秘书（当年也叫“技术书记”）、机关总支书记在内，比如陈亚夫、尚英、刘寿朋、齐尧这些干部，也有近十余人。
政治部的司务长边锡纯因生活改善的好而小有名气，连年被评为机关模范。1942年底，被发现有贪污问题受到粮管员的举报。贪污了多少？说出来都令今天的那些贪官污吏们惭愧：只有5斤小米。问起来，是连日吃黑豆、棒子核、煮南瓜，肚里馋了，私下里偷吃了几顿小米干饭。事情爆出，边锡纯自求一死，申请死刑。政治部机关干部都站出来为他说话。杨成武思量再三，最后免他一死。此事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有记载，但杨成武没点名字。
（2）朱利解放后改名为骆裴然。关于朱利，多说几句。朱利是化名，原名骆斐然（老同志误写成“骆裴然”），河北省曲周县人（唐县南边就是），1917年生。骆斐然早年在河北大名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到革命熏陶，于1931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到陕北。抗战爆发，骆斐然随八路军总部进入晋察冀革命地，担任过冀中河北农民游击军的旅政治部主任。他先后在赵尔陆任司令员的二分区和杨成武任司令员的一分区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在老一团任政治处主任，参加了39年的大龙华、黄土岭等战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炮兵师的政委，他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国防部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8年骆斐然转到航空工业工作，先后在国防部第六，第四研究所任政委，六二八所党委书记，担任航空工业部六二八所顾问至1982年离休。1999年12月27日去世。
（3）在当时一分区战线剧社奔跑的人当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瘦弱的女同志因为跑不快，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在那种生死攸关的场合下，放慢脚步就会多死一个，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帮她,否则两个人会一起牺牲。这个女同志眼看跑不动了，见地边散落着一些地方老乡收割庄稼后剩下的秫秸杆，随即就地倒下，将散落的秫秸秆归拢到自己身上。隐蔽在山上草丛中的同志都惊讶地看见，鬼子兵举着手里带刺刀的大枪追上来，从她身边跑过又跑回，却没有一个鬼子注视到脚下的她。鬼子走后，大家下山回来，一齐盛赞这个女同志命大，捡了一条命。大家的议论引起了总支书记朱利的注意，以后，这个名叫王黎的女同志解放后又改回原名杨蔚华，（文革前在三机部的青云仪器厂当人事副厂长）她和朱利（骆裴然）生下的儿子骆小海，后来成为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4）是个印尼华侨，刚参军的时候，看领导没有手表，把自己的“罗马”手表给了政委。那天也跑不动了，藏在半路的山洞里，被鬼子搜出杀害。
（
5）笔误，应为刘寿朋。
（6）宫呈祥，解放后外贸部政治部主任，一分区战线剧社胡敏英的丈夫，黄连秋的连襟，当时奉命到政治部组织科当干事（科长黄连秋）。营长马辉通知他报到时对他说：“杨司令希望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能活下去呢。将来用你们的地方还多着呢。”
（相反，当时一分区机关里一些青年干事，因为不属“知识分子”，接到命令，下部队担任基层干部。王栋就是在这个时候，奉命到三团担任侦察连指导员，以后又兼任武工队长。王栋以前是分区政治部青年股的干事（也有人坚决回忆说是“青年干事科”，专门集中培养青年干部的），主要分工在组织科帮助工作。主要是下部队检查验收接收材料等项具体工作。这一次接到命令下部队，他来向好朋友杨浩告别。他心里明镜似的，对杨浩说：“我们集中时，罗主任讲的话，他问我们这些人的念书时间。我们当中，最长时间的，念过四年。不包括我。罗主任问，你们知道在我们八路军里，念过十年书以上的有多少吗？一百个人里面才有一个。十年洋学堂，远超过以前的十年寒窗，容易吗？八路军的未来，还要指望这些人呢。你们的命，比我们金贵。”
（7）王星1914年12月生于四川省古蔺县,1935年11月入团,1936年6月入党。1935年1月参加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组织、干部干事,晋察冀一分区特务营教导员、营教导队政委、分区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四野424团、430团团长,志愿军高炮62师、64师师长,石油部军管会主任,燃化部革委会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于2009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备注的部分内容摘自杨言信的博客，特此致谢。
齐晋生编辑
附件：
齐尧文革手稿【1】
杨成武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是我和尚英的老上级，1962年春节时，刘守彭（当时人民大学副书记，是跟杨成武多年的老秘书，
据说他年年去看望杨成武）约尚英和我一起到杨成武家拜年，我们三人一起去了，见到了杨成武并留我们吃了饭【2】才回来。我就是与杨成武有过这一次联系。运动前不久与尚英闲谈起来，他曾说到杨成武又搬家了，由此推测他大概又去过杨成武家里，运动以后未听他说过与杨成武有联系的话。
齐尧 1968年6月17日
注释：
（1）写此交代的原因如下：
1968年3月24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组长及其他一切职务都被撤销。4月1日起，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电停发。
（毛泽东对总参谋长这个职位很看重，拿下杨代总长的第二天，他就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商量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在排除几位人选后，林彪提议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就让黄永胜干吧。”三年半以后“九一三”事发，9月24日黄永胜又被拿下。）
（2）杨余傅一被打倒，就开始“株连”，搞扩大化，北京工业学院校内即出现指控大字报，揭发齐尧和杨成武“吃狗肉，开黑会”，要其交待黑线关系。
摘自杨言信的文章，供参考：
有关狼牙山五壮士之后的一件故事
这两天，无意中听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3D版已经在易县的西陵景区开拍。说心里话，这让我感到很吃惊。吃惊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西陵”跟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没有一点关系。
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党领导机关和主要主力部队都在河北省易县，但是在易县的南部地区，易县的北部地区尤其是易涞公路的沿线都驻有几个较大的鬼子兵据点，是日伪军控制区。
在易县的南部地区，狼牙山南的易县、满城县结合部地区属原孟阁臣军队控制的地盘，以后成为一分区杨成武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主要活动区域；易县与涞源县、完县接壤的西南山区原本就属杨成武控制的地区，抗战期间一直是一分区的可靠后方，是分区供给部、卫生部的主要活动区域；易县东南与定兴县、徐水县接壤的地区，原属赵玉昆起家的地方，抗战期间是敌我争夺的游击区，白天日伪军占上风，夜间八路军占上风。
再讲这个《狼牙山五壮士》开机的西陵地区，因为在易涞公路以北地区，又夹在易县县城和鬼子龙华据点之间，所以对八路军来说没有任何可利用价值。1939年5月，一分区攻打大龙华据点的那一仗，一团的两个营负责攻打据点，三团、二十五团、特务营埋伏在易涞公路靠近大龙华的两侧，准备打援。日伪军的援兵就来自西陵镇以东的梁格庄鬼子据点。
那一次梁格庄鬼子据点集中起来的日伪军三四百人，乘坐十来辆大卡车，都已经出发，到达了西陵镇。再往西行，就是小龙华村、大龙华了。那一次，赵玉昆的部队刚刚编成了晋察冀的两个主力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因为战斗经验不足，埋伏在公路两侧的赵玉昆部队暴露了目标，被乘坐卡车驰援大龙华的鬼子兵发现，立即掉头往西陵镇撤离。原本设伏的三团、特务营等一分区部队只能起身追赶，就这样伏击战变成了追击战。
那一次只追到了西陵镇边上就停住了脚步。西陵镇驻有伪满洲国的护陵大队四百多人，武器弹药都来自东北的满洲国，自成一个体系。西陵一带的本地人赵鹏飞参加了八路军地方政权，任一分区龙华区区长、龙华县县长的时候，悄悄与自己的老乡西陵护陵守备大队私下里达成了一项协议，互相不攻击，西陵守备队用部分武器弹药支援赵鹏飞。此行动得到了一分区上层机关的批准。
所以抗战八年，西陵无战事，是由当时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我每次去易县，逛西陵都作为单独的景区，与“红色旅游”没有关系。讲完了开场白，再来讲正事。打算从那位龙华县县长赵鹏飞，讲到一分区的另一位牺牲的县长刘萍。
以前，我讲的基本上是“八路军”的故事，即军队里的故事，现在讲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抗战故事。这位故事的主人公叫刘萍，跟一分区政治部的董友芳一样，一个起了女人名字的男人，一分区下设的六个县（1942年以后成为七个县）之一的徐水县县长。1941年10月，狼牙山突围的半个月后牺牲。
人们通常所知道的杨成武在抗战期间的职务，是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但其实这远远不够，在1939年以前和1942年晋察冀精兵简政，实行一元化领导，杨成武前后两度执掌党政军大权。那时杨成武的职务，是一地委书记兼一分区军政委员会主任、一分区锄奸委员会主任。这就是说，杨成武当时不仅是党政军大权一手抓，而且有对自己人的生杀大权。
1941年夏秋时节的日军对晋察冀的大扫荡，前后共六十六天，称得上是自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以来，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尤其对狼牙山一分区根据地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大、也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军事扫荡。
对这一段残酷的战争历史，我前后挖掘过几次，每一次都有更新的收获。这一次依旧进行更深入的历史挖掘。
1941年夏秋的日军大扫荡，日军由一年前，1940年3月叛变投敌的原一分区五支队支队长赵玉昆及其部下作为向导，为大批进山扫荡的日军带路，妄图一举消灭一分区八路军主力。
因为有公路和简易的山区土路，日军的动作很快，8月23、24日两个白天，日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完成了对狼牙山一分区的三面包围，仅在易县西面通向涞源县的方向还留了个口子。这个包围圈很小，给一分区留下的活动地域不过易县西南、满城县西北，约有半个县的地方，其余地方均被鬼子和伪军占领。要不是易县西部地区多山，行动不便，日本鬼子会在24日当天就完成对西线的合围圈。
当时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预测，第二天，最迟在8月25日白天，南北两路的日军将分别向南、向北进发，填补上易县狼牙山地区通向涞源县的这个口子，将一分区八路军主力围困在狼牙山，然后日军在空军的轰炸下与被围困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决战。
实际上日军的行动要更快，日军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他们没有等到第二天的25日，在24日夜间，日军在狼牙山的东西两个方向同时行动。在非常熟悉易县本地地形的汉奸带路下，东线的日军主力偷袭一分区指挥机关驻扎的几个娄山村，尤其在北娄山的一分区司令部；西线的日军偷袭了误认为是三团团部的口头村八路军，实际上是平时训练时动静比较大的三团新兵营。
与此同时，在24日夜间刚进入夜间，在一天多前已悄悄转移到周庄的一分区司令部大队，在杨成武的亲自带领下突然向北，向鬼子严密封锁的易涞公路方向跃进。这以后的故事我以前讲过了，不再重复。在日军的这次偷袭中，东线鬼子兵全部扑空，西线的鬼子兵部分得手，口头村的新兵营五百多人分两路突围，其中向南的一路两百多人误入鬼子兵的伏击圈，全部牺牲。
日伪军自进入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9月23日，塘湖镇，南淇村、北淇村惨案。几百名群众被杀。
杨成武是8月24日离开周庄进行转移的，一个月后的9月24日，一分区机关大队从隐蔽的涞源县转移到距狼牙山两天路程的满城县的张家庄（这是杨成武的原话，实际上从满城县张家庄到易县狼牙山一天足矣），杨成武电话跟狼牙山联系，得知留在狼牙山老君堂养病的一团长邱蔚及一团部在狼牙山上被围。包围狼牙山的鬼子约有3500多人，指挥官高见。易县警备团长赵玉昆的伪军领路。狼牙山周围干河、毛儿崖、管头、东西水、松山、娄山、淇山、菜园、雪蜇岭、碾子台、九莲山都驻有鬼子兵。
鬼子兵误以为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和一地委、专署机关及主力部队都被围困在狼牙山上。连今天的狼牙山纪念馆里的文字说明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呢？当时狼牙山上被围群众约有三四万人，还包括杨成武在大扫荡前精简下来的一分区政治部、战线剧社的诸多干部，以及一分区卫生部休养所的一些伤病员。另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县委、县政府及游击支队（县大队）。狼牙山上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连，一团出发去阜平县时被留在一团长邱蔚身边的一团七连。
可能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当时上狼牙山上避难的老百姓和易、满、定、徐四县的县政府及武装，均来自狼牙山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反之，在狼牙山西北还有一分区管辖的两个县涞源县和蔚县，这两个县的地方百姓和县政府及武装为什么没有上狼牙山？
因为这两个县在日本鬼子张家口军事管区的范围之内，不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军事管区范围之内，而1941年的夏秋大扫荡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扫荡计划。
在9月25日那天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的当天，杨成武在前一天用电话指挥在易县的三团、在涞源县的二十团，在9月24日的夜间从上下隘刹和岭西的东西武家庄子、刘家台一带出击，猛攻管头、松山，吸引鬼子，邱蔚趁机从九莲山和碾子台、沙岭子、雪蜇岭突围转移。这之后，发生了七连留在最后掩护，五壮士跳崖的英雄事迹。
为调开狼牙山北路的日军，在狼牙山南路进攻上下隘刹的二十团，险些被从山北连夜过来的日军包围，二十团担任掩护的一个连全部战死。
我要讲的故事主题在这里继续下去，那就是，被五壮士用生命解救的狼牙山上的那三四万军民，后来怎么样了？
我记得以前曾做了个交代：来自易满定徐四个县的那些老百姓好办，就像迅速溶入沙子的水一样，或投亲靠友，或返回家园，或流浪异乡，或隐蔽他方，很快就无影无踪，待鬼子大扫荡结束再回家去。
关键是军队机关和干部这些人。
原来被围困在狼牙山上的一分区政治部机关和战线剧社，还有围绕在一团长邱蔚身边的那一帮一团团部留下的干部们，从狼牙山脱险后迅速向西北方向转移，目的是到靠近涞源县更加偏远的易县西北部山区。
如果你熟悉狼牙山的地理环境和当年的政治环境，就可以知道，从狼牙山北的碾子台出来，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向西北。因为背后是鬼子伪军的追兵，继续向北是鬼子伪军严密封锁的易涞公路，向东是西陵的皇陵和易县县城（2016年初，电影《狼牙山五壮士》选择在易县的西陵开机，这让我很吃惊。因为抗战八年，杨成武一分区的抗日力量从未到达过西陵一带，这里靠近县城，又在易涞公路线上，所以一直是日伪控制区），向西是鬼子重兵把守的良岗镇，只有向西北这一个空子。
问题在于，你知道，你以为鬼子不知道，但熟悉易县地理的赵玉昆知道，而只要赵玉昆知道就不能保证鬼子不知道。后来从狼牙山脱险后的一分区政治部、战线剧社在双峰村这里被身后的鬼子兵寻踪迹追上，问题就出在这里。
易县这个地方古称“易州”，自古以来都为兵家要地，古来征战的历史地理痕迹十分明显。比如凡易县的山峰险要之处，古来驻扎过军队的地方，都称之为“寨”。当然，农民军起义，土匪据山为王，驻扎的地方也称之为“寨”。易县西部山区地方知名的“寨”有几个，比如易县西部的五峰寨，还有一分区政治部驻扎过的小兰寨，距小兰寨不远的马连寨，还有楼子寨、双寨、马头寨等等。
五峰寨的地理位置十分偏僻，杨成武1943年下半年养病，最初在狼牙山上的老君堂，以后转移到五峰寨。
政治部、战线剧社从狼牙山脱险，在到达五峰寨之前，途径牛岗，落脚点是富岗不远的双峰村。政治部和战线剧社文人居多，是一帮秀才的聚合，既然是秀才，一是不能打仗，二是不能走很长的山路。被合围在狼牙山上几天，担惊受怕，休息不好，这天为脱险又走了一整夜的山路，在到达双峰村的时候，这帮人已经如烂泥一般，摊在地上，再也无法行动半步了。
带队的机关总支书记朱利看在眼里，只能吩咐政治部干部和战线剧社分散在双峰村周边的几个村子，休息过来后继续前进。
双峰村所在的牛岗和富岗，是1940年初以后二十五团驻扎的地方，原二十五团在易县东部的塘湖驻地交三团驻扎。1941年夏秋大扫荡，二十五团早已转移，离开了这一地区。看姚雪森写的书，他当时在二十五团当干事，大扫荡期间他随团几次途径大队脱险的碾子台村，看见村里的房子还保留着，没被烧毁。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对他说，小鬼子途径之处，所有房子都会被烧掉。但如果没烧，说明鬼子把这处地方当作自己还要来反复经过的地方，留着没烧的房子给自己的部队宿营用。
故事讲到这里，暂住一下，我想谈谈1941年夏秋大扫荡中的二十五团。
细心的人，翻看有关1941年一分区反扫荡的一切军事行动，包括《杨成武回忆录》和《马辉回忆录—驰骋华北》一书中，从未发现在1941年的反扫荡战斗中出现过“二十五团”的战斗记载。就像二十五团那时不在一分区一样。但二十五团的确在，部队在，但却没有接受过任何战斗命令，这是为什么？
这要联系到1941年的日伪军大扫荡的敌方阵营，伪军的最高首脑是赵玉昆，而赵玉昆又是二十五团、二十六团曾经的最高首脑。一年前，1940年秋百团大战结束，二十六团被调离一分区，到二分区后被强制解散。调离和解散的原因在《马辉回忆录》中有记载，就是因为赵玉昆的原因，信不过这支部队。
1941年夏秋大扫荡中，杨成武不曾给二十五团下达过任何战斗命令，我猜原因也是如此吧？其实1940年秋调离二十六团，一分区还有过一项干部举措，这也在《马辉回忆录》中有记载，就是任命他，当时的一分区特务营营长担任二十五团副团长。让这支部队与赵玉昆彻底脱离关系，成为一分区的可靠军事保障。
现在回到故事的主题，再来谈1941年9月25日那天的政治部和战线剧社狼牙山脱险。
这帮以文人、秀才为主体的干部从狼牙山脱险，经碾子台村下山，一路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到达富岗村以西双峰村的那个地方，政治部和战线剧社停了下来，就地休息。当时这部分带队的干部是前一团政治处主任，半年多前被免职后改任政治部机关总支书记的朱利，解放后改回原来的名字骆斐然。这一次朱利奉命带领政治部机关和战线剧社（政治部主任罗元发和秘书刘寿鹏跟随杨成武带领的司令部机关大队一起）隐蔽在狼牙山上，想不到被日军合围进去。
这次脱险后下山，到达了双峰村后，与另一批，原本就隐蔽在双峰村的政治部干部会合。这批干部已经在双峰村隐蔽了一个星期了，向朱利介绍说周围从未出现过敌情。朱利判断鬼子兵不会再马上跟踪上来，于是将政治部、战线剧社的干部分散在双峰村周围的几个地方，就地隐蔽。
只有邱蔚显得更老谋深算一些，邱蔚判断此地距狼牙山脱险的地方太近，还没有摆脱开敌人的搜索范围。另外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绝不能忽视易县本地汉奸的作用，他们一定会闻风后向鬼子兵报信的。于是，邱蔚带着一团团部的干部们足不停留，不顾疲劳继续向北，继续向五峰寨方向转移。
事后证明，邱蔚的判断是正确的，朱利缺乏实战经验，自古“一将无能，连累全军。”结果害得大家跟着受累，损失不小。
如果再深入分析，邱蔚的这一举动，与同时间杨成武在梯子沟突围后的景象十分相似。梯子沟突围之后，大队来到相对平静的道士观一带。杨成武深谋远虑，知道这里距鬼子兵大部队的花塔山不远，而且在背后一路追踪的鬼子兵虽然消失，但这只是暂时的，鬼子兵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另择道路，跟踪前来。于是命令一分区部队不得停留，继续前进；同时杨成武提醒一起突围出来的冀中军区供给部、晋察冀卫生部白求恩医校的领导干部：此地不宜停留太久，必须迅速转移才行。
结果呢，冀中军区供给部及时转移了，逃出了鬼子的包围圈；但白求恩医校的人员由于女学生多，实在是疲乏到了极点，没有听从杨成武的叮嘱，最后被跟踪前来的鬼子兵包围，遭到了惨不忍睹的屠杀。所以我的观察，经历过长征历练的红军干部，对危险和脱离险境既有着一种本能的预感，又有着一种丰富的经验，这种预感和经验多少次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果不其然，这世上没有绝对的保险之地。狼牙山突围之后，在汉奸指引下的鬼子兵一路跟踪而来，冷不防突袭了隐蔽在双峰村周围的一分区政治部和战线剧社。一分区政治部和战线剧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没有武装的，他们除了用双腿跑，往偏僻的山上跑，再没有其他摆脱鬼子兵的办法。
当时政治部一位秘书，跟刘寿鹏一起的秘书，叫齐尧，易县人，易县商会会长的独生子。因为是易县本地人，熟悉易县的地形和村落，属于原本就隐蔽在双峰村的政治部干部之一。在他的回忆中写下了这次脱险的故事。具体内容在下面他亲手书写的稿纸上，我不再往下摘录了，大家自己看他的原文书写。
齐尧，解放后任北京市工业学院（今天的北京市理工大学）副院长，齐尧的顶头上司，曾任一分区三团团政治处主任的尚英，解放后也在北京市工业学院任副书记兼副院长。齐尧的智商非常之高，晚年的齐尧，专门研究中国的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华容道”的解法。为此他还专门写出了一本书。
齐尧是个一米八的大个子，爱好打篮球，是一分区司政机关里有数的几个篮球爱好者之一。杨浩是司令部那边的篮球运动的积极分子，所以与政治部的齐尧应该很熟。因为杨成武爱好打排球，所以多数一分区干部也都爱好打排球。只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十分喜好篮球运动，他每次悄悄来一分区，有两件事必须要办，一是看一场篮球赛，二是看一场战线剧社的文艺演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原在北京通州的胡氏姐妹，姐姐胡雪琛和妹妹胡敏英投奔到易县的亲戚家，与齐家都住在易县县城里。那时，胡家姐妹经常去易县商会会长的齐家串门，与齐尧很熟。在以后，八路军来到了易县，那时还不是杨成武，是邓华带领的真正的老三团和方国华为首的一分区政治部地方工作团。齐尧和胡家姐妹等许多易县子弟（当然要包括姚雪森）都在当时参加了八路军。
再回到齐尧讲述的故事。1941年9月26日政治部、战线剧社双峰村遇险，应该是当时半数以上的政治部、战线剧社成员都参加了，只有腿脚快，运气好的人才能脱险。刘峰应该是年轻，当年刚十八岁，所以能快速跑到山上隐蔽起来。
朱利的夫人王琳，解放后改回原名杨蔚云，担任青云仪器厂副厂长，负责人事。当年许多一分区子女进青云，都走得是她的关系。她应该属于“运气好”的一类，她个子矮，体力差，眼看跑不动了，索性不跑了，倒在地上抓起一把茅草覆盖在身上，装死。这小鬼子也邪了门了，一个个手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她的身边跑动，竟然没有发现这个躺在地上装死的人。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讲中日友好。杨蔚云说，当年要是小鬼子细心一点，我就看不到今天又跟小鬼子和好了。
在战线剧社的回忆中，那一次牺牲的有沙夫，因患痢疾没有药而病故，事后被埋在狼牙山脚下。还有一位长征过来的干部肖代金，在这一次被俘后押到石家庄后被杀害。
其他脱险的易满定徐那四个县委、县政府及县大队怎么样了？
这四个县委、县政府及县大队当中的三个，易、满、定，都安然无恙，只有徐水县委、县政府及县大队武装出事了。
徐水县是一分区抗日根据地的最边沿地区，西接满城县，北接定兴县，1944年初一分区整风运动之后，蔺柳杞奉命去徐水县采访地道战，带着一个通讯员和一分区教导大队一路同行，一直走到满城县的边沿。
从满城县进入到徐水县，就是北陈庄和南陈庄，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庄村是晋察冀一分区的重要根据地，1944年，徐水县抗日政府就驻扎在这里。我们马上要讲到的陈庄惨案也发生在这里。
1941年9月25日，在五壮士掩护下从狼牙山脱险后的徐水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经满城县又转移回到自己的徐水县地盘。10月13日，县政府机关从五义庄向白岭转移途中，在陈庄一带被日伪军约3000人包围。在这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中，70多人牺牲，30多人因重伤被捕。县委书记刘化南（35岁）、公安局长辛力壮同志壮烈牺牲，县大队长孙光和组织部副部长李正直同志身负重伤，开枪自杀，以身殉国。
战斗中，时任徐水县县长的刘萍带领干部战士两次突围未成，左臂和左腿多处受伤，本想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忽发现逼近自己的日军中有一军官，即调转枪口将其击毙，弹尽伤重被俘。日伪县长丁克强软硬兼施：美味佳肴，花言巧语，刑讯逼供，刘萍始终拒医、拒食、拒水，终因伤势恶化，于12月24日牺牲于狱中，时年24岁。
我为什么要专门讲一下刘萍的故事？
刘萍原本不属于一分区掌管的干部，他是安新县人，属冀中的干部。1940年初，一分区辖区正式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划定，辖易、满、涞、定、徐、蔚六县（以后扩大为七县，易县易涞公路以北和涞水县南部，成立龙华县），原冀中专员李耕涛调来一分区任专员，原隶属冀中的徐水县县长刘萍也一起调来（1940年的8月2口，徐水县路东的冀中部分和路西的抗日民主政府合并，刘萍继任县长），从此成为一分区系统干部。
初到一分区的刘萍，因为是学生出身，年龄与政治部一帮小青年相仿，所以很长时间都鳔在一起。那时一分区司令部在北娄山，政治部在南娄山，地委和专署机关在西娄山，三个村子相距不远，所以这些人相互都很熟悉。
1941年夏秋大扫荡中，易、满、定、徐四个县机关和县武装都被困在狼牙山上。脱险后临分手时，政治部机关干部都挽留刘萍，要他跟分区政治部一起转移。但他属徐水的干部，死活都要跟徐水县机关的同志在一起，这一走，就是永远的分别。当刘萍牺牲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都为他惋惜。
给我讲这段故事的彭家老爹与刘萍很熟，源于彭家老爹很长时间在一地委和一专署帮助工作，险些被留下成为地方干部。这是彭家老太太对我讲的。
老太太说，老头自以为是杨成武的人，可杨成武1944年底去冀中，随行的人名单里没有他，给他打击不小。可真正对老头好的有几个人，但都是地方领导。最初杨成武兼任一地委书记，王国权是副书记，一专署委派的几个县长，都是从部队的连指导员（朱遵斌）和机关干事（方国华、王茂斌、侯国良）中挑出去的。
抗战时期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大都相当于部队的营级干部。
老太太说，当时王国权代表地方的党政组织找老头谈话，过来吧，去当个县长。但老头（当年不老，比刘萍还要小两岁）拒绝了，他南方口音，自认为不能在地方工作，只能留在部队里干。在老头留下的回忆文字中，刘萍被俘后，伪县长审问他，刘萍反驳说，别看咱俩都是县长，可我这个县长是老百姓选的；你那个县长是鬼子任命的，所以你是汉奸，民族的败类，你应该下堂接受我的审判。结果，鬼子任命的汉奸县长杀死了民选的县长。
刘萍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被编进抗日民主政府的中小学教材之中，那句“我这个县长是老百姓选的”成为晋察冀抗战干部的经典台词——可惜在解放后消失了。
今天的南陈庄村其位于保定市徐水县东釜山乡境内，村中1200人左右，其中一半人未脱离贫苦状态，徐水县这位民选县长刘萍最初被埋葬的地方，就坐落在村南的烈士陵园。1962年11月18日，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徐水县人民委员会为刘萍墓树碑。1983年其墓迁往保定烈士陵园，纪念碑迁至徐水县陈庄烈士陵园。
“我这个县长是老百姓选的”，这是一句非常有底气的话。
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再出现民选的县长呢？
再谈1941年8-9月大扫荡中的一分区二十五团
记得小时候，一位老师指导我读书，告诉我：“一个作者，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并不总是很明确的。常常，他表达出的主要意愿并不是很重要的；而主要的内容往往隐藏在不那么重要的文字后面。所以，读书，须要读到细微之处，才能发现其中隐藏的真谛……”
再接着从上一次一分区政治部秘书齐尧的回忆谈起。齐尧同志1917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交河县，因家境富裕，一直在北京念书。1935年12月在北京参加了“一二•九”游行，从此投身于革命，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齐尧回忆1941年9月在日军突袭中逃生，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只谈到了两个人名，一个是政治部机关总支书记朱利，另一个是朱利的直接下属，总支文化干事（专职分管和教授政治部机关里文盲干部的识字）倪瑞江。
朱利曾任一团的政治处主任，1940年12月在一团领导班子的改组中和团政委朱遵斌一起下来的。这一次一分区政治部和战线剧社被鬼子偷袭之后，杨成武认为在易县本地汉奸赵玉昆的指点下，鬼子已经熟悉了易县的地形，狼牙山周边再无安全之地。于是，一分区组建“北上支队”，将老弱病残妇孺集中起来，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任司令员，朱利任政委，将这批打不得仗、走不动路的人送到今天房山的十渡一带隐蔽起来，等鬼子扫荡结束后再回来。
齐尧之所以清楚记得倪瑞江这个名字，我猜一是因为倪瑞江跟齐尧一样，当时也在高校工作；二是由于倪瑞江的确有与众不同的优点，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深刻，牢牢记住了这个人。
一分区政治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因为有文化，解放后很多人在教育界当领导干部，比如刘寿鹏、尚英、齐尧、张书良等等，还有我不知道下落的王克修，这位倪瑞江也是其一，在当时的北京体育学院——今天的北京体育大学当党委副书记。倪瑞江去世很早，文革前就不在了。倪瑞江留下的印象中，在他去世前有一次进城（北京体育学院的地点很偏远，在圆明园后面）看病，在东城宽街中医院附近遇见曾经在一分区政治部当股长的胡敬一，当时胡敬一蒙冤在一家很小的企业当党支部副书记。
六十年代初期，正值困难时期，过去的共产党干部，已实现了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人们一见面，先询问对方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如果对方的职务太低，职务高的一方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很快寻个理由弃他而去——人的势利眼已深入膏肓。但倪瑞江为人忠厚，丝毫没有沾染上“势利眼”这个恶习，他才不管胡敬一的职务有多低呢，于是干脆不看病了，拉着老战友随便找了个地方叙起旧来。
以后倪瑞江去世，胡敬一才知道倪瑞江当时已经重病缠身。文革后的胡敬一，落实了政策担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他对大家感慨地说：看人不势利，把老战友的友情看得比自己的病还重要，这就是倪瑞江吧。
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讲到狼牙山被围，在狼牙山上养病的一团长邱蔚，通过埋在地下的电话线向杨成武报告说：“有几股敌人已经上山了，但被棋盘路弄得晕头转向，在那里瞎转，像狼一样嗥叫。群众非常紧张，战线剧社有一个刚当兵不久的小鬼，在敌机的轰炸中退到棋盘坨上，被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钻到一块大石头底下又哭又叫，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啥时候都行，这回不行了！完了，完了……’”
杨成武所听到的这个“战线剧社刚当兵不久的小鬼”，到底是谁？我查了一下，战线剧社1941年这一年只在夏天，7月间招收过几个新人。即刘文星、王志和、冀勇、赵芬（女）、王香茹（女）等几个人。要从中查找到这位被吓得“精神失常”的小战士已经没有意义了，经历过狼牙山突围的这一次战火磨练，有的人会锻炼得更强，也有人会吓破了胆，从此退出了抗日军队，我们不必苛人从严，应当尊重他们在战争年代的个人选择。
我再接着齐尧的回忆往下分析，双峰村脱险后（实际上已经跑到了五峰寨一带的山里），他们“当夜找到一分区三团的部分在附近打游击的战斗部队，以后又打听回到了政治部。”
这个“一分区三团在附近打游击的战斗部队”，究竟是哪一支部队？那一次，9月24日夜间，一分区三团不是在杨成武的电话布置下，当夜连续偷袭了南管头和松山的鬼子兵，然后又转移回满城县刘家台一带去了吗？此时仍留在易县西部的三团打游击的战斗部队，难道没有参加三团统一偷袭南管头和松山的战斗吗？
后来经细查，三团的确有一支战斗部队留在了易县西部，人数约两百多人。这就是口头村被日军偷袭后由指导员带队突围出来的那一支部队。
1941年5月，春耕大忙之后，一分区在涞源县抗日政府控制的根据地范围内征兵，征来新兵四百多人。这批新兵放在易县的口头村集训，学习掌握必要的军事技能。当时由三团在南北武家庄子的一营、二营中挑军事素质最好的，拿出一个连，帮助在口头村集训这批新兵，对外称“三团新兵营”。
拿出来的这个连具体是三团的一营或二营中的哪个连？连长是谁？指导员是谁？因年代久远，知情人均已不在，我至今尚未能查到可靠的史料。
但当年的这个做法，据说是一分区教导队长晨光从原东北军带过来的。东北军普遍实行的是“混编”训练新兵。新兵招来，由一个军事素质较好的连队来带，据说这样做比直接将新兵分配到部队的各连要好得多。可惜新兵的训练尚未结束，鬼子的大扫荡已经开始，尽管口头村的地理位置十分隐蔽，但是在易县本地汉奸的带领下，日军仍然摸到了这个村子，在村口设下伏击圈。幸好夜间来偷袭的日军只是一个一百多人的中队，兵力不足，只能在村南一个地方设下伏击圈。
日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战术意识也非常强。他们知道自己的人数不多，是以少击多，冲进村来未必有胜算，只能以偷袭惊动八路军往外突围，使八路军自动钻进他们的伏击圈中。
事情的发展正如日军所算，果然如此，三团训练新兵的这个连由连长、连指导员不知道来偷袭的日军实力如何？为避免被包围歼灭，他们决定将新兵营分为两部分，连长和连指导员各带一部分人分南北两个方向突围。结局如后来所见，连长带领的那一路在村南遭到日军合围，全军覆没；连指导员带领的那一路突围成功。突围出来的那一部分，在敌人的大扫荡中四处躲藏，但一直没有离开易县西部这个地方，最后与同样突围出来的一分区政治部朱利这部分干部会合。
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1940年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结束后，参战的一分区主力从涞源县战场回到了易县。此时回到易县的是三个主力团：一团、三团、二十五团；另有六团被留在雁北地区；二十团被留在了涞源县；二十六团被调往郭天民的二分区，一去就让人家给解散了。
回到了易县的这三个主力团，一团的原驻地不变，依旧在原来的南北界安、林泉、沙岭、团山、南北步乐、南北淇村这些村子；二十五团的原驻地也不便，依旧在易县西部的牛岗、富岗周边的十几个村子。原驻地变换的只有三团。三团1939年底接管二十五团、二十六团的原驻地塘湖、尉都、裴山一带，均已从原来的根据地变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当地修筑了敌伪炮楼，建立了伪政权。所以，三团的团部只能南移，改换到易县南部的松山、独乐一带，这是三团下一步撤移到满城县的前奏。
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三团明明可以三个营都在一起，跟团部在一起，在易县南部的松山、独乐一带驻扎，但是却被杨成武分割成为两部分，留下三团的两个营，一营、二营在易县西边的东西武家庄子，再加上放在口头村的新兵营，杨成武绝不会无目地的将一部分主力放在这里，这些三团的主力部队一定会有什么作用？
是防范百团大战后的日本鬼子从涞源方向来易县狼牙山根据地报复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易县西部的二十五团，在涞源县东南的二十团，两个主力团尽可以对付了。对付不了，再调易县东部的一团、三团过来不迟。
所以，被留在易县西部的三团这两个营，显然不是防范从涞源方向万一过来的日本鬼子。从地图上看，与在北娄山、南娄山、西娄山的一分区指挥机关隔着狼牙山相望，山的那一边就是一分区另一大主力二十五团。在从狼牙山西侧过来的半途中就是三团的这两个营。联想到当时二十五团的另一大兄弟团二十六团被调往二分区解散，联想到当时原一分区特务营营长马辉被调到二十五团任副团长，我们隐约领悟到：在易县西部的武家庄子放上三团的这两个营，应该与驻扎在牛岗、富岗的二十五团有所关系。
排兵布局以驻扎部队，并非是杨成武一个人的主意，参谋长黄寿发的意见也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以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部队驻防，三团这两个营驻扎在一分区指挥机关和二十五团之间，以防不测，应该是杨成武、黄寿发等一分区领导干部的共同想法。
杨成武在当时的老谋深算和良苦用心令人感叹。
1941年的8月12日，日军对晋察冀大扫荡拉开序幕，上万名日军首先对晋察冀领导机关所在的阜平县开始扫荡，对易县一分区的扫荡在十二天之后，8月24日展开。利用这宝贵的十来天时间，杨成武对庞大的一分区机会机关进行精简，除极少数领导干部要随杨成武一起转移之外，其余的一般干部有下到主力团跟随作战部队一起行动的；有下到各基层情报站（电话站点）的；有下到外县地方游击支队的；有因为年纪小、口音不便、女同志、不熟悉地理环境，跟随政治部机关一起行动的；地委、专署的一般干部一律分散到下面的各县委机关一起行动。
二十五团主要是由易县本地籍战士组成的主力团，易县本地参加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对这个由“自己人”组建的主力团格外信任。所以大扫荡刚一开始，齐尧等一些易县籍干部到二十五团的辖区内躲避，隐藏在距二十五团团部不远的双峰村周边的几条小山沟里，这是十分自然的。从狼牙山脱险出来的朱利大队，到达双峰村后能长出一口气，放松了许多，基本点就是对二十五团、包括对易县本地籍干部战士的绝对信任。
1941年夏秋大扫荡的两年之后，1943年的夏秋时节，身患重病的杨成武先是上狼牙山老君堂修养，一团的团部和一团的辖区之内。但随即最艰难的1943年大扫荡突然展开，在接到黄寿发的紧急通知之后，杨成武拖着病重的身子，在警卫班护送下向狼牙山西部的五峰寨一带转移。这里是二十五团的辖区，说明杨成武（包括黄寿发）对二十五团的看法有了本质上的转变。二十五团也专门从自己的五个战斗连当中拨出一个连，担任杨成武养病地点的警卫任务。
易县高陌村人姚雪森，应该是和齐尧、胡家姐妹一起参加八路军的。九十年代和老首长杨成武一起返回易县，被杨成武誉为“从你们易县出来的最大的领导干部”。他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应该看作是当年战争时期历史事件的文学解读。在解放战争期间，随着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军队里也进行了干部人人过关的“三查三整”运动。
这场运动十分必要，部队里“互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把缴获打埋伏的金戒指、手表、美元和黄金，还有微型手枪都主动交出来了”。
在“三查三整”的第一阶段，群众揭发检举的阶段，当时担任营教导员的姚雪森当时也是挨整的对象。他借着书中一位政治部主任的嘴，说他是“地主富农思想，失掉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以及玩弄妇女一贯腐化堕落的行为”，还说他“富农出身，虽然十三岁就入伍，但入伍时参加了土匪的部队，是赵玉昆的部队。”
当年正值国共内战的高峰时期，用人之际，团长和团政委都是倾向于姚雪森书中的主人公的，反对将对自己人的斗争扩大化，于是立即汇报给旅首长那里。最后，“肖旅长和龙政委”出面，利用高层首长的权威，将矛盾淡化，摆平了此事。
姚雪森的书中这部分内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年相当部分的政工干部对宋学飞二十五团的普遍看法。杨成武从不信任到信任有了个根本性的转变，但这些政工干部的思想转变十分艰难。
其实，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成武写回忆录的时候，仍旧对原赵玉昆的部队称呼为“游杂部队”（意思是“游击队和杂牌军”部队），与八路军是有区别的。在《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部分第262页上，李青川手下的参谋胡尚义，在1941年8-9月大扫荡中坚决要求下部队带兵，杨成武评价他：“胡尚义同志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从游杂部队转到八路军以后，学习努力，进步很快，……”
胡尚义原是赵玉昆的属下，来自赵玉昆的司令部，将赵玉昆部队，即使已经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的第二十五团、第二十六团，依旧称作是“游杂部队”，应该是包括杨成武、黄寿发在内的当时相当一部分红军干部发自内心的普遍看法。
在解放军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的宣化大操场上，有三团过渡而来的五七七团和二十五团过渡而来的五七八团并肩而立，共建辉煌。恐怕不会有人知道那段历史，在1940年百团大战的涞灵战役结束后的近一年时间，这个三团对近在咫尺的二十五团满含警惕之心，防范二十五团被敌特策反，突然变帜。
自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兵之道也。从1940年3月，赵玉昆的突然叛变出乎杨成武的意料之外，说明杨成武本质上是个厚道的人，也说明从杨成武到晋察冀的诸多领导，对赵玉昆一直是奉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的。可惜看人看错了。赵玉昆突然叛变，给了一分区和晋察冀军区诸多领导干部们当头一棒，他们回过头来对赵玉昆留下来的部队进行清算并有所防范，应该说也是合理的。
没有当年杨成武为宋学飞说话，宋学飞绝对活不过1940年4月的一分区审干。一直到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平，抓住了赵玉昆，搜查出了一些策反宋学飞的文件，聂荣臻对宋学飞的怀疑还没有解除。又是杨成武极力为宋学飞打保票，这才真正消除了聂荣臻对宋学飞的怀疑。
过去的中国人讲“恩”，“记恩”和“报恩”。有点文化的中国人，除了在自己的家中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还要供奉自己家族恩人的牌位，这就是每个家庭自己的记忆。
我曾对抗战时期的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的孩子说，你们家要供奉的第一个牌位就应该是杨成武呀。没有杨成武的庇护，哪里会有后来的宋学飞，更不会有你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