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革命旅游胜地。能有砖壁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地处太行山深处，南、西、北三面临崖，仅东面靠山与外界相通，两边的峭壁如同砖砌，陡峭的山口、险峻山崖令人敬畏。革命年代，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曾在这里生活、战斗，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百团大战指挥部）也在这里。
和许许多多的北方村庄一样，榆树与杨树是砖壁村的主要树木。1938年春，彭德怀同志在砖壁村亲植榆树一株，如今已经长成为参天大树，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之为“彭总榆”，同砖壁村一起见证了风雨如晦、辗转成歌的革命岁月。杨树同样如此，曾经，在砖壁村的某棵杨树上，被刻上了两个人的名字，见证了烽火硝烟中，红色恋人的血色浪漫。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刘文华和龚澎。他们有着这样的经历：
刘文华，祖籍河北省大兴县（今属北京市），生于北京市。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无产阶级革命家，历任朱德总司令秘书，后又任彭德怀副总司令秘书，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才华横溢，善笔成文，出口成章。
龚澎，1914年10月—1970年9月，原名龚维航，祖籍安徽合肥，长丰县岗集镇人，出生于日本横滨。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
1929年，刘文华从北平江文中学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攻读水利工程。他钟情水利工程，憧憬着在德国学成归国后，能为治理祖国的江河献身。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使他再也不能埋首课本，怀着一腔热血在国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期间，他参与主编了《中国出路》《抗日救亡》两个油印刊物，又编又写，又刻又印，为在旅欧侨胞中宣传抗日救亡做了许多工作。1936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龚澎有着这样的一个厚重的家庭背景：龚澎的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和蒋介石是同班同学。1942年（民国31年）龚镇洲去世，周恩来、董必武唁电致吊；蒋介石撰联“解环钩党留元气，树帜张军振义声”来表示悼念；李济深主持追悼会并题写了碑文。龚澎的母亲徐文，懂英语，写一手好钢笔字，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的龚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3月，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9月，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巧合的是，在路上，龚澎与彭德怀同行，二人边走边谈，最后，龚澎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这之后便有了她与刘文华的相遇。
1938年1月，刘文华随杨虎城将军回国，到西安后，经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辗转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成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不久，被分配到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如此，在太行山上，刘文华与龚澎走到了一起。
据说，刘文华和龚澎两人的爱情故事很简单，起初，刘文华对龚澎并没太多在意，觉得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是自己弟弟妹妹的同学，也便把龚澎当妹妹一样看待。有一回，龚澎对刘文华说：“你这学水利的，到现在仿佛是白学了，成天写文章……”刘文华说：“就是啊，我这是在学鲁迅，从人的灵魂入手……”又说：“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后去当工程师，建设我们美好的国家。”
谁也没想到，这段平常的对话，会在刘文华和龚澎两颗年轻的心中种下爱情的火种。1940年，他们在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结为夫妻，没有我们今天的新房、婚宴，甚至没有结婚的仪式和新装，两人只是悄悄地来到村里的一棵杨树前，在杨树刻下了双方的名字和结婚的日期，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像杨树一样茁壮生长，并能天长日久。革命的爱情，就这样默默地成为革命老区一颗杨树的见证。
婚后的第29天，龚澎被调往重庆任职，因为组织部门不知她和刘文华的婚事，而她和刘文华也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受到组织的照顾，于是，便有新婚的别离。这一天是1940年8月30日，刘文华送别龚澎，他们约定每隔 10 天为对方写一封信，通过鸿雁传书寄托思念。随后，两人握别，刘文华看着妻子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中，仿佛把自己也变成那棵刻着两人名字的生长在太行深处的杨树。
同样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刘文华和龚澎诀别。龚澎走后，刘文华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纵马太行，英勇作战。但在一次行军路上，斑疹伤寒初愈的他突发盲肠炎，并迅速转为腹膜炎。疼痛难忍，同志们从附近的乡亲家里借来一块门板做担架，准备将他带到附近的战地医院救治。靠近一条公路时，他们看到路上有日军巡逻，就钻进了老乡搭在路边的一间窝棚。
在窝棚里，刘文华忍着剧痛向身边的同志交代工作，并写下了这样的遗书：
我现在忍受着有生以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是在敌人的刑场上，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我相信党的三三制政策，我相信坐镇华北抗日的彭德怀同志。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就永远对得起我！
此时，大约是1942年六七月间，刘文华留下遗书不久身殉太行。也就是在这前后，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在日机大轰炸时，不幸染疾逝世。一下子失去两位亲人，同志们怕龚澎受不了，就将刘文华牺牲的消息隐瞒了下来。龚镇洲的追悼会在桂林举行，龚澎从桂林回到重庆后的好几个月，都没能收到刘文华的来信，心头开始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1月前后，同志们才将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告诉了龚澎，还有刘文华留下的遗书。
龚澎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与她相伴的还有刘文华留下的遗物——那是同志们在刘文华牺牲时背着的挎包里发现的，随了一些随身用品，还有一个自制的小相册，里面只有龚澎的一张照片，是龚澎上大学时留下的。照片上的龚澎是女学生的模样，系一条纯白的围巾，清纯美丽；照片的背面写着这样几个字：打倒帝国主义！
与这些相伴的还有一个小笔记本，上面写着刘文华自打认识龚澎后的一些感想，都是一些感人至深的文字。而龚澎收到刘文华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的：刘文华把那棵刻有他们名字和结婚日期的杨树上的印痕拓了下来，与一片杨树的叶子一起制成一张贺卡，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签名。
龚澎的心都碎了，但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很快振作了起来，12月7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文字：我痛哭，我不忍回忆！幸好，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去世之后，这逼迫我对人的生死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痛定思痛，我决定抬起头来，将文华途中放下的事情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后来，在写给太行山战友的信中这样说：
假使他（刘文华）安眠的那块土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的队伍保卫之下，等明年冰雪融化的时候，我恳请您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革命的爱情就这样成了能够始终与英雄相伴的树秧，1943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了婚，被同志们称赞为“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而龚澎始终没有忘记砖壁村里的那棵杨树，刘文华“让她嫁人”的遗书既有着对她以后人生的深情托付，也有对她从事革命事业的殷殷嘱托。龚澎后来成为杰出的外交人才、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与此也一定有着必然关联。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
1970年9月20日，龚澎去世。她与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只要一提到太行山，母亲的双眼就会闪烁出兴奋和迷人的光芒。因为，那里有母亲的爱情、母亲的梦想。”为了纪念母亲，乔松都深入太行山，完成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3月1），书中特意提到了龚澎与刘文华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乔松都还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找到了刘文华烈士的墓碑，默默献上一束鲜花：“刘伯伯，我替妈妈看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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