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原总参作战部的李旭阁参与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并用日记真实记录了这次核试验的情况，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现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9月9日
以张爱萍、刘西尧的名义，写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我写完汇报提纲后，先送给张爱萍副总长审阅，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些局部修改，然后报给了刘西尧同志。刘西尧同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当时是国防科委副主任，是张爱萍提议让他参加这项工作。核试验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主，刘西尧同志是助手之一。涉及武器情况，他比较熟悉。
9月16日
上午9时，中央专门委员会连续两天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中央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共15人，他们是：周恩来（主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薄一波、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二机部）、段君毅（―机部）、高扬（化学工业部）、吕东（冶金部）、孙志远（三机部）。
办公室主任: 罗瑞卿
今天与会的有贺龙、李先念、李富春、陆定一、薄一波、张爱萍、赵尔陆、刘杰、刘西尧等。张副总长给我打电话说，我就不带秘书了，你是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许多协调工作要由你做。跟我去开中央专委会，总理定的事，要抓紧落实。
上午，我早早地等在总参大楼前，坐着张副总长的专车，驱车前往。在工作人员席上，目睹和记录了影响一个民族命运的中国大决策的历史性一幕。刘西尧读了由我起草、经过张爱萍副总长修改的《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的安排汇报提纲》。随后，专委会围绕空爆、地爆和对外影响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周恩来总理说，试验时间要做两手准备，或暖季，或寒季，我更倾向于明年的二季度再搞。可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力主10月试，他说请总理再考虑一下，早响更有利，而且拖下去，夜长梦多。周恩来明确地提出季节不合适，可能今年不会试，就准备明年的方案，提到主席处，最后由主席定。
临散会时，总理说明天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专委会，讨论核试验的问题。
9月17日
在总理住的西花厅，我们看到一张大字报，是工作人员写给总理的，恳请他注意身体。
昨天对于核试验的最后时间没有定下，今天下午2点30分，中央专委再次召开会议。我依然是以张爱萍副总长的一个助手身份与会。周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和我一起都坐在工作人员席上，出席的人员还是昨天的中央专委委员。
会议一开始，总理与贺龙、李先念、薄一波等几位副总理研究了核储存的新建方案和两弹的结合问题后，把核试验的时间问题再次提到了桌面上。周总理再次提出，一是现在搞核试验，即使遭损失，也在所不惜，促使赫鲁晓夫倒台。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我们搞出来了，可能引起帝国主义重视，炸我们，也向世界说明，打破两家的核垄断，说明我们的国际地位。今、明、后年试验差別不大，只是时机问題，今年要搞，9月下旬要下决心。今年搞不成，就是明年四五月份气象合适。时机来不及，就推到后年，有个好处，不仅塔爆、空爆，而是两弹结合。1966年10月争取两弹结合。
我坐在一旁观察，明显地感觉罗瑞卿总参谋长一直在力争要在1964年10月间搞核试验。罗总长说，总理，据公安部报告，美国《商业周刊》上说美苏要搞掉我们的核基地，值得警惕。张爱萍立即汇报道，为确保核基地和核试验场的安全，我们已经做了预案，并进行了空军和防空兵力的部署。
周恩来总理说应对及时啊，搞好防空布置，防止被帝国主义动核手术，这是必须纳入考虑的重点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明确任务。对于首次核试验的时间，他说，推迟时间搞，可以使他们轻视我们，说我们不行，这样也可使我们埋头干上五六年，也可以使第二个基地接续起来，要考虑一下究竟是今年、明年、后年，明年比较适中，今年紧一点。罗瑞卿总长始终有一种军人危机感，他分析和预见了各种情况，坚持已见，根据调查材料通报，敌人对付我们的办法，也是半渡而击，待我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搞我们。因此，响了以后会引起一阵骚动。今明后年都是一样的。
总理说要报告主席。我作为当时中央专委会议的参与者，真实地记下了当时中央决策首次核试验是早响还是晚响的决策过程。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历史的巨臂，往往轻轻一挥，就撬动了一个中国大决策的转动。
会议开得很晚，在总理家吃饭。菜是用盆装的，用勺子盛出来，分餐给大家。
9月18日
中央专门委员会议结束后，一直主张早响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再也不想等了。人们常说罗长子是毛泽东的影子，而此时的罗总长，既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三军总长，深得毛主席青睐。他决定利用他在毛泽东身边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将核试验的最终拍板权提交主席处，让毛泽东主席来下最后决心。他将张爱萍副总长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说马上起草一份《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由他直呈毛主席、党中央。张爱萍受领任务后，立即将我召到办公室，交代罗总长的意图。他说起草的报告不要长，简要说明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万事俱备，只待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当天便挥笔而就，呈送张爱萍修改过后，我再次誊写清楚。由罗总长以自己的名义，上送毛主席。
9月20日
罗瑞卿以三军总长的名义，呈报毛泽东：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并说明有气象窗口。主席在这些攸关中华民族大事的决策上，总是气吞江河、雄视众山的大手笔。他马上批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毛泽东轻轻一句话，却重似千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9月23日
周总理在三座门召集张爱萍、刘西尧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与会的还有贺龙、陈毅、罗瑞卿、刘杰等人。总理传达了毛泽东对首次核试验批示后，开宗明义地说：“主席同意搞，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 随后，他指着张爱萍和刘西尧说：“你俩还有什么人去？运输怎么搞，知道的人不要太多，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今晚要开一个会，具体规定多少条，从现在起都要搞好，任何消息也不要漏出来。6000多人，上万的人，不像过去解放区小，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了，他们在暗处，还没有搞就不要嚷出去了。你们两人从今天起不接见外宾，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第二件事，时间看来需在20日以后了，10月有4个好天气，中旬也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最好是10月下旬，11月上旬，不要搞得太紧了，时间不限制。我记得阿富汗国王是19日来，最好我们做些思想工作。但是你们准备好了也不要受这个限制。准备好了你们打个电话给我，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20日之前，我就知道了，电报要有线电报，加保密。”
他特别指出：“要防止破坏，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了，但总是要有些准备，国防科委、军委提出要求，总参准备嘛，防空、公安保卫，总是有几道防线。他动员世界签字国说违背了条约，惩罚你，当然也有国家是被迫的，美、苏、英参加，也可能美、苏接着试验，他要捞政治资本，由国防科委、二机部商量，向总参提出来，如何搞另外部署，试验场本身是没有防护的。”
这个重要会议还没有结束，张副总参谋长站了起来，向周总理告假，说今晚外交部安排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
总理仰起头来，对外交部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告诉乔冠华，以后再不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交活动。张爱萍副总长站起身来，刚准备离去，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起来，说爱萍请留步。我见总理走了过来，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周总理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总理，没有带啊！周总理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看里边有没有字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不能带出去。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周总理的处事缜密，在总理的督导下，张爱萍真的将自己几个衣兜都掏了一遍。没有搜出什么，总理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首次核试验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书记处也只有彭真知道，范围很小。一旦泄露出去，就会捅破天的。我上次小病，传得很广，外国媒体也舆论纷纷。我爱人是老党员、中央委员，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她讲。”
在座的人员喟叹，总理保密观念如此之强，真是一代楷模。暮霭涌起，会议室的光线渐次暗淡下来。将所有预想的事情都布置完了，总理向坐在后排的我招了招手说，李参谋，你过来。
我从后排站了起来，走到总理跟前询问道，总理有什么指示？
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的周总理，对我说：“到了马兰后，你们与中央联系，全部用暗语密码，今晚就制定与北京通话的暗语。北京也就是我、贺总、罗总三人抓。你回去向爱萍副总长报告。”
晚上张爱萍副总长参加外事活动回来，我报告了总理的指示，张爱萍副总长说，旭阁，按总理的指示办。
随后，我与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秘书李鹰翔、国防科工委的处长高建民一起编暗语。因为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大家同意，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将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连接火工品的电缆线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我写完后，当天晚上便送给了张爱萍，密码对照表上规定：正式爆炸的原子弹密语为邱小姐，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台为住上房，原子弹插火工品，密码为梳辫子，气象的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有关领导也有相应的代号，张副总长看了后连声说：“旭阁，你们编得好，既形象生动又隐秘难猜。”
9月24日
我以首次核试验办公室的名义，将昨天晚上编的首次核试验密码，正式报给了周总理、贺龙和罗瑞卿，作为核试验场与北京电话联络的暗号和密码。
9月26日
下午，飞离北京，前往新疆罗布泊，有点像出征的感觉。我与素墨告别时，拍了拍她的肩膀，说，素墨，准备当寡妇吧！
素墨是老兵了，虽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会知道我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
我上车时，素墨带着孩子们站在车外边，向我挥手，孩子们喊：爸，早点回来！
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晚上仍然降落银川，因为保密，没有与地方和省军区发生任何联系，就住在场站。
9月27日
由银川飞抵罗布泊的马兰机场，张蕴钰司令员（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编者注）来接，晚上住马兰基地招待所。
9月28日
又是500公里的路途，整整走了一天时间。傍晚时分车抵场区，住进控制中心的帐篷里。
10月1日
今天是国庆节，但是整个场区的人都没有休息，大家铆足了劲，准备给共和国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
10月2日
21时38分，产品车到乌鲁木齐。
10月3日
由乌鲁木齐空运三架次到装配工房，装配工房就在塔下，挖了一个坑，上边盖了一些东西，由空军的伊尔-14运输机运来，然后在那里安装。
10月9日
离首次核试验的零时，只剩最后一周了。
张爱萍一行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自交代，以后罗布泊与北京之间就专线暗语密码联络；现场的事情，由张副总长拍板，若有重大决策，爱萍你就不要回来了，文件送来就行，我再呈报主席。
1964年10月9日，首次核试验指挥部根据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正式试验时间选在15至20日之间。张爱萍副总长授意，让我起草了一份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于首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和试验零时的绝密报告。
10月10日
凌晨3时，我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的绝密报告抄好后，送到张爱萍总指挥的帐篷里。张爱萍坐在箱子上签署后，仰起头来说，李旭阁，你飞一趟北京，将这份绝密报告呈送总理和主席。“是！张副总长。”我答道。
我将绝密文件收入文件包时，张爱萍又叮咛了一句：天亮了就走，赶到马兰机场，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已经调专机过来接你。
罗布泊的清晨一片死寂，唯有风的呼号。早晨出发时，我心里一片愕然，环顾左右，这样天大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去做密使，再没有第二个人；而且空军一架伊尔-14专机，也只送我一个人，可谓空前绝后。但是张副总长定的事情就得义无反顾地执行。我将文件包抱在怀里，径自登上一辆嘎斯吉普，对司机说，出发，去马兰机场。
我坐的吉普车头天刚保养过，车况不错，然而在一望无边的戈壁滩上疾驶时，河床凸凹不平，颠簸起伏，突然一声巨响，吉普车遽然倾斜，连车带人差点栽了跟头。我下车一看，一个车轮早已飞掣入苍茫，我与司机在荒原上茫然四顾，到处寻找，绕了几个圈，才将轮子找了回来。重新换上去，已耽搁了很长时间。驱车赶到机场，太阳西斜了，空军作战部恽前程副部长神情焦急地问道：“李主任，你怎么才来啊！”
我苦笑着说：“我们在戈壁滩上将吉普车的轮子跑飞啦！”恽前程副部长指着泊在机场跑道上的伊尔-14军用飞机说：“天黑之前你赶不到北京了。3241号机组飞不了夜航。”我才发现恽副部长的焦急事出有因。
那怎么办？张副总长说主席和总理都在等待这份绝密报告，务必今晚送到。
第一站先落包头吧。恽副部长说，我马上请示成钧副司令员，再派一架专机到包头接你。
很快，成钧副司令员打电话与空司联系，另一架专机马上飞往包头机场等候，接力送我飞往北京西苑机场。
我登上伊尔-14飞机，在云层中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傍晚时分，飞抵包头机场着陆时，一只猎鹰撞在了驾驶窗的玻璃上。飞机一阵剧烈抖动摇晃，幸好飞行员牢牢把住操纵杆，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我走下飞机，发现空军调来的另一架里-2飞机已经停在包头机场待命。晚上9点多钟，我再度登上专机，朝着北京的夜空翱翔而去。夜里11时，军用专机在北京西苑机场降落。我走出舱门，发现舷梯下站着二机部部长刘杰和空军政委吴法宪。
吴法宪政委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说一路险情不断。我点了点头，将绝密报告交给了刘杰部长。
“总理还在中南海等着看哩！”刘杰部长接过绝密文件又说：“旭阁，一路辛苦了，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10月12日
总理的军事秘书王亚志打来电话说，报告已由总理上报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了。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已经圈阅，总理说有些问题与张爱萍电话谈过了，你可以走了，但不要带什么东西。
伊尔-14专机再次将我送回罗布泊。临行前，李又兰(张爱萍爱人——编者注)主任打来电话，让我带点吃的过去，那里最缺的是蔬菜。于是我带上又兰主任送来的青菜和豆制品，我又让素墨买了6棵白菜带上。
进至场区，向张副总长报告情况后，向参加首次核试验党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同意的时间安排和周恩来总理、罗瑞卿总长指示，一切正常，20时完成吊篮前的一切装配工作。
10月13日
14时，我起草完了万一不成功时的处置方案，经过张爱萍副总长签发后，再次报中央。随后，总指挥所离开总控制中心。这里离楼兰古国不远，工程兵在这里施工时，曾经挖出了木乃伊干尸。
就在离核试验零时仅剩4天时，张爱萍上将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亲自动员和陪同几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等游览楼兰古城。此时我已不再惊讶了，深深领悟了张爱萍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真谛，让科学家徜徉于一片历史的废墟之中，暂时忘却核世界的诡谲多姿，梳理精神的羽翼，举重若轻迎接一场震动世界的东方巨响。
10月14日
确定了试验时间后,张爱萍与试验委员会，就是等天气，每天研究到天亮。
罗布泊的天气很恶劣，狂风掠过，风沙肆虐，天气成了所有人关注的中心。首次核试验指挥部的指挥员和专家都在仰望天空，企盼一个好天气。可是一连两天，罗布泊风云变幻，诡谲难测，狂风呼啸，沙暴遮天，让气象专家难下决断。研究气象出现不同意见：基地年轻的气象员朱品德认为，14日晚将有每秒10米-12米大风、阵风14米-16米，其余人员包括专家认为不会出现大风。当时国家气象局和总参气象专家预报15日、16日是好天气时，唯有马兰基地年轻气象员朱品德瀚海我独行，坚持预报14日晚间将有大风，风势要到15日上午10时之后才会渐次减弱。可是人微言轻，开始没人相信他的气象判读。晚间，突然大风起兮，风沙滚滚，遮天蔽日。指挥部专家和将军们仰天长叹，翘首企盼晴日。晚上阵风达到每秒18米，朱品德言中。
10月15日
10时许，风力果真小了，天象被朱品德言中。我又安排了4次天气会商。
上午10时30分，张副总长在现场开常委会，研究零时。11时42分议定，因预料14时阵风转小到6米以下，16日15时为零时。18时，又召开常委会，议定10月16日为零时，产品马上上塔。18时20分，我向总理密语报告，19时20分产品上塔完毕。
10月16日
张副总长在凌晨3时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定在10月16日15时。之后，我随他到了塔下。6时在塔下接气象处长韩云升报告，气象转好。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凌晨时分，罗布泊一片寂静，深邃的天穹巡弋着一种罕至的神秘和沉默。原子弹于早晨运到铁塔架前进行交接。张爱萍再度下达命令，8点钟插火工品。我又向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二个暗语，邱小姐在梳妆台，8点钟梳辫子。火工品插好后，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我给总理办公室发第三个暗语：邱小姐住上房。
铁塔兀立，像一个金刚，将第一颗原子弹高擎入云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张爱萍对我说：“旭阁，走，回主控站。”
吉普车从塔架下刚开出了10米，张爱萍突然叫停车，坐在后排的我问：“张副总长，有什么事情？”“开车吧，没事！”素来果断的张爱萍犹豫了一下，将手中的照相机放了下来，挥了挥手。我明白了，他是想在原子弹铁塔前拍照留念。张爱萍将军是一位摄影家，他从战争年代起，便深爱此道，颇有造诣。徜徉塔架前，他多想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留下历史性的纪念。可在许多场所他都要求部队保密，不准拍照，自己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此事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8点离开试验塔，我跟随张爱萍到主控站，进了主控室，看到电源正常，主控站的大学生韩云梯，是首次核爆炸的操纵员，他压力太大，不敢按电钮，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张爱萍做他的工作。见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已将主控站的起爆钥匙交到负责主控室指挥的张震寰（时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手里，张爱萍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时，我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传达总理指示：“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张爱萍立即与我直接通一次电话。”
11时在主控站，观察电流通信正常以后，我随张爱萍副总长驱车离开主控站。
12时抵前进庄，欢送防化部队出征。
13时我跟随张爱萍来到距离爆心60公里的观察所。观察所设在一个土坎前。我环顾四周，发现请来的新疆军区与自治区领导人王恩茂、赛福鼎、郭鹏皆在场。
核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人在零时前几分钟，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向背而卧。
我说，为了看到原子弹爆炸的瞬间，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摇了摇头说，旭阁，勇气可嘉，但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坚决不许面向爆心。
15时准时起爆。
这时，我再次摇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握在手中，屏住呼吸，等待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一刻的降临。
倒计时秒表在嚓嚓作响，我的心已禁不住一阵紧张跳动。随着指挥员“10、9、8、7、 6、 5、4、3、2、1”的倒计时报数，只听一声起爆口令，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远处传来一声轰隆隆的雷霆巨响，大地震颤了，遥远的天边，一个火球缓缓裂变，红云般的蘑菇浮浮冉冉，冲天而起，扶摇苍穹，飓风天地。一会儿红色蘑菇云在半空中漫漶翻卷，次第成乳白色。白云悬空，美丽的毒蘑菇绽放天地之间。
空中、地面剂量侦测，证实烟云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铁塔已完全消失(共14节，实际第7节以上汽化，下边7节矗立)，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以上，距爆心23公里处记录到冲击波超压，距500米的一些探头被打坏，烟云的外观同一般文献所记录的原子爆炸外观相同。
核爆炸后30秒，张副总长与总理通话，我欣喜若狂，却没有忘记将手中的电话递到张爱萍手中，说：“总理就在电话旁，他在等你报告情况。”
猝然不惊的张爱萍此时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说：“总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周恩来在电话里问张爱萍。
张爱萍扭头问身边的核科学家王淦昌：“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是核爆炸！”王淦昌镇定地回答。
科学家与我们不一样，他们不轻易说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工程兵、防化兵，在第一线拿到了数据。坦克发生了位移，军舰的模型，还有效应部的猴子、兔子都发生了变化，对此，工程兵、防化兵总结了七条，张爱萍一并报总理。
周总理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首次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毛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去向他报告。”
我站在张爱萍身边，将这历史性的一幕铭刻于心。
18时30分，向总理报告核爆炸的情况。19时30分，总理告刘西尧，敌不承认核爆炸如何办？
10月17日
首次核试验尘埃落定，核爆铁塔究竟毁伤成什么样子，张爱萍总指挥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庆功宴过后，张爱萍忧心忡忡地说，旭阁啊，也不知那铁塔炸成什么样子了？
我主动请缨道：“张副总长，我明天坐直升机飞到爆心，从空中看看铁塔倒塌的真实情况，回来向你报告。”
“不行！太危险。”张爱萍摇了摇头，“现在爆心核辐射和核污染超标千万倍，对身体危害太大！ ”
“科学家们说没事，只要防护得当。”我毫无畏惧地说。“我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问题不大！再说，‘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在我再三请求下，张爱萍副总长同意了，叮嘱我，一定要防护好自己。
核爆后的第二天，爆心废墟上仍旧弥散着核尘埃，探试仪器指针未进核心圈，便指向尽头，蜂鸣器突突地叫得人心慌。我穿上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与马兰基地一位摄影师，登上直升机，鹞然而起，往60多公里外的爆心飞去。十几分钟后，飞抵核爆炸的铁塔上空。我让飞行员在空中悬停，自己探出半个身子朝下俯瞰。核爆过后，铁塔扭曲变形成了一堆麻花，倒成一片，化成铁水，凝固于地。我请飞行员从不同方向，飞掠铁塔上空，让摄影师选最佳角度拍摄，一直在爆心上空盘旋了10多分钟，完成了所有观察和拍摄，才安全返航，降落到洗消站进行洗消。
随后我抽下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伫立直升机前，留下了一张照片，也留下了中国军人的勇气和豪情。回到指挥所，我向张爱萍总指挥汇报了塔架毁伤状况，张爱萍上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晚，我挥笔填词一首《西江月·塔架》抒怀：“为了科学试验，粉身碎骨何惜，雷声鸣时体化灰，为国吐气扬眉。”
10月18日
首次核试验庆功会上，我们与赛福鼎一起唱歌，他是维吾尔族，能歌善舞，可是没有乐器伴奏，他想了一个办法，将喝剩的啤酒瓶子，放在前边，一起敲。
首次核试验后，总理和几位老总都打电话祝贺，罗瑞卿总长工作忙，没有打电话，张爱萍说总长没有话，带一句话吧，我们编了一句话说，总长打电话祝贺。
首次核试验的庆功会上，朱光亚喝得步履蹒跚。邓稼先挽着他，他不高兴，说，我没有喝酒，累的。王恩茂、赛福鼎、郭鹏都喝了，喝的是茅台酒。
我很清醒，没有喝，滴酒不沾。
宴会的时候，总理打电话，告诉张爱萍，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一说大家掌声一片。赫是10月15号下的台，我们在现场不知道。看了一份参考，路透社说，中国的核爆炸成功了，赫鲁晓夫下台了，中国人一路顺风。
核爆过后，西北试验场，秋高气爽，晚上仰首看卫星飞掠时，清楚得很。
中国的原子弹响了以后，美苏两大国全知道了。他们在周边国家监视中国，设了许多地震仪，飘过去的放射性尘埃，也收到了。一些资料证明，敌人用飞机从我沿海高空烟云中收取的放射性物质、从未裂变的剩余燃料与裂变碎片的数量比例，可能判断出爆炸效率和水平；从微尘中含有的铁和沙土元素，还可以判断出我爆炸方式，并可估算出大致的当量幅度。从照片上推断当量并不是最主要的方法，因此，中央专委决定可以公布蘑菇云照片。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召开专家座谈会。王淦昌说，1945年，美国第一次投原子弹时，我在国外教书，我说的只是原理，没有想到自己参加了首次核试验。
我们国家100年的历史是受欺压的历史。我国搞核试验，就表明中国站起来了，挺起腰杆了。说来说去，世界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力量，谁也瞧不起你。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被美苏两霸核讹诈的时代过去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存书速读）：亲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