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左权专栏｜上南会村、上口村——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

1941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由下武村迁往南会村，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也同时由下武迁往上口村。北方局于1942年6月迁驻上口村。

南会村离下武村也仅六、七华里，离八路军总部驻地武军寺村不足二华里。南会分为上下两村，相距不足1华里，上南会村只有40户，230余口人，而紧挨的下南会村也只有30户，200余口人，上下南会均在险峻的高山脚下，村外是一条交通要道。中共中央北方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在上南会住过，也在下南会住过。北方局所属的组织部、宣传部、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政权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及秘书科、交通科、总务科、统战科等等分别驻于上南会和下南会。

进人1941年春季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敌特敌顽活动频繁，部分群众有悲观情绪。为改变华北敌后抗日战场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下南会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分析了敌酋冈村宁次实施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文化为辅的总体战，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阴谋后，经反复讨论研究，确定了粉碎敌“治安强化”的方略。1941年9月3日，邢沙永战役胜利结束，针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0月1日发出《关于冬学运动的通知》，要求把冬学作为政治教育提高抗日必胜信心的重要阵地。从10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驻地下南会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确定反对敌人“治安强化”运动的策略和方法。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北方局委员彭德怀，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一二九师刘伯承，蔡树藩（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领导。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1月1日在会上作了《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就识破敌新阴煤和威胁利诱做了深刻分析，针对敌人阴谋提出三个基本任务，并对其相互关系做了详细说明。

1942年2月上旬，日军驻山西派遣军发动了“驻晋日军第一期总进攻”，向太行区发动了春季“扫荡”。2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分会发出《反“扫荡”斗争指示》。3月1日，敌人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全面的蚕食政策。3月上旬，太行区粉碎敌“清剿”扫荡，共毙敌 3500余名。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为揭露敌寇蹂躏与屠杀妇孺放毒散疫罪行的通知》，指出揭露敌人的残暴，是对敌政治攻势的重要内容。这一通知发出后，华北各根据地掀起了揭露敌人暴行的运动。通过这些宣传，坚定了群众抗日的决心，也争取了伪军反正和日军反战。针对敌人的“治安强化”，中共中央北方局于4月15日发出《关于青年抗日先锋工作的指示》，指明了地方武装的性质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中特务活动频繁的现状，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共同颁发《关于反对敌特破坏根据地》的通知，揭开了反特的序幕，一批批敌特和敌伪组织的特务被揭露清除，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要求华北全党全军万分注意，组织我们全面的的力量，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5月25日，万余敌兵对南艾铺、十字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三八五旅一部奋勇掩护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突围，毙敌300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突围战斗中光荣殉国。北方局政策研究室秘书张衡宇、华北新华日报总编辑何云等也英勇牺牲。

敌人五月大“扫荡”结束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所属单位也停止了转战，重新结合于北方局党校驻地上口村，北方局党校则迁往麻田东沟的熟峪村。上口村离下南会不足五华里，位于清漳河北岸，全村500余口人，近百户，在当地也是一个较大的村庄。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单位在敌人“扫荡”中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为激励广大军民抗日斗志，中共中央北方局于6月24日颁发了《关于追悼左权将军的决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于7月3日同时举行了追悼左权将军大会。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等纷纷发表悼念左权的文章诗词。追悼左权将军的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华北军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战胜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6月3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中条山区工作的指示》。日军为了加强“治安强化”，于6月5日在北平成立了“治安强化本部”，统一领导华北的“治安强化运动”。同时，伪华北政委会开始实施“紧急物价政策”，并发布“推进物价政策”布告。敌人的“扫荡”、“蚕食”再加上严重的旱灾，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延安《解放日报》6月7日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五个月来敌人连续不断地“扫荡”与“治安强化”，斗争之艰巨与残酷，实空前未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7月7日颁发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指令，各抗日根据地结合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普遍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彻底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太行区出现严重的旱灾，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加强经济建设巩固本币（冀钞）及精兵简政等做了指示。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一元化”，指出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最高领导机关。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领导太行、冀南、太岳、晋豫（中条）四个区党委。太行分局由邓小平、刘伯承、李雪峰、李大章、蔡树藩五人组成，邓小平为书记，李大章为副书记。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快了根据地建设，增强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9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回延安途中到达麻田八路军总部。刘少奇除到武军寺等村做调查外，在下南会听取了北方局彭德怀及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和辽县县委书记杨待甫等领导汇报，他指出发动群众不够充分，就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及进一步搞好根据地建设等做了重要指示。9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出《准备冬季政治攻势的指示》。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代理书记彭德怀决定，驻地由上口村移驻八路军总部驻地上麻田村。

……下南会村一间简朴的农舍里，中共北方局正在这里召开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军队和地方的各路“诸候”们都来了，围在小火炉边，正在听彭德怀侃侃而谈。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敌寇玩了许多新花样。这个冈村宁次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呆了 20 多年了，对我们作战的特点非常熟悉，有针对性地下了许多套子，可是我们的一些部队、机关，包括八路军总部，未能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因而犯了一些错误，某些地区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罗瑞卿碰碰身边的刘伯承，悄声地问“副总今天讲这些话，是不是想出破敌的什么新招数了？”

还没等刘伯承回答，彭德怀立刻回过脸来，声音严厉地说“下面不要开小会，等我说完了，有你们讲话的时候。”

罗瑞卿知错地缩了缩脖子。

彭德怀陡然提高了声调。

“不管他是个什么通。也不管他多么狡猾，只要看穿了他的西洋镜，就没有打不破的鸟笼子。”

这话一出，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

接着，彭德怀详细分析了日军实行“治安强化”政策的内容和现状，指出了他的反动性和落后性，强调了打破“治安强化”的可能性。

究竟怎样打破呢？且看彭德怀的高招——

“现在的华北总人口是 8800万，咱们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在农村，有人口近2000万，敌占区主要是城镇和铁路、公路交通线的两侧，人口约6000万。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还有一个广泛的敌我争夺区，日军称其为准治安区，这一块人口约 1000万。注意，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重点要争夺这个地区，把准治安区变成我们的根据地，把敌占区变成新的准治安区，一块块蚕食敌人的地盘。要特别把敌占区和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彻底改变以前那种关起门来搞根据地建设、有机会就到敌占区捞一把就跑的山大王做法……”

不知哪个角落，传来吃吃的窃笑声。

“注意，有几个问题要立刻得到解决”彭德怀说话简洁，有力。

“第一，要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要认清他们的两面性。由于日军的残暴，使得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敌后抗战的坚持，使他们中间存在着动摇和不安。但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使得一般汉奸尚不愿意立刻投向我们。过去，我们对这种人一概打击，这是不对的，等于把这些人推向了敌人阵营。正确的做法是，推动其进步，使他们两面照顾到，做到对敌应付而对我真诚。我们要帮助这些人寻找办法对付敌人，替他们保守秘密，尊重其人格。当然，对于那些死心踏地的伪军头目和伪组织中的反动头子，则应反对之，打击之，孤立之，必要时坚决镇压之。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爱护中国人’……”

不知谁在下面讲：“这下可便宜那些二鬼子了！”

彭德怀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也得学学诸葛亮，人家七擒孟获，放了七回，这是大胸襟，大气派。最终孟获还是心服口服，世代归顺了么！这说明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工作到家，是顽石也能点化它！”会场里响起了会心的笑声。

彭德怀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一些历史典故却烂熟于心，因此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

“第二，对于敌占区的群众，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打到里面去，开展救国工作，团结一切中国人，保护中国人的利益。在民族矛盾面前，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甘心被奴役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就能从内部分化瓦解他们，使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

会议持续开了3天，通过彭总的报告和大家的讨论，对敌斗争的方略已经明确……

时间：2006年12月14日

被采访人：巩伏全，84 岁，战争时期任村民兵指导员。

李兴龙，75岁，八路军新闻台台长钱江房东。

巩保弟（女），75岁，彭总在她家小北房住过2个多月。

巩永庆，74岁，彭总房东。

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我们村时，彭总住在财主巩德胜家的东房。这座房子很低，但是此院能一直穿过三串院到了巩永庆的院。巩永庆家西房是会议室，出了巩永庆院就是山坡，万一有紧急情况从山坡转移出村很方便。左权住在巩锁恒的过庭偏房。电台在巩文祥的南房。伙房在巩文祥院的后院。马房在赵锁邦家。彭总住处和安电台的院、伙房、左权住的院、开会的地方、喂马的地方都在一块，院与院相连，不用走大街就可互相通行，十分方便。其他战士们分别住于我们村上有空房的的住户上。电台的领导是钱科长，三十岁左右，叫钱江，他妻子叫洪慧，住在我（李兴龙）家，副科长叫吴天化，四川人，住在西房。钱科长家的二儿子还让我们村上贾火林的姐姐给奶过一段时间。1945年，日本投降后，钱科长随八路军总部迁往武安，还带走了15岁的李谦和，当了钱科长的勤务兵。

1941年7月的一天下午，电台的工作人员和警卫连的战士正在举行篮球比赛。只见警卫员叶世基东瞧瞧西看看，十分紧张。原来是彭总不知道上哪去了。警卫员问村上的人也都说没看见。后来，终于从地里回来的牛焕保口中得知，彭总在十亩地外。叶世基赶紧顺路往十亩地外跑去。原来，彭总看比赛时，突然想起了河滩菜园的菜，就去看了。那时，玉茭已经长起来了，尽管菜园离村不十分远，但隔着庄稼瞧不见人。彭总平时穿得十分朴素，衣服上经常有补丁。一次，部队发了服装，他拿着帽去找我（巩保弟）的奶奶杨焕鱼。我奶奶拿着帽问彭老总：“这帽好好的，又没破了找我干啥？”彭老总说：“大婶，我的脑袋长得大了”说着把帽往头上一戴。我奶奶一看帽子在彭老总头顶上搁着，彭总笑着说“怎么样，这还得你给想办法哟”。我奶奶拿着帽在彭总的头上比了比，说：“这就给你收拾。”彭总说：“先忙你的，闲了给我做也行，一天半日没有帽子也没有事的。”“快，这活儿简单，现在就给你改。”我奶奶说。我见奶奶用剪刀将彭总的帽从后边中间剪了个口，垫了一块布，用针线缝好，交给了彭老总说：“你试试合适不合适。”彭老总拿着帽子往头上一戴，前后拽了拽说，“正合适哟。”停了停，他笑着说！“打仗我比你强，缝帽子你比我强，你的任务完成了，我走了”。

（结合巩谦如来信和电话整理）

打饭的人

大概是1941年的春天，八路军总部住在武军寺村，俺南会和武军寺离得很近，中间就隔着一条季节河，春天河里就没有水了。彭德怀总司令住上南会，就是老槐树西边侯有金那个院的东房。彭总和左参谋长，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村上的人都认识他们，跟他们说话很随便。总部的伙房（是北方局伙房）就在老槐树东边的观音堂（堂上）院内。彭总的伙食和战士们-样，也天天是小米干饭，农家菜。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菜（南瓜、豆角、萝卜山药蛋等）用小锅单炒一下。当街中心槐树下是个饭场，附近居民常在那里吃饭，彭总的警卫员打饭路过，村上吃饭的人常说：“打好饭的过来了。”

吃糖果一人一个

彭总和左参谋长是爱民模范，经常去田间地头大树下和老农闲聊，还好逗小孩玩。我和吉祥，玉龙等一伙小孩，常在彭总住的大门口玩，有时还跑在他的院里玩，站岗的哨兵有时赶我们出来，有时也不管，由着我们的性子随便玩。有时彭总出来，见我们玩得起劲，还从军装口袋里掏出缴获的日本鬼子的糖果或饼干给我们吃。并说：“一人一个，一人一个。”我们吃了还想再吃，仰起头看他。警卫员会挥挥手说：“走吧，走吧，以后有了再吃。”

左副参谋长差不多天天往彭总住处跑，在街道上见了小孩们，不是摆摆手，就是摸摸头，有时还抱起来举得高高的，吓得我们又笑又叫，高兴得很，他们常常给我们糖果、饼干吃，我们小孩们都愿意靠近他。

参谋长解围

当年，为了抗日，老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高度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后来）、抗日自卫队、抗日儿童团等组织。我们儿童团，一面在村上抗日小学（即武军寺编村民族革命初级小学校，校址在巩永庆老院的西房）读书，一面搞军训，轮流站岗放哨，盘查汉奸，送鸡毛信，肩上扛着红缨枪，十分神气。有一天，我和玉龙在十字路口（就是九亩地的对角处，现在往北的路不通了，成了丁字口）站岗。站岗的具体任务是查验过往行人的路条，接转送信。一般老百姓的路条写法很简单，比如某村的一个人要去桐峪赶集，路条就写成这样“兹有本村村民XXX 前往桐峪赶集，希沿途村庄岗哨验条放行。”这样的写法，教师讲过，我们能认下来，但公家单位和部队的路条，信写的很长，字数多，我们认不全，只看有公章就放行。这天上午从北往南走来了-位身穿军装的人，我们问他要路条，他掏出一张盖着大印的路条，我接住看了看，很多字不认识，叫玉龙看，他也念不下来，我就把路条还给过路的人，放他走。谁知，他不但不走，反而说：“你查了我的路条，应当给我念一遍，念下来才算完成任务。你们不念，就是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放跑汉奸怎么办？”这可把我们难住了，念又念不下来，不念又不行，急得直想哭，正在危急关头，左参谋长从东边来了，可算遇到了救星，我们带着哭像赶快跑到左参谋长的跟前，回头指了指那个非逼我们念路条的人。参谋长问明了情况，看了看路条，说：“沈阳部的，领导机关。随后又对那人说，同志，开玩笑不能过分，看把两个儿童吓成什么样子了！来吧，你教他俩念念吧。”那人果然过来教我俩念了几遍才走。那人走后，左参谋长亲切地摸了摸我和玉龙的头说：“要好好学习，多认字，长本领，才能做好抗日工作！”

坐月子还敢吃鸡肉

1940年春天，八路军总部转移走后，总部二连（大概是总部警卫营二连）住到了上南会，大约住了两年多。二连换防了，新闻台就来到上南会，住的时间比较长。新闻台台长姓钱，他的爱人叫洪慧，住在李兴龙院的西房。钱台长白白净净，稍显清瘦，十分干练，对老百姓非常和气。洪慧热情大方、活泼、很会做群众工作，和村上的青年妇女、中老年妇女都说的来。1942年夏天，洪慧生了个小孩，有一天钱台长在上口村买了一只鸡，借房东的锅炖了给洪慧吃。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却引起当地妇女们的惊讶。原来，俺南会村那地方，早年就有个很不科学的习惯，就是妇女们生了小孩坐月子，只能喝小米汤，不能吃稍微硬一些的东西，说是刚生了小孩的女人身体弱，吃的硬了“克化不动”，影响下奶。玉龙妈见洪慧炖鸡吃，觉得稀奇，就出门到街上找人闲聊，走到老槐树底下正碰上庆云奶奶、我奶奶、吉全、吉祥妈等几个中老年妇女在那里坐着说话，我也在水渠边玩，只听玉龙妈说：“啊呀，可了不得，洪慧坐月子还敢吃鸡肉！正在俺西房炖哩。”还没等玉龙妈说完，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吃坏了怎么办？”有的说：“吃出病来，可更是事。”有的说：“也许人家有福气，不要紧。”说了一会也就散了。

2007年9月26日，我们再次访问了张荣庆老前辈，让他谈一谈中共中央北方局当年在上口村驻扎情况。张荣庆是上口村人，现年 77岁，于左权县统计局退休。简要整理如下：

问：党校曾在上口村招过学员，那么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有没有在上口村？

张：关于北方局具体在不在上口村，因为当时我年少，不能很准确地告诉你这件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关于北方局妇委浦安修谈到的上口村打谷场的事情。

问：打谷场？就是指中共中央北方局浦安修谈到的那个“打谷场”吗？

张：是的。说实话，我看到资料上老浦所说的那个打谷场当时其实并没有人去吃饭，就是离村最近的打谷场也没有人去吃饭。人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晒太阳，唠嗑的地方是折麻场。我怀疑老浦说的对，是做记录的人搞错了。

问：那这折麻场现在何处？

张：现在说就是原来的老狮口出来到新汽车站的中间。折麻场离居民处最近，人们吃早饭都喜欢端着碗到这里，晒着太阳，边吃饭，边聊天，春、夏、秋、冬都出来，村里人把这个饭场称为“小广场”，实际上老名就叫折麻场，旧年间人们在这个开阔地是边折麻，边聊天。

问：当时只说打谷场就没有说折麻场？

张：是呀！说是打谷场是不对的，真正的是折麻场。

问：关于北方局在不在上口村，您还能给我们说点什么？

张：我家住东院，也是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八路军的电台在西院，住西院的是韩双柱，韩长柱是他哥哥，曾是伍修权的警卫，51 年直接调走的你可以联系他问一下北方局的具体情况。我所说的也只能供你们参考。

2007年10月上旬，连续多天的阴雨天气不见有放晴迹象，为了赶时间，我们于 10月8日下午冒雨到达上口村。几经讯问，终于找到了村里年岁最高的马福祯家，但不凑巧的是老人离村远去女儿家。经村人介绍，找到另一位老者董玉定。董玉定今年 72 岁，虽然双眼失明，但老人身体健康，记忆力强，声音宏亮。说明我们的意图后，他很激动地回忆了当年八路军在上口村的情况。

当年我年龄小，只记得浦安修（彭总夫人）住在俺这三间小东房里。当年这个院只有小东房和小西房，南房和北房宽大明亮，都被日军“扫荡”时烧掉了，只丢下四堵墙。是八路军来村后，他们把南房重新修建了房顶，并住进了一名女八路军，我只知道她是一个政委的妻子。她还在南房生了一个孩子。由于八路军急急忙忙修的顶，所以没有铺苫板，只铺上芦苇，上面抹了房泥，再用石灰抹了顶就算成了房。

我母亲（赵引弟）给八路军奶孩子。奶的是八路军卫生部一个处长的孩子。处长叫黄俊，孩子叫黄利华。老董说到这里，叫女儿董天祥去找照片，天祥很快就取来黄俊夫妇的合影，介绍了照片所寄托的深情厚谊。老董还介绍了奶兄弟黄利华在南京工作及对其家人的深厚感情。

说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北方局党校时，老董说，当时刘七女的北房住着一位大干部，这些房后来被郑凤山买下，现在是郑家的。小孩们所以知道他是大干部，是因为他一个人单独有一名厨师做饭，单立小灶，还有个勤务员。可到底是谁？不清楚。

赖政委在俺村住，到底是那一部分政委不清楚。石师长也在俺村住他有只眼睛有毛病，他走了以后，有人说石师长就是刘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