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中的一代名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于1937年1月20日在河西走廊壮烈牺牲后，仅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留下一座纪念碑。尽管他在陵园中是军职最高的烈士，尽管他的遗物望远镜、皮包、手枪仍然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但后来有关长征的书籍却很少提及这位红军名将。他的战死、他的传奇经历也愈来愈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其实，人们和历史都不应该遗忘名将、英雄和烈士——董振堂。
董振堂是河北省新河县（抗战时这里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冀南根据地，曾命名为“振堂县”）西李家庄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军冯玉祥部，由于善战，短短五年，竟由一名见习排长升为中将——国民革命军13师师长，后任第30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缩编为第26路军调至江西宁都“围剿”红军。董振堂所在师被缩编为25师73旅。
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师长高树勋分别至上海、南昌养病，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当时他们二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率1万7千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随后全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组建成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董振堂参加红军后写的有关宁都起义的书面材料中说，他认为共产党才是真心为老百姓谋幸福。可以肯定的是，在旧军人中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在旧军阀时代的爬上高位的军官中，不克扣军饷者颇为少见，据《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记载：董振堂任国民党中将师长时月关饷200多大洋，常送钱给部下，但却反对买地置房产，给夫人买的衣料也是布的……他起义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立即将仅存的3000多大洋的积蓄交给党组织。当时的13军军政委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董振堂在红军中的威信很高。据《开国大将》一书记载：有一次董的枪不慎走火，他执意要按纪律规定关禁闭，只是由于政委萧劲光一再反对才作罢。此事使战士们对他愈加尊重。
董振堂加入红军，不仅不要钱，最终连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在河西高台临牺牲前，对仅存的几十名排以上干部说：“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与敌人战斗到底！”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优的困境下，与超出西路军数倍的马家军精锐血战河西走廊。几番浴血，元气大伤。离开永昌后，即以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开始发起进攻高台。1937年元旦，董振堂率39团、45团及两个骑兵连、妇女团三营共2000多人攻占高台。
不数日，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率四个骑兵旅及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加上3个民团共两万多兵力，围攻高台县城。激战数日后，红五军被迫退入城内。15日，马家军发起总攻。20日，敌军突入城内。经过10个小时的惨烈巷战，2800多名红军除个别人被群众掩护突围外，均壮烈牺牲。
董振堂当时率30多名干部战士坚守东门城墙，亦壮烈战死。
马家军占领高台后，匪首马元海向马步芳发了一个急电：“高台匪全部消灭，匪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陈等阵亡。”马步芳据这个电报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和朱绍良（朱当时任甘肃省主席兼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当时的《青海日报》也据此于一日之内发了三次号外。
电报中未用“击毙”的字样而用“阵亡”的中性词汇，颇耐人寻味。因为据幸存者介绍，董振堂之死有四种情况：一、董振堂从东门城墙跳下后便中弹牺牲；二、董振堂从城墙上跳下后又往前走了几十米才中弹牺牲；三、董振堂左右开枪，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时左腿负伤遂持枪自尽；四、刘秉荣《西路军魂》（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记载：董振堂“在东门城墙上与敌激战，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腿，他身子一晃，从城上跌下，又摔伤了腰。他爬起来半跪着，举起手枪向马家军射击。左手手枪打完了，他右手拿起手枪，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综上所述，前两种说法均难以成立。因为当时军政委黄超下了死命令：必须死守，如失守以军纪党纪论处。董振堂也向部下下了死命令：“誓与高台共存亡！”他不可能单独跳墙突围。“往前走了几十米”更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马家军蜂涌入城，充斥街巷，岂容走几十米。第三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如在城上负伤，还有战士，也不影响换枪继续射击，不到弹尽，依董振堂的性格决不至自戕。惟有第四种说法符合实际，也符合董振堂刚烈坚毅的个性。从马家军上报“阵亡”的电报中也可得到印证。因为如马家军官兵若击毙董振堂这样的高级红军将领，必会升迁受到重赏，但实际并无此种情况发生。
实际上，董振堂从城墙上中弹坠下，腿、腰受伤，无法行走，又弹尽，才会举枪自尽，誓不被俘受辱。既悲壮，又从容。
董振堂牺牲后，被马家军骑兵旅长马彪认出，他惨无人道地割下董振堂的头颅悬在高台城门“示众”，最后又将“首级”运往南京。同被斩首的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马步芳的堂弟马英，是当年杀害红军官兵的刽子手之一，后被人民政府逮捕。1978年8月4日，他在狱中交待：“董振堂的头是刘呈德送来的，用酒精泡着，我亲眼见的。”（见《西路军魂》第288页）
董振堂牺牲后，中共中央即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追悼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又电令高台县政府，寻找董振堂遗骸。但经过篦头般寻觅，终无所获。
董振堂遗孀贾明玉老人于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逝世后，中组部老干部局帮助董振堂女儿董光苔前往高台扫墓。董光苔亲自捧回烈士墓下一抔黄土，连同董振堂一生留下惟一的一张照片，与贾明玉的骨灰合葬于河北省宁晋县毕家庄村董氏祖茔……
董振堂一生打了多少次恶仗、硬仗，每次都安然无恙、化险为夷。
红五军团当年在中央苏区纵横驰骋，在解赣之围、攻克漳州、大战水口等战役中，大显威名。继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1933年1月8日在黄狮渡战役中牺牲、总指挥季振同1936年被诬陷处死（季因钦佩毛泽东被诬为“反革命”于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入狱）之后，董振堂升任军团长，在长征中担任断后重任。为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他指挥全军，几乎天天与追兵浴血奋战。在掩护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他的五军团半数官兵（34师）牺牲在湘江东岸。在金沙江阻击号称“铁军”的追兵吴奇伟部，竟激战9天9夜。在遵义与薛岳纵队激战，歼敌两师俘获3千，战况极为惨烈。在西路军红30军渡河时，董振堂率红五军设防支援，遭敌机扫射，战士伤亡近千人，与他在一起的28岁的副军长罗南辉当场牺牲，而董振堂依然无恙。
本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属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序列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儿盖会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红五、红九军团划编入左路军。但由于张国焘居心所致，迫使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致使董振堂所部划归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
中央红军北上后，董振堂开始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转移后，张国焘立即在阿坝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除攻击毛泽东外，还恶意诬蔑红五军团官兵，引起了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愤慨。董振堂为了大局，压制下了官兵们的情绪。当董振堂从电台中得知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之后，便向官兵们传达了。为此遭致张国焘的不满，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使红五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一时全军愤懑。这时，朱德形同“被软禁”，有人建议，抢出总司令，一同北上找毛泽东。董振堂为此找朱德，但朱德以大局出发，劝董团结为重。此时张国焘发现董“不可靠”，开始“改造”红五军团，将得力骨干及仅剩的两个团调走，架空董振堂，又调走了原政委李卓然，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政委。1936年1月，又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3军改编，改称红五军。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即共同北上，董振堂率红五军又第三次穿越草地。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一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警戒、阻击。主力部队会师休整时，红五军却仍然在阻击战斗。部队未休整，便接到西征命令。据董振堂当年警卫队长高志中的回忆录记载，当时董振堂曾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朱德，董对高说了主要内容：“这封信主要是我觉得不应该渡河西进。甘肃、青海敌人多是骑兵，他们人熟地形熟，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到那边十有八九要失败。”“万一这封信送不到，无论谁活着到陕北，都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别的中央首长。告诉中央，就说我们不同意渡河，请中央很快发电报把部队调回。”
当时董振堂的心情可能极度悲凉，所以高志中临行时，又对高说：“我过去送你的东西（即今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的皮包、手枪、望远镜）你都还带着。以后我们可能还见得上面，也可能见不上面了。要是见不上面，送你的东西就算咱们分别的一个纪念吧。”据高回忆，当时董振堂的眼圈都红了（见《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
高志中后来历尽艰险，将信送交朱德。原准备发电报停止西征。但因电台被黄超控制，只好又派高志中回去转达。这一来耽误了时间。等高志中回到原部队驻地靖远县时，董振堂和红五军已被强令渡过黄河7天了……
另外，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虽号称一个军，下辖2个师4个团的番号，实际不足4000人，而且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
在攻占高台后，政委黄超不仅带走了两个主力团，还将电台带走，致使董振堂无法与西路军总部联系。
当马家军向高台发起总攻时，久经战阵的董振堂觉得既无电台，无法求援兵，又孤军被围，弹药将竭，遂决定突围，以免全军覆没。董振堂分派一部分兵力，在敌军包围薄弱之北城附近，暗掘地洞，外仅留一层土，以便突围时捅破。但等洞已挖好正要下令全军突围之际，黄超却派人化装送来命令，强令“必须死守”。因为政委有最后决定权，董振堂只好放弃突围计划，最终全军牺牲。如果执行突围计划，以董振堂之骁勇，未必不能杀出一条生路，起码不致全军覆灭。
因为没有电台，董振堂无法与上级联系求援，白白耽误了十几天的宝贵时间。后来，西路军总部获得高台被围的情报，由徐向前命令派出骑兵师前往支援。但因时间过晚，使敌人有所准备，途中受马家军阻击，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以下大部分官兵壮烈阵亡。
叶剑英元帅曾写诗缅怀董振堂，第一句即为“英雄战死错路上”，真正是振聋发聩，令人觉有无穷之弦外音。
高级指挥员被俘后多被斩首，如孙玉清、杨克明、刘培基等。董振堂自戕后，仍被惨无人道砍头示众。何其惨烈也！而这正是“战死错路”的直接恶果。被马步芳下令斩首的28岁的被俘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临刑前曾慨叹：“我是行伍出身，从班、排、连、营、团，直至军长，这种败仗，我从来没打过！”何其沉痛也！
董振堂起义后，是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董振堂的入党申请，而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不久，因数万红军在赣州腹背受敌，战况危急，中央军委急电毛泽东“暂停休养”赴前线指挥。这时距宁都起义才两个月，毛泽东大胆起用刚刚改编成红五军团留作预备队之用的1万7千人的26路军起义部队去赣州，果然旗开得胜，红军主力解围。
这一仗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竟每每提及。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曾特别强调：“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变成红军的董振堂，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在保安，当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又特别提到了董振堂。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西行漫记》中有如下一段话：“就在这个月（指1931年12月），发生了宁都大起义，国民党二十八路有两万多人反正，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的。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五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五军团后来划归四方面军建制，毛泽东与董振堂失去联系，但毛泽东仍时时提起他。如1936年毛泽东致函冯玉祥，商讨国共合作问题，又特意提到董振堂：“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在董振堂牺牲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高度评价：“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振堂对毛泽东很敬佩。长征中遵义会议召开，董振堂极为兴奋，常说：“以后就好了。”他的部下发现，自长征以来，董振堂还是第一次这样激动和高兴。在西征之前，董振堂认为是失策，他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要求中央将部队调回。可惜，毛泽东没有收到他的信。
红军的其他战友也始终在怀念他和关怀其遗属。董振堂牺牲后，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曾到河北新河县董振堂家中探望。1946年，刘伯承、邓小平将董振堂的堂兄接到邯郸的解放军司令部，详细询问遗属情况。随后派人将流落到安徽的遗孀贾明玉一家接回冀南，后由宋任穷派冀南军区领导给了房子、几十亩地及60万边币（当时6万边币可买一头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台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纪念碑”和“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当年董振堂的上级领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元帅的身份题写了别具一格和饱含激情的碑文：
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
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仰望悬挂过董振堂烈士头颅的高台城楼时，感慨万千，赋诗一首：“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这首诗直到1978年7月19日，才发表于《甘肃日报》，是为“西游杂咏”中的一首。后收入叶帅惟一出版的诗集《远望集》中。《远望集》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笔者查阅时发现收入集中的此诗却有了文字上的变动：“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猿鹤沙虫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远望集》第48页）“今日独怀”改成“令我深怀”，“悬眼城楼”改为“猿鹤沙虫”，查“猿鹤沙虫”典出自《太平御览》：“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此处喻董振堂为革命战死，“深怀”更是道出叶帅殷殷怀念之情。叶、董均毕业于旧式军校，又都投身于革命，故惺惺相惜，诗吟故人而下笔珍重，反复斟酌。
1979年8月，当年任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原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肖华上将，也来到高台吊唁董振堂。这位当年18岁就当了师政委的开国上将，回忆起战友和兄长（董振堂比他长21岁），不禁涕泪沾襟，也写了两首诗：“肃立高台悼忠魂，犹闻宁都号炮声。击案愤起干城将，振国英雄拭雱锋。”“战死错路志未酬，留取碧血化红旗。七天七夜一步书，悲壮千古泪沾襟。”
怀念、哀思无穷尽。老战友们为什么这样怀念他？一是因为董振堂是红军中的名将，屡立奇功，只惜英年战死，壮志未酬。二则董振堂一向以善打恶仗、硬仗而闻名，讵料由于上级指挥失误，“战死错路”，英雄遗恨，也使幸存者每每扼腕沾襟。三为董振堂之死惨烈、悲壮，使得老战友们感怀万端。董振堂之死，诚如肖华诗云：“悲壮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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