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东西绵亘千余里，自古是内地通往新疆及中亚的要道，也是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马步芳、马步青的精锐部队扼守要冲，他们勾结地主豪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这儿又是回、汉族杂居的地方，以回民为主，由于历史原因，回、汉民族关系紧张。
马步芳、马步青既害怕红军在此建立根据地，推翻其统治，又怕蒋介石嫡系部队借追击红军，进入甘、青，侵占他的老窝。因而他们拼命联络西北的大小军阀，主力倾巢出动，连各县的民团武装也被搜罗来壮声势。二马先后纠集了八、九万军队，企图一举消灭我西路军。
1936年11月底，西路军左翼的红九军在古浪与敌连日血战中，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后在三十军接应下才突出重围，但部队元气大伤，从6000人减至不足3000人，军参谋长陈伯雅等同志壮烈牺牲。
12月3日，三十军的先头部队占领永昌城，不久又攻占山丹。随后，总指挥部驻永昌，五军进驻山丹，九军也抵达这一带，并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永昌、山丹位于河西走廊蜂腰部。北有龙首山脉和古长城外巴丹吉林大沙漠，南靠终年积雪巍峨的祁连山。两城相隔百余里，中间平川宽十几里至数十里，人烟稀少，回汉杂居。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势必将部队从东到西一线摆开，形成百余里的长蛇阵，对保卫自己与消灭敌人都不利。
果然，我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还没来得及展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主力，就集中到了这一带。胡宗南的预备旅也开到武威，策应马家军。敌人利用我军分散配置的弱点，到处袭击、围攻我军各个驻地。百里平川都变成了战场。
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在四十里堡、八坝、水磨关、永昌等战斗中，给敌人重大杀伤，取得了多次局部战斗的胜利。但敌人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源源得到补充，虽在局部战斗中失利，仍能保持全面进攻的能力。我军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几乎天天拼杀，根据地建不成，给养无处征集，战斗减员后亦没有兵员补充。
尤其严重的是，弹药没有来源。过去与国民党的军队作战，敌我都使用汉阳兵工厂造的步枪，而且国民党兵每人配备上百发子弹。击毙或俘虏一个敌人，都能缴获枪弹供我使用，因而敌军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但马家军队跟国民党军队装备不同，使用的是日本“三八”式步枪，口径比“汉阳造”小。而且，一般每人只配三排子弹。我军即使缴获了，由于型号不同，也用不上。因此，我军打一发子弹，就少一发子弹，一发子弹比一两黄金还珍贵呀！
眼看严冬来临，我军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御寒。因冻伤而减员，也一天比一天增多。种种危难，开始降临到西路军头上。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西路军指战员个个笑逐颜开，拍手称快。
此时，党中央根据西路军面临的困境，及“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再次来电指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伺机以主力东打，接通兰州。而陈昌浩同志却复电党中央说，他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为目前整个抗日战线的迫切任务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进返兰州更不合算。他还在总指挥部召开的干部会上，慷慨激昂地动员：
“‘西安事变’太鼓舞人心了！我们已电请中央敦促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枪毙蒋介石！西路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们要继续西进，创建河西走廊根据地，接通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马家军，打出一个新局面来!”
于是，西路军在本身元气已伤，周围的天时、地利、人和又不利的情况下，于12月下旬撤出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
红五军董振堂军长率两个团走在最前面。于1937年元旦拂晓，攻占了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其中部分接受了红军改编。
与此同时，总部率九军、三十军相继到达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决心在这一地区再创根据地。
马步芳、马步青见西路军进入他的腹地，惊恐万状。又急忙调集四、五万兵力，赶来与我决战。
马家军吸取了前段对我军全面进攻未奏效的教训，这次依仗优势兵力，图谋对我分割包围，各个击破。马彪、马禄、韩起功部约20000余人，像铁桶似地包围了我军西翼孤立突出的高台城。切断了高台与临泽、倪家营子我军主力的一切联系。
当时，五军军长董振堂率两个团约2000余人守卫在高台。五军政委黄超率其余两个团驻在临泽。由于该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随黄超在临泽，西路军总部无法与高台直接联系，通报敌情。我总部闻五军危急，急派骑兵师增援。因敌重兵坚守要道堵截，我骑兵师激战后伤亡大半，被迫返回。派出的其他援兵，也被敌军堵回。
事后，几个从高台突围出来满身血污的五军战士，来到总指挥部，他们悲愤地报告了高台血战的经过：
从1月12日开始，马匪集中了8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向高台城疯狂进攻。董振堂率领指战员，依托城外工事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后在敌绝对优势兵力的压迫下，退入城内坚守。敌调来炮团猛轰城墙，土城墙接连崩塌，我军失去凭障，遭到严重伤亡，弹药也消耗殆尽。
董振堂紧急动员全城军民，利用敌人夜间停止进攻的机会，把坚固的木箱、木柜抬到城墙缺口处，填上土，泼上水，冻成冰墙。又把石块、砖瓦、木棍等凡能用来打击敌人的东西，都集中到城墙上。另组织全城铁匠昼夜不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武器弹药的不足。
马匪一天内向我发起十几次冲击。五军的机关人员、马夫、伙夫、女同志全部上了城墙。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大刀、刺刀、长矛、砖石砍戳下去。马匪的尸体在城墙下虽已堆成了小丘，但仍源源不断地爬上来。我军伤员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趴在城墙头抡砖砸石，不肯离开一步。许多伤员扭住爬上城的敌人，跳下几丈深的护城壕，与敌同归于尽！
1月20日晨，敌又倾全力攻城，终因众寡悬殊，加上收编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叛变，打开了城门，敌才突进城内。五军指战员临危不惧，与敌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战，与敌肉搏、刀棍格斗。刀刃卷缺，石头砸完，继之以拳打、口咬，打得极其坚决顽强。由于力竭援绝，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000余名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董振堂同志时年42岁，共产党员，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旅长。1931年12月11日，他同赵博生等同志一起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江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全部加入红军。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及长征途中屡建战功，成为我军智勇双全的名将之一。蒋介石闻讯董振堂战死，曾令将其首级送南京，并晋级嘉奖进攻高台的马家将领。
红五军主力殉难高台，像晴天霹雳震动了西路军。全军将士缅怀先烈，胸中燃起了向马家军复仇的熊熊烈火！
后来，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和西路军诸烈士召开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同志也曾悲痛地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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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祖国杂志）：红五军主力殉难高台，军长董振堂战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