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一)

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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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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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黄玫、刘智两位写了专文,介绍了外交部中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干部。文章写得好,补上了历史缺失的一页。两位作者也是有资格来叙写这一段历史的。

黄玫的父亲黄华前辈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重量级人物,当时在燕京大学英语专业就读,那时的名字叫王汝梅,是燕京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又是组织“一二九”游行学联领导小组的总交际,名声和个人影响极大。黄华在“一二九”运动之后,作为翻译,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和一些抗日根据地,因此有机会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并长谈。后来,斯诺写了著名的著作《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黄华还给朱总司令当过秘书。黄华后来出任过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对中国外交事业贡献巨大。

刘智的父亲刘居英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那时的北大在城里沙滩(地名)北大红楼办学。游行队伍到北大红楼时,刘居英用床单写了“北京大学”几个字,用竹竿挑起,成为北京大学的旗帜,并且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七七事变”后,刘居英辗转到山东参加了八路军,与我父亲同在鲁中四支队任职,任一团政委;后来任山东分局社会部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光复后到东北打仗,后转入铁路运输;抗美援朝时,负责往前线的物资运输,立了大功;停战后调哈军工,接替陈赓搞军事教育;再往后出任过军委海军的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

刘居英有个亲哥哥——陆平,曾经任北京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被聂元梓那帮人整得够呛,险些丢了性命。

两位作者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把外交部中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给捋了出来。

我对外交部老一代的干部有不少都认识,特别是和他们的子女后代有很广泛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子女后代,一步步证实各家的情况,给两位作者作为补充,也许不完全对,希望大家指正。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认定

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就是以北京为发源地而发展起来的。

当时北京的爱国学生奋起反对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是一战参战国,是战胜国一方的。巴黎和会的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中学学生几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示威。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我家50年代在这一带住过,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痛打章宗祥。在全国各界群众和旅法华工、留学生及华侨的强大斗争压力下,在顾维钧等外交官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过程。5月4日仅仅是个起点。后来运动发展成为一系列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市,与新文化运动合为一股。国外各种新思想、新主义传入中国。民主自由白话文传播深入人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活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宣告成立。

现在的历史研究学者们通常都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待和研究,对“一二九”运动也是如此。

我总结归纳了一下。认为狭义的“一二九”运动应该从1935年12月9日正式记起,直到1936年2月“民先”(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三个理由:

一是民先已有中共党团组织领导;

二是民先是全国性的组织,不再仅限于北平市(1928年改为北平)

三是“一二九”运动从点的爆发转至全国性的席卷,从北平学联领导转成民先全国总队领导,领导层基本都是中共党员。


广义的“一二九”运动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当时北平大中学学生大都离开北平,投笔从戎去了。 “西安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高潮已经掀起。北平的主要大学因为日军的占领而迁往西北西南了。

再一种说法是截止到1938年,国统区正式取消“民先”。

“一二九”运动也是有争议点的,有些历史的模糊,即是否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根据最初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姚依林的书面回忆指出,最初的领导人彭涛是共产党员,但因筹划“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被中共北平市“临委”除名;另一领导人黄敬,当时的党籍尚未恢复。党中央的总方针战略还是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没有改变。

直到“一二九”之后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统一战线、联蒋抗日方针。北平学生得知“八一宣言”,是从10月份的法国报纸上获知的。“八一宣言”是吴玉章从莫斯科带到法国发表的。宣言是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王明带领下写的。当时在国内的党中央还在长征途中,刚到陕北,正忙着找地方落脚,同时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中央是通过林彪的堂兄张浩(林育英)1935年11月底才知道“八一宣言”的。党内高层传达是在12月20几号瓦窑堡中央会议上传达的。北平的学生比远在陕北的党中央知道得早。“一二九”运动开始时,北平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团员只有十几个人。“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主要领导人确实有共产党员,但不是由党组织领导的。

12月9日,学生游行的实际负责人是彭涛、东北大学的宋黎。之后,林枫从外地赶到北平。河北省委撤销了“临委”,由林枫担任北平市党团书记。2月1日,南下宣讲团的人大都回到北平,成立了“民先”。后来,学生们频频搞活动、示威,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3月,林枫离开北平,去北方局给刘少奇当秘书了。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领导层是北平学联的学生,后来这些人都加入了共产党。“民先”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大约有三四万知识分子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来,使中共党组织和军队在数量上和素质上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有些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历史真相大致如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势力逐渐向关内扩张。“一二九”运动直接的目的就是反对宋哲元在12月9日那天成立“冀察委员会”。因为学生的示威游行,该会未能成立,没搞成。

北京历来是文化之都。自从民国废科举、办学校以来,北京的大学数量为全国之最。有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华大学、法政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大学、平民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二三十所国立私立大学,是中国高等学校最集中的城市,加上另有各种专科学校几十所,学生数量全国之最。各高级中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多,人数最多的学校,在校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另外,离北平很近的天津也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工商大学等学校。

顺便说一句,那时的大学从规模到人数尚小而少。北平的国立大学比较多,学费便宜,一年七八十元大洋。私立大学(多为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学费一年要两百元大洋左右,因此有不少中等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北平的大学就读。1935年,全中国大学毕业生约为6000-7000人。

按中国社会平均水平来说,当时能上大学的青年人基本上都是富家子女,其中政客、军阀、高级知识分子及富商子女为多。大学的发展也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民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历史时机。新思想、新教育制度下催生了新一代大学生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沉浸在四书五经当中,开始学习现代科学,具有民主自由的思想,追求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

外来民族的侵略更激起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投笔从戎,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跟着共产党走了,成长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外交部第一批干部中这种模式成长起来的干部特别多,可以说50年代外交部副处以上的干部大都属于这个范围:来自相对富裕的家庭,受过大学或中学的教育,经过十几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考验,共产党员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定的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意思是与过去的耻辱外交一刀两断。落实到外交部的人事安排,就是原来国民党的外交人员一个不用。

1950年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除大使是老革命外,其他外交官基本都是我说的那个模式的干部。参赞、一秘大都是抗战前的大学生,懂外语,见过一定世面,与外国人打过交道,这是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忠诚。

回过头再看“一二九”运动直接影响的外交部干部,就会很自然地把这一部分干部包括在“一二九”运动这个历史范畴之内。

我仅试图把“一二九”前后,特别是“一二九”之后到“七七事变”这一时间段在大学或中学就读的外交部干部找出来定位。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但在学校中受“一二九”思潮的影响是肯定的,不然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的呢?外交部中层干部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早期参加到共产党队伍中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后,需要调派干部从事外交工作。这方面没有现成的人才。

1949年11月23日,周总理通过军委系统发了一个为外交部征调干部的文件。文件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军以上单位,每个单位调一名师级干部、两名团级干部到外交部工作,并附有细则。

当然,政治上可靠是第一要素,必须是共产党员。其中,调入外交部干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文化。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对文化条件的要求是中学以上。还有一些细则是身体条件,如相貌端正、身体健康,受过战伤的人要求表面看不出来,不能破相、残疾(如腿瘸等)

夫妻需同时调入外交部。

当时解放军中比较高文化的干部,大都是当政委或政治部主任的人。因此,调入外交部的军队干部绝大多数都不是军事主官。

1938年前在大学、中学读书的学生,那时都是二十出头,小一点儿的十七八岁,参加革命打了十几年的仗。到新中国成立时,这些人大部分在30-40岁这个年龄段,既年富力强、有文化,又受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他们顺理成章地从军队选拔到外交部来。

从军队往外交部调入干部的事情进行得挺顺利。各单位都很支持,不敢搞本位主义拖着不办。很重要的原因是周总理是兼任的外交部长,又是军委副主席,威望很高。

外交部从军队调入了大量的干部,或者说军队来的干部成为外交队伍的骨干,文化水平在政务院各部中是最高的。

如果把“一二九”运动拉长到“七七事变”或者到1938年,那么第一批外事干部(1950年代)当中,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参加革命的人员就要增加很多了。

由于考证的困难,我仅把“一二九”前后在大中学就读的外交部干部找出来,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众所周知的是,“七七事变”后,大批在校学生投笔从戎,离开了学校,参军打日本鬼子去了。解放后,中国干部队伍有一种说法是谁谁谁是“三八式”干部,意思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在历史上,1938年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最顶峰的时候。外交部中层干部中,1938年前后参加革命的科处级干部大都在这个范围内。



– 未完待续 –

作者 | 孟京生

图片 | 作者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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