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根魂梦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完美结合

—做眼分兵、多元一体孵化器式的敌后秘密抗日根据地

?摘要：七七事变前后，毛主席、党中央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作出到敌人后方去，成立八路军前方总部，做眼、分兵、敌进我进，在敌人后方撒子布局的战略决策，不断开辟和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黎城先期解放，真正做到严格保密、秘而不宣，从八年抗战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成为紧临前敌的稳固可靠“孵化器”式的多元一体大后方根据地，所依靠和贡献的正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民族根魂梦文化体系与红色文化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做眼、分兵、多元一体、敌后孵化器式秘密根据地、根魂梦文化体系（注1）与红色文化的完美结合

?正文：

黎城在抗战初期就解放了，是老抗日根据地之一,这话一点都不假，任何人都很难以反驳。但是说到黎城解放暨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似乎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难度在哪里呢？难度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少有从正面准确评价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没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正式评价，现时的专业工作者是不是还有难以定位的难度？

所以，黎城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不应该是谜的谜，一个绝不能忘记初心的非解之谜！

黎城解放暨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之谜，源自于黎城存在着太多的多元一体孵化器式的敌后秘密抗日根据地的非凡地位和贡献。虽身在敌后的黎城县域抗日根据地，却始终是发展壮大的，集精神文化、中心支点、决策集结、后勤保障等多元一体于一身。

黎城的地位、贡献，及其作用，始自于毛泽东于1936年7月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经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而在1938年5月，又基于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一系列“做眼”，不停的分兵战略决策引出来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坚持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于1937年11月18日即成立了表象和实质都为国共合作的黎城抗日政府（请见杨尚军《黎城解放的经过及历史定位》一文）。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挑明：当时的黎城人民民主政权—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何公轸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还是完全保密的。

其次，因为有了抗日民主政府，黎城人民在最初的八路军最为弱小最为艰苦的前三年，以及后来的抗战中，坚决容纳、支持、帮助、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暨八路军总部和129师、115师等八路军军民武装，成为太行山首块敌后根据地和最早的解放县。尽管这些情况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阶段都处于保密状态，但是位于黎城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周年纪念塔”“军工”“金融”“黎城会议”“长宁机场”等多元一体的抗战文化之历史文物遗址群都在证实这些史实，还特别为黎城体现的抗战精神文化提供了的佐证（注2）。

第三，因为八路军前指总部、129师和115师等部队在黎城立住了脚（抗战前线落脚点），才有了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晋东南的稳固可靠的敌后根据地；才具备了自黎城向山东和新四军大规模“做眼”和分兵的条件（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出发点）；罗荣桓、徐海东、黄克诚、陈再道、宋任穷等太多的八路军将领和部队才有条件经黎城总部首长谈话、整训，再从黎城出发，到冀鲁豫地域开辟和建立更大规模的抗日根据地；陈赓才有可能率领386旅、115师344旅688团从黎城出发，先后向冀南东进，向太岳西进，韦杰打响香城固战斗；这些当初完全秘密的孵化器式的历史决策和动作，最终形成敌进我进，在敌人后方撒子布局—初创了“新中国是从冀鲁豫平原来的”全国最大的冀鲁豫解放区以及其它解放区。

第四，不忘初心，掂量掂量细细的算一下，全中国解放时期的第一、二、三、四四个野战军里，有多少将士是经过黎城这块根据地走出来的？新中国有多少国家部委、司局级以上的老领导同志是从黎城走出来的？那时，他们经过黎城到敌人后方的时候也都是极为秘密的分兵“做眼”！

我们知道，全民抗战伊始，毛泽东即提出了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了中国打败日寇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同外国记者、作家多次谈到，中国应该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938年 5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集中全党智慧，发表了著名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对此，以及三阶段，在黎城敌后根据地都有集中反映。

毛泽东强调提出并实施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坚持持久抗战，积极创建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抗日根据地。他认为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关系全民游击战争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在敌后抗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就不存在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围剿中，就不可能长期坚持和发展。

毛泽东说：“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引自《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所以，必须要有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才能进行“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游击战争。

为此，毛泽东曾反复形象地将创建抗日根据地比作下围棋中的“做眼”，强调“做眼”对于抗战全局的战略意义。他指出：敌我双方的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引自《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因此，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均在第一时间便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放手发动群众，全力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

黎城，即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前敌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滕代远，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达，115师聂荣臻、徐海东等）在晋东南地区做的第一个很成功的“眼”。这个“眼”的孵化器效果，证实了毛泽东在抗战初期的一系列论述和预见：

“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时指出群众工作是高于一切的：“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1938年5月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和发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时，毛泽东反复说：“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像是下围棋”。“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

八路军前指总部迅速执行毛主席的决策，紧密依托山西的管涔、太行、太岳、吕梁山脉，在长城峰岭区域的四个角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战略支点，完成战略布局。随后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分兵做眼大举推进，将由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则迅速分兵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展开于大江南北地区。

其中，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向太行山区挺进；11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同时以黎城为支点向冀南、豫北的边界和冀西分兵发展。1938年4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后又相继开辟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建立了“冀太联办”（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发展到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拉开帷幕，敌后战场逐步形成，并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的每一块抗日根据地又都处于敌之几面的包围中，而各个根据地又相互联系，对日军又构成了战略反包围。毛泽东还是用下围棋形象地比喻：“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这样，“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的形式激烈进行。黎城根据地以及上党地区敌后的抗战形式与此同样经历了艰苦反复的斗争过程。

抗战初期，这种不急于“吃子”，而是积极主动地在日军占领地区“做眼”。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就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被大大小小、村村县县的无数山川平原、明明暗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反包围。

毛泽东所说的“做眼”“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的一部分重要过程，是由当时位于黎城（上党地区）一带的八路军不断的进行分兵而牵动发展的。其作用一直延续、发展、壮大到解放战争时期。

如前面已经谈到过的罗荣桓、徐海东、黄克诚、陈赓、宋任穷等开辟冀鲁豫、太岳根据地的分兵动作；如刘震、高农斧从688团转任独立团之后又转入新四军的分兵动作；如王近山率16团驰援延安、保卫延安（这已经是组建太岳军区16团后再次分兵的结果），再转入解放新疆的分兵动作；如张镰斧刚参军时的688团老红军连队12连几次分兵至延安教导旅，再分兵一野第六军，最终进入新疆边防的现代动作；如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转往晋城、高平、陵川、焦作、济源地区开辟新的八分区；如抗战刚刚结束，党中央从延安用美军军机急送20位我军高级指挥员飞抵黎城长宁机场（注3），一方面参战部队集结黎城，打响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另一方面，河北、山东、苏皖等各敌后根据地的部队迅即大规模急进东北地区，最终发展成为第四野战军的动作。等等。

一定要用发展和文化的眼光，看敌后的太行山黎城抗日根据地。

抗战八年，最初曾在晋东南上党地区活动的八路军部队和民众队伍，依托黎城核心圈根据地，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兵，奔赴敌后各个抗战地域，开辟、建设和保卫新的根据地（晋东北、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冀南、冀东、豫北、冀中、鲁西南等），迎来更多更大的发展。

“眼”越做越活，越做越大；兵越分越强，越分离全国胜利越近！

黎城抗战政府的建立，黎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是这样不停的发展，像多元一体的孵化器，分兵做眼，孵出了很多越来越大的根据地和胜利。

其“多元一体孵化器”的概念，在这里指：黎城虽小、但五脏俱全，工农兵学商，金融、军工样样齐全样样保密，还样样都发展到了解放后的全国范围。

中国革命多次吃过没有根据地的大亏和小亏。

八一南昌起义时，部队没有根据地，所以只能是不停地奔波转移。

毛泽东秋收起义成功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而长征最苦就苦在全面丢失了根据地，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着打，直到有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和全面抗战才重新有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陕甘根据地最初对根据地的形成和作用，也是有过争论和教训的。

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坚持在陕甘边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做法，自始至终都与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发展“关中平原根据地”的主张相背离。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做法，也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最大障碍和矛盾，几乎导致陕甘革命队伍全军覆灭。

值此关头，在习仲勋等同志的主持下，陈家坡会议于1933年8月14日召开，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立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陕甘边革命出现了“狡兔三窟”式战略布局。毛泽东曾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后来就是经南梁中心地发展出来的陕甘边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后的落脚点和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将这种“狡兔三窟”的办法推广为“做眼”。习仲勋说，这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成功实践。

抗战时期，黎城抗日根据地的总体地位和作用，与陕甘根据地的南梁有相似之处，正是天时地利人和地在抗战第一线，应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做眼”和分兵之处。

黎城抗战时期的一大特点，是为共产党和八路军保守机密成风成俗。这一深入当时部队和当地百姓骨髓的保密习惯，使黎城的许多抗战往事都成了谜，孔家峧郭家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还有个历史上中共官方可能有对涉及黎城根据地安危所引出的保密问题：为了保护黎城核心、安全根据地的特殊功能——根据地中的根据地（现在叫核心圈），免遭不必要的损失，黎城根据地的总体情况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始终存在着高级别的党内密级程度？这会影响到过去和现在方方面面对黎城的评价。这个问题的提出，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很多高级干部都很怀念黎城，一些人也有回忆，但对全貌不说清楚，加上当年的保密因素困扰，要讲也比较片面；二是解放战争时期有国民党军被俘高官曾在这里被关押、教育，其结局不详，也许仍有还没解密的情况；三是张镰斧曾记述：“1946年11月，张受命返回根据地黎城、潞城、平顺、壶关等县做归队工作，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圆满的完成任务。”这说明，直到刘邓大军下太行，打过平汉战役、陇海战役、定陶（大杨湖）战役、甚至1947年鲁西南战役之后，黎城一带仍然是六纵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大后方，在山东负伤的重伤病员还是要送回黎城等地医治，我们在慰问时也看望过这类老同志，显然这时的黎城还是存在保密的必要。

笔者认为，黎城（上党地区）之所以能具有毛泽东所提出的典型“做眼”和分兵的多元一体孵化器式秘密根据地地位，反映出其高峰历史贡献与作用恰恰是：中华全民族的根、魂、梦文化体系与红色（抗战）文化的完美结合！用抗战史实证实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梦的文化理论大问题。因为：抗战的本质是精神文化，只有文化的胜利才是根本的胜利！所以，要加强从精神文化的高度评价黎城。

当前理论界，在谈到文化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打转转而走不出来；一些学者拘泥于让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和平”共处，讨论如何打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更是错误地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开放的体系，还不能吸纳具有5000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

笔者认为，提出这类问题的专业学者把文化理论研究的思路搞反了，本末倒置了。他们还没有明白，什么样的西方文化都不可能颠覆或取代中华文化；我们要事实求是的找出来，中国的哪一种优秀传统文化是欢迎和拥抱马克思主义原理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就拥有的，能够接纳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孔子文化或者其它什么单一文化，而是一种中华人类自然形成的日用而不觉的基底性民族根、文化魂、复兴梦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潜存于中国人民心底默默发展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在14年抗战初始阶段，即以其突发爆炸性的本源性长城精神文化（国歌精神）而展露，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中国必胜的红色文化基因。

中国抗战精神文化的最辉煌表现：既是中华全民族的根、魂、梦文化原理与共产党的红色（抗战）文化原理的完美结合！毛泽东比喻的“做眼”等持久战文化理念，都是中华民族最传统的优秀文化，只不过毛泽东所提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中，已经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要素。

黎城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贡献和作用，非常独特重要的一条：既是用其遍布全县、多元一体的表、中层文化内涵，证明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底层根、魂、梦文化原理，真真切切地诠释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发展的中国梦（根、魂、梦）大文化体系！

著名的共产党人的红色根据地，都会有著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支撑，因为只有古文化的传承才会真正影响和形成当地民众与社会的民心、民生、民风、社风；只有自古以来根、魂、梦大文化原理体系的支撑，才会让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地。这才是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和什么才叫群众基础好的根本缘由！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客家文化，著名的八角楼就是客家人信仰的杰作。很多位革命领袖和将士们都出自于客家人，红军的八角帽设计原创理念也源自于八角楼信仰；写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根魂文化绝句的文天祥，既是井冈山人，也是客家人。客家文化的底蕴，基本都来自于北方民族根、魂、梦文化的传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伏羲、黄帝文化在支撑，那里是老祖宗文化的源发地之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中心，延安最著名的地标物，宝塔山上的宝塔，平面展开也为八角形信仰。红军长征最后目的地的南梁一带，据《史记》记载，轩辕黄帝曾在此与中华医学鼻祖岐伯论医，有《黄帝内经》行世，“岐黄故里”由此得名；那里还开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古文化资源非常深厚。

晋察冀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有三皇文化（炎帝、黄帝、蚩尤）、红山文化的支撑，那里还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第一帝都的所在地；山东根据地、新四军根据地有龙山文化、大汶口古老文化的支撑，那里还有距今4500万年“中华曙猿”和一万年稻米的重大发现。

敌后的黎城抗日根据地（上党地区）必有过硬的古文化支撑，因为它是古黎人农耕文化之源—中华农耕文明（多重古文化集合）的发祥地。

近年，黎城县频频召开与古黎国历史文化相关的研讨会，其中也有围绕黎城是华夏农耕源（与磁山文化的紧密关系）的研讨会。这让人感到振奋，说明黎城政府机构以及学者们挖掘古黎城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正在尽可能的接近体现古黎国在中华民族农耕文明进程中的确切文化位置和中华民族根、魂、梦文化的传承价值。这些都是揭开黎城古遗民风“祖训家风”面纱，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经动作，有利于我们更加贴近黎城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贡献和作用的核心文化要素。有专家统计，晋东南的古建筑约占中国古民居建筑的60%以上，黎城所有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的民居建筑，无不呈现八角形一类中华信仰文化纹饰。

还要说清楚的是：笔者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著名的红色抗日根据地，其所在地域无不存在甚至遍布长城古文化资源，几乎都处于长城峰岭文化区域，都为弘扬以长城精神文化为标志的国歌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华全民族的根、魂、梦文化与红色（抗战）文化的完美结合，为寻找确立爱国主义的支柱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们看到，作为县一级敌后抗日根据地架构，黎城根据地的多方面贡献是独特巨大的，特别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魂、梦文化原理与红色（抗战）文化原理的完美结合方面，在寻找解决爱国主义的支柱文化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从现有的诸多重大新发现新材料地挖掘看，黎城很有希望会占有全国县级敌后抗日根据地相关史料、价值的地位、贡献及其作用超前位置的可能性。

文化的话题细说起来太多太长，好在笔者最近要出一部专著《论中华魂与根文化》，全部是谈根、魂、梦文化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原理的结合，也有很长的专门章节谈黎城抗战精神文化。这里说不清楚的，专著会进一步讲清楚。

黎城县栆镇村有一位老太太郑敏儿（1927年3月生），至今还会唱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军民同唱的一首歌。

歌中唱道：“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大革命时代中国情形是怎样？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北伐军的雄师到长江，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军阀官僚一扫光。不平等条约取消，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中华民族好风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就富强。”（引自新浪博客《中华黎方——1938年，在黎城军民同唱的一首歌》，2013-11-17）。

这首歌实实在在唱出了黎城人民对于国共合作，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期盼，呈现黎国古城人民的抗日文化创新意识情结，就是：不分党派，全民抗日，复兴中国的富强梦想。

八十年前，共产党、八路军紧紧依靠黎城人民群众，传承弘扬黎城数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与老百姓一同抗日救国，一心一意走群众路线，在群众基础好的环境中，将黎城人民的抗日文化创新为打不垮、有精神的全民抗日的坚强根据地。

这些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和理解：习近平主席提出国歌精神和民族根、文化魂、复兴梦的伟大历史意义，又归结、发展、创新到实现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历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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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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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根魂梦文化”专指2014年6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我们一定能够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

???此前，2010年7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10年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式时，已经提出青少年朋友们在寻根活动中牢记“三句话”——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笔者用15年时间研究中华民族本源性的长城精神文化（国歌精神）、民族的魂与根文化，并于2010年由罗哲文先生命名并题写专著书名《论中华魂与根文化》征求意见版本，由徐自强老师撰写书评代序长文，近期将正式出版。

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民族根、文化魂、复兴梦文化思想正是中国梦的完整诠释，也是习主席提出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红色基因的准确框架和原理，已经形成一整套中华文化的“根魂梦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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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周年纪念塔”建于1940年9月18日，位于黎城县城北40公里处的西井镇后寨村的茶壶山下。这是一座由当时晋冀豫区根据地最高政府首脑机关和1200万群众，共同建立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容置疑的历史性代表文物。

纪念塔为尖顶五面形，正面为纪念塔名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周年纪念塔”。

第二面镌刻着纪念八路军抗战三周年碑记：“抗战三年来，八路军战绩最钜，处境最苦，而前途却最为光明远大的可与山河并存不朽。回忆平津失陷之时，敌势猖獗，社会混乱不可言状。直至八路健儿开赴前线，一歼敌寇于平型关，再焚敌机于阳明堡，方始全国战局渐趋稳定。激发起全民抗战胜利之信心。此后，华北各省、大江南北，无不有八路军之辉煌战绩，牵制在华敌兵几达二分之一，毙伤敌寇廿余万，战斗一万余次。其中以平型关、阳明堡、广阳村、神头岭、响当铺、长乐村、香城固、大龙华诸役更为驰名，并创造了晋察冀、晋冀豫等十余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实现三民主义。而汪逆投降派大唱反共，厉行磨擦，数月之内竟屠杀了八路军共产党员三千多名。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了由四万五千人而增长为二十三万以上与华北人民深深相结合之不摧毁的武装力量，最近正在胜利开展中的百团大战，一天之内竟收复天险娘子关，阳泉、寿阳均陷我包围。同时并将敌寇在华之所有交通线正太、平汉、同蒲、平绥、北宁等铁路完全破毁，逼使敌寇陷于惊惧恐慌，支离破碎，不敢妄动之窘境，开华北抗战史上的新纪元，对今后全国抗战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八路军直至今天每人仍只得六角之月饷，而一切枪支弹药供给，全赖从敌人手中夺取。八路军实乃抗战部队中自力更生之模范队伍。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已成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决定力量矣。我们晋冀豫区一千二百万群众对其劳苦功高之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彭总、副司令及其英勇善战之全体将士，致以无限之敬意，因以建塔于太行山巅，跪汪逆夫妇石像于其前，以昭告千秋万代认识八路军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保卫者与自由幸福新中国的创造者。像汉奸汪派当永远不齿於人类历史也。谨记。晋冀豫区各界一千二百万人民同立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九月十八日。”

此面文字已经证实：该塔是由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豫区各界一千二百万人民，于1940年9月18日共同建立的。

第三面为敌后晋冀豫区政府主要领导人题词：“谨献给英勇抗战的十八集团军新中国的柱石 民族解放的先锋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分别代表冀南、太行、太岳等各个敌后根据地。

第四面为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导人题词：“献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丰功伟绩如太行之巍峨，如漳河之长远，壮哉八路军 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李一淸 薄一波”。

第五面为该塔所立地黎城县长题词：“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 黎城县长马坚之”。

第三、四、五面题词，完整准确历史地证实黎城县域是八路军战斗的最前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圈，该塔碑记和题词代表了晋冀豫区各敌后根据地首脑机关和一千二百万人民。

该塔于1965年5月24日，由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1939年6月，八路军军事工业最高领导机关“军工部”在黎城上赤峪村成立，在黎长达6年整。以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百宝峧黄色炸药的研制生产等，分别代表了八路军敌后根据地与新中国军工和高科技的发祥以及诞生。

3.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西井村正式成立，成为红色金融发展的里程碑。被誉为“新中国金融摇篮”和“人民币诞生地”。

4.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县的西黄须、北社、霞庄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总部的朱德，傅钟，北方局的杨尚昆、刘锡五、李大章、张友清、杨献珍，129师的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冀南区的杨秀峰、宋任穷、李青玉，太行区的李雪峰、戒伍胜、徐子荣、黄镇、李一清，太岳区的薄一波、安子文，晋豫太南区的聂真，晋察冀根据地的聂荣臻、彭真、吕正操，晋西北根据地的赵林。

为加强统一领导，会议决定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等七人组成，邓小平任书记。

黎城高干会议，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统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所作出的根据地由分散走向集中统一的决定，提出的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任务，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冀鲁豫抗日战略区起了重大作用。会后很快克服了因“十二月政变”产生的混乱现象和“左”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8月1日，冀南主任公署与晋东南三、五两专署，在黎城西井村成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任命杨秀峰为联办主任，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任。制定并公布了施政纲领二十条。“联办”的成立，对于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并于9月18日代表根据地政府和群众在联办所在地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周年纪念塔”。

5.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小平桥等“红色百村工程”发掘的历史文物遗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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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

长宁机场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东阳关镇长宁村，典型体现了黎城在敌后根据地中的突出地位、作用和贡献。

1944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决定，在黎城长宁村修建一座临时机场，最初，是以方便美军飞机起落。但是后来，接受过多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安排部署的重大飞机起降任务，使太行与延安、各地八路军与党中央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成为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连接党中央的前后方重要通道。

特别是1945年8月25日，由美军飞机执行的长宁空运，在我党、我军、新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笔。实施这次空运的是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运输机，空运线路是从延安机场至山西黎城长宁机场。任务是把远在延安的我党政军20名领导人紧急运送到敌后根据地前线，以便指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并反击国民党军队对我根据地的进犯。这些领导人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和黄华。

长宁空运仅历时四五个小时，却对后来的国共决战，对中国现代史的演变，起了极不寻常的作用。正是这次空运，使敌后各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本来需要两个月艰苦跋涉的行程，在半天之内即告完成。这些中共最善战的将领，先敌一步到达战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从容自如地选择战场和战机，将敌方置于被动与不利的境地，然后战而胜之。如刘伯承、邓小平下飞机后，既由黎城星夜赶到129师司令部驻地河北涉县赤岸村，立即部署了上党战役。不久长治周围地区获得了解放。上党战役的胜利，痛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和保卫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地位及安全，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家黎城）：张谷林在“黎城解放暨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与贡献研讨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