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1950·征粮小分队牺牲在春天里
——幸存者讲述平越“黎山事件”的前前后后
杨铁城
1950年的那个春天，贵州已解放2个多月，本该是大地春回的美好时节，却到处飘荡着腥风血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残余与土匪恶霸勾结，向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疯狂的攻击，血腥残杀我干部战士、工作人员、进步群众和积极分子。
征粮工作队的组成
都匀解放后，独山专区革命干部学校随即成立。1949年11月底，各县学员陆续到齐，12月初开学。在端正入学动机的基础上，旋即转入紧张而又愉快的学习。1950年元月3号下午，学校召开大会，方士新校长作报告。他在讲了形势之后，把话题引上具体。他说：“告诉同学们一个好消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学们就要到火热的实践中去学习了，地委决定组织同学们到各县去征粮。这项任务十分艰巨，正因为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所以说是十分光荣的任务……。”顿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许多同学高兴得把自己的帽子抛向空中，欢呼声经久不息。接着，方校长又用严肃而又和蔼的口说：“这次下去，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着好奇，对每个同学无疑都是一次实际的锻炼，也是最好的考验。同学们下去要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学会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本领……。”最后，宣布我们三个中队，分别到都匀、独山、平越、麻江、丹寨5个县。我们一中队的二、三分队由中队长侯银安（17军转业干部，后任黔南州民政局局长）带队到平越县。
在实践中学习
经过两天半行军，于元月7日上午9时许到达平越县城，县人民政府的同志对我们的接待十分周到、热情。晚饭后，侯银安同志受县委委托对到平越的8个班作了分配，第九班和我所在的第十班分配到陆坪区，其余各班分配到城关、马场坪和牛场区。
我们于元月8日上午11时左右从县城出发。黎山，是县城至陆坪的必经之地，在黎山乡公所稍事休息的时候，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中年人，经乡干事刘瑛介绍，知道他是黎山乡徐乡长。徐又自我介绍说他叫徐超伦，此时徐的表情很不自然。寒喧一阵之后，我们继续向陆坪区公所进发，下午3时许到达陆坪区公所，区长贾志刚同志（17军转业干部，后任黔南州农业银行副行长)早己在区公所门前等候我们了。他热情向我们问好，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两个班20来名同学不约而同地向贾区长敬了礼。贾区长全副武装，背着驳壳枪，他说话简短而有力，初次接触，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久经沙场，有丰富斗争经验和蔼可亲的“老八路”。
贾区长对陆坪区增加20多名青年，特别高兴，也抓得很紧。他一面布置为我们准备晚饭，一面向我们介绍全区的概况。接着就分配春节前九班在陆坪乡，十班到黎山乡开展工作。
当时下去工作，客观上的确有许多困难。解放刚刚一两个月，基层政权尚没有建立，乡长是留用人员，乡公所的“自卫班”也是原班旧人马，乡间的多数群众只知道是解放了，是人民政府了，但并没有见到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面，更不知道人民政府的政策。我们这批青年，一个个都是“初出茅庐”，有满腔热情，却没有工作经验，工作中，只有让原来的保甲长作向导。每到一家，群众都热情接待我们，不管是不是吃饭的时间，都诚心诚意地为我们准备饭菜，有的动手捉鸡、取肉，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婉言谢绝了。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政策，说明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为广大穷人服务的，号召踊跃交纳公粮，支援前线，支援解放军多打胜仗。和我们一道下去的保甲长，有的也只好陪着我们不便再吃，但也有的仍然习惯地毫不客气的“一享口福”。即使是在群众家用正餐，我们每个同学都自觉不吃群众特制的好菜，至于酒，更是一滴不沾。在当时的环境中，盐巴是很珍贵的物资，特别是边远村寨，根本没有盐巴吃，“三天不知盐味”已习以为常。
我们的干事蔡克勋是一位大学音乐系的高才生，教了我们许多歌，这对我们的确是“得天独厚”。蔡干事为人十分忠厚，比我们略大两岁，我们每个同学都十分尊重他，把他作为尊敬的兄长和可亲的领导。我们用学会的歌曲，抓紧一切机会在晚上教青年唱歌；赶场天，在场坝先唱歌，吸引许多群众，然后站在板凳上宣传政策。有时，我们还学着做调解工作，调解公粮负担上的纠纷，使弟兄、妯娌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作风上，看出了我们跟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跟保甲长的根本区别，开始信任和接近我们，向我们说了许多贴心的话。他们说，毛主席派来的工作人员，态度好，不欺压穷人；“保长下乡，百姓遭殃”，如果不省口挪肚招呼保甲长吃酒吃肉，二天不晓得什么时候要遭殃。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我们照例冒雪下去工作，群众怕我们滑倒，特意连夜为我们搓些草绳，热心帮我们把鞋捆好，教我们使用方法，提高防滑效果，并在我们的包包里装上备用的草绳。在漫天大雪的路上，我们空着手走尚且不稳，许多群众冒雪交粮，情景十分感人。到春节回县小结时，我们全区共完成公粮3万余斤，受到上级表扬。
血的教训
除夕，我们奉召回县，欢度新春佳节，借以进行小结整休。节前和节后的一段时间，虽然我们也听说麻江等县情况有些紧张，出现土匪暴乱，杀害我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一些事件，但当时平越县表面还显得“平静”，不料表面的“平静”却预示着激烈的斗争风暴即将开始。此时，上级一再强调，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敌人的动向。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发给我们每班俄式步枪2支，子弹各5发，作自卫之用。
正月初五，万里晴空，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我们愉快地度过了春节，小结了工作之后，怀着喜悦的心情，迎着和暖的春风，又开始奔回工作岗位。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兴致勃勃，一路歌声不停地返抵陆坪。
第二天，贾区长命我们两个班全部到地松乡去工作，以求打开局面。一次我们两个班都到地松八保工作。到八保的次日，我们决定到八保最边远的地方水洞去一趟，临行前，和保长说明，我们当晚要回来，请他煮晚饭等我们。
傍晚，当我们从水洞回到保长家时，保长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们，同时又很不好意思，当我们准备吃饭时，保长却根本没有煮我们的晚饭。我们问保长为什么没有煮我们的晚饭，这个保长倒也坦率，他说：“说实在话，水洞那个地方是个匪窝窝，你们的胆子真大，我真没想到你们还能回得来。”
那天的晚饭，我们吃得特别晚，所有这些迹象，也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认真思索。我们这些青年，只有满腔热情，却不知道研究复杂的情况，没有什么斗争经验，更谈不上什么斗争策略，论胆量是够大的了，自然就很麻痹，以致在敌人阴谋策划对我们下毒手时，我们也没有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正月十五，王志栋乡长和潘岳副乡长特意把我们召回乡公所，请老乡给做了两锅豆腐，宰了一头肥羊，安排我们过元宵节。这个十五过得十分愉快，我们两个班爱好篮球的同学还举行了一场篮球赛哩。
第二天，奉贾区长之命，留九班继续在地松，十班立即赶回黎山工作。到黎山的次日，我们9个人决定两人负责抓一个保，蔡克勋干事负责“跑面”。杨铁城和唐兴明同学负责五保，五保地名叫“小龙井”；姜治鳌和覃祖同同学负责第四保，四保地名叫“粽粑林”。分成小分队下保，工作就搞得细致一些了，逐寨、逐户落实，核对是否发了征粮通知书，各户交纳公粮的数量有多少，是否得了收粮单位正式收据，并注意各不同阶层交纳公粮的基本情况等等。
10多天之后，即3月24日中午，杨铁城和唐兴明同学由保长陪同照例下到群众家中工作，待下午3、4点钟回到保长家中时，看见乡公所“自卫”班长王灿怀已在保长家坐着。他身上背着枪，见到我们就说，乡里通知各保的工作同志回乡开会，并说多数都已到齐，来通知五保赶快回去。对此，我们并没有任何怀疑。他和我们一道回到乡公所时，已是下午5点来钟。到乡公所果然看到，除了四保姜治鳌、覃祖同二人未到外，各保同志均已先后到达，我们算是到得较晚的。
天黑后，“自卫班”的一伙人和我们共吃晚饭，还找来菜油煎了许多蕨巴叫我们品尝味道。很晚了，没有看到姜、覃二同学回来。我们的蔡干事就问：“四保的通知到了没有，怎么还没有回来?”“自卫班”中一人答：“他们二人明天早上准时回来。”我们也就信以为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下去10多天，集中时，大家都很高兴，照例到住的房间里席地而坐，蔡干事教我们唱起歌来。正在唱歌之际，贾区长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接电话的是徐超伦，可是徐在接电话后，没有向我们透露一点情况，没有传达贾区长的指示，反而溜走了。不一会贾区长又来电话。这一次，我清楚地记得是我们学员干部王微同学接的。王微传达说，贾区长来电，叫我们明天到四保查一下惯匪吴忠的动态，听说他又拖出去作恶了。还要我们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在传达中，“自卫班”有人插话：“今天晚上，我们加强戒备，站双岗，同学们好好休息，有我们在，不要怕。”所有这些迹象和贾区长电话指示，都没有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反而认为“自卫班”已决定加双岗，就“安全”了。
11点过钟，我们由于连续在乡间工作过分疲劳也就睡觉了。乡公所进门左边的厢房楼上，开间约有4米左右，没有门，就等于敞着4米宽的房门睡觉。同学们谁也没有料到，此时此刻，我们9位同志已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和重重包围之中了。“站双岗”是敌人里应外合对我们下毒手的一种措施，我们已经危在旦夕了，只因为没有对敌斗争经验而未察觉，以致吃了敌人的大亏，酿成惨重的流血事件。
约到凌晨3点多钟，大家睡得正熟的时候，数10名荷枪实弹的匪徒冲上楼来，他们竭尽全力，抡起枪托，向我们劈头盖脑地打来。我们从熟睡中惊醒，才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但已处于来不及反抗的被动局面了。这时，王微同学奋起突围，跃身跳下楼去，殊不知，楼下院内院外，还有数百名匪徒。他们发现有人跳楼，又抡起枪托向王微同学打来，王微机警地一闪，枪托打在石阶上折断了。此时，匪徒们发狂了，又重新向我们所有的同学毒打一番，每个同学都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伙敌人忙着抢我们的行李、衣物；另一伙匪徒砸开文柜，把征粮通知书、收据底单全部焚烧；还有一个匪徒，手持马刀，砍断电话线，声嘶力竭地在指挥。
这个“公鸭嗓”的家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是个首领。后来才知道，这个家伙就是惯匪吴忠。事情发生时，我心中还在暗暗地为姜治鳌、覃祖同二位同学庆幸。我想，幸好昨晚他们未来，否则也一定难以幸免。
约20分钟后，匪首吴忠就下命令，清点“犯人”人数，并高声吼叫，把“犯人”带走，送他们去当官去。当我们被捆着走出乡公所左侧45度角100来公尺地方的时候，蔡克勋干事大声讲，你们要杀，杀我一个人，我是八路军。话音未落，敌人的枪声就响了。我全班同学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刑场面前，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了。
我中了敌人的子弹，应声倒下，子弹打在什么部位，是怎么倒下的，当时什么也不知道。黎明，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手被反捆着，紧靠在自己臀部，自腰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下肢已动弹不得，呼吸十分急促，再一看，右乳房前棉衣已经开了一个孔，鲜血从破孔中浸出。这时，我听见背后的蔡思坤同学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我也勉强地问他：“老蔡，你怎么样?”蔡答：“老火得很。”他随即问我“怎么样?”我答“也老火得很。”不一会，再也听不见蔡思坤同学的声音了，他已牺牲了。
在血泊之中，只有我一人奄奄一息。回头说一下，在敌人带我们走出乡公所大门的时候，在明亮的火把光中，我发现四保的保长顾怀仁也在匪群之中，再一看，有一个匪徒背的饭包正是我的。这个饭包，是军用帆布饭包，姜治鳌同学非常喜欢这个饭包，每次都由他抢着、争着要背，我们分成小分队下去时，又是姜治鳌同学背着下四保的。看到这个饭包。我才恍然大悟，知道姜、覃二位同学已经身陷魔掌，没有幸免。后来知道，姜、覃二同学两天前就被敌人抓走，和我们失去了联系。约8时许，乡间一个知名的人（此人和土匪明来暗往，是个两面派），名叫马保恒，到我身边，叫我不要急，他到县城报信去。说着就朝着通往县城的大路跑去。
过一会儿，一位30来岁在县里开诊所的医生李忠民，走到我的面前，看看我前后受伤的部位，遂告诉我，你很幸运，没有打中心脏，不然会立刻死亡的，你的伤如果抢救及时，是可以救活的。说着，他就撕下我的衬衣，为我做了简单而又符合规格的包扎。然后他说，他在这里不安全，是来种牛痘的，待久了被土匪发现，他也会死的，说后，就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我。
我因伤势很重，不时昏迷，快到中午时，赶场的群众陆续增多，有一位老大爷，看到我睡的位置头部低，脚部高，慢慢地抱着我调换了方向，并找来两帽稻草，搬来一块石头，为我制了一个临时的“枕头”，把稻草给我垫好。接着有人说，啊，还有两个被打死在场坝；又有人说，乡公所还有一个受伤的，还没有死。我即请求这位老大爷，请他数一下我身边共有几人。这位老大爷告诉我：连我一共有6人。我又请他到乡公所去问那位受伤的同志姓什么。这位老大爷去了回来说：“他姓唐。”至此，我才知道姜、覃二同学已被匪徒们杀害在距我们仅200公尺远的场坝街上。
后来知道，匪徒们在抓我们之前，途经场坝，把姜、覃二同学捆在场坝，在枪杀我们之后，于进攻区公所途经场坝时杀害姜、覃二人的。
原来，唐兴明在匪徒们离去之后，从血泊中慢慢爬回乡公所去的。乡公所是个庙，庙里的老尼姑看他伤得可怜，当唐兴明要水喝的时候，这位老尼姑出于好心，给他喝了一瓢冷水，这也是导致唐兴明同学后来死亡的原因之一。
下午3点钟光景，我们的部队到了，共有一个排的兵力，我在痛苦呻吟之中，看到了亲人，内心感动万分。指挥员立即分一部分同志火速前进到陆坪区会同区的武装力量打扫战场，其余留在黎山。他们的行动很快，约模一个来小时，就绑好担架，找齐民工，把已经牺牲的7位同志以及我和唐兴明同志抬着，由武装力量护送往县城。到城时天已黑了。
讨还血债
我入院第二天，组织就详细询问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我是幸存者。当时在明亮的火把下，出面的匪徒，有些过去曾以“自己人”的面目出现，他们突然和敌人里应外合，都暴露在我们眼前。我向组织上全面介绍了情况。
10多天后，除徐超伦暂时跑掉外，其余幕前的、幕后的统统落网。5月份，这些家伙全被押上了审判台，向他们索还了血债。徐超伦于1951年5月被我英勇民兵搜山时抓获，不到10天就判处了死刑。当时我正在都匀参加试点土改，方士新校长还特意到土改工作队向我转告徐超伦被拿获的胜利消息。
后来听说，敌人枪杀了我们之后，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妄图在天亮以前，一举消灭贾区长率领的区武装力量，夺取全陆坪区，进而向县城进攻。
当时，黎山乡公所有一位乡干事，名叫刘瑛，也在匪徒们必杀之列，只是他们行动慢了一步，被刘瑛察觉。刘在家住，听到乡公所情况异常，跳下床越窗而逃，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直奔陆坪区公所。匪徒们得知刘瑛逃跑了，跟着就追，但又不敢打枪，怕打枪惊动区公所的同志，对他们偷袭不利。刘瑛跑到区公所后，即将匪情向贾区长作了汇报。贾区长刚召集区队作完简要的防守部署，陆坪四周山头上己布满了匪众。敌人这时欢喜若狂，满以为有把握拿下区公所。吴忠站在制高点上喊话，被我区公所民兵一枪击中，结果了他的狗命，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贾区长命我军适时出击，打死匪众多人，俘获多人，敌人迅速溃散。吴忠这个恶惯满盈的匪首，只比我们在黎山牺牲的同志多活2个小时。
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和唐兴明同志被送往医院，医院是简陋的。院长米希然是留用人员，他的妻子是护士。有一位军代表，名叫汪萍秋。在一无病房，二无病床的情况下，只好临时铺上稻草为铺。米希然仔细为我俩检查伤势之后，即给打针服药。半夜时分，唐兴明以微弱的声音说他全身发麻，待到天明，已硬在被窝里了。我们的唐兴明同志就这样也牺牲了。至此，我们这个班，就只剩下我一人了。
唐兴明同志牺牲，更使我悲痛万分，组织上对米希然进行了严厉批评。在此情况下，米希然对我的治疗也就有些束手束脚了，怕出现第二个“唐兴明”。因此他向组织上说，县里的设备条件差，医术也不高，要立即转院，否则难免有危险。当时，我除了伤口感染，呼吸情况不好，心率不齐外，又有高烧，的确很严重。
第三天下午，组织上答复了米希然的方案，但必须由米亲自护送抬到贵阳，并嘱咐一定要化妆，米作为校长，我是学生，如碰到情况就这么说。在担架和必需的“盘川”备好之后，米又不愿去了。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到贵阳确有危险，就连平越到马场坪都走不通。有时候，我们一个班、一个排在路上，都遭到匪徒的伏击。米希然既然不去，他也就硬着头皮把我的治疗“包”下来了。在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米医生的精心治疗下，20天后，我除了因脊柱枪伤，运动神经受到创伤，下肢动弹不得外，其余症状都开始好转。这时，米也高兴地向组织上反映，说我已脱险得救了。
我负伤被拾进城之后，县长李耀、副县长李占稳同志当即赶到医院，对我进行亲切的询问、鼓励和安慰，向院长详细询问伤势和治疗方案；方士新校长闻讯，也冒着随时都有和土匪遭遇的危险，由都匀赶到平越看望我，并和县委以及侯银安同志一道研究如何严惩制造“黎山事件”的罪魁祸首的部署；我们的教导员、班主任李洪道同志，只要稍有空隙，总是在医院，亲自给我端汤、喂药，晚上陪着我直到深夜，犹如我的再生父母。这使我在危难之中，倍感革命阵营的阶级情谊和组织上无比温暖。
在我负伤之后，有一位50上下的老大娘，每天清晨，都给我送两块热气腾腾的“碗儿糕”，就象自己的慈母一样关心着我，直到4月平越大火，她的家也毫无例外地被付之一炬，送“碗儿糕”才停止。可惜，我当时竟没有问这位老大娘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一生不可弥补的遗憾，也是我的不应有的过失，我为此至今尚感到内疚。这位老大娘如仍健在，我想她老人家仍然还在惦念着我哩!
1950年春，就我们贵州来说，是国民党残匪搞武装暴乱的高潮时期。他们曾经嚣张一时，“黎山事件”只不过是整个武装暴乱的一个部分罢了。平越县，我算是第一个伤号，被送到医院，得到精心治疗，好象安全了。其实，平越县城当时的情况却也十分紧张，土匪时刻都在企图攻城。
4月14日，土匪经过精心策划，利用平越县城缺水的特点，在城内6处同时放火，妄图以救火为名冲进县城，达到其占领县城的罪恶目的。就在全城处在火海之中，组织上还特意把我抬到安全地带。
一个多月后，组织上备了专车护送我返都匀，先在军分区，后到专区医院，又转到省医继续治疗。至年底，我在组织的亲切关怀下，恢复了健康，重返战斗岗位。事实说明，如果没有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群众的关照，我是决不可能成为“黎山事件”的幸存者。万恶的国民党匪徒，一心置我于死地，是党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黎山事件”的第3天，组织上为牺牲的同志举行葬礼，安葬了以下几位烈士：
1、蔡克勋，广东人，干事，25岁。
2、王 微，荔波县人，学员干部，25岁。
3、姜治鳌，江苏人，十班班长，24岁。
4、蔡思坤，都匀墨冲人，19岁。
5、覃祖同，荔波时来乡人，23岁，布依族。
6、韦光化，平塘县者密区人，21岁，布依族。
7、尹树荣，独山县人，17岁。
8、唐兴明，都匀县人，19岁。
送葬时，不少群众都自发地来参加，全城父老无不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80老翁也挥泪不已。“黎山事件”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群众，他们进一步识破敌人的阴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使我们获得更深厚的群众基础，也为敌人的彻底覆灭创造了条件。此后，数千匪徒攻打陆坪、地松均未得逞；平越大火也以敌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烈士们为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GAOJIAN 根据《回顾黔南解放》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5.03.07.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1950 · 征粮小分队牺牲在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