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征程13 整编后的变化——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

铭/记/英/烈

传/承/精/神

致敬先烈血染的征程13——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宁都兵暴及红五军团纪实连载链接：血染的征程01：楔子
血染的征程02：不得已的改编 
血染的征程03：南下“剿共”血染的征程04：遭到痛击
血染的征程05：星火燃宁都血染的征程06：危机促兵暴
血染的征程07  早产的阵痛
血染的征程08  一波三折血染的征程09  有惊无险的兵暴血染的征程10 兵暴成功
血染的征程11 医疗通讯器材及专业人员血染的征程12 跌宕起伏的整编
第十二章整编后的变化

时至1932年的2月，苏区中央和红军总部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红五军团的整编。从大局上看，整编还是成功的。

首先遵照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在五军团设立了完整的政治机构。军团和军、师一级均设立了政治部，在团一级设立了政治处，作为中共在五军团中的政治机关，明确规定在政治委员领导下进行工作。

为加强党对基层的控制与领导，从老红军部队抽调了一批政工干部到基层，所有连队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积极迅速地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从下级军官和优秀士兵中选拔军官。

通过连设党支部、团设党总支、师以上设党务委员会——健全了红5军团从上至下的各级政治组织，从而使党的政策指令以及政委和政治部门的命令，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那么，原二十六路军的中共特别支部哪里去了？特支成员们的去向又如何？

根据王幼平的回忆，宁都起义后不久——大约在1932年的1月初，“我们这个党支部在一个晚上由李青云主持开了支部大会（这是唯一的一次支部大会）。”（注1）

依据相关史料记载推测，这实际应该是以原二十六路军中的士兵党支部的名义，召开的最后一次原第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大会。

从王幼平回忆的情况推断，赵博生等显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否则不会称之为士兵党支部，至于是否是根据上级指示召开的则不得而知。

李青云在会上简略地回顾和总结了起义的过程和情况，还特别提到赵博生不掌兵权、董振堂只能带动73旅旅直和一个团，如没有季振同第74旅参与及所起到的根本作用，不可能有这样大规模的宁都起义。

会议最后，通过了董振堂入党并宣布支部解散——至此，中共设在原二十六路军的特别支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为什么要将劳苦功高的特支解散？平心而论，如果在原特支的基础上组建红五军团的各级党组织岂不更合适、更顺理成章？

王幼平的回忆虽只提到士兵党支部，但从其后特支成员的工作分配推测，特支成员的命运恐怕也好不到哪去。由此，完成宁都兵暴的原二十六路军的中共特别支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无疾而终。而特支成员也各奔东西，分配到了不同的部队。

虽然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但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的苏区领导层心目中，暴露出的对这支队伍不信任和放心不下的意味，大概就是“鼻塞”者也能嗅出几分。

王幼平（1910~1995）本名王际坦。山东桓台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

在建立新的党组织的同时，苏区领导层和中革军委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随后在2月中旬，又将整个五军团打乱建制重新混编——据时任红14军侦察科长的孙毅回忆，既有师与师、团与团的对调，甚至也有营与营对调的现象。

总部之所以对刚成立的红五军团进行混编，当然是有充足的理由：随着李锦亭等一批旧军官等的被礼送出境，不要说起义部队的政治改造，就连日常管理都成问题——这些旧军官大都是团营连一级的主官，加上旧军队原有的封建礼教及意识，即使立刻任命新的主官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起效。

尤其是原高树勋的第27师所部，原本团以上军官只有一人最后关头才加入起义队伍，如今此人（李锦亭）及营连军官的大批离队必然会招致军心涣散、甚至失控等大问题。所以较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部队原来的建制拆散，同其他部队混编组成成新的部队。

考虑到原二十六路军中共力量比较强的只有原董振堂的第73旅所部，所以总部必然会以该部队为主进行混编——根据王幼平回忆，他所在的原红13军第37师特务连在混编过程中，调到红14军第40师第2（119）团改编为第2连。

在历时不到1周的重编过程中，军团政治部将其中被认为是比较好的和不太放心的人员，送到红军学校去学习改造或担任军事技术教员。同时从基层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提拔一批思想进步、表现较好的并迅速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

再就是“动员”一部分人离开部队——注意！这部分人员并不是自己要求走的，“当时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只要兵不要官，许多起义过来的营、连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叫他们走，是党的会议决定的，要坚决执行。”（注2）

整个红5军团整编时，到底“动员”走了多少人，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几不可考，但据时任董振堂警卫员的高志忠回忆，仅董振堂的红13军，当时就动员了20几人离开。至于红14、红15军动员走的，显然应该比红13军要多——孙毅在其日记里记叙：“今天，赵参谋长叫我陪一些营团干部吃饭，我看到营团干部一次就走了60多人。”（注3）

中革军委通过这一系列快刀斩乱麻般的果断措施和雷霆手段，很快扭转了红五军团的整个形势，使之迅速转变成为一支红军的部队。这对于当时严峻的外部环境，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但事情总是两面的，不要说十全十美就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事实上也几乎是不存在的。虽然表面上大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有些基本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

宁都兵暴时，很多人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只是随波逐浪随大流而已。整编可以在组织上解决问题，但解决不了思想问题。说一千道一万，这里面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苏区领导层的某些领导对红五军团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反过来加剧了五军团内部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这些问题和矛盾最主要的就是：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具备参加革命的思想准备，来到苏区后难免在思想上产生波动，而苏区某些领导的潜意识里就对这支部队放心不下，而派到红五军团的各级政工人员的能力与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又是匆忙中抽调过来的，尤其是团以下的政工人员不少人没什么文化态度又生硬，只知道原封不动地按照红军老部队的纪律规定办事，这对于一支刚刚加入红军队伍的旧军队来说显然操之过急。可面对当时闽赣苏区大兵压境的形势，苏区当时领导层又能不着急呢？！这就应了佛家的一句揭语：急则多慢，忿则多难！

      左起：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取自《孙毅自传》

那么，红五军团究竟是如何混编的？前后到底“礼送和遣散”多少官兵离队？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尤其是士兵的情况，更是已不可考。

例如，就连红110团代团长高殿志突然就没了记载，估计应该是被“资遣返乡”的可能性很大。而原宁都起义活到解放后的军官们，不知是出于为尊者讳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几乎均未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从萧劲光回忆中透露出的信息看，其时红五军团混编的力度还是蛮大的，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则语焉不详。

因此，我们只能依据目前可见的史料记载，大致推测一下原来各部的改编及人员的变动情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军史是后来根据残缺不全的史料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编辑而成，所以很多有关红五军团的记载都是不准确的，加上之后的人员变化一直动荡不休，不同资料的记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与冲突。所以，只能通过整编后红五军团任职情况的变化，来具体了解一下。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九、第十卷》的记载，时至1932年1月—2月各军师一级干部的任职情况（表上没有团一级）：第13军第37师  师长郭如岳，政委欧阳健 第38师  师长李教泽，政委刘型 第14军第40师  师长边章五，政委程子华 第41师  师长赵志奇，政委李翔梧 第15军第43师  师长卢寿椿，政委高自立 第44师  师长苏进，政委唐天际  

将此表与上章那张表对照一下就可发现，第41师师长由李锦亭被换为赵志奇。而第37师的两位主官双双被换掉——师长由原来的王广建改为郭如岳，政委由原来的李涛改为欧阳健。

为什么仅过去一个来月，第37师的师长政委就统统被换掉了呢？

从当时敌我斗争的复杂形势看，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后国民党方面没有放弃，而是加紧进行策反和反动宣传，在当时情况下对起义部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你死我活的斗争形势，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但正如列宁所言：“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而其时大部分苏区领导层的领导们，对于起义部队的改造与整编都没什么实际经验，尤其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书生们，虽然说起马列理论出口成章一套一套的，但真遇到实际问题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所以听到萧劲光报告红五军团出现的波动情况后，有人立马提出派部队去武力解决！之后是萧劲光问计于毛泽东，采取“礼送和遣散”的办法，如果真要采取“武力解决”，非引起“哗变”不可！

首先来看看，红41师师长是出自何原因被换掉的。根据史料记载，李锦亭是该师首任师长，他原系二十六路军第27师第79旅第158团团长，宁都兵暴时，第79旅的第1团——第157团被李松昆带走。而当李锦亭得知起义消息后主动要求参加，结果将其自己任团长的那个团带来的同时，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第27师的另一个团，一起带进到起义队伍中。这应该是起义后，他被任命担任第41师师长的主要原因。

但李锦亭在兵暴时的表现有目共睹，虽然及时易弦改辙参加兵暴，但估计很难得到信任。参加红军后因遭到猜忌，因此萌生退意，自行提出离队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为何仅仅过去个把月，李锦亭成为第一个被“资遣回乡”的师长。如此，第41师师长就被换成了赵志奇。

这个赵志奇也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从零星的史料记载记载来看，此人原是第25师的少将副官长，是原西北军中著名的只有一条胳膊的“独臂将军”。起义后一直心态平稳，所以当李锦亭离队后，由他接任第41师师长一职。

看过前文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宁都起义时，第27师的旅团长们几乎都未参加。除了前面提到的第79旅旅长池峰城外，第157团团长侯象麟带领所部跟着李松昆一起逃走，第80旅代旅长兼第159团团长王天顺和第160团团长杨守道以及第81旅旅长王恩布等被礼送离队，而第162团团长黄樵松其时不在宁都，所以第27师参加红军的团以上军官只有李锦亭一人。现在李锦亭也不在了，起义后的整个原27师的团以上军官一个不剩。考虑到原27师中共产党的力量几乎为零，估计大部分营连一级的军官，恐怕绝大部分也难逃被劝“资遣返乡”的命运。

那红37师师长王广建又是出自何原因被换掉的呢？

从红37师的师团一级主官任职情况来看，该师应为原二十六路军第73旅的第1团（145）为主改编而成。如前所述，原西北军每旅都有3个建制团，到济宁被缩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后虽然只给了2个团的番号，但每个旅依然保有5000多兵力。

按照史料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王广建是于1919年（也有说1918年的）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的，但保定军校同学录中并未发现有他的名字。后经笔者进一步查证，王广建并未如期完成学业，而是肄业离校投入到冯玉祥所部——很快就被提升为任连长，1923年升任营长，1925年升任团长。中原大战阎、冯失败后，被任命为第二十六路军第25师73旅副旅长兼145团团长，后升任第25师参谋长。宁都起义时，担任起义委员会总监军。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时，王广建被任命为红37师师长。可仅过了1个月，师长就由郭如岳接任，那原师长王广建因何被免职？又去了那里？笔者以为，这恐怕与一桩史实有莫大的关联。

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萧劲光对这桩史实是这样回忆的：“这种教育、改造部队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旧军队的习气和制度在部队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部分军官中，……。另一方面，部队在改造过程中，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因而在1932年1月中旬，部队开始发生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1月下旬，14军工兵连80多人反水逃跑。还发生了一些抵制教育改造的事，如13军一个师长领导部下，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14军一个师长提出辞职；15军发生了殴打政治委员左权的事件，极少数人喊一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口号。”（注4）

有文章认为，这个“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的师长，是红38师师长李教泽——按照其文中的描述：“上级对李教泽等人的反应非常重视，一部分领导主张对其进行“武力解决”，杀还是不杀？主席坚决反对。”“在他的指导下，红38师政委刘型对李教泽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劝说，终于使其能稳定下来配合工作，……”（注5）鉴于文章并未提供任何依据，笔者对其真实性严重怀疑！

那么，笔者怀疑的理由何在？

对于这个红38师师长李教泽，笔者反复查遍了手头所能查到的资料，却始终没能查清楚这个李教泽为何许人也。有关记载简单至极：“籍贯不详。曾任国民党第26路军第75旅的军官。”笔者依据周骏鸣起义前为75旅营长、起义后任红115团团长推测，李教泽在原75旅的职位当在周骏鸣之上——原西北军中的封建势力一直很强，几乎每个将领都将其所辖部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外来的人很难控制。因此从常理推断，李教泽应该是原75旅职位比较高的军官，否则不会安排他来当这个红38师师长。笔者正是依据李教泽及周骏鸣履历，推断出红38师主要改编自原75旅的依据。毋庸置疑，宁都起义的主要力量为董振堂的第73旅和季振同的第74旅，这恐怕也是红军总部为何要将红38师编入红13军的主要原因。

那么，李教泽会是萧劲光所言的那个“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的师长吗？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主要理由为这样几条：一是李教泽并非宁都起义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仅是中级军官——无任过第75旅的团长等主官的经历；二是此说法恐怕是误读——根据上下文可知，萧劲光回忆里讲得很清楚，他去找毛主席针对的是“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一些军官到军团部要求离开部队。”（注6）；三是既然“一部分领导主张对其进行‘武力解决’”，又怎会因“红38师政委刘型对李教泽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劝说”（均见上文），就轻轻放过他甚至继续当师长呢？！看看时任红115团团长周骏鸣的遭遇——尽管他百般不愿却还是硬被劝回了乡！上级又怎会对“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的法外开恩呢！？而且时至当年6月，李教泽被资遣返乡。所以那篇文章的说法，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那如果不是李教泽，又会是谁呢？尽管萧劲光的回忆里未言明“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的师长究竟是谁，但除了李锦亭之外被换掉的师长只有王广建一人——况且连总部派来的政委被一起换掉了！虽然王广建被换掉的原因讳莫如深，但还是可以通过他之后的人生轨迹来大致推断一下：“1932年4月参加了在福建漳州击溃刘凯部的战斗，……。1933年2月，率部参加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在宜黄南部参加伏击陈世骥的第59师战斗，胜利后视察阵地，被流弹击中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6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注7）

结合其他史料记载可知，尽管王广建被免去红37师师长职务后的任职并无明确的记叙，但如果担任要职（主官）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直至1976年12月——显然当时未被定为革命烈士，才经何长工、肖劲光、李达、袁血卒、高志忠等老革命的书面或口头证明下，王广建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上述史料记载足以佐证两个问题：一是王广建肯定是因为“某种政治问题”才被撤换的，而且此后显然没有受到重用。二是恐怕一直被控制使用，否则不会作战牺牲后连烈士都不算。这里暴露出的问题是，如果李教泽因“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毫发无损，那王广建又会是因为什么战死都不算烈士呢？

此外，如前所述，王广建起义前为原二十六路军第25师参谋长，又是起义委员会的总监军，无疑是赵博生、董振堂所信任的人，这些都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李教泽可以比拟的。

所以，王广建出了问题肯定会得到赵博生、董振堂及季振同等上层领导的说情——他事后被调到红15军就是明证，他们的态度中革军委还是要考虑的。而李教泽就很难说了，如果说单凭师政委刘型做通思想工作就能获得项英等领导层领导的易弦更张，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这里还有个不易被人察觉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红13军政委的态度。实际红五军团刚开始整编时，为红13军配备的政委是旷朱权。但到了来年1月的某日，红军总部突然决定，换调何长工为红13军政委一职。

从时间上推断，很可能是旷朱权在工作上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所谓某师长“领导部下，公开提出反对建立红军制度”的问题。

何长工对此事是这样回忆的：“毛主席很诙谐地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为要加强对宁都起义部队的领导，帮助他们整顿改造，准备调些骨干去。但他们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压压台。……你到13军当政委。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注3）

根据史载，何长工去红13军时还带了欧阳健、幕容楚强等师政委，并要赖传珠去给他做秘书工作。毋庸置疑，接任红13军政委一职的何长工，当然不会不了解王广建所犯“错误”，否则不会在1976年为王广建被追认烈士作证明。

长征结束后红大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前排就坐的左二为毛泽东，左三为朱德，右三为何长工；后排站着的右二为曾任红38师政委的刘型。

显而易见，红5军团通过这前后两番整编，总兵力肯定减少了——尽管到底有多少始终是个谜，但根据萧劲光、孙毅等回忆中透露的片言只语推算，经陆续被资遣返乡的师以下军官怎么着也得有二、三百人，被遣散的士兵情况虽未见有明确记载，但据说提出来走的以及身体有病的和被认为是兵油子或兵痞的不可靠分子基本都被清除了。至此，红五军团由刚起义时的两万余人，减少到一万七千多人，每个军依然有五千多人。可组织解决容易，人的思想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才是那些马列书生们最为严重的“心病”。注释：

注1：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04页。

注2：见《回忆宁都起义》，第168页。

注3：见《名将孙胡子》，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77页。

注4、6：见《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第89页。

注5：见卡迪罗著《起义师长反对制度，领路费辞职回家，团长接任》一文，网址-https://xw.qq.com/cmsid/20220124A00E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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