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生于江苏海门。1933年毕业于北平北京大学英文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笔名季陵。卞之琳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徐的赏识，徐不仅将卞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给卞之琳编了一本取名为《乌雅集》的诗集，准备交新月书店出版(1931年徐空难去世后未能出版)。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1938年8月14日，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卞之琳从成都出发，辗转奔赴延安。8月31日到延安后，卞之琳等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鼓励他们到前方战斗中去体验生活。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怀着“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渴望的卞之琳，积极投入到文艺活动中。9 月11日，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卞之琳在大会上作热情洋溢的讲话。为响应写“慰劳信”（“慰劳”实为“致敬”之意）号召，欣然以诗体写了《写给抗日战士》《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两封（首），后发表于《文艺战线》。
1938年11月12日，卞之琳随抗战文艺工作团过黄河，进入被日寇侵占了一年多的晋东南地区。卞之琳不畏艰险深入广大军民，采集素材，陆续写成《垣曲风光》《山道中零拾》等10篇战地通讯，又写了《五个东北工人》《钢盔的新内容》等散文。
1939年初，卞之琳奔赴河南武安，跟着先遣游击支队在彭城一带辗转打击日寇。战斗间隙，卞之琳俯身在农家场院石磨上，写成反映游击队的小说《红裤子》，发表于重庆的《文艺月报》，后译成英文在英国《人生与文学》刊发，还先后被选入英国出版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与美国出版的《中国抗战小说选》。
1939年4月，卞之琳离开武安进入太行山，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陈赓七七二团临时驻地。在七七二团，卞之琳与指战员们一起行军打仗、吃粗粮、睡草地铺；深入当地农村，一起开会、宣传、贴标语，与群众一起收种庄稼、挖坑道、搞坚壁清野……在抗日最前线搜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39年四五月份，卞之琳从前线回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5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卞之琳代表抗敌文艺工作团第三组作了《关于前线工作情形及收获经验、教训的报告》。卞之琳一边在鲁艺代课，一边整理材料，他以七七二团为素材，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1940年由明日社在香港出版。在书中，卞之琳以饱满的激情、独特的视角，记述了七七二团抗战初期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的历程。他不仅叙写了长生口、七亘村、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的经过，更着重把笔触放在“人”上。
1980年，《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在香港再版，3年后，这本书第一次在内地由三联书店出版。人们由衷地敬佩卞之琳，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位专注研究英法文学、写抒情诗的一介书生，义无反顾地奔赴卫国疆场，成为一名在枪林弹雨中出没的随军记者，一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战士！
1939年8月，卞之琳离开延安，返回四川大学复职。在延安抗战前线前后历时一年，他除写出一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地报道、杂文、短篇小说外，还写出了20首耳目一新反映延安军民的诗《慰劳信集》。1939年11月，卞之琳继续写了18封《慰劳信集》，它以宣传和歌颂全国上下八方齐心、协力一致抗日为宗旨，是诗人发自内心真挚的情感的外化，不同于同一时代某些业已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诗，是一种新诗史上未曾有过的，至今少有人效法的新型政治抒情诗。
延安之行，对卞之琳之后的人生及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创作观从此发生很大变化。1949年，当全国解放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的卞之琳毅然从国外回到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