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男，汉族，上海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是中国杰出的爱国科学家，是航空领域、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人物。他为中国导弹制造与火箭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9年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系铁道系，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得意的弟子。
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同志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人民科学家的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50年，钱学森同志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Dan Kimbeel）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自此，钱学森在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左右。（受到美国政府迫害）他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美国飞行员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56年初，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5年科学规划的确定，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在控制科学领域，1954年，钱学森发表《工程控制论》，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年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他成为了该组织第一届理事会中唯一的中国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在应用力学领域，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领域，钱学森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1949年，他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62年，他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
在思维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推动思维科学研究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同志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一名无愧的共和国军人！一张黑白老照片，定格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
照片上，一位慈祥的老人，身着戎装，面带笑容地向周围的人们致以军礼。
他，就是钱学森。
那一天是1980年6月5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慰问刚刚从南太平洋执行中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测量任务凯旋的船员们。
迄今为止，这是钱学森戎马生涯中留下的惟一一张敬军礼的照片。
这张照片，也向人们展露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另一个本色身份共和国军人。
军人使命：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国家利益举过头顶
一个军礼，一个瞬间，转眼过去31年。
就在钱学森敬这个军礼的那年，美国合众国际社这样写道：“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他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其实，对于钱学森的价值，早在1950年，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就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那个时候，在整个朝鲜战场，美军的地面兵力是7个师。
这名美国军人用职业眼光的换算，正应了中国那句话：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在美国人眼中，钱学森是“最优秀的火箭专家”。现代火箭，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不难想象。因此，美国千方百计阻扰他回到祖国，将他软禁整整5年……
事实证明，金贝尔是有远见的，但他还是远远低估了钱学森的价值，他那笔账算得并不精明
新华社对外公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概括总结了钱学森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贡献卓越的11项“第一”
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发射，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
这些“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
这，几乎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
传奇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955年钱学森回国不久与陈赓大将在哈军工的那次深夜促膝长谈。
陈赓大将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果断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
陈赓大将说：“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在历史的回音壁里，这段经典对话至今在我们耳畔轰鸣作响。从此，钱学森这个名字与新中国的国防大业紧密相连。
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将军至今难忘，1956年元旦，他第一次听钱学森介绍导弹武器。会场座无虚席，满堂高级将领，惟有李旭阁年纪最轻，职务最低，佩戴少校军衔。讲台上，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钱学森预言了这支部队的诞生和成长。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当年聆听他讲课的那位年轻少校，几十年后会成长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
1991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奖仪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这两种荣誉同时授予一个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引人瞩目的是，在此之前，“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授予的都是战斗英雄。
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最高规格的荣誉。钱学森当之无愧。毫无疑问，他是英雄，他是战斗英雄，他是战斗在为中华民族砺剑铸盾特殊战场上的大英雄！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上，中国战略导弹方阵气势磅礴驶过天安门广场。
车辚辚，长剑行。这一刻，你是否想到，54年前的中国，除了钱学森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
可是，这一刻，他已垂垂老矣，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大国长剑。
30天后，98岁的钱学森走了。
他走得没有遗憾作为一名共和国军人，他兑现了自己对祖国做出的承诺，他亲手打造的大国长剑，在忠实地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军人风骨：无论什么时候，他的腰杆都是挺得笔直
钱学森是何军衔？流传过这样一个说法
1957年，钱学森作为科技顾问随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苏联方面以他不是军人为由，不准他参观导弹。为此，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关于这个故事，钱学森晚年曾亲口对秘书涂元季说：“这是误传。”
不过，他的履历中明确记载：197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国防科委是统管国家和军队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导机关，第一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兼任。
钱学森尽管没有军衔，却是指挥国防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将星北斗！
1957年，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还没穿军装，一介布衣的他麾下少将、大校、上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在枪林弹雨中闯过的将士，无不敬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无不惊叹他率领那支科技大军在极其艰苦岁月中的“长征”。
为了那声“东方巨响”，钱学森的脊梁和共和国军人一样，傲雪挺立。
原东风试验基地工作人员周迺文至今难忘
“无论什么场合，钱学森腰杆都是挺得笔直的，风纪扣从来都是扣得严严的。”“那时，基地条件特别艰苦，他和普通官兵一样喝又黄又涩的水，蘸着咸盐，吃掺着沙枣叶的窝窝头。”“有一次导弹发射试验时间推迟，他在临时指挥所将两个木板凳拼在一起当床睡在上面，那天还特别冷……”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当今天的孩子们吟诵这首描写古代将军行军打仗的诗歌，他们不会想到，在那个朔风呼啸的寒夜，一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睡在军帐里，别说狐裘和锦衾，连张行军床也没有！
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祖国，为了迎接那声“东方巨响”，钱学森与官兵风餐露宿，转战大漠。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说：“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在搞火箭方面的事，具体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他从来不跟家里人谈自己的工作。那些日子，他经常去外地出差，十天半个月见不着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只知道在中国！”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人民军队缔造者毛泽东对于这支军队的评价。人们钦佩地看到，钱学森身上有这种风骨！
我国首次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核弹头与导弹对接、通电高度危险。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960年，苏联曾发生过这样的悲剧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时不慎爆炸，在现场指挥的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元帅等100多人全部身亡。
最危险的燃料加注开始了，核弹头高悬在导弹顶部。不顾众人劝阻，钱学森陪着聂荣臻元帅坚持在现场坐镇指挥。
时任导弹加注分队长的莫佩德回忆当时情景说，刚开始有些紧张，但转头看到聂帅和钱老就在十几米外的地方看着我们，心里就不怕了。
“儒雅的钱学森，和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一样，有一颗英雄虎胆！”谈到钱学森的胆量，人们依然难忘
美国当年进行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是在海外。苏联，则是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中国条件不允许，一旦原子弹被意外引爆，就相当于我们在自己的头顶上扔下一颗原子弹！
钱学森，面临着空前的难题、空前的压力……
今天，一切都已成追忆。人们记住了他举重若轻的一句话：“困难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
人们相信这样的话：没有钱学森的胆量和气魄，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恐怕要推迟很多年！
军人目光：无论什么时候，他的眼睛总是凝望未来
有关钱学森一个“道歉”的故事耐人寻味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举国欢庆。钱学森却在总结会上对大家说：“我愧对大家了，中国的人造卫星应该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家，现在排在了第五，落在了日本之后……”
人们没有想到：把中国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大功臣，竟然在万众欢腾的时候“作检讨”。掂量这番话，人们发现了钱学森的又一个特质他的眼睛总在看着世界，看着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看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
今天，钱学森离开我们两年多了。翻开他的著作《创建系统学》，人们惊讶地发现，钱学森晚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目标竟然瞄准2049年。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智者图强于未来，钱学森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早在1949年12月，钱学森就提出将来可以设计出一种“火箭客机”。这一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美国据此制造了航天飞机。
漫漫半个世纪，钱学森组织中国导弹发展规划，提出系统控制论，发展航天飞船……钱学森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总能比常人看得更远、更深。
“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方向是由钱学森同志提出的。”总装备部科技委副主任卢锡城对记者说，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钱学森就指出：要充分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
1995年，钱学森进一步提出21世纪战争形式，要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装备，并且建议“无论如何要把信息化军队建设这个问题研究清楚，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国防建设的方向就不明朗”。
这一年，钱学森已84岁高龄，已经退居二线整整13个年头。他那双眼睛，依然是清澈的，并没有被时光的研磨变得浑浊。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聂荣臻元帅的女儿、曾担任国防科工委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聂力回忆说，退下来的钱学森仍然不断通过书信与她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半个月就写来了两封信。
一次，钱学森看到一份关于军民结合的报告后，立即写信给聂力。他认为，在军民结合问题上，除了平时对国民经济发展尽可能地作出贡献外，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战争与生产的问题，二是战争动员问题。他明确提出，这是“联系到仗怎么打和用什么武器的根本问题”。
今天，聂力如此感慨：“钱老的这番理论思考，不就是我军目前正在深入推进的军民融合战略吗？”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中国军人的素质。上世纪80年代，他曾提出我军人才方阵的学历架构：军长为博士，师长为硕士，团长为学士。当时，这一设想近乎神话。“如今，中国军营人才济济，博士将军、硕士旅团长已经不罕见。”我军著名计算机工程和人工智能专家李德毅这样说，“再看看我们航天控制中心那些朝气蓬勃的80后，他们都是在钱老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新装备的进展。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次参观飞机制造厂。回来后，他将所见所闻告诉父亲。钱学森马上问儿子：飞机发动机是放在翅膀底下，还是机身里头？有几个？“这都是行话。”钱永刚感慨地说：“每当说起这种事，父亲都很关注。”
他在深情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关注着共和国千千万万的士兵。看到海军驻南沙群岛官兵生活艰苦，他建议有关部门研制海水淡化装置；看到我军高山哨所、雷达站执勤困难，他写信提出研制“自动化无人的岗站来解决”……
如今，《钱学森书信》出版了，共10卷，收录的是1955年至2000年期间他所写的3300多封书信。记者翻阅这本沉甸甸的书信集，每一封信中最常见的字眼是“将来”。
陪伴了他26年的秘书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军人品格：无论什么时候，他心里事业最重，名利最轻
这是关于钱学森的一个猜想
前不久，美国苹果电脑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互联网上关于“乔布斯有多少钱”的“求证”连篇累牍。有人也在猜想：钱学森，一生对祖国、对人民功高盖世，那么他该有多少钱？
毫无疑问，不谈在物质待遇丰厚的美国，钱学森即使回到中国也应该“很有钱”。鲜有人知，早在1958年，他就是中国的“万元户”了。
那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
然而，钱学森是怎么用这笔钱的呢？一次，他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他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也鲜有人知，在中国很多人为实现“万元户”打拼的时候，钱学森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捐款也是100万港元。秘书涂元季回忆说，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奖金捐出时，钱学森调侃了一句：“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不爱钱”，也“不爱名”
当年，他毅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等职务回到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沧海一粟”，始终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
1985年，美国政府准备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奖。钱学森拒绝了：“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不爱钱”“不爱名”，也“不爱官”
在今年11月举行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事迹展里，有一份钱学森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的任命书。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3年之后提交辞呈，自此他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平静逝世。人们这才发现：他这样的“大人物”居然蜗居在这座不起眼的红砖公寓楼里北京阜成路8号院。从上世纪60年代初搬进这幢楼，他一住就是整整49年。
涂元季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我动员他搬家，您看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您若住进别墅，可以在院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老却摇摇头说：“你别再讲这件事。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
钱学森逝世的那天，漫天飞雪，人们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祭奠。公寓楼门口的保安一边指挥着前来吊唁的车流，一边喃喃道：“怎能想到，钱学森这么伟大的人物居然就住在这里。”
功名利禄都不爱，钱学森爱什么？
这里，记者照录钱学森亲口所说的一生3次“激动”
“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超过了这样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是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能不激动？！”
写到这里，我们又想起了那幅照片，想起了钱学森的那个军礼。
钱学森，你用军礼告诉祖国，你是一名无愧的共和国军人！
此生惟愿长报国
——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和钱老1947年就认识了。”庄逢甘回忆说，那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当时我早就听到过钱学森的大名。”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庄逢甘说，“当时我也调入五院，在钱学森直接领导下从事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给我的印象很深，大大增加了我们年轻人的信心。”
从研究应用力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到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从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到晚年积极建议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钱学森一生始终把自己的科研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
“钱老是一名‘人民科学家’，他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信念，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德，有杰出的科技成就和贡献，心系祖国，忠于人民，将毕生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710 研究所科技委主任、系统科学家于景元说。
于景元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帮助钱老共同修订《工程控制论》，其后又在系统工程研究等方面有很多接触。他说：“与钱老共事的整个过程带给我们很深的影响和教育。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不仅有学科领域的深度，还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同时有跨科学、哲学的思想高度，是名副其实的科学领袖和科学大师。他的思想很有超前性，比如关于复杂系统和方法论的研究，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是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
１９５８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１．１５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１９９４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１００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１００万港元。据他的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代他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钱老这一辈子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涂元季说，比如他认为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谁也不能坐，包括他的爱人蒋英。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曾经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立即回信说，这么称呼他是不对的，不科学的。”涂元季说，“钱老回信说，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陪伴了他26年的涂元季说：“钱老走的很平静。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了心愿的话，那就是他在书信中表达的对祖国未来的设想，比如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什么样子。”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