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窝
摘要
新四军支队长高敬亭因抗命被项英扣押，未经党中央批准私自处决，引发毛泽东震怒。项英被撤职审查，叶挺写检讨。高敬亭虽有战功，但多疑自负，最终走向末路。
1939年的某一天，两封来自新四军的电报让毛主席气得发抖。电报内容显示，项英请求处决新四军四支队支队长高敬亭。这让毛泽东尤为愤怒的是，竟然绕过中央，直接向国民党蒋介石请示批准。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电报发出时，处决已经执行完毕。
在抗战期间，高敬亭的表现
高敬亭出生于河南省一个县城的贫困家庭，家中依靠务农为生。身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得到了特别的宠爱，但由于家境拮据，只上了几年学。之后，他便跟随父亲务农、屠宰，以贴补家用。
然而，即便辛勤劳作，仍免不了遭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这让高敬亭开始思索如何改变这种处境。不久，黄麻起义的队伍来到了他的家乡，他随即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敬亭作战勇猛，积极主动，且聪明机敏，每次战斗他都冲在最前，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
他的积极表现被党中央尽收眼底，因此他被推举为县级主席。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高效的执行力，他在短短几年内便逐步升任至鄂豫皖多个地区的党务干部职务。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这位农民出身的人迅速成长为党政军的领导者。
高敬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十分重视地方武装势力的建设和思想工作，积极着手推进。期间，他先后组建了多个不同名号的军区，并建立了团、连、师级的战斗队伍。在他的指挥下，所参与的战斗从未失利，战无不胜。对党中央而言，高敬亭是一位杰出的人才，深受党和领导的高度信任。
高敬亭的自负与多疑
然而，在三年的游击战中，高敬亭也因肃反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面错误，被坏人引入了错误的观念和行动。他的积极性反而成为了他的一个失误之处。由于这三年中，他带领部队与上级失去联系，逐渐形成了大权独揽的局面，个人主义思想在他心中滋长。
自己为自己的积极努力而感动，甚至觉得功劳卓著，产生了自负的心态。对领导的意见和批评充耳不闻。在队伍汇合、行程结束后，党和中央对肃反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指示。这个指示让高敬亭感到极大的不满和疑虑，怀疑中央是否要重点追查他的问题，因为他在肃反运动中名声显著。
现在指出肃反的错误，实际上是在暗示他所努力的方向是错误的，这让他在面子上难以接受，更不用说未来带队伍的威信问题了。由于报告是郑位三向部队宣布的党中央指示，而并非直接通知他，这使得他的猜忌更加加深，认为有人意图夺取他的权力和职位。
当高敬亭与郑位三被任命共同管理新四军第四支队时，高敬亭担任司令员，郑位三则为副司令员。高敬亭对这一安排极为不满，处处与郑位三对着干，实际上是在向党中央表达不满。
高敬亭与郑位三的矛盾日益加剧，令他愤懑不已，于是向中央提出申请，希望他的老领导戴季英能来到部队，与他共同合作管理，并且承诺不会再与搭档发生冲突。中央经过商议认为，尽管高敬亭在许多方面存在问题，但在当前新四军急需将领坐镇、抗日战争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只能安排他的老领导戴季英前来协助。
然而，以高敬亭当时的思想境界和胸怀来看，无论谁来都会惹得他不快。就在新四军刚刚取得几次战斗胜利、戴季英新近到达部队时，两人便产生了冲突。原本设想戴季英的到来，能够与高敬亭和谐配合，共同指挥部队，然而他一到达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要求部队尽快确认新四军的番号，同时迅速整顿队伍，急行军向合肥东部地区推进以继续作战。对此命令，高敬亭立即表示反对，认为留在大别山地区更为合适，因为那里他更加熟悉。
戴季英认为高敬亭对大别山依依不舍，对东进合肥的战略既抵触又缺乏胜利的信心。曾经作为高敬亭上级的戴季英，如今降为副手，一时难以掌握讲话的分寸。他借中央命令为由，对高敬亭进行严厉指责，立刻引发高敬亭的不满，二人因此争执不休。
高敬亭的连番失误
因此，高敬亭的猜忌心理愈加严重，在部队里仅宣布了戴季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却没有提及他的新任副司令一职。后来，他得知戴季英在部队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的威信，内心更加担忧，害怕自己无法掌控部队，部队可能不再听从他的指挥。此时，他正因病在双河镇疗养，距离部队较远，无法亲自管理。
高敬亭担心自己不在时会被戴季英夺取兵权，因此即使病情严重，也连夜赶回部队，并处置了一些士兵。此举使得高敬亭部队中的团级干部和戴季英纷纷连夜逃往附近的党支部避难。高敬亭愤怒之下，立即将这些逃跑干部所在的支队取消编制，直接并入其他团。
他那固执的性格和多疑的猜忌，导致新四军第四支队长期陷入内斗与内耗之中，对于党中央的指示更是置之不理、拒不执行。最终，中央特派专人前往四支队，对高敬亭进行思想工作，并要求他恢复被撤销的团级部队番号。
高敬亭无奈遵从命令，恢复了撤销的团级部队番号，并率领部队终于挺进合肥地区。然而，刚到合肥不久，还未与敌军交战，高敬亭便再次染病。他下令部队继续滞留在合肥地区，迟迟不对敌人采取行动。新四军在叶挺和项英接手管理后，整顿了部队。而党中央一直对高敬亭十分珍视。
他的人才表现曾多次受到纵容，即便他屡次抗命也未被严肃处理，最终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事件。当司令部下令高敬亭的部队挺进合肥敌后时，高敬亭认为不应执行该命令，结果他写信指示部队停止前进。而作为司令员的他如此抗命，导致其下属团长也效仿。第七团在剿匪时发现了大量财物，团长决定隐瞒这一情况。
司令部自行率部私吞后，担心事情败露，索性率领九团投奔国民党桂系部队。第九团在接到停止行军的命令时，认为司令员的指令有误，仿效上级，置高敬亭的命令于不顾，继续执行新四军的指令，向合肥敌后推进。部队逐渐分裂，各自为政，完全不听从高敬亭的指挥。
他亲手造成了部队缺乏凝聚力，许多将领也都清楚他们的司令员是因抗命而出名的。这使得部队中的干部和指挥官思想松懈，并有意效仿司令员的抗命行为。叶挺和项英曾讨论过高敬亭的问题，认为情况十分严峻，而此时项英感到党中央多次维护高敬亭，似乎带有偏袒之意。
因此，项英与叶挺商议后决定命令高敬亭率领部队前往肥东青龙厂，并未透露任何战斗任务。高敬亭与妻子、女儿告别后，立刻带领部队昼夜兼程赶赴集合地点。部队刚一抵达，便有士兵前来传达军部首长正在附近等候的消息。高敬亭毫不迟疑，带着两名警卫随即前去见首长。
刚进门，高敬亭和他的两名警卫就被叶挺和项英的士兵缴了械。随后，连续几天的审讯开始了。高敬亭的部队由其他指挥员接管，继续承担新四军的任务。而此时，没人知晓他们的司令员即将被秘密处决。
此时，项英已经意识到必须合理地将高敬亭处决，以避免中央一再维护他的局面。因为高敬亭频繁抗命，并且与指挥搭档不断争执，已经严重威胁到新四军军部的领导战绩和指挥体系。如果再继续下去，项英自己也可能受到牵连，甚至会被党和中央剥夺现有的职务与权力。
其实此时的项英，何尝不像高敬亭一样，逐渐滋生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并为了追求权力和地位而不择手段。
他指示通信员发电告知白崇禧，并要求白崇禧向国民党蒋介石提报，请求批复处理高敬亭。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时期，项英认为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能够得到中央的认同。
绕开了中央对高敬亭处理的立场，未经党和中央的决议，私自让叶挺给高敬亭加上了多项犯罪罪名。还将高敬亭在肃反中的表现说成犯罪事实，甚至将他打成反党反中央的汉奸。
第三天，国民党终于作出回复，蒋介石亲自审阅并批示后，叶挺在青龙厂执行了对高敬亭的处决。
此前，项英让联络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去电报，第一封电报中，他自作聪明地写明已扣押并审查了高敬亭的情况。几分钟后，他又将国民党蒋介石的批示文件发了过去。当毛泽东收到电报时，以为高敬亭只是刚刚被羁押，还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因此还计划派专人去做思想工作。
然而，当收到第二封电报时，才意识到一切已无可挽回，叶挺和项英已经将高敬亭处决。毛泽东对此震怒，这不仅是未经党中央和各大领导的集体讨论，就擅自逮捕并长期扣押新四军支队司令员，且最终私自安排了处决，显然是对党中央的隐瞒和欺骗。更令人愤怒的是，这还让蒋介石有了嘲笑的机会，等于帮助了国民党铲除了一位重要人物。
共产党方面的指挥员，哪怕在战斗中能够取得胜利，即便他犯了再大的错误或罪行，也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和审判。如果处理不当，并公开宣传出去，必然会严重削弱党中央的威信和组织能力。鉴于此，毛泽东立即命令叶挺向中央写检讨报告错误，并将项英撤职，送到中央接受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