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并非简单的军事战，除了军队、武器、战略战术上的角逐，经济上的较量也关系着战争的走向。其中，掌握住粮食一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的战略问题之一。
“如果能够很好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的2/3。”时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像陕甘宁边区一样，河北各根据地也在千方百计保卫粮食的同时，还设法调动生产积极性。1944年4月1日，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部曾专门制订了一部关于鼓励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生产节约方案，史称《滕杨方案》。
这一改革方案，不仅调动了根据地干部和八路军战士生产的积极性，还大大鼓舞了战士自主生产的劳动士气，从根本上扭转了根据地物资极度短缺的困境，有效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粮食和物资生活所需。
内忧外患倒逼改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扩张战争的后方基地。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实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5000人以上的大“扫荡”有7次，小规模的“扫荡”不计其数。太行根据地的面积减少了2.28万平方公里，是该根据地史上面积最小的时期。
而此时，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仅停止对八路军的供给，还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的封锁，给太行根据地军民带来巨大灾难。
雪上加霜的是，这一时期，太行山区遭遇了连年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1942年至1943年，太行山区旱、水、虫、雹等灾害和瘟疫反复交错发生，特别是数十年未见的特大旱灾持续了近8个月，几乎波及整个冀南区和太行区，干旱致使884万亩耕地不能下种。而九月初，冀南又连续7天大雨，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
伴随灾荒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流行性霍乱。再加上从1943年6月发生的蝗灾，根据地遭遇了历史上最为艰苦的时期。
当时，八路军吃、穿、用方面的物资极其匮乏。据记载，当时的八路军战士连每人每月一元五角（抗币）的津贴费都不能保证；战士们的衣服、鞋袜无法供给，甚至在严冬仍穿着单衣；办公文具几乎没有，一个信封要反复使用多次。在吃的方面，也是糠菜伙食，最艰难时期以采摘树叶拌饭充饥。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在处理公私关系中要贯彻“公私兼顾”原则的方针。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指出：“明年，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律投入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否则便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与八路军总部同一驻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1944年方针的指示》中，对生产节约工作也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全军大生产运动”“所有军队机关人员都应自己动手，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的政策，必须服从于刺激生产奖励储蓄，违此原则者，应加以改正”。
八路军总部抓生产节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杨立三，在实际工作中深切地感受到：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生产节约的指示中，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发动群众，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取得良好的成绩，也就是“在处理公私关系和收益分配问题上，能否照顾到个人利益，敢不敢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为调动战士们生产节约积极性，改善困难的物资条件，杨立三根据上级精神，将后勤部生产节约获得的部分收益奖给了个人，并允许个人养鸡养兔、养蚕养蜂，收入归己。如此一来，后勤部不但生产节约成效显著，而且供应也比别的单位好，有的人甚至有了上千元（抗币）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然而，正当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时，却出现了一些沸沸扬扬的议论。有人说“奖励个人积蓄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有人说“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的”,甚至有人说“搞个人的利益是资本主义”。
很快，这传到了抓军事和财经工作的彭德怀耳中。在一番调研核实后，彭德怀给时任北方局委员、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军队机关发生的情况，指出军队机关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提出要发动个人生产，允许从生产中得到私人积蓄。对生产好、吃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奖励。对好吃懒做的平产分子，予以批评与指责。
邓小平完全赞同彭德怀的观点。1943年9月，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所作的《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中，鲜明地指出：“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他建议制定“奖勤罚懒”制度，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刊登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提高为“200元到300元”。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在彭德怀的支持和邓小平的指示鼓舞下，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遵照毛泽东“公私兼顾”的指示，总结太行山地区大生产的经验教训，于1944年4月1日制定公布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史称《滕杨方案》，拉开了太行山地区以改革促生产的序幕。
内容细致执行严格
与过去制定的方案明显不同，《滕杨方案》除了提出生产节约的目标和办法外，还规定了收入在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办法。
方案共分“写在前面（前言）”“积极生产”“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帮助群众生产问题”等5个部分。
前言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明确指出：“我们过去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把共产党骨干的思想观点，作为群众的意识……这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我们要在思想上清洗这种毒素。”“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积极生产”部分，规定了每个人参加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副业生产的任务、办法及收益分配标准。如：凡能参加生产劳动者，每人须开垦荒地2亩，生产出3个月口粮（每天0.75公斤）和全年的蔬菜（每天0.5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者，按20%提奖；鼓励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捻毛线、打毛衣等，公家代办原料、代销成品，所得盈利自得70%，30%归伙食单位；私人采野菜交伙食，每公斤付钱4角，全归个人；个人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己有等。
“奖励节约”部分，详细规定了8个方面的节约要求及奖励办法：服装、办公用品、粮、煤、厨房用具、公用物品、牲口用具、生产工具和其他一切公物。如：用煤标准，热天（5月—9月）每人每天12两，冷天每人每天14两（均按16两1斤计），节约部分按市价二八分红，伙食单位得八，炊事员得二；一切服装（包括衣服、鞋袜、毛巾），每人必须保有2套以上，在不受冻、不打赤脚的原则下，按照应发标准节约的，节约部分全部折款归个人所有；完成开荒任务且未损坏撅头者，奖现金10元等。从科学管理层面看，方案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量化、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办法。
“提倡私人积蓄”部分规定：凡个人生产劳动所得的分红及节约的奖励，只要不是非法所得，均准许私有，私有财物可折价寄家，不愿汇寄者可储存在银行或者合作社生息并建议银行对这样的存款提高利息；个人存款在工作调动或退伍时，准许带走，害病及其他正当开支，准许取用等。这些规定在今日看来可能是多余的，可在当年当地的情况下，却非常必要。否则，便难以使正确的政策收到实效。
《滕杨方案》明确规定了“准许私有”，鼓励个人参加生产活动，多劳多得，个人可以按收益多少来分红；按规定标准节约的可以提成分红，分的钱可以寄回家，也可以存银行生息……它一改过去那种只讲为公、不准谈私，忽视劳动者利益、抹杀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了多劳多得，奖励能者的原则，比较好地处理了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个典范。
方案对依照规定进行节约、生产等收入全部归个人的条款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对节约部分的作价标准进行了细化，如：节约服装作价的标准为棉衣一套64斤小米，鞋子一双20斤小米，袜子一双11斤小米等。同时明文规定，禁止个人经营商业；破坏公物，要照价赔偿等。还规定，领取新棉衣必须交回旧棉衣，因为旧棉衣拆下的布、棉花和线，刨去损耗，还要用来制作新棉衣。制度执行非常严格，如有一个单位要领新棉衣但不愿交旧的，杨立三硬是不让发给他们新的。
军民携手共渡难关
《滕杨方案》的出台，在太行山根据地党政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44年4月13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出了《响应〈滕杨方案〉，检查生产运动的联合指示》。4月1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在头版头条以《向〈滕杨方案〉的生产大道上迈进》为标题，对《滕杨方案》进行了大力宣传和高度评价。
《滕杨方案》的出台，极大调动了党政军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积极性。从八路军总部到军区，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所有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不论职务高低，都按要求规定了生产任务，制订了节约计划。在太行根据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等经常荷锄挑担，与战士、群众一齐生产劳动。八路军总部机关当年就开垦荒地500多亩，并种上了谷子、豆子、玉米、土豆、萝卜等。
由于生产节约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各基层单位在执行《滕杨方案》时，都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从一点一滴做起。太行军区特务营一连，以往每月烧柴要用5000元，执行方案后，每月只用2000元，节约率达到60%。他们种的粮食和蔬菜除供本连食用外，还向军区上交一部分。
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方案后，也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1944年太行区党政机关新垦荒地7629亩，共种地10332亩，生产细粮10.5万公斤，蔬菜75万公斤，平均每人自给两个月粮食和全年的蔬菜。方案实施后，充分调动了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
大生产运动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军民之间的感情。
1943年6月，中共太行分局在涉县赤岸村召开会议，讨论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工作，着重研究救灾，制定了发展运输、纺织、兴修水利、开办合作社等自救措施。1944年5月，一二九师、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支援修建的漳南大渠将3500多亩旱地变为良田，2000多户群众直接受益。纺织运动，不但使数十万灾民免受饥寒威胁，还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大大提高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堪称“妇女解放运动”。开办合作社，更让广大中农和贫农入股金额大幅增加。
一系列的做法，进一步密切了军民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太行区每次兵源补充任务，不到10天就可以完成而且超额，公粮囤积多数村庄只要一天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大生产运动让边区人民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坚定了战胜自然灾害、打败日寇的信心，推动了边区的生产防灾和对敌斗争工作，奠定了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
研究者认为，70多年前出台的《滕杨方案》之所以能载入史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从始至终贯穿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是基于对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巨大困难的冷静思考和理性思维，是对现实优势潜能的科学分析和准确定位。
而且，《滕杨方案》实现了军心民心的空前团结，激发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来源：河北日报客户端丨作者：王宗志
原标题：《知党史丨《滕杨方案》：来自根据地的改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