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4日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烟雾缭绕 

74年前,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其中规定:禁绝种烟,少数民族地区可有步骤慎重执行,禁止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事情,违者从严治罪;限期缴出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并由政府酌予补偿;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并定期戒除,如隐不登记,或逾期而犹未戒除者,则予以处罚。各级卫生机关,应配制戒毒药,宣传推广有效的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从人民政府严禁鸦片烟毒到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禁毒,大体经历了三年时间,到1952年底,在旧中国肆虐的种植、制造、贩卖、吸食烟毒活动被基本禁绝。

敢叫日月换新天,新中国是如何在三年之内铲除为祸百年的鸦片毒品?

毒言毒语

鸦片是祸害我国上百年的毒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毒品自产自销大国。清朝、民国都曾开展过轰轰烈烈的禁毒战争,却都以失败告终。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短短的三年就打赢这场与毒品的战争,这是如何做到的,这就是本文所要讲述的。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上面这副对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广为流传,此时的旧中国,鸦片泛滥成灾,吸食人群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各路军阀为了筹集军费,无不种植和贩卖鸦片,连著名的爱国将军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也不例外。

上海浦东黄浦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上海浦东黄浦江边,运送鸦片的小船

众所周知,蔡锷是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因此袁世凯称帝后蔡锷自然设法逃回云南,与当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一起誓师讨袁。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护国战争。然这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云南又是著名的穷省,而之前民国禁烟已经使得政府财政接近崩溃,这打仗的钱怎么筹措?  

为解决军费不足的困境,云南都督唐继尧在云南采取了开放烟禁的权宜之策,“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使鸦片运销和吸食合法化”。此为民国西南鸦片开禁之始。至此之后,西南烟毒重新泛滥,直接影响到整个西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

在一切为了共和“一切为了共和”——在神圣的口号之下,云南鸦片流向了全中国。当然,云南当时本是罂粟(鸦片原植物)种植大省,护国军有此行为也不足为怪。在1927年的前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而另一个鸦片重灾区就是四川,当时统治的军阀甚至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民国时期,除了吉林、山西少数省份,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全国种植罂粟的面积高达100多万公顷,最大产毒地在西南地区(即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及重庆市),其种烟土地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而在云南省高达33%,在西康省高达48%以上。

制毒贩毒者约有50余万人,几乎遍及全国,仅华北地区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4省及北京、天津2市就有毒贩1万多人。西安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贩毒,有的小镇仅有万余人口却有毒贩500多人。

至于鸦片烟馆更是到处林立,仅昆明一市即有烟馆1100多家。全国约有烟民2000多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4.4%,而在贵州省高达21.42%。众多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道德沦丧,家破人亡。

以上可见,旧中国的毒品已经泛滥成灾,尽管民国政府也曾下决心打击鸦片毒品,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态度,禁毒运动成为了纸上谈兵。新中国成立 后如何开展禁毒斗争,已成为肃清旧中国遗留污毒、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燃眉之急。

01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严厉禁种罂粟。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各级人民政府立即行动,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全同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禁毒工作。

1950年云南昆明禁毒大会现场
1950年云南昆明禁毒大会现场

在具体查办毒品的时候,新中国采取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方针。在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多万人进行了检举揭发。尤其是,在当时非常重视贩毒人员的检举揭发工作。像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 

【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

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

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

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06,第134页】   

当时,全国禁毒斗争初见成效。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

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因而鸦片价格大跌,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但是,由于巨大的毒品地下市场依然存在,不法之徒为牟取暴利更铤而走险;产地禁种使得存货“浮出水面”及境外货走私入境,所以禁毒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02

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和重点部门同时大规模地搜查缉捕毒品案犯,毒犯们纷纷落入法网,全国查出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

在具体执行当中,那时更是充分落实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一般来说,只要有检举立功表现的贩毒人员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要是死硬到底则要受到严惩。于是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毒贩一落网就立即进行积极检举,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毒品交易网络便倾刻土崩瓦解。

全国的禁毒运动也取得了巨大胜利。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犯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泛滥之祸害,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随后的时间里,中央政府对鸦片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并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与毒品做斗争。

03

196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没地下烟馆和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代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

1973年1月13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通知》。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予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的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尽管改革开放后,海洛因、冰毒、麻古等新一代毒品又卷土重来,但我国禁毒的态度依然没变,贩毒必严惩。 

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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