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历史
前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将领为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各种各样的代价，他们不计个人荣辱，牢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光荣传统，为新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这其中，开国中将韩振纪将军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争职、不争名、不争勋，一生谨言慎行，大事不糊涂，是一位高风亮节的老将军。
师出名门，谋定三军
1905年，韩振纪出生于河北，他自幼身体强壮，武艺高强，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军人。“五四”运动之后，韩振纪有幸在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深造，深受民国时期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的栽培，为他以后在军工方面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4年，韩振纪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从此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宁都起义之后，他正式参加红军，并在两年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韩振纪担任红五军团参谋处长，主要负责红军作战的参谋工作，由于他军事经验丰富，多次用他丰富的参谋经验让红军化险为夷。
1933年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反围剿”，国民党3个师的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从江西附近的金溪、南城进犯苏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总部决定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主力部队在金溪以西和国民党的两个主力师进行决战，命令红五军团在黄狮渡一带牵制国民党的周至柔师，保证红军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
开战之前，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率领三个团扼守附近制高点，韩振纪察看地形之后提议：“这里地形复杂，敌人容易隐蔽，我看这样好了，在这里挖前后两道战壕，以最后一道作为底线，拼死一战。”赵博生认为韩振纪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战斗打响之后，红军的作战环境十分恶劣，敌人的飞机、大炮对红军阵地发动了狂轰滥炸，双方步兵在阵地上对两道战壕进行激烈的争夺。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战士们的弹药都打光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博生亲自率领军部特务连赶往前沿阵地支援，在一次冲锋过程之中，赵博生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
但赵博生和红五军团的牺牲是值得的，红军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取得了全歼敌军6个团的辉煌战绩。多年之后，韩振纪中将感慨说：“赵博生同志是我革命的引路人，可是他当时就牺牲在我的旁边……”
长征顺利到达陕北之后，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韩振纪义不容辞地前往前线参战，担任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实际上是政委职务），准备在平型关阻截敌军。在林彪、聂荣臻的部署之下，韩振纪奉命率领687团大部断绝日军归路，占领老爷庙、西沟村、东河南镇附近的高地。
平型关战役打响之后，日军如同发疯一般企图抢占老爷庙高地，徐海东看到之后立刻命令韩振纪率领3营全体人员抢占这一制高点。韩振纪率领部队一鼓作气，以超越日军的速度迅速夺取老爷庙高地，并将半山腰上的日军压了下去。看到日军人数众多，依然企图向上冲锋，韩振纪当即对战士们高喊：“快扔手榴弹！”然后自己率先丢出一捆，顿时将日本鬼子炸得鬼哭狼嚎。
军工先驱，后勤楷模
作为保定陆军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毛主席早就在长征时期听说过他曾经学习过军事工业技术4年，有着丰富的军工基础知识。为了发展新四军的后勤军工技术，毛主席决定人尽其用，1941年初将其任命为新四军军工部部长。
在当时，新四军的军工后勤基本处于一片空白，之前只有一些能够简单修理枪械的修理厂，枪械弹药几乎只能靠缴获补充。韩振纪上任之后，就开始筹谋与担任副部长的孙象涵等人通力合作，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搞出了7个兵工厂，为当时的新四军生产出了大量手榴弹、迫击炮弹、地雷等武器，甚至还有专门用来攻击日军水上汽艇的土质鱼雷。
在后来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的“大扫荡”之中，新四军军工部不得不两次进行紧急转移，而即使在转移过程之中，韩振纪甚至能够一边指挥军工部战士们带着重要机械转移，一边指挥部队出没在当地的江河湖泊之中，在水上作战的行动过程之中对日军侵略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除了制造传统步手枪弹药、手榴弹、迫击炮弹之外，韩振纪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军工技术，先后为新四军兵工厂研究出了枪榴弹、平射曲射两用炮、高爆炸药、掷弹筒等武器。这些武器的装配极大改善了新四军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同时韩振纪还先后培养出了吴运铎等一批新中国军工技术人才。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韩振纪又接到了中央军委新的命令，让他带着新四军的4个干部团前往东北支援军工建设。刚刚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军工部部长的他，立刻命令当地军工部门进行了史无前例地大迁移，在国民党军队占领辽阳之前，将大量武器弹药、生产机械进行转移。不久之后，辽阳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大家都高兴的称赞韩振纪：“要不是韩部长抓得紧，这些东西就全部落到国民党手里了！”
后来，韩振纪将这些分散运输出来的机械设备全部转移到本溪，在那里建立了本溪兵工厂，负责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的武器弹药生产工作。从1945年10月开始直到1949年5月，东北军工厂一共生产了将近500万枚手榴弹、329万发各种口径炮弹以及各种配套枪械、火炮，除了供应东北之外，还用于支援华东和关内部队，在三大战役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对此刘少奇、粟裕、陈毅等同志对韩振纪的功劳给予了高度评价。
授衔中将，驻苏武官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维持中苏友好局面，韩振纪按照国家安排前往苏联担任驻苏武官。为了进一步彰显他的身份和地位，1955年5月，韩振纪被先行授予中将军衔，他也由此成为了中国驻外武官之中军衔最高的外交使者之一。
韩振纪到达苏联之后，十分关心驻苏中国武官学习情况，经过苏联方面批准之后，他经常前往各地，关心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军官，听取当地部队的汇报意见。在此期间，他通过一些消息渠道了解到，在苏联留学的钱忠信、涂通今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准备报效祖国。于是就建议他们继续去列宁格勒军事医学院继续深造，后来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对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2月，聂荣臻元帅先后前往苏联和列宁格勒，为驻苏中国军官进行授勋仪式。在这次授勋仪式之中，他获得了一枚一级“八一”勋章，可他却执着地说道：“按照勋章佩戴规定，只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师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军官才能授予八一勋章，你们拿错了，我的履历之中没有师级以上任职经历。”最后他只要了一枚二级“八一”勋章。
1957年11月，以毛主席、宋庆龄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和以彭德怀、叶剑英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双双访问苏联，这样高规格的访问是前所未有的。有一天，彭德怀忽然找到韩振纪，向他说明了苏联著名元帅朱可夫被突然解除职务的事情，然后对韩振纪强调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韩振纪得知这一惊人的消息之后，就迅速将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各级中国武官和驻苏代表，他对大家说的话就很直白容易理解了：“其他国家的内部事情，要是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饭吃三碗，闲事莫议，我们以后考虑问题都要国家利益方面考虑，不要将不好的思想和议论传播出去，引起其他国家的误会。”
让名让位，高风亮节
1945年4月，韩振纪奉军部和中央军委命令，担任新四军新任军工部部长，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苏浙地区兵工厂进行生产建设工作，不久之后，他跟随叶飞来到了当时苏浙军区的总部机关所在地孝奉井村。
时任苏浙军区司令员的粟裕同志和参谋长刘先胜热情欢迎韩振纪的到来，可到任不久之后，韩振纪发现这里的军工规模实在是太小，军工部单位形同虚设，也没有配备干部，导致他整天没事可干，韩振纪不免心中有些焦急。韩振纪的情况引起了粟裕的注意，粟裕深知韩振纪的军事参谋能力很强，于是决定将其改任为军区参谋长，负责组织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
1945年5月至7月，韩振纪短期担任苏浙军区参谋长职务时，曾经多次向粟裕提出宝贵意见：“对付坚守不出的大股敌人，我们依然可以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声东击西，多次扰乱敌军耳目，使其作出错误判断，以达到诱敌出战的目的。”
不过，韩振纪如果想要在苏浙军区长期待下去，从职务手续上来说是需要经过华中局和中央军委的批准的。1945年6月13日，中央军委电告韩振纪：“询是否愿意留任苏浙军区参谋长。”这道命令让韩振纪陷入到了犹豫之中。
他心中很清楚，作为一名军人，当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但这次中央军委征求是他个人的意见，这让他心中有些为难。从个人情感上来说，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是一流了，他当然想要留在粟裕身边工作，他已经干了很多年的参谋工作，自然想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可问题在于，一个军区不可能长期有两个参谋长，他心中很清楚，如果自己继续留在这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原参谋长刘先胜的地位。从资历上来讲，刘先胜曾经参加过秋收起义，入党比自己早，参谋能力也很出色，战斗经验也十分丰富，他不能夺人之位。
这时，一个原则浮现在韩振纪的脑海之中：一定要先为他人着想，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一位。于是，他拿着电报找到了粟裕司令员，同时向粟裕阐述了自己个人的意见。后来，韩振纪并没有留在苏浙军区工作，而是转而担任淮南军区参谋长，不久之后就被调往东北担任军工部长，从此和参谋工作无缘。
在解放战争之中，韩振纪的这一“让位”行为更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结果，影响了他一生的任职。对此，很多新四军老战友都为韩振纪感到十分遗憾，就连粟裕对韩振纪的这一主动“让位”深感不解。1957年，粟裕前往苏联访问时，曾经当面对担任苏联大使武官的韩振纪问道：“当年是何原因让你不愿意当我的参谋长？”韩振纪只是淡淡一笑：“不夺他人之功。”
解放战争期间，他更是主动让位，推荐比他资格更老的何长工担任军工部长，自己担任副部长。后来，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东北工业部担任机器局局长。而此时，他的很多老部下早已经当了军长、副军长，甚至有的已经成为兵团级别的干部，韩振纪的官职却是越做越低，以至于有些老同志都看不过眼。可面对老同志们的牢骚，他却这样解释：“如果当初要说为了当官的话，我就不参加红军了！”
一生唯谨慎，深藏功与名
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之中，韩振纪虽然立下了很多功劳，但他从不对外声张，他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总喜欢低调做人，对此，很多与他曾经共事过的老同志都深有体会。抗日战争时期，韩振纪在八路军、新四军担任参谋长职务的时候，很多中央军委的重要电文他都要阅览和回复，这些电文之中凡是点名让他负责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办；但对于一些战报、功劳、嘉奖，他觉得署自己的名字完全没有必要，总是在电文上将他的名字划掉。后来在他的影响之下，他手下部队的参谋长们也纷纷效仿他的做法，渐渐形成了一种高尚的请功风格。
从苏联回到祖国之后，韩振纪全面负责军械工业生产，当时中央军委的贺龙、聂荣臻和叶剑英同志经常听他的工作汇报，并且向他征求意见。对于这些任务，如果允许他自己做决定的情况下，他从不任人唯亲，总是派遣最适合的同志去执行这项任务，并且一有机会便向中央军委的首长们介绍这些同志，给了他们被提拔的机会。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来自部队的作家、记者都曾经向他提出过采访请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韩振纪将军有一个特有的习惯：多提别人，少提自己。他总是向记者们介绍自己的老部队、老战友和上下级同事所发生的英勇事迹、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自己的事情却很少提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运铎成为了令人瞩目的军工界人物，曾经一度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演讲。韩振纪是吴运铎的老首长、也是他的恩师，因此吴运铎曾经亲自写了一本名为《将一切献给党》的回忆录，送给韩振纪进行审阅。当韩振纪看到吴运铎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对他的栽培之功以及他对中国军工企业的伟大贡献时，他眉头一皱，提笔将这些内容全部划掉了。
上世纪60年代，一位专门写人物传记的红色作家对韩振纪的故事进行了深刻的发掘，讲述了他艰苦卓绝的一生和对中国军工企业的伟大贡献。等到韩振让周围工作人员将报纸拿过来一看，这位老将军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原来，这篇文章的开头题目是《人民兵工轻武器之父——韩振纪将军》，韩振纪看到这样的标题之后急忙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这篇文章没啥可看的，本人坚决不同意！”后来，这位作者听说了韩振纪将军的这句话，对他的敬佩之情不由得又多了几分。
1965年，韩振纪将军因为体弱多病，主动向中央提出离休请求：“我这把年纪，占着这么一个位置不下来，对中国军工和党的革命事业不利，我希望能将其让给更有能力的人。”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党中央最终批准了他的离休请求。
退休之后，韩振纪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书法作品、古籍玩物全部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馆，当时博物馆鉴定韩振纪将军所捐赠的物品价值极高，当即要给他100块钱补偿金，韩振纪听说之后觉得不能收这笔钱，于是就让秘书将这笔补偿金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1975年，70岁的韩振纪老将军在北京病逝，他那高风亮节、舍己为人的革命传统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辈传颂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