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021-08-26 18:18·历史颂
前 言
乔冠华，从小就被称为“苏北神童”，他不仅天资聪颖，更有过目不忘之本领。
有一次，父亲让他写诗以言志，其中有一句为：“天下文章李杜乔！”其中的乔，指的便是自己乔冠华。
对此，父亲表面上对他批评，说他狂妄至极，心里却是非常欣赏，觉得儿子冠华虽小，其志不低。
伉俪外交家
在香港的皇后大道18号，有一个八路军和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为廖承志。这个办事处，对外的名号是粤华公司。
乔冠华在香港的时候，就经常到这里，以粤华公司和谈生意的名义，和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接触。
1939年，乔冠华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不久后，乔冠华的入党申请，被中央批准。
廖承志收到消息后，特意把乔冠华找来，对他说：“大个子，你的请求，延安方面已经批准了，我向你表示祝贺！”
就这样，26岁的乔冠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让他十分高兴。
1941年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廖承志接到周恩来发来的密电，指示廖承志把在香港困留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抗日根据地。
1942年初，廖承志打扮成一名商人，乔冠华身着大褂，鼻架眼镜、头戴狐皮帽，装扮成一个教书先生，在向香港举杯告别后离开。
回到韶关后，乔冠华以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上校参谋的身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有一次，一个共产党员在韶关被捕，与他接触的同志找到乔冠华，让他设法营救。乔冠华给朋友赵一肩打了一个电话，那个共产党员便被释放出来。
事后，乔冠华拍了拍军服，指着上校胸章，十分得意地说：“有了这身黄老虎皮，还怕宪兵和警察来找我们的麻烦吗？”
后来，乔冠华辗转到重庆，当了《新华日报》编委会的一名编委，参与了党在重庆的外事工作，归周恩来直接领导。
乔冠华在《新华日报》工作期间，认识了同在这里工作的龚澎。由于工作关系，他们两个几乎天天见面。
龚澎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同时也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和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实际上，她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发布员，以及周恩来的外事发言人。
在朝夕相处中，乔冠华与龚澎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成为了一对恋人。同事们都觉得他们是很匹配的一对，为他俩的相爱感到高兴。
后来有个女同事问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
龚澎表示，对他们的关系还有些犹豫，感觉乔冠华有些自傲，并从他人口中听说乔冠华在爱情方面喜欢浪漫。
那个女同事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呢！”
1943年，乔冠华和龚澎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大家在一起吃了一些糖果、花生米之类的东西，热闹一下，就算完事。
比较有纪念意义的，还是董必武同志专门为他俩在一块红绸上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们，以作恭贺。
两人结婚后，乔冠华与龚澎夫妻搬到了曾家岩，住在三楼叶剑英原来住过的房间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乔冠华十分开心，在新华日报的编辑部里，摇头晃脑地朗读着杜甫的七律《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见到徐迟等人后，乔冠华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写一篇国际述评，题目为《天亮了》，打算用杜甫的这首七律，作为文章的开头。
后来，毛主席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在机场，乔冠华以《新华日报》编委的身份，参加了对毛主席的迎接。
毛主席从机舱里走下来，来到乔冠华面前的那一刻，乔冠华正要开口问好，就被毛主席抢了先。
毛主席说：“哦，这不是‘乔老爷’吗，你好啊！”
毛主席的话，让乔冠华和周边的人一愣，随即便大笑起来。此后，“乔老爷”的名号便传开了。
看到才华横溢、倜傥风流的乔冠华和龚澎后，毛主席也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称他们两个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国共和谈破裂后，乔冠华转移到香港。
此时，乔冠华等人在香港的外事工作，归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这个中共中央外事组，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9年10月1日，乔冠华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
11月8日晚，8时许，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进来后，拿起花名册点名：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
在念到乔冠华名字的时候，周恩来问：“乔老爷，你的祖上是不是秀才？”
乔冠华说：“上面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代，就不是了。”
周恩来对大家说：“所以他读起书来，就特别努力。”
说完乔冠华，周恩来又提到他的爱妻龚澎：“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爱人。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人家还是这么叫。”
点完名后，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从此，乔冠华和龚澎开始了他们在新中国的外交人生。
人们不知道的是，乔冠华在江苏老家的时候，就特别出名，有一个名号，叫‘苏北神童’。
苏北神童
乔冠华10岁的时候，在盐城第二高小读书，两年后便进入亭湖中学就读。在读书期间，13岁的乔冠华就带头闹了学潮，被学校开除。
不久后，乔冠华又到淮美中学读书。期间，他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大游行。结果，再次被学校开除，让其回家“反省”。
在回家“反省”的时候，乔冠华与侄儿乔宗秀等人秘密成立了“奋斗社”。为了策划除夕破除迷信的一次大行动，乔冠华还办了《强报》，并撰写了发刊词。
因为这件事，乔冠华离开家乡，到淮安中学插班。就读期间，由于乔冠华文笔出众，担任了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
在淮安中学，乔冠华接触了很多进步读物。有一天，他特意到郭沫若处拜访，与郭沫若深谈了两个多小时。
郭沫若对比他小20岁的乔冠华非常欣赏，说：“冠华，你才思泉涌，见解深邃，真是一个难得的奇才！”
不久后，乔冠华又一次因为担任了闹学潮的头目，被学校开除！
用乔冠华自己的话说，这已经是第三次被开除了。
被学校开除后，乔冠华来到南京，到钟南中学毕业班学习。
在校期间，乔冠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高中的课程全部学完，并于当年同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
乔冠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清华大学。于是，在1929年秋，16岁的乔冠华来到北京，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
1933年，乔冠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哲学。乔冠华每次读完一本哲学著作，都会在黑夜中静坐，沉思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在日本期间，乔冠华认识了日本共产党员三浦，并与三浦往从甚密，两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宣传反对日本侵华的事情。
三浦被捕后，乔冠华也在一次赴约中被捕。不久后，警方虽然没有得到任何证据，但还是把乔冠华认定为危险分子，驱逐出境。
1934年夏天，返回祖国的乔冠华，再次进入清华园，并得到了德国一所大学和清华大学交换优秀生的机会。
8月底，乔冠华和季羡林结伴前往德国柏林。
在德国，乔冠华和季羡林看到不少国民党官二代的留学生，在这里不好好求学，心里十分惋惜，决心“要干一个样给他们看。”
后来，乔冠华在补习了一段时间的德文后，前往莱茵河畔的图宾根市。在黑格尔的母校图宾根大学就读。
在图宾根大学，乔冠华接触了很多版本的马列主义著作，并学习了一些军事理论。
1936年，乔冠华看着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认为世界大战已经在所难免。于是，他加紧学习了一些军事科学，研读了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卷本。
12月，乔冠华等一些进步同学，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他们一起创办了《抗战时报》。
为了能向留学生们传播国内的抗战消息，《抗战时报》每天都要出版一期。
1937年，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深造的乔冠华，听说祖国被日本的铁蹄践踏的消息后，匆忙写了一篇关于《史记》的博士毕业论文，交给导师，就到柏林去搞抗战工作了。
后来，图宾根大学通知乔冠华，他的毕业论文十分优秀，校方决定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1938年，乔冠华搭乘“霞飞”号邮轮，来到中国香港，再由香港回到广州。
在广州，乔冠华决心为国效力，就托了在余汉谋处担任参谋长的朋友赵一肩帮忙。这个赵一肩，是乔冠华在图宾根大学认识，并成为朋友的国民党的一个著名将领。
在赵一肩的介绍下，乔冠华得到了一个军队方面的工作，成为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参谋处的一名上校参谋。
穿上军装的乔冠华，心情十分好。为了了解抗战形势，他决定去武汉公干。
在武汉，乔冠华看着沿途的人们大都摩拳擦掌，战意高昂，心中倍受感动。
回到广州后，乔冠华受命收集外国的军事情报和国际动态，并负责创办一个内刊。在任期间，余汉谋对乔冠华的成绩非常满意，对他器重有加。
正当乔冠华向大显身手，大干一番的时候，广州于1938年10月沦陷。
广州沦陷后，乔冠华随军队撤至韶关。不久后，余汉谋派亲信黄范毅赴香港创办晚报，并点名让乔冠华前往香港，协同办报。
乔冠华去了香港后，在《时事晚报》担任了主编。
在香港，乔冠华用“乔木”为笔名，写了大量文章，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回击。
有一次，在延安的毛主席散步的时候，对身边的人问：“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我看过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喔！”
对于乔冠华的文章，延安的许多人都十分喜欢。毛主席更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篇不落地看完了乔冠华写出来的上百篇文章。
对乔冠华的才能，毛主席一直十分欣赏。
联合国的笑声
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政府决定，派伍修权和乔冠华等人组成代表团，到联合国发表意见。
1950年11月24日6时13分，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到达纽约。
乔冠华作为代表团顾问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
11月27日，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新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政治安全委员会的会场。
在联合国礼宾官员的安排下，伍修权、乔冠华等人，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
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中国提出的有关“美国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了发言。
伍修权逻辑严密、言词犀利的话，把美国代表奥斯汀气得红着脸，想找个地缝钻。
伍修权发言后，台湾蒋介石拍出来的代表蒋廷黻，用英语发言，向美国卑躬屈膝。伍修权听完后，说：“我不知道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发言，不用中文，还能有资格当中国人吗？”
与会的其他国家代表听到伍修权的发言，都为他喝彩，蒋廷黻红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悄悄地坐了下去。
不久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宣布联合国大会无限期休会。
经过新中国代表团商量后，伍修权和乔冠华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发放有乔冠华草拟的文字资料和其他图片资料。
12月19日，代表团回国。
在回国前，代表团借记者之口向世界强调：代表团为了和平而来，虽然新中国有利于和平的天被美英集团拒绝。但是，中国不会放弃，将为和平继续奋斗。
不久，乔冠华被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派往朝鲜，和李克农一道与美国谈判。
临行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对李克农和乔冠华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入朝后，金日成接见李克农和乔冠华，就有关问题作了交谈。
1953年7月27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谈判代表的努力下，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9月底，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五国之一。
10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态，对这一提议表示赞成。
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东德首都柏林举行会议。会议决定：4月在日内瓦举行苏、美、法、英、中五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3月1日，毛主席亲自发电，让在朝鲜的乔冠华和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日内瓦会议的各项工作。
3月3日，正式答复苏联政府，中国政府将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对这次日内瓦会议，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
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乔冠华的外交才能，是非常认可的。
1971年10月，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对新中国进行访问，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
基辛格来到中国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让乔冠华与基辛格，对中美联合公报初稿进行磋商。
在乔冠华的努力下，中美双方在尼克松访华的问题达成共识。基辛格非常高兴，准备在10月26日返回美国，向尼克松复命。
中央决定叶剑英元帅和乔冠华前往送行。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乔冠华问基辛格：“基辛格博士，你看，在今年这届联大上，中国能恢复席位吗？这段时间，联大正在对这件事情表决呢！”
基辛格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估计，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接着问：“那么，你估计什么时候，中国能进去呢？”
基辛格想了一下，点着头说：“我估计。明年差不多，等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以后，你们就可以进去了。”
乔冠华听了基辛格的话，哈哈一笑，说：“我看不见得吧！”
基辛格搭乘的飞机起飞后，叶剑英元帅对乔冠华说：“如果基辛格在飞机上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乔冠华能够如此自信，源于他去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周恩来把10月25日联大上以压倒性优势通过表决的事情告诉了他。
周恩来总理说，美国炮制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已经被否决，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将会被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周总理之所以没有吧这件事情告诉基辛格，是因为他不想让基辛格在这件事情上太过难看。
不久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给中国发来电报，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到联合国去参加会议。
得到消息后，周恩来、叶剑英和乔冠华一起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说：“我们这就派代表团去。”
周恩来总理说：“主席您看这个代表团是什么样的呢？由谁来带队？”
毛主席指着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笑着说：“还是主席英明，乔老爷带队，正合适。我们这就回去，把代表团的名单拟出来，报主席过目。”
对于毛主席拍板让乔冠华当团长的事情，外界媒体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
11月15日上午10时15分，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以及翻译唐闻生来到联大会场，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
乔冠华穿着一件灰黑色的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带着充满自信的微笑不如会场，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乔冠华进了会场后，坐在礼宾司长亲自为他拉开的椅子上。
有记者过来问他此刻心情是什么样的，乔冠华仰头大笑，说：“我现在的表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个笑容被记者抓拍下来，被登上了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西方报纸，有的报纸评论说：“乔的笑”震碎了议会大厦的玻璃。
这张经典的照片，被称为“乔的笑”，而拍摄它的那名记者也因此照片，而荣获了新闻摄影普利策奖。
随后，许多国家轮流走上讲台，对新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
其他国家代表发言完毕后，大会主席请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讲话。
乔冠华的讲话结束后，有几十个国家的代表都向乔冠华表示祝贺，乔冠华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后来，乔冠华伸出手，笑着对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你们看，我的手都有些肿了呢！”
此刻乔冠华的手很疼，心里却很快乐。真正是“痛并快乐着”！
经过新中国的一次次共同努力和一系列铺垫，新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国人为之振奋！
这天晚上，毛主席虽然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他老人家依然兴致勃勃地在书房门口来回走着，对周恩来说：“乔老爷他们回来后，要去迎接，规模搞大一点。”
周恩来说：“主席，您放心吧，等乔老爷他们回来后，我亲自去迎接！”
在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件事情上，乔冠华对国家贡献很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乔冠华也不例外。
乔老爷晚年
据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回忆：1970年9月20日，年仅56岁的母亲龚澎去世，这对一向夫妻恩爱的乔冠华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
那段时间，乔冠华经常独坐书桌前一遍遍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乔冠华看着儿女熟睡后，便拿出一个放大镜，一个人在深夜一张一张地翻看和爱妻的旧照。他一边看，一边回忆，每天都流着眼泪。有时候，附近的邻居们都能听到，乔冠华在深夜大哭。
龚澎去世3年后，乔冠华犹豫再三，萌生了再婚的想法。他对女儿说：“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我还要这个家，你和哥哥不要离开我。”
1974年6月，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不久后，周恩来总理生病住进院。
此时，外交部的情况有些复杂，乔冠华的心里苦闷，对杜修贤说他很思念病中的总理，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能找到机会和总理多坐一会儿，在一起说说话。
1975年夏天，杜修贤为周恩来和身边工作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保留了周总理的珍贵瞬间。
杜修贤说，这张照片，就是在乔冠华的倡议下，在留下来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所爱着的中国人民。
周总理去世后，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乔冠华便是其中之一。
乔冠华伏在总理的玻璃棺上，一边哭，一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
杜修贤说，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这样痛苦。乔冠华悲痛起来的样子，让人感觉惊恐。
工作人员费了很大劲，才把乔冠华从周总理的灵柩上拉起来。
后来，周总理的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的时候，乔冠华再一次大哭，把在场的人全部感染，大家都哭成一团。
乔冠华的晚年，有很多时间是在家里养病的。他的心里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癌细胞已经扩散。但，他还是说“我虽然病了，但还是渴望能够投身工作，最后再为党做些贡献。”
1983年9月21日，乔冠华病情恶化。
在乔冠华的弥留之际，他想到的是文天祥的一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便是乔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