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前的今天，1977年4月14日(农历二月廿六)，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创始人潘汉年在湖南长沙逝世。终年72岁。
潘汉年1906年2月出生于江苏宜兴陆平村，世代是书香农耕之家，潘汉年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他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
一．杰出贡献：
- 投身革命：
1921年他离校投身了革命。潘汉年还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文化领袖：
1928年10月，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请出鲁迅先生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代表党接待文化巨人郭沫若从日本归来，发挥了他在文化界的特殊作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统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功绩。
- 统战功勋：
潘汉年曾任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
1933年，潘汉年受党中央指派，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就抗日反蒋问题和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他还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李济深、陈友仁、陈铭枢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磋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广东的陈济棠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1934年10月派遣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在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9月，潘汉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去上海。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取得了他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并与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共同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10月中旬，潘汉年向陈立夫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八项条件。迫使陈立夫同意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万，有力打击了国民党企图收编红军的阴谋，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叫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潘汉年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主持在港的统一战线等工作。
1948年5月，潘汉年及时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最终在南京、上海解放时，资委会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物资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移走，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物资。
刚刚解放的上海，潘汉年出任中共上海副书记，副市长，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这样，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1962年因“内奸”罪，被最高法院判刑15年。1977年病逝。1982年8月，被中共中央平反公开恢复名誉。
二．潘汉年案件：
- 潘汉年“不可‘信用’”：
1935年10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决定潘汉年、张浩两人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内容和精神。张浩直接到了陕北，而潘汉年转道巴黎比张浩晚八个月才到延安。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新联络密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毛泽东为什么说潘汉年“不知轻重、不可信用”？秦福铨2016-08-07 ）
- 毛泽东“震怒”：
1943年夏天，潘汉年私见最大汉奸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1955年高（岗）饶（漱石）案和上海杨帆反革命案出现，潘汉年不得不报告。毛泽东在看了他的报告后，大为震怒，认为潘汉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隐瞒多年，现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潘汉年称电报请示华东书记饶漱石，饶矢口否认，查无电文实据。潘汉年在秘密战线工作直接受命周恩来，并不受饶漱石领导。即使有饶漱石的批准，即使没有损害党的利益，但这样重大的事情长期未向组织报告，能说不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批示抓捕一直深为器重的潘汉年，能是心血来潮?能是无缘无故?能是诛杀功臣?潘汉年被逮捕能是十分无辜?
- 潘汉年认罪伏法：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
“在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罗瑞卿？）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李菁 2018-04-02 ）
潘汉年愚蠢至极？自污清白？潘汉年长期做地下工作，人人都知道他聪明过人，机警过人，否则二十多年情报工作而安全无恙有几人。
潘汉年于革命有大功，否则有几颗脑袋也砍掉了。
- 周总理签字判刑：
潘汉年与周恩来交往最长、关系最深、接触最多，长期受其领导。铁案如山，最终周恩来总理、情报部长李克农出面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里提出七个疑点和有力的五大反证，请中央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
“总理虽然对潘汉年案很关心，让李克农写报告，但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他还是签了字。”（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李菁 2018-04-02 ）
三．所谓“平反”？
- 中纪委书记陈云一句话：“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
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其四？
- 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批示： 1982年1月，中纪委把《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到高法，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批示：“我同意撤销潘汉年的原判15年有期徒刑。”
本来要改判一个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复审。
“我指定华东组拟写撤销原判裁定书，报经院长批准，撤销原审判决，宣告潘汉年无罪。”（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李菁 2018-04-02 ）
结果，连起码的形式都不需要了，一切都是政治需要。
当初是公安部调查近10年，最高法院审判组长和审判员仔细看一个月卷宗，经院方讨论上报判刑15年。现在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一句话一个批示平反了！
这是儿戏还是栽赃陷害嫁祸于罗瑞卿还是毛泽东？包括右派平反都是一锅倒了：不看卷宗不重审，全部平反，只保留几个钦定右派。体现邓小平“反右派是必要的”的意图。真正反共右派就这样漏网了。体现什么？目的何在？
只要是与毛泽东相关的案子都一股风全翻案，都是毛泽东的错？各地展览馆，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错误，其他人都是完美无缺的?真的如此吗？
四．还是疑案重重？
“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罗青长（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1995年）
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审理潘汉年。即使潘汉年案平反后他还认为：“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2018年），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问，我们现在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
这就是政治谜案，有很多问题，历史学家永远也搞不清楚。只有政治家才知道真相，他们往往不肯说。
张学良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嫁祸共产党，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一切责任只自己承担，对各种责难不做任何辩解；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死者为大，无半句责怪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