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四）

二

这一次我在阜平只停留了两天，而第一天晚上，就与沙飞畅谈了一个通宵。沙飞谈吐风趣，经历曲折，同时又长我几岁；同他交谈总使我感到一种难得的轻松和新鲜，一路上的疲劳早被忘得干干净净。直到鸡鸣村角的时候，睡眼惺忪的小通讯员白连生才从门外探进一个脑袋，满脸不高兴地打断了我们：“天快亮了，你们该睡一睡了。“我刚要解释，沙飞却抢先一步：“好好好，睡觉睡觉。“然后他又冲我呶嘴，使个眼色，压低了声音说：“这小鬼可认真呢，弄不好明天还要去告咱们一状。算了，睡一会儿吧。“

黎明时分是宁静的，然而这里的宁静与冀中完全不同。冀中处于一种长期的游击环境，敌人在黎明前往往是最活跃的，因此那宁静中总是包含着更多的紧张和难以预料的敌情，有时黎明就意味着战斗；晋察冀山区的黎明才是真正宁静的，它给人一种切实的安全感。可惜，在冀中养成的习惯已经使我无心领略这种乐趣了，起床号刚一响，我立刻下意识地从炕上坐起来，穿上军装。沙飞也起了床，一面穿衣服一面开玩笑：“刚闭上眼睛，还没来得及睡又睁开了。“接着他又对我说：“你是远方来客，再睡一会儿嘛。“

屹立在恒山之巅的八路军哨兵  沙飞摄影

我也随着沙飞的口气说：“还是起来得好，免得刚睁开的眼睛又闭上。“话音没落，两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整理好被褥，通讯员白连生和李正义已经送来洗脸水。这时，大街上传来整齐的跑步声，时远时近，间杂着铿锵顿挫的口令。沙飞告诉我，这是军区直属队和警卫部队在出操，天天如此。我从1939年离开延安到冀中，现在对这种正规的军旅生活简直都有些生疏了，因此一切都使我感到那么亲切，恨不得立刻就能投身其中，重温那生疏了的感觉。沙飞显然看出了我的心思，乐呵呵地说：“别急嘛，只要你不打瞌睡，这两天我们是舍命陪君子，吃过早饭就领你去各处转转。不过，“他诡秘地挤挤眼睛，“今天晚上可别想睡觉，咱们的话还没说完呢!”

吃早饭的时候，罗光达同志前来告辞，说是有任务外出，大概第二天才能回来。我们匆匆地道别。早饭后，由沙飞和赵烈陪我去摄影科的暗房参观。

暗房设在一间老百姓的平房里，几扇窗户都用黑布蒙面的棉被遮掩得严严实实。屋外的院子中央，露天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架，架子周围也用黑色的棉被密封，内行的人一眼看上去，便会想到那是放大照片用的简易暗室。但是当时农村没有电，所以这暗室的顶部并不安装电灯泡，而只是留有一个小窗口，让阳光从这里直射进去，作为代替电灯泡的自然光源。暗室正面开有两个洞口，连接着两只黑色的套袖；放大照片时，就是从这里把手伸进去操作的。为了在操作时能看见暗室内部的情况，进光的洞口旁边还开着一扇精巧的小窗，上面蒙着红色的玻璃，用起来十分方便。

据赵烈介绍说，这暗室的前身是白求恩大夫赠送给摄影科的一架放大机，后来经沙飞悉心设计，改装成现在这个样子。白求恩大夫生前曾来摄影科参观，对摄影科同志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非常钦佩；同时沙飞又亲自为他拍过不少精彩的照片。因此，他在临终前把自己心爱的放大机和照相机分赠给摄影科和沙飞本人。这两件东西是白求恩大夫最珍爱的三件物品之一。另一件东西是一架行军床，他在遗嘱中指定送给了聂荣臻司令员。白求恩大夫的礼物使摄影科的同志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同时在那种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也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沙飞后来一直把白求恩大夫赠送的相机带在身边，1950年以后又传给他的儿子大力，现在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收藏。

我去参观的时候，杨国治同志正好在放大照片。他把几张刚刚定过影的照片拿给我看，于是我们一边翻着这些照片，一边随便地交谈起来。不一会儿，摄影科的其他同志听说我来参观，也纷纷聚集到院子里。沙飞把大家都召进一间大屋子，热情地为我介绍了一番，然后让我跟大家谈谈冀中军区的摄影科以及摄影工作在冀中的开展情况。

到底是同行，尽管我们都是初次见面，但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谈得很热闹。同志们对冀中的情况都很关心，提了不少问题；我也尽自己所知，一一进行了回答。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就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政治部来电话通知沙飞去开会。他好像有些遗憾，放下电话后半开玩笑地说：“唉，又是开会。今天下午不能陪你了，身不由己啊。“说着又拿出资料员刚送来的一纸袋照片，递给我：“一会儿你抽空看看，提点意见，总不能让你白来一趟嘛。“

晋察冀军区在当时是我军摄影工作开展得最广泛、最深入的地方，摄影科的同志们在沙飞的培养和帮助下，已经能拍出具有一定水平的照片；但是沙飞从不自高自大，而是谦虚谨慎，随时随地都在征求别人的意见，甚至也听取外行的批评。对于这一点，我第一次见到沙飞的时候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要人家提意见，绝不是什么礼节性的客套，而是真正出于艺术家的严谨和虚怀若谷。

沙飞正要走，赵烈双手捧着一个大碗进门来。“不抽烟的同志们!”他故意冲着沙飞说，“咱们来品尝品尝阜平大红枣吧!”

“这么说，没我的份儿?”沙飞瞪起眼睛问。

“哪能呢?”赵烈把大碗送到沙飞面前，“只要你三天不抽烟，这碗枣全是你的，我和少华同志一个也不吃，怎么样?”

“你们还是留着吃吧。“沙飞假装懊丧地说，“这阜平大烟叶跟我有缘分，我不找它，它还得找我呢!”

沙飞烟抽得很凶，开起会来一根接一根的，总是不断。赵烈劝他少抽一点，他就是不听，所以赵烈常常拿这个开他的玩笑，还编了个歇后语说：科长抽烟—省火儿(一根没抽完又接上一根，当然不用重新点火儿)。我发现沙飞咳嗽得很厉害，觉得不一定仅仅是抽烟的问题，于是便建议赵烈督促他检查一下身体，并设法替他加强营养。赵烈说军区组织部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每月都发给沙飞营养补助费，只是沙飞自己从不在意，工作起来就不要命。

“唉!”赵烈轻轻叹了口气，“去年秋天要是能把你留下就好了，咱们还可以一起管管他。“听赵烈详细一说，我才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

原来，总后勤部批准赵烈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时候，正是抗大校部为建校三周年筹备纪念活动的前后。当时他到抗大高级军事政治研究队找我辞行，才从队长高存信同志那里得知：我已被临时借调出去，担任纪念活动的摄影记者。后来赵烈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晋察冀，正好住在摄影科附近的政治部招待所。摄影在当时还显得很神秘。因此住在招待所的同志们都喜欢到摄影科凑凑热闹，看看照片，再加上沙飞生性好客，待人热情，摄影科的门槛简直都要给踏破了。赵烈在延安时常常看见我出去照相，就总想摆弄我的相机，这回守着个摄影科，更是羡慕得不得了。有一天沙飞偶然到招待所转转，碰见赵烈后就随便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沙飞突然问他愿意不愿意到摄影科去工作，赵烈听了真是大吃一惊，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死说活说地调到前方，是为了来打日本鬼子，要是跟上沙飞学摄影，怕是连枪也摸不着了吧?再说，从小到大连照相机也没碰过，能行吗?沙飞见这小家伙窘成那副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接着又耐心地给他解释着摄影工作的重要性，反反复复地开导他。没想到赵烈年纪不大，脾气可倔得出奇，他见自己说不过沙飞，干脆来个一言不发，泡起蘑菇来了。沙飞也是个倔脾气，他看上了赵烈，就打定主意非把他弄到摄影科不可。两个人磨来磨去地泡了大半天，还是没磨出个结果；最后沙飞索性伸出手来刮刮赵烈的鼻子，逗着他说：“说不出话来可就算默认了啊，我现在就去组织部要人!”就这样，赵烈终于被调到摄影科。难怪沙飞总说赵烈是他“俘虏“来的呢。

 严密监视敌人一切活动  1938年  沙飞摄

赵烈到摄影科以后，沙飞经常向他询问延安的情况，在交谈中赵烈常常提起我，所以沙飞心里留下了印象。当1939年秋天沙飞听说我随抗大总校来到晋察冀的时候，立刻建议军区设法把我留下来工作。可惜他晚了一步，等军区政治部派人去抗大商量此事，我已前往冀中。后来每逢有人从冀中来晋察冀办事，他总爱问问我在哪里的情况。当他听说冀中的摄影工作取得进展时，总是为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这就是沙飞—只要对事业不利，他绝不肯俯首迁就，有时甚至会拍案而起；而只要对事业有益，他又是那么宽厚、热情，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

那天晚上，我们又谈了一个通宵。阜平的大烟叶仿佛真的特别刺激他的谈兴，他从遥远的家乡说到晋察冀根据地，从当年的苦斗说到未来的追求。我记得也正是在这一次，他提出了那个大胆的设想：在晋察冀创办我们自己的画报。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决心创办画报，是需要多大勇气和智慧啊!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大胆的设想终于在中国摄影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

那时候，根据地的摄影工作虽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但是由于敌人的封锁，各个根据地都面临着物质上的极大困难。我们自己出版的报纸，大都纸张粗糙，油墨质量差，同时又没有制版设备，所以实际上根本无法刊登照片。当时的许多照片都是先发往延安，再由延安转发到大后方和国外的。而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只能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会，才能使照片同大家见面。如果能创办一本画报，同志们出生人死拍来的照片当然可以发挥大得多的作用。然而谁都知道：要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后方出版画报，谈何容易。

平西挺进军游击队偷渡拒马河，袭击紫荆关之敌人据点。沙飞摄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邻近北平、天津和保定等大城市，敌人的围剿和扫荡相当频繁，斗争的残酷是不难想象的。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才使得我们比其他根据地更容易物色到出版画报所不可或缺的人才，更容易搞到一系列的印刷设备和材料。从这种意义上看，眼前面临的不利因素同时又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我想了想，简单谈了自己的想法。沙飞见我支持他的打算，真是高兴极了，立刻滔滔不绝地和盘托出他那宏伟的规划。我这才感到，创办画报的设想并非他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早已经过了深思熟虑。

看来他对根据地军工生产部门的情况非常了解，他详细地告诉我哪些设备可以在晋察冀就地解决。同时，我们在冀中开办的几期摄影干部训练队也早被他列入“规划“之内，他认为我们现有的摄影人才已经具备了出版画报的基本条件。

一个大胆而科学的设想，一套严谨而实际的工作作风，一条“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这就是沙飞同志成功的秘诀和一贯的性格。

彻夜的长谈使沙飞显得有些激动，他打算立刻写出书面报告，争取尽快得到军区领导的支持和批准。

翌日上午，沙飞又陪我看望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同志们。我们首先见到了宣传部部长潘自力同志。他谈吐斯文，身材高大，操一口陕北口音，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他当时已经年近40岁，作风朴实，在宣传部以严格、认真、以身作则著称。全国解放以后，他曾先后出任我国驻印度和苏联的大使。潘自力同志对摄影工作很熟悉，所以交谈之中显得实在而内行。他很有兴趣地听我们谈了出版画报的想法，不时还在某些关键的细节上问几句或者补充些什么。最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好嘛，你们这不是来看我，像是来游说的，对不对?”我们都笑了。他又说：“别担心，这件事我是赞成的，等我再去朱主任和聂司令员那里汇报一番，然后作最后的决定。“潘自力同志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把革命军队中的专业摄影队伍建设起来。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很重视摄影事业的发展，最近还通过中央宣传部转达了对我们摄影工作者的问候和希望。

当时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集中了一批革命队伍中出类拔萃的秀才，编辑科的科长丘岗同志就是一个。丘岗同志个子不高，胖胖的，显得很结实，不了解他的人很难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八路军干部曾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待人热情而谦虚，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不紧不慢。看样子他同沙飞很要好，总是“沙飞”长“沙飞”短的，非常亲切。宣传部的高天辉、师容之等十几位同志也先后来看我们。经丘岗同志介绍我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平、津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之后，在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陆续加入了八路军。这个团结友爱的集体确实是人才济济，当时大家又都在20多岁，风华正茂，满腔热情，很是谈得来，这些同志都没有到过冀中，所以对冀中的情况及其游击战非常关心，一时提出了许多问题。沙飞一直陪着我，有时还替我说上几句。直到中午时分，他才开玩笑似地向大家作了个揖，一本正经地说：“少华同志是我的客人，诸位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吧。”说着便不由分说地把我拉过去，同大家握手道别。回到摄影科吃了顿简单的午饭，沙飞又要去政治部开会了，于是赵烈自告奋勇地陪我去村外散步。

赵烈性格开朗，兴趣广泛。他喜欢美术，爱写白话诗，一有机会还要放开嗓子唱几句。记得在延安的时候，他简直还像个孩子。可不是吗，他当时才17岁。有一次大约已经入冬了，寒风刺骨，他却仍然像在广东老家一样，穿得很单薄，没有穿袜子，结果手脚都长了冻疮。最后实在瞒不住了，他才老老实实地穿上我的较厚的内衣、内裤，我们一块儿到街上给他买了棉鞋和厚袜子。我长他三岁，总是把他看作小弟弟。然而时隔三年，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却已经成熟多了，远非当年相比。在沙飞的身边，他不仅学到了摄影的理论和技巧，不仅学到了正直、朴实的为人准则，而且也越来越默契地配合着沙飞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分担着沙飞的重任。两年以后当晋察冀画报社成立的时候，赵烈担任了画报社的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沙飞在他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惜1943年的那次大扫荡，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沙飞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晋察冀画报社创刊号制铜板。1942年平山县碾盘沟  沙飞摄

赵烈对沙飞十分敬佩，也十分了解，滔滔不绝地谈着沙飞的趣事和习性，似乎沙飞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对于他都意味着什么。比如，他甚至跟我谈到沙飞走路的姿态，说是沙飞一出门便健步如飞，常常把通讯员甩得老远；有时候他高高举起一只手，自言自语像是在讲演；又有的时候，他两手一起一落的，像个乐队指挥……。赵烈还告诉我：沙飞走起路来如同他做其他事情一样，只有赶到了目的地才肯停下来。赵烈确实不愧为沙飞的助手，他熟悉沙飞的脾气和秉性，又能从中看到他与事业的某种联系。他敬重沙飞的为人，却并不认为他便是毫无瑕疵；他常常能敏锐地看到沙飞性格中的弱点，同时又给予他深深的谅解和恰当的批评，以及真诚的支持。当时我们大概是谈到了摄影科的工作，赵烈认真地对我说：“老沙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可他有时候也会耍小孩子气呢!”他笑了笑，又继续说：“你信不信？他要是认定了什么事，你就是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他也许真怕我不信，下意识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其实他说的一点不错，在沙飞的艺术家的气质中，天生就有一股孩子气——有时单纯得像个孩子；有时认真得像个孩子；要是争论起来，也倔得像个孩子。他常常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近于固执的程度。但是大家都彼此了解，知道他完全是为了工作，所以谁也不会计较什么。任何一个集体都需要人们的相互配合和理解，这在战争年代似乎要比和平时期容易一些，因此沙飞毕竟还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同志式的友爱和彼此信任、理解的气氛中。

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驻地。刚一进院，就听见沙飞那爽朗的笑声。我们推开房门，才看见罗光达也在那里。

“少华同志明天就要上路，你把他弄到哪儿去啦?”沙飞一看见赵烈，当头就问。

“唉，你们昨晚上聊了一夜，还不许我们也聊聊啊?”赵烈满不在乎地说。

快到开饭的时候，赵烈兴高采烈地出去了，不一会儿便和白连生、李正义一道，端来一只砂锅和七、八个粗瓷大碗。除去伙房的饭、菜，砂锅里装着满满一锅清炖老母鸡，另外还有一碗大葱炒鸡蛋和两碗用枣酿制的酒。我心里明白，这是沙飞用自己的生活费让通讯员特别准备的。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只有鸡和鸡蛋还可以从老百姓家里买到。沙飞自己相当俭朴，对别的同志却很大方，他每月的生活费大都这样用在别人身上了。

没容我多想，沙飞已经把枣酒倒了四杯，分给大家。没有虚设的客套，也没有冗长的祝酒词，沙飞只是慢慢地举起杯子，简单地说了一句：“为了这次会面，为了我们的事业!”然后便一饮而尽。我知道，由于敌后的情况千变万化，平时大家是极少喝酒的，而沙飞的酒量也不大，他这样干杯，显然是有些激动了。罗光达、赵烈和我三个人互相看看，谁也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干了这一杯。沙飞很重感情，两天来我们朝夕相处，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而到了这临别的前夜，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四个人相对无言，一阵沉默，最后还是罗光达要我谈谈冀中的情况，才算把话题岔开了。

也许是由于连日劳累，又喝了几杯酒，晚饭以后我们早早地上了床，很快便睡着了。当通讯员李正义把我推醒时，桌上那块马蹄表的时针已指在凌晨5点钟。沙飞听见响动，也一翻身坐起来，我劝他多睡一会儿，他却不肯。吃过早饭，赵烈和罗光达等同志也前来送行，我跟战友们一一话别。

石少华和沙飞在阜平坊里。1945年6月 顾棣摄

几十年过去了，那次分手的情景却始终难忘。记得沙飞一直把我送到村外，然后我沿着那铺满残雪的大道继续往前走，李正义牵着两匹马，远远地跟在身后。我没有再回头，然而却分明感觉到，沙飞那倔强的身影仍旧伫立在村口的大树下。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