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百丈关,张国焘至暗时刻到来

兵败百丈关,张国焘至暗时刻到来
 
张国焘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反面教材。他为人处世的风格、在关键时刻的决策思维,以及身处逆境时所做的种种选择,都蕴含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1935 年 11 月 12 日,张国焘获知了一则喜讯,南下红军顺利攻克了芦山。
 
当红军进抵芦山、天全一带时,意味着已站在了川西平原的入口。只要突破百丈关这一屏障,再打通名山、邛崃县,便能直捣川军的核心政治区域——成都。
兵败百丈关,张国焘至暗时刻到来

在四方面军全体官兵的心里,川军是一支极易对付的队伍,因为之前都是一触即溃、一击即散。在南下的这一个月时间里,红军迅速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以及懋功以南的大片川康边区域,毙、俘敌达 10000 余人。

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显著的战果,似乎更加证实了川军的软弱无能。
于是,四方面军上下都沉浸在即将胜利的喜悦氛围之中,很多战士甚至热烈讨论起抵达成都后的计划。相较而言,朱老总和刘伯承这两位与蒋介石长期交锋的一方面军将领,对南下红军进军川西平原的前景却持有悲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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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向张国焘提醒道,百丈关一带多为小丘陵,地势开阔,仅有挖断山这一小山可作依托。这样的地形利于大兵团作战,敌方的飞机与大炮能够充分施展威力,而对于擅长游击战的红军而言,在这样的地形上与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作战,对自己非常不利。
 
尽管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并非擅长,但他对百丈关的地形状况还是有所耳闻的,也明白这场仗对红军的不利之处。然而,张国焘在政治层面已然陷入绝境,他必须乘胜追击,一气呵成拿下川西平原,唯有如此,才能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再者,寒冬马上就要到了,经历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的红军急需一个物资充裕的后方来休养生息。
 
无需多言,张国焘心意已决,执意要在百丈关与川军展开殊死决战。
 
此役一旦开启,便再无回头之路。

01  川军战斗力飙升

1935 年 11 月 13 日,南下红军中纵队全部加上右纵队 15 个团的兵力,从五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的守军发动攻击,并于14 日成功占领该地,击溃敌暂编第 2 师两个团。

见红军来势这么凶猛,川军顿时如临大敌,全力备战了。他们感到这次绝不是蒙混过关这么简单,红军显然是要与川军一决生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原本涣散如沙的川军竟开始主动凝聚力量。

常言道,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何况是人。
面对红军的猛烈进攻,刘湘与蒋介石都倍感紧张,急忙调兵遣将阻拦南下的红军。刘湘将麾下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和范绍增部调往名山、百丈前线,其他四川军阀也纷纷将各自的精锐部队投入前线。在百丈关一带,川军汇聚了 80 个团,总兵力达 20 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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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也没有袖手旁观。一方面,他担忧红军真的占据川西平原,因而火速调遣薛岳部队前来增援,还派遣部分空军赴前线支援川军;另一方面,红军与川军激战正酣,恰好为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提供了绝佳契机。
 
如此天赐良机,蒋介石怎会轻易放过。而此时的刘湘也不再寻找借口阻止中央军进入自己的辖区了。为阻挡红军抢占川西平原,他已将王缵绪、唐式遵等部以及李家钰部 7 个军、3 个独立师共 85 个团、9 个独立营全部调往前线,手中已无兵力可用于防守成都,只得求助于蒋介石帮忙。
 
红军攻占川西平原的战略意图,无异于在军事与政治上对刘湘实施致命打击,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且张国焘占领川西平原的军事目标,触动了四川各大实力军阀的根本利益,也促使他们几乎是倾尽全力,投入到“百丈关战役”。
 
教员曾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
 
但凡涉及需兼顾各方面与各阶段性质的,皆那都属于战争的全局范畴。从全局视角看,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之际,不仅要努力摆脱困境,更要为迎接革命高潮预做筹备。
 
在低潮时要为高潮铺垫,这就注定了红军当下必然要承受更多艰难困苦,迎接更多严峻挑战。但从全局考量,这些苦累与挑战是必须要经历和承受的。然而张国焘却认为这个过程太艰难了,还是南下更为安逸。(许多人渴望成功,却不愿在当下吃苦磨砺以提升自我,待未来成为当下时,又只会怨天尤人,悔恨当初不够努力)
 
张国焘南下的决策,首先背离了中国革命全局的利益,属于逆势而行。其次,其南下的军事策略也没有顾及南下战争的整体局势,他这么急于攻克川西平原,给四川军阀施加了如此巨大压力,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并倒逼他们向蒋介石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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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刘湘接到蒋介石的“剿匪”指令时,原本打算在自身利益“无直接冲突时保存实力”,因此,刘湘在从川西北到川西南长达千余里的战线上部署兵力皆以防堵为主。
 
刘湘曾指示:“天全、芦山防御目的,在于拒止南下红军于天、芦、宝西北山岳地带,包围川西平原,胜利不要远追,失败可以适当转移阵地,保存实力。”
 
可张国焘却对刘湘的意图视而不见,攻下天全后,便迫不及待地向百丈关进军。(教员指挥四渡赤水战役时,将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间,令敌人难以捉摸红军的真实意图。反观张国焘,作战意图过于明显,缺乏战场之外与政治层面的考量,战略眼光严重不足)
 
被逼无奈的刘湘亲自发布《告剿共官兵书》,对全体川军下达死命令:临阵退缩、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就地正法。从师长至排长,谁敢违抗命令,便由上级指挥官亲自枪毙。
 
恩威并施,逃跑者杀无赦,坚守阵地者有重赏。
 
刘湘派杨德纯率军需处各小组奔赴战场各处,先足额发放川军 11 月份军饷,再给予一线官兵丰厚的现金奖赏,随后安排手枪队监督执行。一番举措之后,川军一改往日怯懦之态,战斗力陡然提升。
 
此令一出,全体川军都化身为敢死队。

 

02  兵败百丈关

11 月 16 日,川军完成调整后,南下红军即刻察觉到川军变得比以往更加难对付了。

 
见川军抵抗顽强,红军亦愈发英勇无畏。16 日,红军成功占领百丈镇,并相继攻克黑竹、王店子,剑指成都。
 
然而,此时刘湘调往前线的主力部队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阻挡了红军的进攻步伐。至 11 月 19 日,刘湘调集的部队基本集结完毕。拂晓时分,川军十个旅在飞机与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丈地区长达 10 余里的弧形阵地展开猛烈反扑。
 
川军的反扑迅猛而凌厉,此时的红军物资极度匮乏,缺衣少食,天气逐渐寒冷,而敌人的飞机轰炸破坏力惊人,每一次俯冲都会致使众多战士血洒疆场。刘伯承的警告不幸言中,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作战,红军处境极为不利,伤亡惨重。
 
但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无一人退缩,他们强忍疲劳与寒冷,在山谷、烂田、松林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手臂被炸断了,便用嘴咬着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子弹消耗没了,便抄起刺刀冲向敌人奋勇拼杀。
 
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或许在政治素养方面有所欠缺,略显年轻冲动,行事风格有些偏激,但在战场上,他们个个都是英勇无畏、甘愿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豪杰。
 
百丈关战役堪称红军长征途中仅次于湘江血战的惨烈恶战。
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浴血奋战,红军主力遭受重创,主阵地失守,被迫于 21 日撤出百丈。百丈战役后,南下红军全军于当月撤至天全、芦山、宝兴三县休整,准备过冬。
百丈关一役,四方面军损失极为惨重,伤亡人数逾万,战斗力大幅削减,已无力继续执行南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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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已至,四方面军的过冬衣物与钱粮储备严重不足。百丈关战役后,红军与川军皆元气大伤,张国焘本打算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休整数月后,再与川军一决雌雄。
 
想法虽好,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眷顾张国焘。
 
1935 年的四川冬季,格外寒冷,以往只需稍厚些的衣物便可过冬,而此年冬季不仅严寒刺骨,还降下了数十年不遇的大雪,数九寒冬,红军非战斗减员数量急剧增加。
 
天全、芦山、宝兴一带人口稀少,资源匮乏,难以支撑张国焘的数万大军。如此一来,张国焘休整数月后再战百丈关的计划化为泡影,兵源短缺、粮食匮乏、棉衣不足,每一项都足以致命。
 
更为致命的是,当红军与川军拼杀至两败俱伤时,蒋介石开始坐收渔翁之利了。

 

03  老蒋一箭双雕

蒋介石乃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可以从家国大义的角度对他进行批判,但绝不可轻视他的手段与能力。

乱世之中,既出豪杰,也出枭雄。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悍然突袭沈阳,武力侵占东北。值此民族危亡之际,蒋介石却置东北抗日于不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抵御外敌,反而调集大军围剿江西苏区,挑起同胞相残的内战。
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守土御敌本是他职责所在,老蒋却不去保卫国门,反倒攻打同胞的行径,理应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老蒋深谙政治权谋,他最清楚谁才是对其统治地位最大的威胁。
蒋介石的政治手段极为高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背后隐匿着“一箭双雕”的阴谋。一方面,他借此方针妄图扼杀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在追击红军的进程中,顺势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并名正言顺地将中央军的力量渗透进原本不受其管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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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这么一搞,蒋介石都不用施展威逼利诱之策,刘湘便主动邀请中央军入川共同对抗红军。
百丈关战役后,红军退至天全、芦山、宝兴一带,蒋介石即刻命令嫡系部队薛岳率领 6 个师近 10 万人马,从贵州赶赴川西,取代川军成为对抗红军的主力。刘湘心中虽有不悦,但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接纳薛岳大军的到来。
 
蒋介石不仅派遣了薛岳,还将顾祝同、贺国光等国军高级将领调往百丈关前线担任参谋。同时,蒋介石安排大批国军骨干军官对川军进行改造,缩减川军编制,精简部队,并配备更为精良的装备,使得川军战斗力大幅提升。
 
对于南下红军而言,仅凭数万人防守上百里的战线本就艰难重重,如今敌军主力换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薛岳等人又拥有极为丰富的与红军作战经验,实在是难以招架了。
 
张国焘此刻已然陷入绝境,对于北上红军而言,腊子口战役是关键一战,若无法攻克天险腊子口,北上红军的处境将极为艰难;对于南下红军来说,百丈关战役同样如此,打赢了,便可进军成都获取补给,若战败,则是北上无路,南下无门。
 
为何会陷入如此困境?倘若张国焘不搞分裂,坚决服从中央决议,两支红军怎会面临这般险境,又怎会致使众多革命战士无辜牺牲?
 
人一旦犯了错,误入歧途,在迷途知返时,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否则就难以心安理得地前行。
 
1935 年 12 月下旬,薛岳部队集结完毕,依照既定计划向荥经方向发起进攻。许世友计划派遣三个团进行防守,然而陈昌浩判断失误,他以为薛岳不会贸然全力出击,兵力不会太多,仅安排一个团在峡口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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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薛岳径直投入九个团的兵力,负责防守峡口的整个 35 团全军覆没,团长、政委奋勇死战,最终壮烈牺牲。

在薛岳大军的猛烈进攻下,红军渐露败势,刘湘也没闲着,追随薛岳部队攻入宝兴县境内,红军三百里防线全线告急。历经长达三个月的艰苦战斗,缺乏后援且无法得到补充的红军,无奈之下只得选择撤退,若继续战斗下去,南下红军迟早会被这残酷的战场吞噬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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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初,张国焘在芦山任家坝召开红军总部会议,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经百丈关战役以及三个月的攻防战斗后,红军已难以再与敌人持续周旋下去了,并制定了迅速向西推进,夺取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求后续发展的战略。
 
1936 年 2 月 15 日,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再次翻越夹金山,途经懋功,向西挺进。
 
如果说 1935 年 9 月是教员的“至暗时刻”,那么 1936 年 2 月便是张国焘的“坠崖时刻”。
 
但这绝非终点,甚至仅仅只是开端,既是张国焘命运转折的新起点,也是红军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南下红军遭受失利,红军整体战力受损,教员一直竭力避免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这对红军究竟意味着什么?对革命又将产生何种深远影响?而张国焘的最终归宿又在何方?
 
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已然过去,只是真正温暖的春天却依旧遥不可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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