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同志逝世。
任新民，1915年12月生于安徽宁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8月至1956年8月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工作。1956年8月参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筹建工作，后任一分院副院长等。1975年6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1977年9月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2年4月起先后任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工程总设计师，航空航天工业部、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等。1999年8月起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项。2017年2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圆梦飞天之路的“总总师”
——追忆“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
■解放军报记者 张新 邹维荣 通讯员 赵艳斌
2017年2月12日，我国“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任新民溘然长逝，享年102岁。在航天领域，他与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为中国“航天四老”。从东风一号导弹，到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放飞东方红一号卫星，到担任载人航天工程首席顾问，中国航天事业从未少过任老的身影。他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航天人亲切地誉为“总总师”。
一封电报，让他与航天结缘
1940年，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任新民选择在另一个战场为国“战斗”，除了担任大学讲师，他还兼任某兵工厂技术员。在此期间，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成功实现用黑火药代替无烟火药装填迫击炮，解决了中缅战场上火炮装药的燃眉之急。
不久，他被选送去美国一家著名的铣床厂实习。告别了祖国和亲人，任新民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生活。他在钻研工艺的同时，还拿到了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为以后研究火箭发动机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任新民义无反顾地回国。归国后，他强忍父亲辞世和儿子夭折的悲痛，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搞”火箭。当时在中国，“搞”火箭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没多久，他接到一封电报邀请，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并负责讲授固体火箭课程。就这样，一封电报让他与航天结缘。
在那里，他与钱学森初次相见，在对中国能否造出自己的火箭、导弹的问题上，钱老脱口而出：“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也能，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这句话任新民记了一辈子。
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当晚，两位专家彻夜畅谈。钱学森赞赏他才识过人，这次见面，开始了两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航天合作。
1956年，由钱学森负责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任新民被调任为五院下属的六室主任。从此，他的一生便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
从零开始，把中国首颗卫星送上天
这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飞向浩淼的太空。从此，照亮了我国的飞天之路。
这一刻来之不易，要知道这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作为火箭技术总负责人，任新民难掩激动的泪水，艰难风雨历程涌上心头……
镜头拉回那段峥嵘岁月。当苏联成功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卫星，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不久，我国的人造卫星计划正式启动，任老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总负责人。
当时，中国工业一穷二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任老毅然挑起重担。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决定任务攻关的成败。研制发动机的过程异常艰辛，不仅要弄懂许多设计难题，还要攻克诸多材料与工艺方面的关键技术。这些困难如同一道道关卡，横亘在攻关路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凭着铁一般的意志，任老迎来胜利的曙光。
攀登科技的高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在使用遥测弹测试发动机性能时，弹头未落入预定弹着点。
时间紧急，任老心急如焚。他带领大家，在茫茫大漠苦寻弹头残骸。年近花甲的他，拄着拐杖，和年轻的战士一样，白天翻越一个个沙丘，夜里靠盖沙子取暖。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第5天，终于找齐了所有残骸。有了确凿的“物证”，任老顺利查出故障原因，成功排除了问题隐患。
此时，在技术上如何实现火箭整流罩分离，成为任老面前又一道难题。
北国天寒地冻，任老裹了一件厚棉袄，便跑到外场进行试验。经过多次论证后，他确定了“两个半罩先纵向解锁，然后水平方向快速平抛”的新方案，成功实现火箭整流罩平稳分离。
就在火箭发射前夕，为了保险起见，任老提出要在火箭二三级之间涂抹二氧化钼，防止火箭发生“冷焊”现象，影响分离。实践证明，这种“万无一失”的做法，对托起卫星成功升空十分必要。后来，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中国放卫星的人”。
在同事眼中，任老是中国航天领域的“常胜将军”。但任老心里清楚，干航天哪有“常胜将军”，稍有半点马虎，就会酿成大错。当时，有人劝他，该退下来享享清福了。但他全然不顾地踏上了新型火箭研制的征程，相继“护送”多款型号卫星成功升空。难怪任老的女儿常说：“只要父亲出差几个月，我们国家就有一件大好事发生。”
立下军令状，再难也要研制出氢氧发动机
火箭飞行的动力源于发动机，与常规发动机相比，氢氧发动机效率高、推力大。但“搞”氢氧发动机，需要突破更多技术难题，关键在于低温和储存技术。当时，美国、苏联已成功掌握，任老迫切希望中国也能有所突破。
为了保险起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计划使用常规推进剂发动机，把氢氧发动机作为备选。
得知这一消息后，正在外地出差的任老，匆匆回京。在表决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氢氧发动机这个台阶迟早是要上的，我们现在能上得去，我可以立军令状！”后来，氢氧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
当大家对新型发动机万分期待时，火箭却在首次托举卫星时，由于发动机原因，发生了二次启动失败。任老力挺的项目遭遇了滑铁卢，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越是最困难的时候，越是快要成功的时候。任老鼓励大家：“掉下来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对待，总结经验教训，再干，再实践，一定会成功！”在一次出差途中，他在草纸上论证时，终于找到答案——改变氢氧混合比。从此，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为中国航天的“金牌火箭”。
几十年来，任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无数航天人。
有一次，长征三号全系统试车，仪器舱突然着火。任老没等警报解除，顶着浓烟和灭火的水柱，直接爬上了试车台，希望通过着火点查明原因。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步入耄耋之年，任老继续发挥余热，他担任载人航天工程论证小组首席顾问，时刻关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几个月前，他还心系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任务，在病榻上写下“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的字迹。
任老对中国航天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一句简单的话对自己61载波澜壮阔的“航天人生”做出概括：“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这句平凡的话语，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任新民：中国航天“总总师”
■王妍
任新民的一生波澜壮阔，他自己却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迈出科技报国第一步
1929年，年仅14岁的任新民满怀救国热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的安徽宣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血腥屠杀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中共特派员组织了“冒埠暴动”，但被特务队等武装力量镇压，党员、共青团员名单也被泄露。为了躲避当局的审查，在宣城上中学的任新民被父亲送到了偏远山区，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任新民崇敬和热爱的师友在暴动中被杀、被捕，自己的报国壮志在穷乡僻壤的避难之所也无处伸展。谁也不知道这个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少年人承受了多少愤懑与痛苦，但他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同时也在刻苦自学中学课程。半年后，任新民参加了南京市高中招生考试，被南京钟英中学录取，3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
“七七事变”后，重庆的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为解决兵器制造人才奇缺的问题，从各大学招收二、三年级学生插班学习兵工专业。任新民踊跃报名考试，被造兵系录用。这时候的任新民被浓厚的抗日氛围重新点燃，他学习的枪炮设计制作和使用，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提供枪支弹药，为抗日战场研制枪炮、火药，他科技救国的抱负实现了第一步。
1945年，任新民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挥别满目疮痍的山城重庆、山河破碎的故国热土，乘军机辗转到印度，再搭乘轮船前往这所世界知名的机床跨国公司。实习期间，任新民吃苦耐劳，以顽强的毅力克服身在异国他乡的重重困难，工读兼顾，在实习结束后考取了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他在学校近乎“痴迷”地专注于学习和研究，仅用4年时间就取得了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前被聘为布法罗大学工程系讲师。
随着国内局势渐趋明朗，归心似箭的任新民欣喜若狂。1949年6月，任新民乘邮轮回国，快到上海吴淞口时被国民党军队轰炸，邮轮只能返回香港。任新民在海上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到达了天津塘沽港。阔别多年，任新民已学成归来，而他立志报效的祖国也旧貌换新颜。
归国后的任新民参与筹建培养武器装备研制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1956年，在钱学森的主持下，任新民参与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建立》的编制。随后，任新民从哈尔滨调入北京，参与筹建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创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总设计师室（六室）主任。
中国第一台液体火箭发动机总设计师
1958年，任新民被任命为“1059”（苏联导弹Ｐ—2仿制弹）的发动机总设计师。“1059”的发动机是我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差，产品质量不稳定，而发动机的材料问题更是突出。任新民靠着严谨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逐一排查零件的质量问题，把关零件生产的工艺、工序。在发动机材料的问题上，任新民认同聂荣臻元帅的看法，材料不能依赖国外进口，他同多家有色金属冶炼厂、钢厂协议试制155种金属材料，又与石油部、轻工部等20多个单位协议试制87项非金属材料，这些协作生产不但保证了“1059”的仿制成功，也为中国导弹事业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仿制接近尾声时，苏联专家要求用作推进剂的液氧必须从苏联进口，但任新民坚持试用兰州化学实业公司生产的液氧。任新民与专家们严密检验、比对，中国生产的液氧被证实符合设计要求。
发动机研制完成后，投入试验需要用到地面试车台。当中方研究人员问及试车台、试车规程的资料时，苏联专家回复要把仿制好的发动机拉到苏联去试车。任新民意识到，不能在国内试车，必然会卡住中国导弹事业的独立发展。他与同事们既为技术上的钳制气恼，又为导弹研制进程心急如焚。在少有资料辅助的情况下，任新民与同事自主摸索、研究发动机试车台的设计与建设。经过几个月的分析、计算和研究，任新民带领专家们编写出一份极为详细的试车台设计任务书，又经过近一年的工程建设，中国第一台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验收成功。
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中国导弹事业研制的关键时期，历史风云变幻、测试机故障频发，任新民面临的压力可见一斑，而此时“1059”已经在大漠戈壁的塔架上整装待发。
1960年11月5日，“1059”如期发射，一举成功！聂荣臻元帅称“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059”后改名为“东风一号”，此后东风家族在中国导弹事业征程中不断开拓、节节胜利、步步为营，成为中国现代化国防的“镇国重器”。
中国航天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把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的“长征一号”，是在任新民领导研制的“东风四号”弹道导弹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作为“东风四号”的技术总负责人，任新民异常忙碌，他带领研制团队突破了我国第一个高空发动机研制中的多个技术难题：没有条件建立模拟高空环境的试车台，任新民与科技人员另辟蹊径，改造发动机系统，增加堵盖、薄膜等设施，为二级发动机点火创造了一个地面大气压环境；为了解决在地面难以获得发动机的高空性能参数的问题，他们采用发动机自身排氧抽真空，设计了一个抽真空扩散试验舱，为发动机创造了高空工作环境；为了提高发动机比冲，任新民带领研制团队设计出钛合金大喷管、玻璃钢大喷管，经过缜密设计、制作，反复试验，成功替代了昂贵、难加工的钛合金制品。
从1968年开始，任新民常驻戈壁大漠、东北寒地的发射场，领导和参与“东风三号”“东风四号”“长征一号”等的研制、飞行试验工作。“长征一号”任务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务，对任新民来说是多重任务并行，忙上加忙，而主导科技大工程中的统筹、协作更是难上加难。
1970年，“东风四号”发射成功，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点火后的“长征一号”托举“东方红一号”徐徐升空。试验队队长、发射卫星工程指挥部成员任新民站在激动的人群中，紧张地观察着火箭的每一个踪迹。“捕获目标”“跟踪正常”“捕获正常”……15分钟后，国家广播事业局接收到了中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任新民说：“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任新民就是这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航天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科学中勇攀高峰，在工程中负重前行。他驰骋的沙场不再是金戈铁马，他征战的疆域也不仅仅是星辰大海。中国的航天人在艰难困苦中、在失败挫折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谱写中国航天事业新篇章。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