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远新忆毛主席谈批孔
- 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三忠于活动)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 关于1973年基辛格访华
【敬告读者】《毛远新忆毛主席谈批孔》的文章,网上有多种版本,错讹较多,现刊发经过毛远新本人于2011年5月最后修订的版本,并附有毛远新为此次修订所写的说明及注释。——编者
原文我始见于【强国网心声论坛 2010-1-27 原文署名:ceshi123】。看来是某次朋友聚会后,好心者没有跟我商量核对,单凭个人记忆和理解整理出来文章,又未经我过目同意就在网上发表了。我读后感到虽然大体似乎是那么回事,但许多地方词不达意甚至错误。比如“清末民初”写成”明末清初”。
由于当时聚会是随意聊天,东拉西扯,转化成文字就显得杂乱无章,甚至哪些是主席的话,哪些是我个人拙见,都混杂纠缠不清。对当时某些背景,也缺少必要交代。我是很不满意的。
中央文献有同志对此文涉及内容很感兴趣,托人捎信,建议我将其整理校对,重新加工一下。受人之托,我开始着手对网上这篇文章进行了修订。修订时,对于主席的原话,都用加粗字体表示。
2010年5月29日,家母去世,修订停顿。同年年底家母入葬后,又重新拾起。
2011年3月,修订稿初定,恰逢天安门前竖起了孔子铜像,我不知此举的背景,恐探讨历史学术之谈,变成了现实政治问题,文章虽已修订完成,但决定暂时不予公开。
毛远新
2011年5月
毛远新忆毛主席谈批孔
2011年5月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有人谈到中央电视台某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我说,1973年主席写了一首赠郭沫若同志的诗,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有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诗词都公开了,但这首诗却不大讲。为什么呢?因为涉及批孔。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听说,批孔就是批周总理,所以都要回避。
有一部讲主席诗词的专题片,叫《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这部专题片街上有卖的。是为纪念主席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的。这是从主席诗词的角度讲主席的一生,拍的水平高,解说词写得也不错。
《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也播过。大概因为前述原因,主席赠郭老的这首诗并没有收入这部专题片中。
当年主席曾给我讲过这首诗,还给我一篇柳宗元的文章《封建论》,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秦政记》和《秦献记》,都印成了大字单行本。
主席要我回到沈阳召集辽宁省委常委和沈阳军区主要领导,给每人印发一套,还要我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的主要领导请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印发了这首诗及那三篇文章。
当时主席的要求,主要是回去认真贯彻落实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作的政治报告【注】。按照惯例,在我回沈阳之前,把主席谈话的内容和工作布置,当面向总理作了汇报,而且请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来沈阳,那是要经总理批准并通知他们的。
我记忆中,主席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粃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中“十批”主要是指郭老写的一部书《十批判书》中的第十批,是专批秦始皇的。“唐人”指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封建论》,“子厚”是他的字。“文王”指周文王。
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一是祖龙指什么?主席说就是秦始皇;二是“百代都行秦王政”一句中的“政”字,是嬴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姓嬴名政,主席说是政治的政。
现在我在某些刊物上看到这句变成了“百代都行秦政法”,不知是因我的提问,主席自己作了修改,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这首诗大概是1973年夏写的。党的“十大”是1973年8月召开的,会议结束后,我去看主席,他亲自给我讲解的。
早在文革前,1965年夏,主席就叫我读过《十批判书》。当时主席主要是给我讲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郭老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主席说他是科学家,我不理解,我印象中他是文学家,诗人,剧作家。
主席说郭老是研究甲骨文,研究历史的专家。文字学、历史学都是一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类思维的科学。
当时主席对我说,可以读读郭老的《十批判书》,还有《青铜时代》。当时主席称赞郭老在《十批判书》中的第一批,他先批判了自己。
郭老在书中说,过去他研究先秦古代史,多是根据东周以来儒家文人的著述,后来经过对出土的青铜器、甲骨文字的考证,发现自己对先秦历史的许多结论是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主席说:“研究先秦古代史,就应该学习郭老,要从考古入手,从乌龟壳,牛骨头,青铜器入手,不要只停留在古人的故纸堆中”。
郭老《十批判书》认为,殷纣王并不像古书上写的那样荒淫无道,失去民心,恐怕还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
由于殷与东南夷连年战争,被周人从后面趁虚而入。殷纣王用的是东南夷的俘虏兵,作战时倒戈投降而失败。其实当时殷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周先进得多。
“劝君少骂秦始皇”
主席说:“周取代了商,要证明自己更合天意,顺民心,就极力丑化殷纣王。后世儒家都是以周公(姬旦)为楷模,所以又给纣王编造了许多罪名,包括《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郭老是根据地下出土的乌龟壳、牛骨头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得出的结论,我看比较可信。同样,汉取代秦,唐取代隋,也都极力丑化秦始皇,丑化隋炀帝,可惜郭老没有注意到这点,对秦始皇的评价很不公正呢。”
主席根据郭老书中的研究结论,随口还归纳了四句话:“三皇五帝属子虚,夏禹有无尚可疑。青铜甲骨来(可?)作证,……”最后一句我忘记了,大意是说殷商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这次主席还把柳宗元的《封建论》及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大字单行本递给我,我简单翻了一下,唐人的古文略加注释并不难读,但章太炎的文章我根本读不下去,许多字见都没见过。
我问这是啥字,有的主席给我讲了,有的他也说不晓得,要我去查注解。
我说怎么清末民初的文章比唐朝的文章还难读。主席开玩笑说,大概是唐朝知识分子还没有那么多思想问题,写的诗和文章比较接近群众。后来一些知识分子,似乎用字越生僻古怪,越是别人认不得,看不懂,越能显得自己有学问吧。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反对分封世袭制,肯定秦始皇郡县制的。主席说,这里所说“封建”二字,叫封土建侯,按郭老的说法是指“封诸侯,建藩卫”,这是“封建”二字的原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
主席指着文中一段念道:“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认为,公天下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主席指了指这段话前后的文字要我念。我一边念主席一边解释,主席说,这里说的“公”与我们现在说的“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他(指秦始皇)是以皇帝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还是为私的,是“私一己之威,私尽臣蓄于我”。柳宗元说,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说得好,封侯世袭制度,只能造成国家分裂。
主席说的这段历史我也知道一点。秦统一后要不要分封?李斯与许多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主张郡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命郡长、县长,反对把一个个诸侯王分到各地去,成为当地世袭的统治者。
主席说,秦始皇力排众议,采纳了李斯主张,功劳很大。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
我的理解,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不要说两千多年前,到了二十世纪,如果全国各省都学阎锡山在山西的办法,铁轨宽度各不相同,那是什么后果?如果各地再按自己地方的方言制定文字,恐怕早就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不是说秦始皇没有错误,而是说他的功劳远大于他的错误,所以,主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一提秦始皇,有人就想到“焚书坑儒”,林彪就是如此。在1971年“913事件”后,主席针对林立果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曾经说过,焚书不是个好办法,我也不赞成。大概当时为了对付六国贵族、文人复辟的危险,巩固国家统一,秦始皇的无奈之举。当时主席还要我去重读《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坑儒”的直接原因,是一群方士术士,利用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想见见神仙的迷信,骗取了国家大量资金,或是打着研制新药的旗号却总也拿不出长生不老的配方;或是去建豪华楼堂馆所,以备接待天上的神仙,却始终未见有神仙光临;或是建造大批船只,拐骗数千童男童女,扬帆东去求仙,却一去不返。
国家的钱财骗去不少,可拿不出任何“成果”,还聚在一起辱骂嘲笑国家领导人,然后逃亡不知所踪。
面对利用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坑蒙拐骗、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还辱骂嘲笑国家领导人的事件,不要说秦始皇,任何一朝皇帝和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恐怕都会火冒三丈,下令通缉,捉拿法办,说不定还会求助于国际刑警组织。
小时候,主席给我讲过不少《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上中学后他要我自己去看书,还顺便提到,除了蒲松林,还有个叫袁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子不语》。
主席问我,你知道书名为什么叫《子不语》吗?我摇摇头。主席说,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而这位袁先生说,孔夫子不讲怪、力、乱、神,我偏要讲。并把他写的小说集子起名《子不语》。
我很怀疑秦始皇坑的那帮人是否真的都是儒家弟子,司马迁也没明说过坑的都是“儒”。说他们是儒生的根据是太子扶苏说过一句“诸生皆诵法孔子”。
也许是这帮人对孔子只“诵”而不“法”,说一套做一套。
因为他们弄鬼弄神,骗钱骗人,居然骗到国家领导人头上,这绝不像是孔子弟子所为,孔子是从不讲鬼弄神的。如果孔子还像他当年在鲁国当公安部长兼代总理位置上,对这帮人也会斩立决的。
他在鲁国上任才七天,就以聚众结社、邪说惑众、淆乱是非等罪名,毫不犹豫诛杀了少正卯。何况少正卯还没有弄鬼弄神,骗钱骗人骗到君王头上,只是另立门派招生办学而已。
在秦王朝“严打”,逼、供、信之下,大概这些读书人又互相乱咬,牵连无辜,导致了“肃反”扩大化,坑杀了一些真正“诵法孔子”的读书人,他们有些只不过是议论批评朝政,有些主张分封,反对郡县制,也有的主张为六国复国,如此而已。
对比蒙古人南侵时的大屠杀,对比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的法令,恐怕被杀的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远比被秦始皇错坑的读书人多的多。所以说“焚坑事业要商量”。
“十批不是好文章”
孔子说“吾从周”。周公(姬旦)是他心目中最崇拜的人,他认为周公是制定西周礼教制度的人。但据郭老考证,周朝的礼教制度大部分是西周三百年间逐渐积累形成的,很多还是从殷纣王那里直接抄来的,并不像孔子所说,是周公制定的。
郭老说,所谓周公制礼乐的说法,大都是东周时期儒家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打周公的旗号编造出来的。
主席说,郭老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郭老是根据出土的牛骨头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得出的结论。
孔子当年那些理论并没有多少市场,他周游列国,到处不受欢迎。
原因在哪里?孔子的语录看起来都是些好话,但面对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
主席说,郭老批评秦始皇不许儒家弟子去秦国讲学。而战国七雄,为什么那些允许儒家讲学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许儒家入境讲学的秦国,却能统一中国?
郭老既要承认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贡献,又要把秦始皇说的一无是处。
在《十批判书》的第十批中,拿吕不韦的门客编篡的《吕氏春秋》这部书做文章。结论是:秦国能强大,是吕不韦当总理治国有方的结果。秦灭六国之仗主要是王翦父子打的,统一国家之功在王翦父子。郭老认为吕不韦实际是儒家弟子,只可惜他牺牲在暴君秦始皇手下。
总之,好事都是吕不韦做的,坏事都是秦始皇干的,甚至考证出秦始皇是什么鸡胸、马鞍鼻、气管炎等,诊断秦始皇是软骨综合征,从生下来就是个生理心理都不健全的残疾人。
而史书上记载“吕不韦名下那些污秽事迹”,例如,把已有身孕的赵姬送给秦始皇的爹,把大阴人嫪毒送给秦始皇的娘,郭老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史实”。所以说“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
秦始皇死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打败项羽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历朝历代皇帝似乎都在骂秦始皇,但是做起事来又都要学秦始皇。
郡县制非学不可,谁要是不学,一分土封王封侯,就出内乱,甚至打内战。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要学,修驿道、修长城、修宫殿,甚至修陵墓也不都在学吗?
家天下,我为始皇,子孙一代代传下去,直至万世,不也是历代皇帝所渴望的吗?甚至连“皇帝”二字和自称为“朕”都是从秦始皇那里直接抄袭来的。
历代皇帝对危及自己统治的人和文字,镇压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据说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就能制造出文字狱来。只是不一定用“焚”用“坑”这种古老粗暴方式而已。这不是“百代都行秦王政”吗?
历朝历代的反孔与尊孔轮回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坐了天下的皇帝,往往都要把孔夫子请出来,一面咒骂秦始皇,一面吹捧孔夫子。
最看不起儒生的刘邦,见了儒生把人家帽子拿下来当尿壶,但他却打败了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到他重孙刘徹,却抬出孔子,独尊儒术。为什么?地位变了,由造反者、革命者变成统治者、执政者了。
史书记载,隋炀帝杨广曾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他称孔子为“先师尼父”,既是老师又是老爸。他下令各级政府在全国寻找孔子第N代子孙,上报中央,封为“绍圣侯”,大概可享受省部级待遇。
但为什么只见后世如儒生责骂杨广是暴君,却没见有人说他是尊孔的呢?
人们盛赞李世民“贞观之治”如何符合儒家理论,那又怎么解释玄武门事变呢?到唐开元年间,其后辈李隆基成为第一个给孔子封王的皇帝,尽管送上一顶“文宣王”的高帽,自己却还是落得“六军不发无奈何”的境地。
据传,大宋开国总理赵普,半部《论语》就能治理天下,但未见他能用整部《论语》解释清楚发生在陈桥的军事政变。
成吉思汗读过《论语》吗?他的铁骑弯刀杀遍欧亚大陆,杀人如麻,简直要把所有的农田都变成牧区、草场。可是到了他的后辈,元朝皇帝又要到曲阜去祭孔。相比于历代皇帝赠给孔子的高帽,好像他那顶最高最长,字数最多。
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残酷暴行,哪一条符合孔学理论?但其后人一旦坐了天下,又抬出孔子,到曲阜去祭孔。人们至今不是还在称颂“康乾盛世”如何符合儒家治国思想,还在高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吗?
孔子是件可以随意摆弄的器具
主席说:“农民起来造反,外族入侵,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朝换代,他们起兵夺权的时候,骨子里都是批孔的。按照孔孟之道的说法,臣是不能反君的,民是不能反官的,下是不能犯上的。你要造反,你要革命,就必须要批孔,否则师出无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
国共两党早期领导人,革命初期都是批孔的,‘五四运动’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如果不批孔,大家也只能跪倒在太后老佛爷和袁世凯的脚下俯首称臣。但是,等蒋委员长上台以后,国民党又去大修孔庙,尊孔、祭孔。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鲁迅说过,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一个器具,是想做官的读书人的一块‘敲门砖’。器具也罢,砖头也罢,既可捧过头顶,也可丢进茅厕,那要看当时的实际需要喽。”
我后来查过,主席引用鲁迅的那段话,出自《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写于1935年4月29日。
这一时期前后,蒋委员长置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不顾,一只手忙着指挥数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另一只手却在山东曲阜修复孔庙,在全国各地新建孔庙,他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要“读经尊孔”,讲“礼仪廉耻”。
孔夫子不是说“和为贵”吗?为什么对日本人可以讲“和”,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一定要斩尽杀绝,怎么不讲“和”呢?你说蒋委员长是真的“诵法孔子”,还是仅仅把孔子当成个器具使用呢?
也在同一时期,日本人一只手在我东三省残酷镇压抗日群众,另一只手却在日本东京等地修建孔庙,还说,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中国人“恢复孔子之教”。如此说来,抗日战争,岂不变成武力抗拒恢复孔子之教了?
湖南军阀何键,昨天还在湘江前线指挥湘军血腥屠杀中央红军,今天又给日本国赠送一幅自己珍藏多年的孔子画像,以庆贺大日本帝国孔夫子庙的落成。
鲁迅的眼光是敏锐的,一针见血指出,在他们心中,孔子不过是件可以随意摆弄的器具而已。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当你是革命党起来造反的时候,就要批孔、反孔,把孔子丢进茅厕。等你上了台,成了统治者,成了执政者时,为了维护自己特权地位,不许人民再反对你,不许人民再革命时,就要尊孔、祭孔,把孔子捧过头顶,要百姓好好修身养性,服服帖帖接受我的统治。
郭老在《青铜时代》一书中,驳斥过胡适文章中所说“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稣基督一样”。姑且不论地位是否完全一样,据说耶稣当年也和孔子一样,是个私生子。他创立了基督教,也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到处传教,吃了不少苦,虽然他被钉上了十字架,经过他信徒约四百年的不懈努力,基督教终于被钦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孔子虽比耶稣早生了几百年,也是经历过“丧家犬”之苦,经他的信徒四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儒家学说终于被汉武帝钦定独尊,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统思想。
在中国,没有法定的国教,老百姓对宗教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病了,不能生孩子了,就去烧香拜菩萨。病好了,孩子生了,又把菩萨忘了。
但千百年来,孩子从出生就受孔孟之道熏陶,没上小学就读依此道为主编写的启蒙教材;刚识几个汉字,就得读“四书”“五经”;上中学考秀才,主要考孔子;上高中考举人,主要考孔子;上大学考进士,主要还是考孔子;就算考研究生当博士考状元,皇上出题目,依旧主要围绕孔子。就连一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也以有“儒将”之称而自得。就这一条,恐怕耶稣也会自叹不如。
为了这块敲门砖,中国读书人的“耐性”,大概世界上无人可比。
在欧洲,统治者利用宗教控制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中世纪,基督教已经成为封建专制工具。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就试图利用儒家理论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孔孟之道也逐步演变成为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
看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教会,批判神权,解放思想。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矛头首先就对准了孔子,批判孔孟之道,解放思想。
毛主席:批孔是批被梳妆打扮过的孔子
主席说:“我们现在说的批孔,用鲁迅的话说,是批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梳妆打扮过的孔子,并不是专指老夫子本人。孔子本人,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老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人一样,都对中华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都同样值得我们尊重纪念和学习研究。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孔子的政治主张是要倒退回到西周奴隶社会的。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的,他在世时就脱离实际。他的许多话,都是些好话,就是拿到现在来看,许多话也都是好话。但是,面对现实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它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空话,废话,屁话。
你回避承认和解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过分强调个人修身养性,又有多大用呢?所以他周游列国,到处不受欢迎,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丧家之犬。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梳妆打扮,把儒家孔孟之道逐渐变成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这并不是老夫子本人的过错。
孔子说过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你就要妇女缠足,这就好养了?这是对人身肉体的残害嘛!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贞洁牌坊,女人死了丈夫就得守寡,男人老婆活着就可以娶几房姨太太。
把这些责任统统扣到老夫子头上,我看真有点冤枉。就像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统统推到耶稣身上也确实冤枉。
但是,这些东西又都是在儒家孔孟之道旗号下强加给人民的。妇女要解放,就要批孔。人民要解放,起来造反闹革命,就必须要批孔。
我们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革命就是从批孔开始的,我们决不能走历代统治者,走国民党走过的老路,革命时批孔,上台了再尊孔,言而无信,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共产党只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自己不革命了,也不许人民再革命了,那就要把孔夫子再请回来,尊孔,祭孔,这说明你的统治也已难以难继了。结果呢,很可能也会和国民党一样,说不定哪天也会被中国人民赶到某个小岛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共产党就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用马列主义,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教育人民,武装人民,引导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与存在于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斗争,就是斗私批修。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本的任务,是从建党那天起,就写在我们党章上的任务。”
我个人理解,主席提出批孔的用意,不像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对孔子本人有什么特别成见,专和老夫子过不去。也不是具体针对某个个人的,比如周总理。就连对郭老本人的史学研究,主席也是既有批评,也有许多赞同。
我个人认为,主席提出批孔,是针对党内及社会上的某种思潮,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更深层次的思考,或者说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忧虑。
至于这种思考和忧虑是对是错,那只有留给后人去评说,留给历史去检验了。
2011年5月20日修订稿
当时主席讲要批孔,给我交代的具体任务,主要是认真贯彻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作的政治报告。
特别是报告中肯定党的九大以来的路线,学习理解周总理报告中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当时主席还强调总理报告中讲的“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要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
还有报告中提出的“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至于后来有人说批孔就是批周总理,不知他们有什么根据,反正我当时毫无察觉,并不知晓。
我当时认为主要是针对林彪,针对林立果搞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及当时社会上某种思潮。
对此有兴趣者,可将周总理的《十大政治报告》与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个比较。
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
(三忠于活动),
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初稿:2017.10 修订:2024.01)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结束后,我去看主席。主席先问了我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又谈到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其他一些事情后,主席谈到两个月前基辛格来访及中美关系的问题。
主席说:“这次基辛格来访,我听了两位小姐(指王海容和唐闻生。余涅注)的汇报。这位博士大讲苏联正准备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调来了多少部队多少飞机坦克,甚至说苏联要对中国甩原子弹,还提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情报和军事装备。我要她们去告诉总理:‘那都是吓唬人的,才不要信呢。那是个陷阱,不要上基辛格的当,他是想踩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去抖威风。’
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中东,还是东移转向了亚洲?我们外交部认为已经东移,理由是苏联在远东大量增兵,很可能对我发动突然袭击。我看,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还不如我们一些驻外使馆的分析,连新华社一个小小的记者都不如。美国现在巴不得从越南尽快撤军,好腾出手来,到欧洲、中东去与苏联争夺。苏联是在远东摆了许多军队,号称百万,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野心很大,但要和中国开战,他没那个力量,也没那个胆量。我对基辛格说:‘博士,你说错了,北极熊要咬的是你美国,不是中国。’
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苏联来讲,美苏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拉中国去压苏联不过是基辛格的计谋。为了从越南脱身去对付苏联,他在竭力挑动中苏之间的矛盾,好从中渔利。美国陷在越南战争泥潭中拔不出腿来,苦不堪言,这只对苏联有利。莫斯科没有那么蠢,苏联若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会比美国陷在越南的处境更苦,这只对美国有利,是美国人巴不得的。”
主席说:“中美关系改善,不是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也不是我们团结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霸的方针改变了,这在中美上海公报中讲的清清楚楚嘛,你可以找来再读读。我们有些同志看不清美国帝国主义的本性,有必要向党内高级干部打个招呼。由于苏联大兵压境,害怕他对我发动突然袭击,这边中美关系又得到改善,就产生了崇美恐美,想依赖美国的思想。人家拿苏联屯兵远东来吓唬你,再讲点你爱听的话,抛点小恩小惠,就忘记了美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美国人的话是靠不住的,除非迫不得已,才讲点真话。在延安搞调停,在板门店谈判,后来在日内瓦在华沙的谈判,我们早都领教过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能把自已绑在美国身上。我们不要苏联的核保护伞,也不要你美国的核保护伞。”
主席说:“看来我们报纸的宣传也要讲点辩证法。但凡提到尼克松、基辛格,都加上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高帽子。他们对打开中美关系做了有益的事,这也说得通的。但是,要称霸世界才是美国的本性,这是由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从四九年起,美国就一直想整垮我们,在朝鲜打,在越南打,硬的一手不行了就来软的,但其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改变,就是要你XXX倒台,或者变色,成为美国的附庸。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以为蒋委员长就可以信赖可以依靠,要一切服从,不讲我党的独立性,那就错了,就是忘记了他是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本性。在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讲斗争的时候,要防止左的倾向。在讲联合的时候,特别要防止右的倾向。这是我们党用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
主席说:“中美关系打开是件好事,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大门,说明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失败了。最近我们就和西方做了好多笔大生意,是我决定批准的。”
我说:“辽宁就有盘锦化肥厂和辽阳化纤厂两个项目。化纤厂原定是给江苏的,是我给先念同志写了封信要来的。理由嘛,江苏不产石油,化纤厂的原料还要从辽宁装船运过去。另外东北没有棉花,轻纺工业不行。”
主席说:“生意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大些,人家的技术就是比我们先进嘛,要向人家学习,尽快掌握这些技术,再努力超过他们。但是,生意也不是越多越大就越好,要有个度,就是国家经济的独立性。超过这个度,会产生依赖,受制于人。失去了经济独立,政治、军事、外交都难独立了。”
我问:“中美为什么只设联络处,不正式建交呢?连晚来一步的日本都正式建交了。”
主席说:“中美建交,卡在台湾问题。我提出三条:断交,废约,撤军。在中美上海公报中,专门有一段双方的“严重争端”【见附件】,实际上双方立场分歧还很大。我们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说他认识到两岸都承认一个中国,所以他没异议。屁话!哪天台湾不承认了,他就可以异议了吗?我们讲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涉及主权,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他偏强调和平方式解决,这是公开干涉内政,我就不答应。美国是舍不得台湾他那个老朋友,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1950年我们就提出驱逐国民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硬是从中作梗,拖了二十年,现在还不是解决了嘛。主要是第三世界那些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第三世界国家才是我们可依靠的对象,他们有难要尽量帮助,但不能学美国苏联,总想要干涉人家的内政。
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当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坏,两边都是中国人嘛。但我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过去在江西苏区,在陕甘宁边区,都有那么几个土圩子,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靠武力解决。所以我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台湾那么大个岛,隔着个海峡,灰尘厚哇。还有五六十万军队,士气不高,但有美国提供军火。我也没向你美国哪个州卖军火,去和你华盛顿唱对台戏嘛。依从了他,就是承认干涉中国内政合法,就是丧失主权。没有了美国提供军火,台湾那点军队就更不行喽。”
主席说:“中美建交,谈得拢继续谈,谈不拢就拖下去,哪怕拖它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反正我不着急,但主权问题绝不让步!美国对我们孤立封锁了二十多年,尼克松还不是自己跑到北京来了嘛。现在是美国急于和我们拉关系,好抬高身价去对付苏联,那里才是他的主要对手。现在是他有求于我,不是我有求于他,我着什么急嘛。
再一条,就是不要怕打仗。不要怕苏联打进来,也不要怕美国打进来。我看呐,美苏一起打进来更好。我还能打一仗呢。到那个时候,有没有投降派,就一目了然喽。
人们常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这个话没有错。我看呐,中国人更爱斗争。经过斗争,才有和平可言。”
附件: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关于“严重争端”部分的原文: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来源:昆仑策网、新文化研究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知青家园):毛远新:毛主席谈批孔、三忠于活动、基辛格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