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
打倒“四人帮”后很长时间，许许多多的问题困扰着我。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之久的“文革”为什么是从改组北京市委开始的?工作组是谁派的，毛泽东知道不知道?“文革”是怎样从红卫兵运动走向打倒一切的?……我期待找到答案。
所以，当好朋友李丹林告诉我她父亲李雪峰想要写回忆录，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时，我喜出望外。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我访问过数百名老同志。他们对历史理解之深刻，常常令我不能望其项背。但是这些老同志或是司局、部长级的干部，或是中央委员，都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不清楚高层领导内部的分歧，以及党中央斗争的来龙去脉。
李雪峰则不然。他是中共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1966年补选)和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看到档案，60年代毛泽东讲话，多是李雪峰记录的，他记得详细、清楚。1965年12月到1967年，很多高级干部或被打倒，或靠边站，而他一直工作到1971年初，一直参与中央工作。这六年，前三年是天下大乱、纷乱繁杂，难以厘清;后三年出现林彪集团，各说各的，扑朔迷离，认识大相径庭。
再者，从1972年被隔离后，他在反复的审查中一直在不断重述、回忆、思考这些事情。多年的反思，他寻根探源，将一些表面看来零散、无关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且，打倒“四人帮”后他没有官复原职，顾虑相对较少，且在改革开放年代一直密切观察、注视着社会的巨大变化，现在的回忆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来源：黑眼看天下
我想，终于有一位了解文革发动情况的中央领导人开口回忆，将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文革初期前的顺利仕途
从1925年到1933年，李雪峰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和教育学院整整读了9个年头。前者属于中等教育，后者属于大学。
1933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在太行根据地抗战前线坚持了十年武装斗争，任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太行区委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对太行根据地的工作的评价是：“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
李雪峰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这是他一生的缺憾。他入党后一直在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党内斗争，不了解其复杂、尖锐、残酷的程度。学生出身、知识分子的书生气、没有经历过大的党内斗争、性格缺少圆通……这些，都为后来种下祸根。
1947年，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中原局第三书记。解放后，中原局在武汉改建为中南局，他任第二书记。1954年，大区撤销，他到北京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6年的中共八大与1945年的七大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了。并且，赋予中央书记处很大的权力。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跑跑龙套工作的。”
毛泽东要培养邓小平。1954年，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李雪峰等任副秘书长。当时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不愿意做总书记，怕“不顺”。“不顺”，一是和副主席、党的接班人刘少奇，一是和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刘周的党龄、资历、年龄、威望，都在邓之上。对此，毛泽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他明确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北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为邓小平，书记为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共10人。其中，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是副总理，分管农业;谭政是总政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李雪峰在八大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就直接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当时中央委员97人，中央候补委员73人，共170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加书记处成员，共31人。49岁的李雪峰在书记处书记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但是工作时间却是很长的。
1961年，成立了六个中央局，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经常召开各大区书记会议，召开有各省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李雪峰兼任华北局书记，他经常参加这些会议。
1966年5月，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后，李雪峰担任了“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坎坷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李雪峰是1966年7月25、26日的万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这是文革小组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各大区书记。这次大会后，红卫兵组织从秘密走向公开，红卫兵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群众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召开大会的目的，说是要听取不同意见，让同学们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但是，辩论徒有虚名，舆论一边倒。其实，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已决定撤销工作组。会场完全被康生、江青、陈伯达控制，数万群众的情绪为他们左右。
26日晚，大会临近结束时，江青突然走到一旁的李雪峰跟前说了几句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要李讲话，李表示不讲)，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并带头鼓掌。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他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全场屏声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只听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这句“奉陪到底”，后来成为了他的罪状之一。
8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书记处增补了谢富治和刘宁一，但因邓小平受到批评，很快就停止工作。一直到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才成立了新的书记处。中间14年，中央没有书记处。
会前，中央文革小组已有取代书记处的趋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如康生、陈伯达等，各中央局派一副书记或常委参加。李雪峰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能毛泽东考虑到，中央书记处将停止工作，书记处的这些书记放在哪?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了陶铸、叶剑英等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8月17日，李雪峰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但是名义上还保持着这一职务，所以被撤职一事不为众人所知。实际上，他担任这一职务仅三个月。
虽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他的处境并没有改善，时常被炮轰，到处作检查。特别是聂元梓领导的北京大学一直不放过他，他走到哪，大字报贴到哪。但是再怎么炮轰，他一直没有被打倒，1967年1月，他到天津工作，边工作边检讨，这在六个大局第一书记(除1965年初逝世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外)中绝无仅有。1968年2月，河北省革委会成立，他任主任。九大上，他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1967年夏天在京西宾馆曾劝老战友秦基伟说：“现在挨轰，以后日子好过。现在工作的，将来可能没有好日子。”他不幸而言中。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由于“简报”事件，李雪峰后来被扣上林彪黑干将的帽子。华北会议后，1971年2月，他被隔离，在家软禁，后送到安徽囚禁。
与李丹林的交往
认识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并成为好朋友，是在东北农场劳动时。
文革前，我们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但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我与她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丹林成了名人，在校园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我们开始熟悉是1968年。这年夏天，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校，武斗结束。冬天开始毕业分配，因为哥哥在佳木斯，我报名到黑龙江。黑龙江领导人潘复生决定，分配来的两千大学生一律到部队农场劳动。在连队的名单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丹林的名字。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也主动要求到边疆、到反修前线工作。
学生们按连队编制，一共4个排，女生集中编为一排，排长是解放军干部。丹林在一班，我在三班。很快，连队从哈尔滨军部招待所来到嫩江3065部队农场。
农场是一望无际的雪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们住在山坡上，井有几十米深，井绳有手腕粗，就是夏天也结满了冰。全班10个同学齐动员，不仅要给自己班打够水，还要轮流给厨房打水，最后要饮农场的牛群。十几头牛从不入圈，满山乱跑，一到晚上就到井沿来等水喝。它们喝水时都来了，干活时没影了。强壮的头牛跑得飞快，男生只能抓住落在最后的瘦弱之牛。但排长说：你们让牛干活，你们干什么?
艰苦的生活将大家的距离缩短了。丹林是文艺活跃分子，时常听到她的歌声、笑声、俏皮话。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个不停。帮厨时，端着盘子，跳着舞步，来个大旋转，盘中的饺子随着她的旋转飞了出去。
我真正认识她是在政治运动中。那时，说我们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小学，在红旗下读了17年书。在学校还有红五类、黑五类之分，现在无一例外都成为革命、改造的对象。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搞了三次运动：清队、整党、党员转正。每次都是如临大敌，人人过关。
我的父亲李琪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被说成反对江青。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父亲。不久，父亲自杀，离开了人世。因为父亲的问题，这三次运动我哪次也逃脱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点。
每到运动，丹林因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备受重视。连队召开积极分子会，积极分子们在领导带领下鱼贯而行。丹林走在最后，却回过身来，边走边向大家招手，不断做着鬼脸。她是用这种方法，向大家表明她对这种做法的反感。从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靠着丹林等人的鼓励、帮助，我才熬过那段最难过的日子。
1970年3月，结束了劳动锻炼，分配工作。省里规定，大学生一律不准进大城市，全部分配到县城或县城以下单位。不少同学都找关系回到了关内，丹林最有条件，却没有活动，分配到五常，而且主动要求到公社、基层工作。我分配到通河，从此天各一方。
不久，传来她父亲出事的消息。我在通河，毕竟在县城教书，不禁担心在农村的她。东北农村不比关内，地广人稀，荒山野岭，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后来听说她回到辽宁，结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们全家爱唱，时常唱歌、唱京戏，令邻里咋舌称奇，在当地广为流传。
再见面，已是5年后。一天，我回到北京月坛北街，妈妈说丹林来过。丹林说起，李雪峰早被开除党籍，但好在这份文件毛主席没有划圈。我听了很难过。我赶去见了她。丹林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不多说话。女儿身有残疾，我才知道，她怀孕5个月时，突然听到父亲死亡的谣传，深受刺激。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82年，丹林调到中央教育台，常常做历史片子，送到我所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每次审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说不完的话。她的语言仍然犀利、一针见血，俏皮话常常引得我开怀大笑。
她告诉我，她父亲也回到了北京，就住在厂桥的中直招待所，一拐弯就到。
初次拜访李雪峰
这是一座旧的三层小楼，李雪峰住在二楼的一间客房。屋里陈设简单。他仍然瘦削、文雅，与十几年前不同的是，因为不出门，穿着简朴随便，天热，他穿一件无领短袖背心和一条类似睡衣式的薄长裤。
我自报家门，一切都那么自然，我们谈天说地，一见如故。他正在赋闲，等待结论，有时间和我闲聊，气氛轻松自如。他的夫人翟英言词之激烈，一点不亚于我们年轻人。
我从不主动提问题。这是从小在家里养成的习惯，不该问的不问。大人让你知道，自然会说;不让你知道，你问了，也白问，还会挨批评。经历文革，我更养成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大家说南道北，李雪峰看似不经意讲出的故事，真实而令人惊奇，听得我目瞪口呆。
1983年，李雪峰做了结论，任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离开了招待所，搬到了南沙沟。当时，我所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写周恩来解放后的历史。中共八大书记处书记中只有李雪峰没有官复原职，比较容易见到，因此列入了我们的重点采访对象名单。
我带着周恩来研究组的人到他家拜访。他正在花坛边舞剑，一招一式，动作标准、到位、轻松，舞姿矫健、优美、飘逸，完全看不出已是古稀之年。原来，他51岁时生了一场重病，休养期间，向名家学了太极拳、太极剑，从此身体渐渐好起来。他毅力惊人，每天坚持练剑，还天天坚持洗冷水浴，一直坚持到90多岁。他活到97岁，与此有关。他看见我们来了，收起剑，将我们领回家。
屋子里，几乎家徒四壁。他没有平反，没有官复原职，这在6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中仅此一位。因为不是平反，不补发工资。经历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将钱看得很淡，没有攒钱的习惯，又要接济亲朋故旧，平日开销大，也存不下钱，自然没有财力置办家具。但他安之若素，精神很好。
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讲话很有分寸，不轻易讲什么，特别是到关键的地方，宏篇阔论，听得我们云山雾罩。回来整理记录，发现他谈了很多，却又什么都没说。访问无功而返。
整理回忆录
一晃10年。1993年，丹林来找我，说他父亲要写回忆录，关键是文革这段，问我愿意不愿意帮助整理。真是天赐良机!我喜出望外，欣然接受。
1993年12月21日，我们第一次谈。李雪峰说：“1978年回来，‘摆’了4年，不会客，不出门，守纪律。我按照列宁的话，能创造历史还是继续干，不能创造历史就回到书斋，可以考虑留个材料。”这年，他86岁，心脏安了起搏器。
第二天早上，李雪峰照常在家里打太极拳，突然晕倒。幸亏倒在沙发上，无大碍。我闻讯后，十分不安，给丹林打电话：“你爸爸要是出了事，我就成罪人了。”没有想到她竟爽快地说：“海文，如果爸爸出了事，我们庆幸你帮助他终于留下了材料。不然我们才后悔呢。”她的一句话，使我的顾虑涣然冰释。
从1993年底开始到1994年夏天，李雪峰跟我谈了9次。参加者还有夫人翟英、秘书赵春伟、女儿李丹林、丹林的妹妹李谷丹。翟英常常插话，提醒、补充。丹林、赵春伟负责录音，谷丹照相、后勤。
虽然李雪峰手边没有任何资料，说自己两手空空，但他满腹经纶，博闻强记，记忆力好得惊人，如数家珍。他对日期、对过程记忆之准确，对人物神态描述之生动，呼之欲出。我常常听得入迷，时时感到心灵的震撼，感到经历战争、生死考验的那一代老共产党员的气度、胸襟。
他的回忆，从1960年开始。他的叙述准确、鲜明、概括、凝练，从不拖泥带水，保持着高级领导人的风格。所谈的这些事，件件都是鲜为人知的。
他谈到四清中的争论，高级干部对桃园经验的不满。我明白了，为什么事隔十几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专门写一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他还谈到了1966年3月、4月和6月的三次杭州会议的情况以及派工作组的前因后果，谈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中的失态之举。
他谈到，7月，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与邓小平发生争吵，江青从后面蹑手蹑脚进了会场，将这一切全看在眼里。
他讲述了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始末。他提到，在会上，许多人对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意见。他认为，导致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的原因，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的支持“联动”，还有在这次会上对群众列席会议提了意见。
他还谈了8月1日和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谈了陶铸、王任重被打倒的缘由。他提到，两次生活会上，林彪整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停。
他的回忆，基本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过程说清楚了。这是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中留下的唯一关于文革初期中央情况的回忆，弥足珍贵。
谈话后，我整理了录音，核实、增加日期，根据当年文件将引文补充完整，补充背景资料。整理时，我尽量保持他的语气、用词，生怕换个词，会改变其意。
整理成文，完成第一稿，李雪峰基本满意。丹林将她1990年录的20多盘录像带也交给了我，我从李雪峰早年的秘书黄道霞那里又拿到了李雪峰当年的工作日志，根据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补充。
1996年，整理工作基本完成。李雪峰又请原华北局宣传部长张铁夫、秘书黄道霞修改，后又请人民日报主编李庄看过。这个回忆录是众人劳动的成果，我仅是整理者。
1998年，全书定稿。此时，我已调入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和《百年潮》副主编。这年10月《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和《回忆“文革”初期“五十天路线错误”》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引起轰动。各个报刊纷纷转载，众多专著引用。同时，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后来，《李雪峰回忆录(下)——文革十年》的出版搁置。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逝世。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视觉饕餮盛宴）：原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还原文革发动真相，回忆录被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