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你不知道的《绝密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始于1921年底，是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成熟而成熟起来的。

　　一个新生的政党为什么会在建党伊始就着手创建秘密交通工作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首先是环境所迫。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下党”，长期处于“非法”“隐蔽”状态，人员不断被抓捕，组织不断被取缔，刊物不断被查禁。面对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被迫采取隐蔽的联系方式。

　　其次是联络所需。建党以后，地方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何保证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天津、北平等党组织之间文件和刊物的安全传递，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是认识所致。党对秘密交通工作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早”。早在1921年底，中央局就委派了专职交通员，负责中央与地方的文件传递和人员联络。

　　早期的秘密交通工作鲜为人知，但第一位专职交通员的大名却无人不知，他就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

第一位专职交通员茅盾与其编辑的《小说月报》

　　茅盾原名沈雁冰，1921年二三月间经中共创始人之一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是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央局利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委任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茅盾遂成为党第一位专职交通联络员。那时，外地给党中央的信件都寄给茅盾，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

以“钟英”署名的中央信件

　　由于三天两头总有来信，同事们猜测这位“钟英小姐”可能是茅盾的女友。可问到茅盾，他却总是笑而不答。有一次，著名作家郑振铎出于好奇，也是为了跟茅盾开玩笑，私自拆开了一封寄给“钟英小姐”的来信，结果是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钟英”是“中央”的谐音代号。

　　第一份，是具有奠基作用的文件，即1924年5月由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发表在5月20日的《中国共产党党报》上。其中在提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的同时，明确要求党的地方委员会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还对“交通”职务的工作内容作了明确规定：“‘交通’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及示威运动等。”

　　建党之初，文件和刊物的传递一度依托邮政，因时常遭到反动当局审查、缉查而被迫改用隐蔽方式。随着敌人对邮件的缉查日益严苛，许多邮件被强拆、查抄。加上其他一系列需要秘密进行的重要工作，因此中共中央制定这一文件，就明确了各级组织部门必须设置专门的交通岗位。这一举措，开创了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正规化的先河。

　　中共四大之后，中央组织部设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党的第一个专职秘密交通机构从此诞生。

　　第三份，是具有加速作用的文件，即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明确提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并且特别强调：“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其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

　　192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中央直属的交通处，中央以“吴世荣”的署名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三号：建立党内交通网》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又于1927年8月21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三号——建立党内交通网》，要求建立中央通省、省通县、县通乡的全党交通网，并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全国交通系统的内容。1928年底，三号通告提出的全国交通网初步建成，其中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线，上海至汉口的长江线、上海至广州的南方线。

　　中共中央对“红色交通线”和秘密工作的规定，还不止这些。翻开党的一份份历史文献，你会看到中共一步步走来之组织严密和道路艰辛！

　　中央交通机关成立后，仅用三个月，就打通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许多人因而笼统地说，这就是连接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之间的那条著名的“红色交通线”。

　　其实，当时打通的上海至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共有四条。

　　第一条于1930年冬开通，由上海到汕头，经大浦县、永定县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春又开辟出两条线：一条是西部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州，从湘赣边苏区进入中央苏区。另一条是东部线，从上海到浙江衢州，经常山、玉山从赣东北苏区进入中央苏区。

　　还有一条是1930年底至1931年初开辟的，从上海到香港，经汕头、大浦、虎岗进入瑞金。这条线在第三次反围剿后，根据敌情几经调整，最终固定为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瑞金，全程大约3000公里。此后，其它几条交通线相继遭到破坏，只有这条线保留了下来，这才是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条“红色血脉”。

　　这条交通线，从水路、公路到山路，征服各种地形，克服各种天气，战胜随时可能被堵截、被盘查，被追踪、被出卖等各种危情，自1930年底打通安全运行长达4年，直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

　　1940年6月中央交通机关在延安重建，为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一机构对外掩护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

　　1941年，党中央决定将全国各根据地团以上主要干部数千人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农委”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持续时间空前的重大考验。

　　时值我党最为困难时期，日军抽调其在华北90%以上的兵力扫荡我各根据地，国民党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延安周围布下50万大军，构建了5道包围圈，筑起18000多个碉堡，粮食、药品、纸张甚至火柴都进不了延安，逼得共产党人不得不发动“自己动手”的大生产运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农委”在1941年至1943年长达两年时间里，冲破日伪、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成功护送全国几千名团以上干部，往返于华北、华东、华中直至海南岛等各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参加了整风运动。

　　1942年3月，“农委”协助各地方护送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一行，从江苏盐城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村出发，途经山东分局、湖西分局、鲁西分局、北方局、太岳区、晋绥分局，穿越103道日伪、国民党封锁线，历时10个月，于12月底安抵延安。

　　想想在拥有一切现代化手段的今天复制类似活动可能面临的重重困难，不知人们对“农委”当年的壮举作何感想？

　　对“农委”干部的选拔，中共中央也是极为慎重的。毛泽东曾亲自交待说：“尽力配备党性好的干部。”

　　从1921年底茅盾担任首位交通员至今，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已走过百年历程，“红色交通线”的概念早已远远超出了那条连接上海和瑞金的交通线本身，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代名词。

　　（一）这是一条血泊之路。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在上海被捕。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内埠交通科科长张宝泉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上海街头，不幸被捕。敌人使用酷刑打断他两条腿后，把他拖到院子里，毒打200军棍，又朝他连开七枪，用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扔出龙华监狱围墙。

　　秘密交通员龚增祥在上海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剃头”酷刑，用剃刀将他的头皮一片片割下来，他宁死不招。敌人假放他出狱，企图诱捕与他联络的人。龚增祥毅然乞讨露宿街头，用棍子打走想要营救他的同志，终被敌人枪杀。

　　中央红色交通线入闽第一站永定伯公凹交通站，涌现出红色交通员“七烈士”英雄群体。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伯公凹村，曾经是上海至瑞金那条“红色交通线”从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该村下凹邹氏家族的地下党员邹作仁，动员全族30多人参加了红色交通，最终13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7人被评为烈士:

　　邹作仁为护送军用物资与敌交战，牺牲于三河坝。

　　邹端仁运送食盐时被捕，被敌人枪决焚尸。当年周恩来前往苏区，曾在邹端仁家留宿。他长途跋涉打了脚泡，邹端仁夫妇给他端水泡脚，还杀了家中唯一一只鸭子给他煲汤。临别时，周恩来给他们留下3块银元贴补家用。

　　邹昌仁、邹佛仁兄弟被叛徒出卖，邹昌仁被敌人剖开脊背，从背后挖出心脏。邹佛仁被砍头示众。

　　邹春仁为护送电台而牺牲，邹启龙在保护交通线的战斗中牺牲，邹晋发执行护送任务时牺牲。

　　土地革命时期，仅江西一省，牺牲的交通员就多达1780多人。

　　今天的人们常常赞叹这条红色交通线“从未中断”，却不知“从未中断”这寥寥四个字，是多少交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伍修权回忆说：“这些交通员，我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却默默地为革命贡献着力量和智慧，我至今想起他们，还不由产生无限尊敬的心情。”

　　（二）这是一条回家之路。翻看开国元勋、将帅们的传记和回忆录，读着他们对初入苏区那一刻的描述，那种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豁亮和暖意，像一股惠风扑面而来。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是那样新鲜，使他十分兴奋。”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长汀）的繁盛，简直是全国苏区之冠。”

　　“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笑着大声说道：‘总算到家了！’”

　　聂荣臻回忆说：“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

　　伍修权深情地写道:“交通员大喊：‘到啦，同志们，到家啦！’……家，就是苏区，就是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苏区的新鲜空气，只觉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香甜。”

　　进入苏区，看到一面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病倒在担架上的李克农“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庄重地向红旗行了个军礼，心里在喃喃自语：‘我李克农回到家了，回到家了！’”

　　（三）这是一条胜利之路。土地革命时期，内埠和外埠两个交通渠道，是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主线。

　　1929年下半年，送往共产国际的文件有570余份；全年“由中央秘书处一家发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送到中央的达4687件。”

　　1930年至1933年，共有26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骨干被护送进入苏区，几乎包括了所有开国元勋、将帅，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

　　各地每年向苏区输送价值600万法币的布匹、价值900万法币的食盐，以及数百吨的西药、纸张、报刊、书籍、无线电器材、印刷工具、军械修理器材等。

　　抗日战争时期，14个八路军办事处成为红色交通的中流砥柱。驻武汉办事处曾转运军饷655万法币、枪炮730多支、弹药1390多箱、服装46万套、药品35万箱等。驻太原办事处曾转运30部电台、100万发子弹、200挺机关枪等。驻上海办事处转运了1000具防毒面具、2万双胶鞋、4000匹细布、捐款1785万元。驻西安办事处采办了大量通讯军工器材、金属化工原料、皮革、纸张、蜡烛、行军锅、报刊书籍等。驻香港办事处护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800多位民主进步人士回到大后方。

　　解放战争时期，红色交通的收官之作是著名的“北上！北上！”行动。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指挥下，通过6条交通线，分大小20多批，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马寅初等1000余名民主进步人士从香港北上，协商共建新中国。

　　面对这些数字和名字，你能感受到生命的温度，能触碰到历史的厚重，能遥望到红色交通工作的背影。

　　百年华诞之际，红色交通的统帅周恩来、红色交通的创建者吴德峰、红色交通的首位专职交通员茅盾，还有那些曾经行走于刀锋之上的一个个普通身影，已经离我们远去。当年那条黑暗、漫长、崎岖、凶险的小路早已难觅其踪，而那条血泊之路、回家之路、胜利之路，却依然在我们心间绵延不绝。

　　无论再过多少个百年，这条路也不会荒芜！

　　资料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邓小平传》、《陈云传》，以及《叶剑英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回忆与怀念》（伍修权）、《茅盾传》、《吴德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