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人民军工科学家钱志道
“啊，紫芳沟！我回来了……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延安出生的女儿——回来了……”
站在延安安塞那槐花飘香的黄土高坡上，对着原中央军工局紫芳沟化学厂遗址，我从心底里深情地发出了这一声声热切的呼唤……
阵阵春风荡漾而过，在我早已湿润的泪眼里，仿佛又看见父亲钱志道、母亲何春秀正手牵着手从那黄泥垒筑的简陋工房里笑吟吟地朝我们走来……眼含热泪的我，确实感觉胸中有万语千言却又很难一瞬间完整地表达出来。发生在2019年仲春时节的那一幕幕穿越时空隧道的场景，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不时地浮现，那思念的情愫，真是令人常思难忘。
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人民军工奋斗史，这是一部血火交融的科技强军传奇！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为人民共和国诞生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的——我们的父辈！
热血抗战 奔赴延安
我的父亲钱志道于1910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小职员家庭，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浙大鉴于他品学兼优，极有培养前途，决定让他留校担任助教。但此时，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急骤的变化，继东北沦陷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而染指华北，威逼淞沪，企图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时局动荡剧变，“江浙之大，已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父亲再也无法安心于助教生活，军工救国的念头又在他心中重新燃起。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应聘到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山西太原理化研究所。这时已有日军惨无人道地使用化学毒剂屠杀中国同胞的消息传来，太原理化所决定重点研究生产对付日军毒气的防毒面具，以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抗击能力。当时，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需用椰子壳烧制，而地处北方山西根本不产椰子，血气方刚的父亲大胆地采用山西当地的核桃壳废料烧制成活性炭作为替代品，经试验同样能达到防毒的效果。这是父亲将所学知识献身于军工产品研究的肇始之作。
1937年11月8日，日本占领太原。父亲目睹了国民党军阀的腐败无能，尤其是不抵抗的逃跑政策，致使大片国土丧失、百姓流离失所、太原理化研究所此时也已作鸟兽散的情景，使他异常苦闷。而失业居家，也使得他有时间能经常与进步人士和地下党交往，特别是他暗地里阅读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在父亲的脑海里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父亲还时刻关注时局、留心报纸、寻找出路。有幸的是，当他看到《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八路军为生产防毒面具募捐的启事后，父亲在进步人士的指引下，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自荐。他在信中表明自己有一技之长，并愿意奔赴延安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1938年4月底，父亲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主席写给他的回信。信中热烈欢迎他到延安去参加抗战，并详细告诉了他如何奔赴延安的具体线路。父亲反复阅读，热血贲张，兴奋不已，随即义无反顾地决定及早动身，奔赴延安。按照李六如信中的指引和安排，父亲于5月18日毅然踏上西行的列车，转道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此后闯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于同年5月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左起：钱志道、沈鸿、乐少华、毛远耀在延安
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父亲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延安，这里的贫瘠与荒凉大大超出了他原来的想象。但李六如秘书长那番热情洋溢的话语反而令父亲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钱志道同志，我代表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欢迎你这样的有志青年投身革命，共赴国难。”延安虽然资源贫乏，经济落后，许多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布匹、农具、纸张、肥皂，甚至火柴等都要从外地输入。
即便是烽火连三月的抗战时期，这里仍然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密封锁之下，人民生活更是苦难维艰。但对照南京西安的铅沉浮华，在父亲眼里，穷乡僻壤的陕甘宁边区却是处处生机勃勃、风气清新。李六如同志向父亲传达了毛泽东主席要大力发展人民军工事业的重要指示。1938年新年伊始，毛泽东主席就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1938年3月，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以及革命战争需要，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由参谋长滕代远兼局长，李强、王诤任副局长。主要任务就是迅速创建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
军工局成立后，接管了驻延安柳店村的原红军兵工厂，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等部门大力支持下，广泛吸收技术人才。当时军工局的人员主要来自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有从大城市和国外归来的技术人员，有从山西、河南、湖北甚至东北赶来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还有从部队抽来的战士和从当地招收的农民。
父亲历经千辛来到延安，正是恰逢其时。“钱志道同志，你是专攻理论化学的，而且又有在研究所工作的经历。你们来到延安，到得也正是时候啊！我们非常需要你们。这里将为你们提供大显身手的宽阔舞台。”李六如同志的这番话，父亲一直牢记在心，终身难忘。父亲晚年回忆，到达延安之后，他亲眼看到边区地瘠民贫、毫无工业基础的困难环境，也切身感受到在领导全民族救亡图存大业中共产党人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父亲决心把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全部无保留地应用到边区急待发展的基本化学工业上来。
父亲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刚组建不久的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父亲在这里结识了与他前后脚到达延安的陈振夏、王立、郑汉涛、徐驰等一批毕业于北京大学等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30岁出头便闻名上海滩的机械专家沈鸿，还不辞辛劳从上海带来的10台机器和7名工人。
他们都集中在李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一面抓军工生产（就是把从江西官田长征过来的红军兵工厂，把起初只有的几十名工人按班组重新组织起来复装子弹），率先在离延安35公里的茶坊，优先开工解决我军弹药异常缺乏的问题。一面着手选址，建立一批能生产弹雷枪和火炸药的小型兵工厂。父亲形容那时的情景就是”一切从零开始”。193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明确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这一系列重要指示，直接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令父亲终生铭记的事件，也坚定了他矢志不渝献身人民军工事业的信念。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工人们获悉后义愤填膺，在原太原兵工厂技师刘贵福的带领下，经过六昼夜奋战，将两挺马克沁重机枪直接改装成高射机枪，他们还对枪身的连接、瞄准具和发射机构等方面都做了改进，不仅组成了我军第一支防空力量，也充分体现了军工战士们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一片丹心。
据父亲晚年回忆，当时的延安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完全可以讲，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父亲讲，最初他们为了寻找到能够制作火药的原材料，就把附近农家厕所墙壁上含硝的土刮下来熬硝，制作炸药。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和国统区搞原料。当第一批火炸药试制成功时，中央军工局正式决定在原东厂厂址成立军工局三厂，由钱志道任厂长兼工程主任，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弾（即把战士们从战场捡回来的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弹头）、造手榴弹和生产酒精。党组织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极大地激发了父亲他们的工作热情。
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我还是一个仅有爱国热情、刚从沦陷区投奔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党组织就那么看重我的才能。党组织的充分信任就是无穷的精神动力。在当时既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又没有基本原材料的简陋条件下，父亲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团结工人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们先是搞小范围火炸药试制，然后再扩大到生产雷汞、硫化锑、拉火药、子弹底火药，圆满完成了复装子弹和试制手榴弹任务。
1940年9月19日，朱德、董必武，徐特立等中央首长陪同爱国华侨陈嘉庚到三厂参观时，朱总司令讲：“现在国民政府不发给我们一支枪、一粒子弹，我们军队有40万人，能不能每月给战士们每人造一粒子弹？”父亲和工人们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响应朱德总司令“提高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的能力，支援前线”的号召，依靠工人，修造设备，克服困难，努力生产，迅速提高了产量。复装子弹由日产三四百发提高到千发以上。复装子弹的最高月产量曾一度达到13.5万发。工厂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朝着更高的目标进发。在父亲的带领下，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到1941年初共复装子弹20多万发，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
1941年底，日寇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也进入到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中央军工局决定一厂与三厂合并，仍称ー厂，毛远耀任厂长，沈鸿和钱志道分别改任机械总工程师和化学总工程师。这样，就使原来担任厂长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摆脱了行政事务，专心致志地从事技术管理和产品设计工作。合并后的一厂，主要任务是制造机器设备，扩大军事工业的基础能力。而父亲的任务，这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父亲晚年回忆，当时党组织找他谈话，一是告诉他已经被上级党委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二是要求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化学总工程师，在兼顾一厂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的同时，还必须全面负责筹建紫芳沟化学厂。该厂的设计纲领就是生产硝化甘油、硝化棉等化工产品直接应用于军工。每当父亲对我讲述这段历史时，他总是充满激情地讲：筹建紫芳沟化学厂，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上交给他的第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热心创造” 情满纸坊
父亲在受命筹建紫芳沟化学厂的过程中，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仍然是既缺乏机器设备，又缺乏懂行的技术人才。当时能搬到纸坊沟的，仅有从西安买回的捏合机、切片机等3台设备，必须“一切从零开始”。尽管父亲此前只是从教材中知道火炸药的化学分子式，根本没有见过制造火炸药的工厂，但强烈的事业心和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促使他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
接受筹建化学厂的重任时，父亲手中依靠的仅有《化学工业大全》、《马歇尔军用炸药》等教材，他和沈鸿同志密切合作，立足边区物质条件，尽可能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极致。父亲从一张白纸做起，亲自设计生产工艺和工艺流程；他还必须作为行家，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极大的危险，赴国统区采购建设化工厂需要的材料和关键器材。与此同时，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基建队伍紧张施工上。
他们抢时间，抓进度，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在贫瘠的黄土高坡上建起一座从基本化工产品到火、炸药的制造工厂，并在技术水平上，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如在工艺设计上，父亲他们改变了用挥发油给棉花脱脂的传统惯例（挥发油本身在国内也是稀缺物品），采用边区的土碱脱脂；他还大胆采用铅板焊接的汤姆逊硝化器代替古老的壶式硝化器，用铅室法制造硫酸，这些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工艺流程。同时，他和沈鸿紧密配合，通过潜心钻研，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成功制造出了酒精分馏塔、乙醚制造设备、“三酸”(硫酸、硝酸、盐酸)制造设备、蒸汽锅炉、脱脂锅、离心脱水机、切断机、打浆机、碾片机、光石墨辊筒机等化工机械设备。
1939年钱志道与沈鸿（右一）和部分技术人员在安塞茶坊合影
1942年，紫芳沟化学厂基本建成。这时，组织上决定父亲出任紫芳沟化学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经过他们的日夜奋战，奇迹般的生产出了硫酸、硝酸、氯化钾以及手榴弹迫击炮弹所需的火炸药。父亲晚年回忆，这个厂还在基建时期就用从西安购买的硫酸和硝酸钾为原料，生产出了硝酸。到1942年2月开始用铅室法生产硫酸，日产200公斤左右；生产硝酸，日产50公斤。6月开始用铸铁缸生产硝化棉，1943年8月，采用汤姆逊法生产硝化棉，每次可生产32公斤，最多时可达到36公斤。同年9月，学习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土法生产硝化甘油的经验，开始生产双基药和黑索金炸药。
同年，化学厂利用设备的空闲，成功地用马兰草制造出钞票纸，至1944年共生产约10吨，满足了边区贸易公司印制商业流通券的需要。父亲回忆说：当时民用产品最缺的是火柴，喜欢吸烟而又常常找不到火柴的贺龙同志便要求化学厂做出氯酸钾产品供给火柴厂，我们很快就做了出来。当年的《解放日报》载文写道：“模范工程师钱志道成功试制氯酸钾，不仅解决了军火上的问题，也使火柴制造得到重要原料，在短期内，他还制成磷青铜、锌及炼焦油等各种重要化学物。”
1944年8月，父亲他们采用自制的硝化喷射分离器生产硝化甘油，每次产量为20公斤。初步满足了火炸药生产所需。此外，紫芳沟化学厂还生产出过强棉、雷汞、雷银、底火和雷管等。紫芳沟化学厂的建成和一些火化工产品的相继投产，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
1944年，第一兵工厂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参照景德镇烧瓷窑的工艺，用陶瓷厂制出的耐火砖（可以耐高温1800度，赶上了当时闻名的安阳耐火砖）加石块垒成爬山烟筒，建成下反焰炉，炼出紫铜，把紫铜与从麻钱中提出的锌按7：3的比例练成三七黄铜，制造出子弹壳。生产了一万多发全新子弹、从而改变边区只能复装子弹的历史。
1944年6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由国统区报界及苏、美、英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紫芳沟化学厂。观看到火热的生产场景，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接连惊呼，“这里简直就是‘上帝的作坊’！”按照他们基督教的说法，能够从零开始创造世界的似乎只有全能的上帝了。在中外记者眼里，粘土和理化实验室的瓶瓶罐罐怎么可能搭界呢？但父亲他们竟想得出来用粘土烧制的器皿可以替代价格高昂的白金坩锅。
眼前的事实告诉中外记者，在”上帝的作坊”里，”风马牛”是可以相及的。如脱脂工艺线上没有电动机，父亲他们就用前线弄来的废弃汽车发动机替代。同时，尽量做到物尽其用。汽车上的冷却水箱变成了冷凝器，连汽油桶也制成了酒精蒸馏器。父亲后来告诉我，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军工局延长炼油厂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大工业的血液”。如果没有中央军工局的统筹协调，我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正是在”上帝的作坊”里，父亲带领工人们时时同极易爆炸的硝酸甘油等打交道。易燃易爆的危险自不必说，单是搬运酸缸碱桶，全都是靠工人们手提肩抬。酸碱液体常常会溅落到工人的身上、手上，军工战士的黑色工服（区别于八路军战士的灰色服装）四处都被烧成大窟窿小洞眼。父亲说，那工服没穿几天，便只剩下后片，没了前片—-全都被烧坏了。走起路来，烧坏的衣片呼啦作响，远远望去，一个个就象田间轰麻雀的稻草人似的。父亲说，本来按照军工局规定每名职工一年只发一套单衣，一套棉衣。但考虑到紫芳沟化学厂有些工作岗位常年烟雾缭绕，严重影响职工的身体健康。军工局决定，我们厂的职工每月可以增发一斗麦子钱的保健津贴，每年再多发给一套单衣、一套棉衣作为劳保用品。
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几乎可以用“苛求”来形容。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要做到。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每种材料都来之不易。他对工厂的一针一线，一个螺丝钉都非常珍惜，不论在什么地方，只有是一丁点有用的物件，他都会捡回来交给库房。谁要是丢在地上一颗钉子不捡或工作中粗心损坏或浪费了器材，他总会严肃的进行批评。可是有人不小心摔坏了他做饭用的锅子，他却一句话都不说。
父亲晚年回忆说：在紫芳沟化学厂筹建期间，超常的工作压力使他的情绪有时也非常波动。记得有次工人们安装水管，正绕着道过墙角，被父亲看见后严厉地批评了一通。他让工人从两边用木杠顶住土墙，然后在墙基下边掏洞、穿管……“冒着房裂屋塌的危险，省下的一节管子，也不过几米长。现在想来，这是何苦呢？”事后父亲找到几位工人，向他们赔礼道歉。工人们反而说，钱厂长你有三不怕：不怕脏、不怕臭、不怕危险！实在让我们佩服。还有工人讲，钱厂长你每晚睡觉前都要到工厂各处巡视一番，有什么危险差事，你必定要到场督阵。
有一次，因为工人们使用了质量不合格的甘油搅伴硝酸，导致正在生成的20公斤硝化甘油突然爆炸，厂房顶被炸得粉碎，硝化器炸得无影无踪，就连直径30厘米的大梁也被断成两截飞到几十米之外……然而，正是由于父亲在设计时已有意把生产易燃易爆硝化甘油的设备安装在远离厂区一二百米远的地方，还在周围打了两道防爆土墙，作为安全设施（工人们也正是躲在防爆土墙下逃过一劫）；工房也是因陋就简（以备发生爆轰事故被炸毁），损失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工人也无一人伤亡。
当父亲去看望这些死里逃生的战友时，他们却说，“是你的防爆设计救了我们——救了我们几条命啊！”回忆至此，父亲的双眼里总是噙着泪花。他说，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职工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平时很难得吃上一顿白馍和带肉荤的菜。一般工人虽然每月有9元津贴，但常常因经济困难不能按时发放。1940年，军工局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专门组织工人及家属从事农副业生产，才使条件有所改善。但为了前线，我们搞军工的，面对战士们急需的弹药，一切就得豁出去。
在延安紫芳沟化学厂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父亲在生活上是非常俭朴的，他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军工局考虑到化学厂的劳动强度大，尽量保障大家能有个小米饭吃，却很少吃到馒头。但组织上为照顾父亲的身体，每月发给他20斤白面，他坚持不要，不搞“特殊化”。他还经常去职工食堂吃大灶。有时工作忙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就自己在炭火盆上做些面疙瘩汤来填饱肚子。
父亲的眼光是看得很远的，他预见到将来革命成功了，必定会需要大批的技术人才。他主动找到党组织负责人，提出为了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得尽快将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文化技术知识。在党组织支持下，父亲通过考试将工人学员分成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班分别授课。他既是组织者、领导者又是老师，亲自教授各门课程。实在忙不过来时，就发动文化水平高的教文化水平低的。但是，父亲对理化课，他总是要亲自讲授，并结合教材与实操，深入讲解。经过几年的努力，学员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从而加深了对理论的认识，带出了一个好的学风。培养出了一批既有一定科学知识，又有良好作风的管理干部。
1943年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了保卫边区，支援前线，第一兵工厂年产手榴弹10万枚、陕甘宁边区最初生产的手榴弹装的是黑火药，爆炸威力小。后来试装使用了紫芳沟化学厂生产的过强棉，明显地增强了杀伤威力。这种手榴弹，比当时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威力还要大。这年8月，胡宗南匪帮进犯边区，被我军在爷台山打得狼狈逃窜。我军使用的弹药，就是紫芳沟化学厂生产的。爷台山大捷后，一个俘虏心有余悸地说：“你们的手榴弹真响，把我们都震懵了，吓得晕头转向，只好缴械投降。”对此，《解放日报》载文写道：“紫芳沟化学厂生产的硝化甘油、硝化棉等化工产品用于军工生产后，使枪弹、手榴弹、掷弹筒弹和迫击炮弹的威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战斗中起到了震慑敌人的作用。”
1976 年底，钱志道将毛主席的题词捐赠中央档案馆收藏
【注：1944年5月，毛泽东主席为沈鸿、钱志道、李强、陈振夏的题词分别是：”无限忠诚”、”热心创造”、”埋头苦干”、”坚持到底”。1945年3月，钱志道再次获得“特等劳动英雄”称号。】
1944年5月和12月陕甘宁边区先后召开了边区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和边区群英大会。由于父亲出色的工作，在边区群英大会上，父亲与赵占魁、沈鸿、陈振夏一起被授予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还亲笔题词“热心创造——为钱志道同志书”。至今我们家还保留有陕甘宁边区颁发给父亲的奖状数张。我想这些奖状也是我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军工人最早的奖励证书。同月，《解放日报》介绍了父亲的先进事迹，称赞钱志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在他的坚毅努力与刻苦经营之下，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
挺进东北 铸剑密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历史性胜利。此后，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和平局面却被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所破坏，内战迫在眉睫。鉴于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和东北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斗争”的号召。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军工局在坚持抓好边区军工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骨干，分批北上。其中父亲钱志道和乐少华、郝希英等一百多人将达到东北，参加那里的军事工业建设。
父亲在接到挺进东北、率队接受日伪兵工厂的命令时，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艰难抉择。这就是他的妻子何春秀此时正身怀六甲，而且即将临产。鉴于从延安挺进东北不仅路途遥远，单是在路上颠簸折腾得厉害不说，而且前方战事频仍，现实中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随时可能发生……与父亲同行的伍修权同志建议他让我母亲先留在紫芳沟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再跟随第二三批次后勤保障队伍前往东北。
父亲接受了伍修权同志的建议。我母亲在得知钱志道同志即将率队挺进东北的消息时，毅然决然地鼓励父亲立即执行命令，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重，不要管我们娘儿俩，坚定地带领队伍前往东北，与国民党军队抢时间，迅速接管那里的日伪兵工厂。父亲深知自己的妻子何春秀是个十三岁就参加革命，并在白求恩国际医疗队工作时，就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妻子的革命理想大于天。她的坚毅支持，让钱志道决定把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先留在延安，这无疑是最为上乘的选择。伍修权同志和父亲带领队伍走后约半个月，我就在紫芳沟出生了。而此时，内战的硝烟重新燃起。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匪帮把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豺狼直扑延安。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紫芳沟化学厂不仅昼夜加班，还得转移原料、设备，随时准备撤离疏散。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各路大军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骤然变化的战局，让紫芳沟化学厂原计划挺进东北的队伍不得不提前出发。还在襁褓中的我就装在骡马驮着的柳条筐里，跟随这支带着后勤辎重和家眷的队伍从安塞纸坊沟出发了。艰难的旅程，艰难的跋涉，沿途不断遭到强敌的追杀堵截，尤其是敌机的机枪扫射、狂轰滥炸。我母亲就是在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气浪中因骡马受惊被撞到树桠枝上受了重伤，一枝拐杖粗的树桠直接戳进了她的肺里。襁褓中的我也从骡马驮筐里被直接摔出滚落到崖边……
敌机飞走后，身受重伤的母亲最后只是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带队领导在附近村落里找了个中医，敷了些草药。在母亲的再三要求下，队伍又重新出发北上。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又在长途行军之中，母亲的身体里就留下了这个后来夺去她生命的创伤性肺病。（我母亲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1951年就因为战争留下的创伤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长大后听小姨讲，母亲是1936年参加革命并在白求恩国际医疗队工作时入党的。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贤惠，人品非常好的知识女性。在紫芳沟化学厂，因为母亲是唯一有白求恩国际医疗队工作经历的人，她实际上就是厂医。任何人得了病都会去找到她治疗，尤其是工伤事故等外伤的医治。）
话说回来，伍修权同志和父亲一起带着军工队伍从陕北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赶到东北时，国民党军已经被美军飞机运送到了沈阳、吉林等地。因为国共两党都充分认识到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用命运多舛来形容父亲他们当年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的。父亲晚年回忆，他最担心的是自己从延安带领的这百余名军工技术骨干的安危，那可是党的宝贵财富啊。来到环境陌生的东北，那可是出不得半点差错的。
1947年初，父亲他们得到消息，在黑龙江省密山地区有日军遗留的兵工厂。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长伍修权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钱志道一行先微服前往密山（今东安市）新发村日军枪械修配所遗址实地勘察，然后才将从陕甘宁边区跋涉而来这批老兵工干部和专家队伍转移到密山，在那里建起了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一厂，对外名称“东北酿造公司”。父亲任政委兼总工程师。
作为原来的枪械修配所，本应朝着生产枪炮的方向发展，但根据现实条件，父亲还是决定把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这是他们这支队伍的长项。毕竟生产枪炮的技术太复杂，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发扬延安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公而忘私，奋不顾身，艰苦创业，很短时间内就轻车熟路地生产出质量上乘的火炸药，装配生产了502迫击炮弹，生产了硝化棉和枪弹药，直接提供给东野。
铸剑密山，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在东北最早创建的一座兵工厂，同时也是人民军工在东北的第一座无烟发射药制造工厂——即后来的兵器475厂。正是在这里，父亲“热心创造”的聪明才智获得了进一步发挥的舞台。如他主持攻克了许多原来在延安简陋条件下无法解决的技术难关，使乙醚的产量大大提高；解决了脱脂棉油份过高而导致硝化过程易着火的难题；使单基药的产量突飞猛进，质量日益提高，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之后，父亲担任了东北兵工局副局长。这时，他从科技专家型领导角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合东北兵器生产和协作配套的能力建设上。使东北军工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在东北军工局任副局长期间，在父亲的主导下，专门成立了技术处，并由他兼任处长。这时，父亲花费了大量精力组织了火箭与推进剂的研究，用湿法制成火箭推进剂，并制成单喷口活动尾翼式4英寸火箭（A3式榴弹），他还亲自到工厂参加实验，在推进剂的研制方面吸收了当时称为国际上先进技术的干压制药法并获得定型，从而奠定了中国火箭燃料初步研究的基础。
父亲晚年回忆，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那时由罗荣桓政委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各项任务都追得很紧。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同志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1947年9月，为了完成1948年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决定将东北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并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凡有军工厂的地方都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在珲春、兴山、鸡西、东安、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设了9个办事处。这种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有直接影响。
逐鹿中原 为三大战役提供充足弹药
东北军工生产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组织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但由于北满生产的弹药因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中央军委做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父亲回忆起当年东北局决定大力加强军工生产体系建设的情景时，总是充满了无限感慨。他仍清楚地记得李富春同志在会上说：”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必须要自己来造了。”这时，毛泽东主席对于我军武器弹药的补给问题，也更多地把眼光放到东北。因为，那里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主席及时发出指示，要求东北解放区大规模恢复或建立军工企业。毛泽东在给各解放区《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电文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此后的4个月内，他曾三次电示东北局，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可见急迫情切，早已溢于言表。
父亲说，解放战争期间，我军之所以能在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是与解放军的炮火发威、弹药充足分不开的。
东北全境的解放，使这里成为各解放区中唯一不受威胁和有较高工业生产能力的地区。东北作为解放战争最巩固的后方，先后建立了7个军工生产基地共74个军工厂，合计生产迫击炮数千门。哈尔滨的军工企业在1947年至1948年就生产了2337门60毫米迫击炮和221763发炮弹，还向前线大规模提供82毫米迫击炮弹并按要求完成大量火炮的修理工作。
父亲晚年回忆说，在解放战争期间，单是东北和华北共同组建的“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还有1200余门迫击炮和450吨无烟火药。“建新公司”生产的弹药和物资除少部分供应东北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如大连至烟台的海运航线供应华北以满足我军作战的需要。
在1948年相继展开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挥了巨大威力，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尤其是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型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随着东北解放和中东铁路线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开往关内，有力地支援了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
父亲曾给我讲故事说，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国民党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黄维凭借众多的美制火炮，将军队收缩固守，形成一个他自称是啃不动的”硬核桃”。国民党军队装备的美制榴弹炮还企图用密集火力阻挡解放军，并设法让国民党增援部队与他内外夹击。但蒋介石的算盘从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协同作战的华东野战军迅速调集重炮轰击双堆集，终于敲碎了黄维的“硬核桃”。粟裕同志曾万分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运来的大炮弹。”以往对“大连运来的大炮弹”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知之甚少。通过双堆集交战，陈毅同志曾风趣地说：“难怪欧洲巨人拿破仑、斯大林都把炮兵视为‘战神之火’，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赴苏谈判 为我军装备制式化贡献才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后举行了开国大典阅兵式。受阅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手中的武器，都是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以炮兵方队为例，它以轻型迫击炮、重型迫击炮、战防炮、山炮、野战炮和榴弹炮等上百门火炮阵容出现。其中的日制38式和90式野炮，不仅炮管短，有的炮架车轮还是木质包铁皮，相当部分是用骡马拖拽通过天安门的。那时最新式的火炮，就是美制M102式105毫米榴弹炮。难怪有些外国记者嘲讽我们：“除了骡马是中国产的，其余全是洋枪洋货。”
当时，我军拥有的武器装备，大多是美国、日本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期间生产的，性能落后。由于零配件已无来源，大多数已不能供作战使用。显然，这些武器装备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很难有效地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任务。尽快建设现代国防工业，生产出精良的武器来装备人民解放军，是新中国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父亲参与并亲自组织了步兵信号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引信以及90火箭推进剂及各种弹用发射药等新产品的设计、试制和生产工作。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急迫需要，为加强对军工企业的领导和建设，保障部队装备的需要，1951年1月成立了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兼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同时，将重工业部的兵工办公室改组升格为兵工总局，由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总局长，负责统一规划和协调兵工生产建设工作。父亲也从这时出任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作为科技专家，他曾经随同徐向前元帅赴苏谈判，为我军装备制式化贡献才智。父亲还四次随同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访问苏联，圆满完成了156项工程中的军工项目和其它项目的谈判。
1951年6月，徐向前率团赴苏谈判有关军工项目问题。父亲作为科技专家同行。据《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记载：“一九五一年五月间，毛主席通知我去中南海，交代任务。我到主席住处，他正和李维汉同志谈统一战线工作。毛主席见到我后，首先问了我的身体状况，知道我已能工作，很高兴。
他简要分析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形势，向我交代了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他还说：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我说：请毛主席放心，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尽一切力量完成。
告别毛主席和李维汉同志后，我便去彭德怀同志住处，商谈此事，并初步拟定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名单和谈判内容。经政务院和军委批准，我国亦组成一个谈判代表团，共有八人，代表团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我任团长，成员为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科技专家钱志道，炮兵参谋长贾陶，总参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我驻苏使馆商务参赞江泽民、武官吉合。另有三名工作人员。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购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援助我国兵工工厂的建设及统一制式武器的有关技术资料转让问题。”
父亲晚年回忆，到了苏联之后，苏军是总参谋部的什捷缅科元帅出席，他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对具体项目可由双方代表团的专家们磋商，而后再举行高一级的谈判。徐向前元帅表示同意。会谈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什捷缅科曾说：斯大林同志交给苏军总参谋部的任务，是要帮助中国把军队建设好。这个任务，主要由我负责。接着，双方即开始举行专家会谈。那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我们又缺乏现代化建设和外交工作经验，故谈判的程序和项目等，基本上是人家包办。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式的，从六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十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
在苏联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致电徐向前元帅，强调应邀请苏联先派设计组来华，结合中国情况作出设计后再确定项目。毛泽东主席在电文中提出：一、对苏业已答应的7种武器及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4个新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华；二、各弹药厂须与我国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定；三、兵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电文还要求徐向前将我国各兵工厂的现状告诉苏方，在商谈时将新建工厂与改装原厂的计划结合起来，将供应目前需要与供应将来需要结合起来。“兵工生产问题，同意以苏联现有武器弹药器材为标准”，统一口径，统一制式。
这次赴苏谈判，最重要的成果，父亲认为就是奠定了我军武器装备制式化发展的基础。每当谈起这些成果，特别是每次看见国庆大阅兵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制式化、成体系展示时，父亲的情绪总是那么激动万分，豪情满怀。
1952年8月，父亲随同周恩来、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再次赴苏，参加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工程156项项目协定的商谈。父亲晚年回忆说：那时苏联老大哥的“大国沙文主义”还是相当严重的。谈判一开始他们就耍了点小花招儿，就是把原来陈旧的武器，说是要准备送给咱们。按父亲那个脾气，当然是坚决反对，并且指出某型武器现在国际上应该什么标准？指出苏军在德欧驻军用的是XX标准？这样弄得苏联人哑口无言没话说。当晚中国代表团碰头，周总理批评了父亲他们，建议要学会外交谈判艺术。
第二天，苏方又来了一拨谈判代表，提出要把一些项目硬塞给我们（其实是过期落后或在用的老旧武器生产线）。如把已经淘汰的活塞式飞机生产线作为援建项目塞给我们。作为科技专家谈判组成员，父亲就按照总理支的招儿婉转地指出：“朝鲜战场上我军飞行员驾驶的早已是喷气式飞机了”。此后，苏方还是把他们当时比较先进的武器型号，作为援助项目放进了156项之中。那时说是支援给咱们，其实这些都是用中国向苏方借的政府间贷款，我们是以原材料、农产品、美元现金等分10年偿还这笔贷款及利息的。
1956年8月，父亲陪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赴苏访问，在此期间，李富春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和人才培养问题。经协商，苏联同意援助我国2枚教学弹及配套设备。当时苏联提供的教学弹，就是“二战”时期德国V-2地对地弹道导弹的变型P-1导弹。对中方提出的培养导弹技术人才的请求，苏联的答复非常明确：对中国的援助，包括提供2枚教学弹也仅限培养人才使用；而且直截了当地告知，目前苏联只能接收50名中国留学生。
父亲回忆，正是当时这个“留学生限额50名”的答复，促使毛泽东主席下定决心，要求中国科学院尽快建立一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它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也是这所1958年初立项研究，同年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9月开课的以攻关新兴、尖端科技为主的研究型大学诞生的时代背景。后来父亲被组织上安排到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实际是替在京公务繁忙的郭沫若校长主持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包括父亲提议在京区建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这一切似乎都是“冥冥苍天安排的命中注定”（七十年代与父亲同住一套房的科大教授钱临照“戏言”）。
在我军武器制式化发展阶段，父亲具体主持了国防工业技术管理工作。在发展基础技术和组织攻关中，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56年，他代表国防工业参加《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推动了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他所组织的国防工业配合发展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在短期内有了长足的进步。正是由于钱志道为我国常规武器的生产和战术导弹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父亲于1955年第一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科学院院士），后担任研制原子弹的二机部部长助理。此后，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致使父亲忍痛离开了他为之整整奋斗了25年的人民军工战线，但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从延安、从紫芳沟走出来的“毛泽东的军工战士”！
“毛泽东的军工战士！”这就是我的父亲钱志道对自己最感骄傲的称呼。
2023年7月1日于北京
钱志道始终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后来他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77年，他光荣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是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名誉理事和顾问、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和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史顾问。
参阅资料：1，巴丁编著《战神浴火—-国防科技史话》
2，张亚光《魂系延安—-一个老战士的故事》《中国科学院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沃德舆情观察）：情系军工 “热心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