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3日，是敬爱的李先念伯伯诞辰112周年。
多少年来，我无数次“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想写一篇纪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却又无数次搁置。绝非手懒，只因我一想起他老人家，就禁不住思念万千、心潮难平，实难动笔。
【李先念（1909.6.23–1992.6.21）】
与许多这一代的姊妹兄弟一样，在我们人生最初记忆的点滴片段中，除了至亲至爱的家人，往往就是父母的老上级、老战友，甚至还会有父母身边亲如家人的工作人员。
打从记事起，父母带我看望李先念伯伯和林佳楣阿姨时，李伯伯见面第一句话常是笑呵呵地问母亲陈舜英道：“你怎么还没死啊？”母亲总是微笑不答。年幼的我对李伯伯的浓重湖北口音听得真真切切，可就是实在搞不明白大人之间咋这样聊天呢？为此，少不经事的我不止一次气哼哼地追问母亲，可她依然笑而不答。
原来，母亲从太行根据地南下后，曾任湖北省妇联主任、省委妇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一直在李伯伯领导下从事党的妇女工作。她在晚年告诉我和我爱人耿西林，自己还是李伯伯和林阿姨婚礼的证婚人呢。
【家中珍藏的老照片：“先念同志于武昌-1951”】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母亲每次到北京住院检查治疗，直至最后病危抢救，几乎都是李伯伯亲自指示安排的。
据在李伯伯身边担任保健工作多年的北京医院杨春英女士提供母亲的病历记载：
1975年6月30日，李伯伯百忙中在中南海的国务院会议室，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卫生部长刘湘屏、北京医院院长林钧才和吴洁、数位专家，林阿姨和父亲刘建勋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母亲心脏病和肺癌的治疗方案。
会前，林阿姨还曾专门到前门饭店，向河南的李士峰主任转达了李伯伯和她本人的四条具体意见。
正是李伯伯和林阿姨的关心，加上北京医院领导和专家的积极治疗，重病缠身的母亲又延续了生命六年多。（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出版发行的《刘建勋纪念文集》，第493-494页）
1957年6月，广西发生了“平乐事件”，影响很大，中央将父母亲从北京调到广西工作。临行前，二老把18岁的姐姐刘小冬托付给了李伯伯和林阿姨。姐姐在他们家度过了高中和大学阶段。那段温馨美好的时光，让耄耋之年的姐姐至今难忘。
1962年8月上旬，河南“全省连降大雨，降雨量一般为200-370毫米。受灾面积5120万亩，受灾人口2560万。”父亲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率领数十万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组成的大军，严防死守在几百公里的黄河两岸。
此时，大学刚毕业的姐姐要在北京举行婚礼。父亲爱女心切，先让母亲带我绕道山西赶赴京城。接着给李伯伯打电话，希望能够批准自己速去速归，参加一下姐姐的婚礼。李伯伯表示：“你别来啦。小冬的婚礼，我代表你参加！”
他老人家与林阿姨带着孩子来到西交民巷的高妈妈（高慧如）家，参加了姐姐简单的婚礼。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党中央在广西召开了“南宁会议”。
据广西党史研究室黄莺女士提供给我的资料，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部委、地方负责同志共计28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毛主席亲笔写的通知里，时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和第二书记韦国清伯伯均名列其中。
毛主席共在南宁住了18天。父亲与韦伯伯等省委领导一起，顺利完成了警卫、接待任务。
毛主席到了南宁的消息，父亲并未在母亲和我面前透露半字。但当他在邕江边散步被群众认出后，喜讯很快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刚满七岁一个月的我得知后，闹着非要见毛主席不可。父亲拗不过，就把我的要求告诉了李伯伯。在征得李伯伯同意后的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带到国际旅行社（现邕州宾馆）一号楼。
等啊、等啊，我不知不觉就倒在李伯伯房间的长沙发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李伯伯的警卫员把我叫醒，他端着一个带盖的茶杯，里面是熬好的中药，带我穿过马路东行，经过几道警卫岗哨，最终来到毛主席下榻的明园饭店五号楼。这幢红楼是曾接待过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高大平房。
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南宁会议”就是在这栋平房的会客厅举行的。
【1958年1月22日，刘建勋、韦国清陪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南宁市干部群众。赵黄岗摄影】
我用双手使劲扒着大窗户的外沿，脚尖蹬着又高又窄的外墙围子，透过大玻璃窗使劲儿往里瞧：
屋内，灯火通明，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等围坐在大桌子四周，他们谈笑风生、豪情万丈。
屋外，月光皎洁，警卫战士悄然无声的巡逻身姿和婆娑摇曳的花丛树影溶为一体。除我之外，再无他人。
在我蹬不住、快要掉下来的时候，还有年轻的解放军叔叔过来从后面用手托住自己呢……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无怨无悔、夜以继日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奉献精神和探索勇气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垂髫总角的我如今已年过古稀，作为恐怕是年龄最小的“南宁会议”现场见证者，我将毕生引以为傲、铭记在心。
1965年前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伯伯在郑州接见了非洲某国政府首脑，他将对方送的一把钢刀转送给我。那是一把又长又厚、没有开刃的礼品刀，刀鞘是皮革的，花纹和颜色满是异国情调。作为打小就喜欢舞刀弄剑的男孩子，我有好多天都是搂着它酣然入梦的。
1975年中，我的右小腿胫骨增生严重，郑州的医生诊断为骨癌。父亲亲自打电话联系，让我去北京住在李伯伯家里，林阿姨领着我去北医三院等大医院求医问药，最终确诊不是癌症，大人们才都放下心来。
儿时的记忆虽然遥远懵懂，略显稚气滑稽，可却真实永存！
“周恩来是李先念一向敬重的老领导，老战友。从一九三五年懋功会师李先念和周恩来相识，几十年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周恩来住院期间，一有时间，李先念就去探望。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他去医院请示汇报工作和探望有近百次，是去医院次数最多的领导人之一。”（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887页）
1975年12月中下旬，李伯伯多次前往医院看望周总理。鉴于他的病情，医生建议到外地治疗休养。报告转给毛主席同意了。可李伯伯并没有离京。
1976年1月5日和6日，李伯伯还先后两次探望了周总理。
1月8日上午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与世长辞。
据我所知，住在中南海东花厅东侧院的李伯伯是第一个赶到周总理身边告别的中央领导同志。
不仅如此，李伯伯还毫不畏惧已然严峻、紧张的形势，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先声夺人！他老人家第一个当众慷慨陈词：“对总理，不能不搞追悼会。如果不搞追悼会，这是违背民意的事，我们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引自《李先念年谱》第五卷第441-442页）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传1949-1992》第888页，完整记述了《李先念传》编写组采访我的谈话记录：
“刘建勋之子刘立强来京出差，住在李先念家里，不知道周恩来已经过世，看到李先念情绪低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回忆说：‘当天的午饭和晚饭，李伯伯几乎一言未发，基本上没动过筷子。特别是晚饭时，老人家坐下后很快就起身离去。没过几秒钟，就听见‘咣铛’沉重的一声响，紧接着听到李伯伯急促地喊着小女儿小林的小名：‘小妹、小妹……’，我们马上丢下碗筷跑过去，只见李伯伯已经倒在走廊的地毯上。我们赶紧把李伯伯搀扶起来。年过花甲的老人家摔得这么重、这么突然，可是他依然还是一声不吭。我的心里又紧张又奇怪。那时的李伯伯肯定是痛苦、难过到了心力交瘁的极点。他老人家就是这样一位重感情、讲情义，但又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革命老前辈。’”
第二天清晨，我从广播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再联想到昨天李伯伯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悬着的心一下子绷得更紧、更高了。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的李平从学校匆匆赶回家。就在他的小屋里，我俩相对而泣，几乎哭到中午。
时至今日，我不知看过多少有关周总理离开我们那段日子的回忆和描述，最令我痛心和难忘的，却永远是在1月8日，那个天地同悲、日月无光的时刻，李伯伯无声胜有声的身影和表情。
“在‘四人帮’极力压制悼念活动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下午，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等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商定：通知国务院各单位可设灵堂，悼念周恩来……
李先念怀着极大的悲痛心情参加了周恩来的各项治丧活动，直至最后送别他一生敬仰的老领导周恩来。”（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889页）
那几天，林阿姨带着我们去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挑选了许多怀念周总理的精美工艺品。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1月15日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前，林阿姨和子女，再加上我，以及几位老前辈的夫人、孩子，共九个人挤进一辆黑色的大“奔驰”车，参加了在北京医院提前组织的一场小范围告别仪式。
而经验老到、心思缜密的李伯伯则交代女儿李紫阳和我骑上自行车，利用夜色多次前去天安门广场等处转悠。我们把车子放在路边，随着悼念周总理的人群浩浩荡荡地缓慢前行，直到深夜……
1976年的10月8日前后，我从部队到北京出差，住在李伯伯家。那时，“四人帮”刚刚被党中央隔离审查没两天。李伯伯作为这个英明决定的核心决策人，虽然每天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精神却格外的好。
一天吃饭，他老人家与我们共同品尝秋蟹，过来人都记得那可是当时北京人的乐事。席间，老人家忽然话锋陡转，问我看没看过《反击》这部电影，我答：“没有！”李伯伯大声地说：“要看看，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午后一、两点钟，办公室秘书就来通知，让我和周总理、邓颖超妈妈的秘书赵炜阿姨乘坐一辆小车，去北京电影制片厂观看了《反击》。
车上闲聊中，赵炜阿姨感慨地对我说：“年初那段日子里，我们给老同志送文件，王震同志憋不住，当着我们的面就开骂‘四人帮’；可先念同志却沉得住气。给他送文件时，有时遇见他正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身体，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向中央请假休息，送么事文件啊！不要送了吧，送了也不一定看哦。其实他早已谋略在心、胸有成竹。关键时刻，他协助华主席、联络叶帅，选将排兵，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就把‘四人帮’彻底解决了。真是太棒了……”
回想起来，赵炜阿姨当时那无比钦佩赞扬的神情、语气，犹在眼前。
当天晚饭前，李伯伯一看到我就问道：“看《反击》了吗？”我回答说：“下午看的。”他追问道：“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我接茬说：“我爸算老几呀？实际上还不是对着你们中央来的啊！他们也忒下作了，什么黄河省，含沙射影！省委书记儿子的名字和我的小名一模一样，也叫小强……”
李伯伯一边认真听着、一边频频点头，还没等我天马行空般“发表”完观后感，老人家早已乐得开怀大笑不止。如今我只要一想起来，他那胜利的豪情，那爽朗的笑声，还有那浓重的湖北乡音，历历在目、声声入心。（引自笔者著《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献给敬爱的父亲刘建勋》，《刘建勋纪念文集》第45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后来我写了一篇数千字的文章，剖析、批判《反击》影片的来龙去脉，曾被多家媒体刊登或转载，好像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
前几年，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赵炜阿姨在一次纪念活动上偶遇我爱人耿西林。当得知我俩是一家子后，她非常高兴，两人聊得十分投缘。她还将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 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签字送给了我们。
我们心底珍藏的，都正是对那一代伟人的无限热爱、敬仰和怀念！
我们胸中笃信的，也都正是这种热爱、敬仰和怀念必会永远传承、赓续下去！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逐渐了解了更多李先念伯伯的伟大生平。为了撰写此文，我重新认真拜读了林佳楣阿姨送的有关李伯伯的书籍，重点核实了一些老前辈的回忆，将自认为重要的部分内容整理出来，留在心中：
1909年6月23日，李伯伯出身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十五岁就到汉口寿器店做木工学徒。参加革命后，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做棺材出身的”，李伯伯则风趣地答道:“我是给旧社会做棺材的。”
1926年冬，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秋，他率众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2月17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徐向前的领导和教育下，他身经百战、多次负伤，逐渐成长为英勇善战的年轻红军指挥员。
李伯伯在晚年与我聊天时回忆说：“刚开始，有的人不服气，可打了第一仗，还是个大胜仗，就全服了！”
1932年秋，李伯伯的二哥陈有元在“肃反”中受诬陷、被杀害。他留给李伯伯最后的话是：“先念兄弟……你在部队要好好干呀，要革命到底！”“李先念深情地望着他点了点头，便带着部队匆匆而去。”
对当时才23岁的李伯伯来说，二哥的被捕、母亲的告别和上级、战友甘济时的牺牲这“三件震撼心灵的事，是使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引自《李先念传1909-1949》第80-81页）
“1934年1月，李先念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员会执行委员”，时年未满25岁。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报告中曾“高度评价川陕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李伯伯战斗的“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大区域……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在震惊世界的伟大长征中，李伯伯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历时十九个月，翻过数座雪山，三过草地，一度南下，两次北进，所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最终与红一、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引自老红军前辈张毅的回忆）
革命征程戎马倥偬，李伯伯一生矢志不移。他老人家历经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绝非我们能够想象。他是用生命和热血书写大大“忠诚”的人！
若问在李伯伯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什么精神力量始终如一地鼓舞、支撑着李伯伯？我觉得，那就是他老人家为党、为民的不改初衷！
“1936年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奉命率部西渡黄河。过河部队共两万一千八百多将士（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当时称为“河西军”，11月11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正式更名为“西路军”，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组成如下：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委员为：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11人。
1937年3月14日下午，经过艰苦卓绝的连续鏖战，西路军被迫集中到了石窝山。至此西路军的西征宣告失败。
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石窝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二位主要领导人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等7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由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第30军剩下的一千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第9军剩下的三百多步兵和骑兵师的一百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等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第30军一起行动。
4月16日，李先念等率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稍作休整即向素有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之称的星星峡进发。星星峡并非峡谷而是隘口，为由河西走廊入东疆的必经之处。
4月27日，李先念等率所剩四百二十余人经过四十七天的艰苦跋涉，行程一千五百多里，终于进抵星星峡。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陈云和滕代远代表中央专程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来迎接。
5月4日，李先念等左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在陈云率领下，分乘四十多辆汽车赴迪化。
在迪化对外称作“新兵营”里共有成员四百二十人。陈云同志决定首先以半年的时间进行文化学习。李伯伯“既要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学习，又要发挥‘老首长’的模范带头作用。这在无形中对陈云的领导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引自《李先念传1909-1949》第238-283页）
对于李伯伯“在西路军建树的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
在晚年谈话中，毛泽东更是这样评价李伯伯：“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在黄河西边，部队被打散了，李先念同志他一不脱军装，二不当俘虏。带几百人到了新疆。”（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728页）
徐向前元帅也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道：“李先念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李伯伯临危受命、率部突围、百死一生，为党保存了西路军的宝贵火种。
1937年12月中旬，李伯伯奉党中央的指示前去延安，26日抵达。在此之前，曾有人问他：“先念同志，你打算去延安，还是去苏联？”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去延安。”
“毛泽东为了听取李先念对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看法，有天单独召见了他，向他详细询问了有关的情况……谈话在和谐风趣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李先念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插话讨论，有时点头微笑。李先念回忆说‘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李先念1990年12月6日谈话要点，引自《李先念传1909-1949》第290-291页）
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从军政治委员降到营长，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要你到一二九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党中央“决定了李先念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引自《李先念传1909-1949》第295页）
1938年11月23日，李先念随刘少奇离开延安赴中原。之后，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成立，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部长。当时他率领的南下独立游击大队“共一百六十余人，仅有一挺重机枪，九十多支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李先念化名李威……”
随后，李伯伯率领部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创建了驰骋中原敌后战场的劲旅——新四军第五师。”
1941年的“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领导人。新四军第五师由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师政治部主任（后任代理政委、副政委）……”
五师的指战员们远离新四军总部，直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坚持孤军奋战在日伪敌顽的心腹地区。在这里，李伯伯亲自领导创立了豫鄂陕根据地，而且对创建鄂西北根据地与坚持中原敌后游击战争作了部署。后来，他还曾“先后率领新四军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顽强进行战略坚持达十个月之久，为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赢得宝贵时间”。
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伯伯当选为中央委员。
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李伯伯开创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已东起安徽宿松、太湖，西到湖北荆门、宜昌，北起河南平顶山市叶县，南到湖南益阳市南县，达到了38个县，1300万人口，拥有5万正规军和民兵30余万人。
1946年6月26日，李伯伯和郑位三、王震、任质斌、陈少敏等前辈率领部队杀出国民党三十余万大军的重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序幕。至7月底，这场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
“中原突围战役，是李先念戎马生涯中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和军事艺术杰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伯伯被确认为我军的36位军事家之一。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十二万四千余人，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原局，李先念为第二副书记，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7月下旬，“为恢复中原河山，李先念奉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挥师东进。”
8月5日，李伯伯率领第十二纵队从山西晋城出发，开始了反攻中原的胜利进军。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9月下旬，由于文建武因病未能到任，父亲刘建勋接任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自此开始在李伯伯直接领导下战斗。
父亲刘建勋1931年9月入党，长期在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春调入山西，参加太行根据地的创建，历任县委、地委书记，南下前任晋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
父亲晚年多次告诉我们：“刘邓是晋冀鲁豫的总头儿，李雪峰是太行区的头儿！”
李先念伯伯非常关心第十二纵队的成长、发展。据时任纵队副政治委员郑绍文晚年回忆，他曾语重心长地要求道：“如果是太行的干部闹不团结，就由刘建勋负责；如果是五师的干部闹不团结，就由郑绍文负责。”父亲和郑绍文等纵队领导牢记他的要求，使得第十二纵队的干部团结问题始终处理得比较好。（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第388页）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第十二纵队与中原独立旅（原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在黄安县华家河胜利会师，奉命组成新的江汉军区，共一万一千余人。”当月司令员赵基梅病逝后，由张才千接任，父亲继续担任政治委员，韩东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组建新的中共江汉区党委和行署。区党委由刘建勋任书记，袁振任副书记；行署由郑绍文任主任，任华夫任副主任。”
【建国初，中南军政委员会部分领导同志在武汉市东湖合影。从左至右：刘建勋、杨少桥、王任重、李先念、张体学、裴孟飞、杨尚奎、郑绍文、孔祥桢、某某、张执一。】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和李伯伯的领导下，“截止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湖北军区成立时为止，江汉军区部队浴血奋战达一年零五个月，先后共作战近五百次，计歼国民党军四万六千余人，创建了土地面积达五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八百万的根据地，部队发展到四万三千余人，胜利地完成了重建与巩固、发展江汉根据地的历史使命；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淮海战役的胜利作战，并为大军南下渡江作战和进军大西南创建了前进基地。”（引自《李先念传1909-1949》第653-660页）
1949年2月2日，党中央决定“中共湖北省委由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张玺、刘建勋、周季方、郑绍文等七人组成，李先念任书记。”
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在孝感县花园镇宣告成立。李伯伯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父亲时任省委副书记，7月改任省委第二副书记（增补王宏坤为省委第一副书记）。1952年2月，父亲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后调任中南局秘书长、常委。那些年，他始终在李伯伯领导下工作。
【江汉军区领导合影：后排从左至右：袁振、刘建勋、张才千，前排从左至右：宋侃夫、郑绍文、张树才。】
当时，湖北省的干部短缺问题相当突出。“对各解放区来的干部，李先念始终坚持一视同仁，不搞‘山头’”，他“以‘五湖四海’的胸怀，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努力把四面八方汇合到湖北来的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各界民主人士和才识卓著的知识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为新政权的建设奠定组织基础。”王任重、刘子厚、张体学、赵辛初等前辈就是其中的代表。父亲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革命情谊。
在湖北组建的九个地、市委中，有六个地、市委书记由南下干部担任，仅三个地、市委书记由原鄂豫边区和原五师干部担任。“他们在李先念的影响下，都能很好地实现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团结与合作，都能按照党的原则，建立相互谅解、支持与友谊的良好关系。”（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27-28页）
自1952年2月起，李伯伯还同时兼任中央直辖的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和武汉市市长。
1952年9月30日，党中央决定李伯伯担任中南局第三副书记。
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伯伯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党中央决定他为中央中南局副书记。
李伯伯带领湖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配合主力作战与剿匪反霸、加强政权与党的建设、“三套锣鼓（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一齐打”……在短短三年时间内，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胜利实现了湖北省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使一个万象更新、充满活力的新湖北在战争的废墟上矗立起来，它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湖北的二十二年。（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9-59页）
1954年4月27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加强中央部门工作。李伯伯接替任职不到一年的邓小平担任了国务院财政部部长，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在第二次至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伯伯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伯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具体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探索社会主义财经工作的规律、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开始，李先念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长长达二十二年。”（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298-301页）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的非常好！”他是中国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之一。
可李伯伯从来不让人称自己是经济家，始终自谦地说：自己是周恩来和陈云同志的学生，“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我父亲于1955年1月调任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1月，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协助部长邓子恢伯伯工作。后又在广西工作四年，直至河南“信阳事件”暴露后的1961年6月中旬，经毛主席深夜召见和邓小平谈话之后，他急赴河南救灾，一干就是十七年。
在这十七年中，父亲首先就是要具体落实党中央解决“信阳事件”的方针政策。
其实，早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就代表中央常委们严肃指出了河南的问题：“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在河南这个经济欠发达、知识分子并不多的省份，仅正式打“右派”就约7.7万余人，占当时河南干部总数的15%，也占全国打“右派”总数55万人的约15%，在全国排名第一。这个数字竟然还是毛主席在运动初期预定全国“右派”不应超过四五千人上限的15倍之多。
在紧随其后发生的“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和“反右倾”这两次斗争中，当时的省委又打击、伤害了大批的干部群众。
党史专家张林南女士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河南‘大跃进’运动》一书中，具体披露道：?“据不完全统计，三年的‘大跃进’中，河南全省受到错误处理和不适当处分的党员干部有11.21万人，其中县管以上干部3.08万人，占同类干部的27.5%。”
与此同时，仅1959年冬季到1960年春季，信阳地区饿死人民群众超过105万，豫东、豫中等地也有严重灾情发生。河南“全省人死了200多万，牲畜死掉300多万头，耕地碱化了一千多万亩，树被砍80%左右，农具损坏了50%，群众生活极其困难。”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时，他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够吃上这个就好了。”（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第4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1960年春，国务院卫生部和内务部分别报告了河南的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即向中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老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后写出报告上报了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做了批示。
朱德、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后来都曾来河南视察、蹲点。
李伯伯于“6月-7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受灾情况……（他）流了泪并坚定地表示‘干部如此严重的不正之风和由此引起饿死人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9月下旬，李伯伯再次到河南等地进行了八天调查。27日回京的当天，他马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面见报告。（引自《李先念年谱》第三卷，第241-259页）
1960年10月23日凌晨2时30分，毛泽东通知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当天到北京参加了四天会议。会议指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25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专门谈了河南问题。（引自《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
11月下旬，李伯伯又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在郑州等地参加了由陶铸主持召开的新成立的中南局第一次会议，在陶铸、王任重等中南局领导同志的积极协助下，会议专题揭露了“信阳事件”深层次的问题，为迅速扭转河南困局打下了基础。
12月26日正值毛主席的生日，他亲笔给身边工作人员写信，点名秘书、翻译、卫士等六位同志去信阳参加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并进行实地调查。后经他同意，又增加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和中央警卫局的七名同志。临行前，1961年1月15日，毛主席还在颐年堂接见了这十三位同志并合影。毛主席再次提出希望他们“要多作调查研究”。
可当这批同志第二天离京到郑后，吴芝圃却突然宣布，河南省委决定不让他们去信阳地区，而改去许昌地区。（引自《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第649-6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发行）
河南省委的这个更改举动是不可思议的，更是耐人寻味的！可想而知，父亲单枪匹马赴河南工作有多么艰难。
父亲到任后，周总理、李伯伯以及邓子恢、李雪峰等老领导多次鼓励他，给他支招儿。
四年后的“1965年，（河南）全面完成经济调整工作，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幅度增长。”（引自《河南省大事记》）
在随后的那个特殊年代里，李伯伯在毛主席的再三保护下坚持工作，竭力协助周总理维系大局。
在李伯伯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秘书黄达和程振声叔叔告诉我，李伯伯与周总理的日常作息时间略有不同。周总理特别能熬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而李伯伯无论头天工作到多晚，清晨基本都早早起床，然后开始走路锻炼。吃完简单的早餐后，他老人家就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
听了他们的话，我脑子里闪现出的第一个画面，正是年轻贪睡的我，被李伯伯足蹬布鞋、在走廊上稳健步行的声音所惊醒后发呆的情景……
那个年代里，国务院的部长们和各地领导同志，甚至连中办、国办的普通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个“周晚、李早”的特点，并在私底下广为流传“周晚、李早”这句话。
【1974年2月25日，李先念夫妇在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夫妇参观林县“红旗渠“后，李先念（左2）与刘建勋（右3）耿起昌（左1）张树芝（右1）等河南省负责同志于郑州市中州宾馆宴请卡翁达（左3）并亲切交谈。魏德忠摄影】
除了需要处理国务院各部门和全国各地的繁重公务外，李伯伯对父亲的工作和河南的建设也给予了最大支持。
仅举一例：大大超过世界降雨记录所造成的“75.8”驻马店特大水灾就是在他老人家直接领导和指挥之下，全国上下一盘棋，党政军民齐上阵，才得以最终战胜的。
“9·13”事件前，毛主席就曾“多次提到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重组军委办公会议，李伯伯是成员之一。
“文革”期间，我父亲曾先后三次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协助曾思玉、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六生第一政治委员等老将军工作。
在好友王路荣女士送我的其父王六生将军秘书孟军所写回忆录中，就有父亲通过李伯伯向中央、中央军委反映部队情况的细节记述。
那时，我在京津冀地区当兵多年，可父母亲只准许我登门看望两位他们的老领导，第一位是李先念伯伯；另一位是李雪峰伯伯。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9月11日，李伯伯是华国锋第一个前去家中商谈的中央领导同志，尽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可扭转乱局的方略大计初定。
三天后的14日，李伯伯也是第一个奉命与住在西山的叶帅联络并密谈的人。
据李伯伯办公室秘书程振声所撰《李先念：粉碎‘四人帮’贡献特殊》一文记载：两位老人以笔代口、连写带谈了将近三十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所有写有谈话内容的纸张。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用两人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笔者加注，见《李先念年谱》第五卷第449页）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
在《李先念年谱》第五卷的“1979年9月”章节中，详细记述了李伯伯在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与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的工作状况。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
【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在天安门上。】
这一天，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只是沧海一粟，在那个特殊年月中也不过弹指一瞬。今天的人们恐怕最多会想到，那只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但是，人们应该牢记：（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有如摧枯拉朽，一推就倒。表面上看，一举粉碎，实际上，全党、全民经过了多少艰苦斗争呀！”（引自胡耀邦1981年11月21日在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伯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由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深圳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前身最早叫蛇口工业区，是1978年10月9日由交通部上报的报告。三天后，李伯伯亲笔批示：“拟同意这个报告……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说的要大有作为。”
随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均圈阅同意”。纪登奎、余秋里、谷牧也圈阅表示同意。
1979年1月31日，李伯伯于当天就批准了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他老人家亲自用手中的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圆弧”，“面积达五十平方公里，而袁庚（蛇口工业区首任党委书记——笔者注）只要了九平方公里。为此他事后责备自己胆子太小，顾虑过多，长年后悔不已！”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李先念为蛇口工业区题字：希望之窗。”（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1071-1079页）
1979年3月，李伯伯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他坚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
“一九八〇年九月，李先念不再担任副总理职务。十二月，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人事变动后，李先念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此便正式离开了长达二十六年的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岗位。”（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1080页、第1131页）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李伯伯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九八三年六月，李先念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他又是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加强和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九八八年春，李先念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主席……为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奋斗不懈。他心系人民，殚精竭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1151页，第1330页）
李伯伯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并且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父亲那一代人，从来不多在子女面前提及党内的事情。他告诉了我们夫妇两人的这句话，随后自己又解释“两肋插刀”是指李伯伯一是给安排了住房，二是多次安排母亲住院治疗，“够朋友！”
李伯伯是在党内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他老人家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的交替与变更，是为数不多的所谓“三朝元老”之一。这正是源于李伯伯一生忠诚于信念、忠诚于事业、忠诚于人民。
1987年，曾有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半玩笑、半困惑地问李伯伯：“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他回答得理直气壮、入情入理：“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众位老将军听罢，皆哑然折服。
后来，李伯伯还曾反复多次说过：“那个时候你能不工作吗？人民要吃饭，国家要建设，如果都不工作，难道把权都让给‘四人帮’！”
关于如何对待在“文革”中忍辱负重、坚持工作的各级、各地领导干部，李伯伯曾以修建“红旗渠”闻名天下的杨贵为例，愤怒斥责道：“（河南）说杨贵是‘四人帮’的人，扯蛋！”（引自《杨贵与红旗渠》第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出版发行）
李伯伯就像在“文革”十年中保护了大批干部一样，在“揭批查”中也保护了许多老同志。
1978年10月18日，《中央领导同志对河南工作的指示传达要点》正是由李伯伯签发印送政治局集体讨论后，由华国锋正式签发的。
该文件中写道：“刘建勋同志在河南十七年，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他是个很老的同志，不是‘四人帮’的人。但是，建勋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是有错误的，有些错误还是严重的……建勋同志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因为现在有病，作了书面检讨。……（中央）决定将刘建勋同志调离河南，治好病后另行分配工作。为了加强河南省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派段君毅同志接替刘建勋同志的工作……”
段君毅调河南工作也是李伯伯代表中央谈的话。他到任后不久，李伯伯又专门委托王震伯伯到郑州找省委主要领导谈话，再次转达了自己的明确态度。
1983年1月，段君毅伯伯调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十二年后的1995年9月和11月，他先后两次在寓所与老战友杨珏、李友九和小字辈的我长谈。
“建勋在北京医院住着的时候，我去了好几次。我跟先念同志说建勋同志这个人很好，他说是啊。1978年我刚到河南，我给中央组织部说，建勋已到北京，以后怎么处理，我不提任何意见，河南也不提什么意见，一切请中央决定。以后，中央又说起建勋这个事怎么处理，先念说那得问问老段。于是王老、王胡子（王震——笔者注）他去了河南。他坐的公务车。我一个，刘杰一个，还有胡立教一个。我们三个上了公务车，他给我们三个人说了先念的意思。最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卧室，问：‘你看，刘建勋这个事该怎么处理呀？’我说：‘文化大革命你要说谁一点错话没讲？讲几句错话也没什么，我跟河南省委不提任何意见。’王震说：‘好，那咱们就不要谈了。’是先念同志让他问我的态度怎么样……”
在这两次谈话中，段君毅伯伯还深情地回忆了父亲的临终遗言。他对于1978年10月党中央对父亲的评价和1983年1月20日习仲勋、王鹤寿代表党中央向父亲传达的结论，均表示坚决的拥护和由衷的赞成。
最后，段君毅伯伯还说道：“在河南那一段写的好。十七年嘛，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也有错误，文化大革命说些错话，也不能说是‘四人帮’的人。”而我自己这样做，“是应尽的最后的责任。”“这是我们应该办的事，未了事宜啊！”（引自《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第237页，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很快，段君毅伯伯两次亲笔修改草稿，最终是他领衔、与杨珏、李友九三人共同署名给中组部写出报告，再由他亲自交给了中组部部长张全景。
附带一提，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刘建勋纪念文集》就是段君毅伯伯题写的书名。他还与宋任穷、李雪峰、陈锡联等数十位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共同题词或撰文。
“建勋同志从湖北到广西，三年困难时期又调到河南，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功劳的；文革中他在北京、河南说了些错话，办了些错事，有的人要打倒他，开除他的党籍，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有人批评我包庇坏人，还点名批判刘子厚、白如冰、王谦等同志，以及国务院的几位部长；我说你们脑子在发热，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怎么‘四人帮’倒了，我们又去拣起‘四人帮’的棒子到处乱打呢？”
李伯伯还举例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江青到哪个省你敢不应酬、不接待？一些省领导对她十分反感，又不得不笑脸相迎，那时违心的，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叶帅多次讲过，投鼠忌器，道理很明白嘛。”
上述李伯伯的这两段话，均引自在2009年党中央纪念李伯伯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漆林大哥所作的正式发言。全文收录在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发行的《李先念生平与思想研究》一书中。
后来，他老人家与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就是应该客观、正确、全面地对待和处理在“文革”中，全国各省市区、中央各部委和军队各军兵种坚持工作的老同志。
曾记得，一次我回郑州前问李伯伯和林阿姨，想尝点啥河南的土特产，他们认真地想了想，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红薯。”我告诉了父母，他们也认真地告诉我：“好！就去自由市场买一兜红薯捎去吧！”我按照二老的话办了。
可当父亲病重时，李伯伯让女儿紫阳送到家的却是滋补身体的上好海参。
曾记得，父亲在病危抢救时，医生告诉他用的是先锋霉素。虽然身处半昏迷状态，他却调侃地对医生、护士和我们夫妇说：“先锋霉素，是李先念的霉素。先念霉素是最好的，能够救我的命！”
“他（指父亲——笔者注）在病重期间，先念同志和我去看望他，他依然襟怀坦荡，不计自己的功过是非，对待家庭、孩子用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的感情关怀、照顾、培养下一代，表现出他一身清廉、为国为民的精神。建勋同志永垂不朽！”（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第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发行）
1983年1月3日上午，父亲在给党中央的最后一次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习仲勋曾三次代表党中央前来探望，并与王鹤寿一起当面向父亲传达了中央对父亲的结论。大批在京和外地的老战友得知父亲病危后，也纷至沓来看望。
4月23日22时35分，父亲终因“多发性骨髓瘤并发肺炎，造成心力衰竭，引起心源性休克和脑疝”，病逝于北京医院北楼。
大约半个小时后，因患腰疾、连国事出访都推迟了的李伯伯手拄拐杖，在林阿姨的陪伴下来到医院。他们先在父亲的遗体前静静地伫立，后又默默地鞠躬，接着转过身对我和我爱人耿西林说道：“爸爸已经耗干了。你们尽心了，也要注意身体……”
1983年5月3日，前来北京八宝山公墓参加父亲告别仪式的人非常多，许多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老同志都赶了过来送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的骨灰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安放在革命公墓副一室。
记得是1976年1月下旬，李伯伯得知我当天要乘火车回郑州结婚。他老人家正好去北京医院看病，就把我顺道送到了北京站。临别前，他特意告诉我：“我和林阿姨都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连你爸爸也不能参加了，中央已经通知他来开会。我们就让紫阳和平平做代表参加吧。”
我想，那时的李伯伯一定会记起当年他代表爸爸参加姐姐婚礼的事。
两三天后，紫阳和平平坐了一夜的火车硬座到了郑州。他们带来了林阿姨的亲笔短信。我将这封信珍藏至今。
在父母亲辞世后，按照当时国管局的规定，我们没有资格再住在南沙沟的老房子。是李伯伯和林阿姨帮助我们在木樨地解决了一套小三居，彻底消除了我们一家的后顾之忧。
记得后来，李伯伯还帮我赢了一场关于参加乒乓球比赛的纠纷：
从1983年至1986年，民航总局工会的个别领导先后两次无视全局公开选拔的成绩，连续三次拒绝让我代表中国民航参加国际民航组织举办的“双翼杯”业余乒乓球友谊赛。其理由是我“胖、左手握拍、年龄大了点”。她还让没有参加选拔的人顶替了我。最后一次，她甚至罔顾三位总局领导的明确指示，坚持不允许我参加，将参赛名额白白浪费。
尽管父亲去世前一再交代不许打扰任何老领导和老战友。可在百般无奈和极度愤懑中，我只得向李伯伯申诉。
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我反映的情况，先通过办公室秘书向有关部门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后又让我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并将我的信转给了他。
1986年10月31日深夜，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写下174个字的两段批示。他指出：“封建余毒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障碍，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他还要求“严肃对待中央机关每一件不论大小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事例……如此狠抓几年，才能达到中央机关能做表率的目的。”
最终，在李先念伯伯的不断关注下，在胡耀邦叔叔等人的再三查问下。民航总局党组经过三次开会研究，于1988年10月决定由胡逸洲局长代表组织找我谈话。
胡局长诚恳地向我承认总局工会个别领导的作法是错误的。同时，他对我所反映的情况和行为也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同情。
至此，历经数年的曲折坎坷，我反映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解决。
我的岳父、岳母晚年常来北京我们的小家过冬，岳父体弱多病、满口假牙，细心体贴的林阿姨就送了湖北长江的白鱼等食品为二老增加营养。
那些年，无论是我爱人生病大出血，还是女儿因训练受伤，都是紫阳姐跑前跑后地忙活，替我们排忧解难的。
每逢过年过节，李伯伯和林阿姨经常让我们去家中共度，使我们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
【参加王震伯伯给李先念伯伯过生日。】
有一次，我年幼的女儿刘雯在李伯伯身边跑来蹦去地玩闹，她发现李伯伯在与我们聊到父母亲时，突然间潸然泪下、老泪纵横，就马上跑过来，在我的耳边偷偷小声告诉了我。其实那时我们两口子都早已觉查到了。只是我们都无言以对，唯有默默地陪着老人家落泪。
晚年的李伯伯除了给我们讲老人们之间的往事趣闻，进行传统教育外，更多的是教导我们为人处世都要不负前辈。
我记得特别清楚，李伯伯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后，不像过去那么劳累、繁忙了，他老人家就多次告诉我们两口子：“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干好什么！！你们都要记住！……”
我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李伯伯这是在给我们传经布道啊！
而紫阳、平平、小妹他们都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谦恭低调，颇得李伯伯的家风真传，不愧是我们所认识朋友中的佼佼者。
李伯伯走后，林阿姨夏天去北戴河休养避暑时，常常让我们夫妇前去。她讲过不少往事，甚至还有她自己小时候与长辈的故事，令人印象颇深、感悟良多。
2006年6月23日，作为党组织批准的第一例，父母亲的部分骨灰合葬在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烈士陵园。刘伯承、徐向前、黄镇、李达、李雪峰等开国元戎的忠骸都安放在此，这里也是首批国家级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当时，林阿姨特意推迟了前往湖北参加李伯伯纪念活动的日程安排，专门从北京驱车赶到涉县，参加了父母亲的骨灰合葬安放仪式。
【林佳楣阿姨参加父母亲在将军岭的骨灰安葬仪式。】
1993年的“六月二十一日黄昏，李先念病情突然恶化。北京上空，黑云滚滚；狂风暴雨，瞬间而至，似乎要给这位伟大历史人物送别。当晚，离八十三岁诞辰仅有两天的李先念，耗尽了全部精力，走完了他一生的光辉战斗历程。”（引自《李先念传1949-1992》第1381页）
记得那天夜里，紫阳在电话中告诉要派车来接我和我爱人时，我们真的是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也是紫阳半夜打电话通知我，李伯伯白天还在医院专门交代她，一定要通知我们参加王任重叔叔的告别仪式。第二天上午，因西林在外出差无法赶回，是林阿姨和紫阳在半道接我一个人上的车，然后去北京医院送别了王叔叔。
当我们来到北京医院北楼时，看到了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林阿姨都守在李伯伯的病床前，医护人员在紧张施救……
后来，我和西林退出来，与紫阳、平平等在北面的一间小屋里忐忑不安地静候，祈盼奇迹能够发生。我们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啊、流啊……
那几天，我和西林吃不下、睡不着。经过反反复复地斟酌修改，我们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与天地同在；念人间之乐而乐，共日月齐光！”的挽联，又托朋友请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赵家熹先生写好大字，送至灵堂。
一进门，我们俩就不由自主地在李伯伯的遗像前双双跪拜，是平平一把将我们拉起，而我们又再次跪了下去……
不久后，忘了是紫阳还是秘书告诉我，林阿姨最终选定了这幅挽联，要将其镌刻在李伯伯的墓碑之上。让我再请书法家赵家熹先生重新写了一幅字体稍小的送到家里。
当年的7月2日、4日和5日，遵照李伯伯的遗愿，老人家的部分骨灰在林阿姨和亲属的护送之下，分别撒到了祁连山深处、大巴山上空和苍茫的大别山上。
就在八宝山公墓小山上的苍松翠柏环绕间，林阿姨选中了紧靠任弼时墓地东侧的一株枝干似虬龙、针叶如滴翠的松树，撒下了李伯伯的忠骨。
在仪式上，紫阳悄悄对我说，李伯伯的遗体火化后，不但发现有残熔的坚硬弹头，还有晶晶生辉的舍利子。当着林阿姨和平平的面，紫阳还交给我两小块李伯伯的遗骨，让我们夫妇好好保存。
后来，我和西林就精挑细选了一个景泰蓝的小匣子以专门供奉。
多少年来，我们每天必给老人家敬献三柱馨香；每年清明和老人家的诞辰，我们必给老人家扫坟浇水，献上花篮，还会默默地祈祷，述说诉说心里话……
最后，我想借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话献给敬爱的李先念伯伯——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中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另一种存在……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时所馈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
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都将生生世世铭记您老人家和林阿姨的山恩海德！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