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支队中的山西南下干部

山西与福建，一个地处华北，一个偏于东南，古往今来几无交集。最多的也就是一些晋商，在清朝为了开辟“万里茶道”，涉足过闽北的武夷山。

但在1949年的夏季，却突然有大批山西人进入了福建。

这，就离不开在新中国历史上一支特殊的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因为，在这支英雄队伍中，曾经有为数众多的山西儿女。

回溯这段历史，要从更早一点的1948年秋说起。

1948年9月，正当解放战争进入到如火如荼的决胜阶段，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做出重大决定，党中央要求各解放区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党史称之为“九月会议”。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为执行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同年12月，中共华北局决定迅速从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干部，组建一个省级架构的南下区党委。

在经过充分发动、自愿报名、组织甄别的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太行区南下干部于1949年2月27日，太岳区南下干部于3月22日，会合于河北省武安县，进行紧张有序的集中整训。

1949年3月17日，出征前的太岳区南下干部在长治合影。

第二天，他们徒步跋涉4天，于3月21日到河北涉县；当夜，乘敞棚运煤小火车，于3月22日晨抵达河北武安县

在武安整训期间，这支南下干部队伍确定按照部队番号，对外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下称“长江支队”)，对内为南下区党委。之所以称之为“长江支队”，是因为当时拟定接管目的地为长江下游的苏南地区。

南下区党委下辖六个地委、三十个县委、一百九十六个区委，均包括党、政、军、武委会、群团等干部人员。这支南下干部队伍中的地、县、区，分别对应为大队、中队和小队。

其中，从太行区抽调的干部队伍组成长江支队第一大队、第三大队、第五大队，从太岳区抽调的干部队伍组成第二大队、第四大队、第六大队。长江支队总人数4562人，其中山西籍2615人，占总人数的57%。

为什么长江支队中超过一半的人员是山西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山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重要根据地，长期以来打下了雄厚的革命基础，同时培养出一大批得力干部。尤其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山西的干部队伍经过历练，党性更强了，工作经验更丰富了。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为干部南调工作提供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山西历来重视教育，民国时期的教育普及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曾被评为“全国模范省”。在旧中国，具有一定识字能力的尚且不多，而山西基层干部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从参加长江支队的山西干部中就可以看出——其中不仅大多具有粗通文字的文化水平，而且还有毕业于抗大、山西大学，甚至还有抗战时期从清华大学投笔从戎的进步大学生。

中共华北局当时提出南下干部的要求和标准是：党性强，有一定工作经验，有一定文化水平，身体要好。鉴于以上原因，大批符合要求的山西干部成为长江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必然的历史选择。

长江支队人员佩戴的胸章

1949年4月25日，长江支队全体人员在毛主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冒着绵绵春雨，豪情满怀地从武安出征南下。

经过一个月的行军，5月24日抵达苏州。在苏州待命期间，根据解放战争发展迅猛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提前一年解放福建。

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后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张鼎丞同志提出、经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决定，将长江支队派往福建，接管福建政权。

1949年8月11日，跋山涉水的长江支队随新成立的中共福建省委，在闽北重镇建瓯城与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胜利会师。

至此，历时178天，行程6000余里，途经8省63个县，翻越中条山、太岳山、太行山、武夷山，跨越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闽江等大江大河，长江支队的南下征程胜利结束。

从此，山西健儿与长江支队的其他战友们一起，和福建人民共同开启了建设福建的历史新历程。

长江支队南下行军路线图

长江支队中的山西南下干部，主要分布于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第二大队当时接管地区是建瓯地区(后改为建阳地区)，下辖建瓯、建阳、水吉、邵武、浦城、崇安、光泽、松溪、政和。

第三大队当时接管地区是南平地区，下辖南平、建瓯、顺昌、沙县、古田、屏南、将乐、泰宁、建宁。

这些地方地处闽北，山高林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给北方人造成极大的困难。

但坚强不屈的山西儿女，和长江支队战友们一道，在福建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福建人民，克服了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全力以赴投入到接管、支前、剿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等一系列艰巨工作中，为福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山西南下干部除了接管长江支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区域政权，还有近一半广布于福建各地。如长江支队出发地人员最多的山西沁源县(沁源籍223人)，就有100多人分布于福州、闽东等福建各地。笔者家父南下时在支队部，南下福建后则在福建省民政厅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被福建人民亲切地称为“南下干部”的长江支队，始终同福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福建的解放、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名垂青史的巨大贡献，同时建立了深厚的干群关系和鱼水相融的感情联系。

在山西南下干部中，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

——曾担任福建省省长的马兴元，曾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贾久民、温附山等同志，多个地厅级领导……

——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和模范事迹：苦干实干、一心为民的吕居永；兢兢业业、公仆情深的李敏唐；牢记初心、不忘桑梓的酒玉琳；长期奉献党的组织工作的李柱；忠诚担当、奉献闽南的周玉堂；为祖国援外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红色专家王经志；忠诚于党、无怨无悔的康平……

——一大批优秀的县委书记：治理风沙、绿化海滨，被当地人民誉为“谷文昌式的县委书记”长乐县委书记延国和；扎根海岛、心系百姓的平潭县委书记白怀成；为民请命而蒙受冤屈的古田县委书记靳书贤；被农民群众誉为“红色农业专家”的将乐县委书记赵顶良；扎实苦干、勇于进取的尤溪县委书记关合义……

他们当年义无反顾地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离开故土，来到南国，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更有生命，奉献给八闽大地。

这片郁郁葱葱的八闽山水，永远记载着他们的青春、信念和理想。他们无比眷恋故乡的山山水水，但也热爱祖国东南的这片青山绿水。他(她)们的子孙后代，也将在这里繁衍生息。

长江支队的四千健儿，随着岁月流逝，如今健在者不多了。长江支队的光辉历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史上，放射出独有的伟大光芒。

正如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王宁在长江支队入闽70周年纪念大会上，代表福建省委、福建省政府讲话中做出的高度评价：

“长江支队是福建解放、发展、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参与者……为福建的革命、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八闽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壮丽诗篇。”

福州·福建省长江支队纪念园中的巨型雕塑

参考资料：

1、《长江支队回忆录》(闽新出·内 1997)

2、《长江支队英烈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年)

3、《谷文昌和长江支队战友》(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年)

4、《长江支队人物志》(闽新出·内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