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周纯全：“独目上将”的坎坷与坚持

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有机会在创业创新路上勇敢追梦的人们，纵豪情万丈，商机无限，也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挑战。可谁又知道，百余年来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无数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又经历了多少苦难与挫折？！

那些闯过战争硝烟、挨过血与火考验并为后世开辟一条希望之路的先辈们，并非不会犯错、走弯路，而是无论走过多少坎坷，经历多少挫折，都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对党组织的指示和决策坚定不移地执行。今天，我们就将目光对准虽革命资格老却一度犯下过错的“独目上将”周纯全和他的曲折革命路。

在风光旖旎的大别山南麓、鄂豫交界处，有一个人口不过50余万的县城——湖北红安。然而，这里却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蕴蓄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曾先后走出200余名将军，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这其中，就有今天的主角周纯全上将。

1905年的红安还不叫红安，而是黄安。在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偏僻村庄里，周纯全出生于这其中最穷的一家。家里无钱无地，父亲又早逝，作为家中长子，周纯全14岁时就只身到武汉谋生了，先到茶馆做杂役，后进入织布工厂做工。他虽行迹于都市底层，却在生存的夹缝中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先进思想；因深得同乡董必武的赏识，被引荐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之路。

1927年，22岁的周纯全已成长为鄂东地区农民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率领一支队伍攻打黄安县。因缺粮缺枪，起义以失败告终。他奉命前往京汉铁路南段，担任信阳县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这期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巧运武器的佳话。

1928年，由鄂东军改编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柴山保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枪支弹药十分紧缺。党组织得知周纯全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工人运动，就派他去武汉买枪支弹药。通过关系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30多支步枪和一些弹药后，如何才能平稳地运回去呢？一番思虑后，他派人买来一口大棺材，秘密地将枪支弹药藏在里面，然后盖上一块大布，再在棺材前头绑上一只大活公鸡，请几位老乡抬着，旁边还安排了几个妇人化装成亲属，披麻戴孝、哀声痛哭。如此这般竟掩护着这批武器安全运到了根据地。

当时间来到1931年，革命形势开始变得愈发复杂起来。一方面是国民党加大力度一次次发动“围剿”，另一方面是红军内部发生了重要人事变动。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被组织派到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任军委主席，成为鄂豫皖的党政军一把手。上任后不久，张国焘就着手开展“肃反”，名义上是要清除党内的反动势力，实则是为了消除异己，以提高自己在鄂豫皖地区的权威。

周纯全在战斗中骁勇善战，但在政治上却缺乏一定的经验和敏感度。此时，作为保卫局长的他，一味忠实地执行命令，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并迫害了一批红军干部，其中就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几年后，当面对徐向前“她究竟有什么罪？”这一悲愤质问时，愧疚的周纯全实话实说：“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而对妻子感情深厚的徐向前也深知，张国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凶手，虽悲痛至极，还是以大局为重，未予追究或报复，彰显了大将风范。

1932年，眼见着红军越“剿”越多，越“剿”越勇，蒋介石便亲自挂帅，调集近40万兵力，向鄂豫皖苏地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的盲目乐观，致使以该区部队为主力的红四方面军陷入多路敌军的围攻之中。周纯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利用游击队的特点，干扰了敌方的行军速度。但是由于整体上敌强我弱以及战略上的错误指挥，致使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内处于极危险的境地，不得不实行长途战略转移，史称“西征”。

1935年5月，周纯全率部参加长征，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长征途中充满了艰难险阻，物资匮乏，气候多变，前方或有埋伏，后面又时有追击。在一次同国民党的对抗中，周纯全的右眼不慎被敌人的子弹划过，疼痛不已，鲜血直流。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暇顾及伤痛，只是草草处理一下便继续加入战斗。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中，眼疾未能得到及时且必要的治疗和修养，终致右眼失明。这便是他日后被称为“独目上将”的由来。

而当年犯下过失所留下的阴影也并未散去。作为执行者的周纯全虽可以用迫于形势和无奈来解释，但终究难以逃过良心上的自责。当红四方面军顺利抵达陕北，中央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时，周纯全主动找周恩来承认错误，做出了深刻检讨，要求党组织对自己进行处分，并辞去了一切职务。最终，组织考虑到他既往为革命所作的贡献，加之他是受了蒙骗又及时迷途知返，未予深究，安排他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期进行学习。

周纯全从抗大一毕业就留校任教。他也愿意放弃前线的工作，以自己的人生过失为学生们提供借鉴：对于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而言，在胆识之上，更需要一双识别是非曲直的慧眼，从而拥有自己的正确思想和判断。1938年末，周纯全被任命为抗大一分校副校长，1940年升任校长。

时逢抗日战争时期，周纯全所主持的抗大一分校的教学工作也并不安稳。他奉命率领两千多名学员东渡黄河，从延安转移到晋东南再到山东沂蒙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一路上危机四伏，随时面临着日寇、伪军、土匪等武装力量的威胁。

1941年11月2日，日军不堪沂蒙山区八路军的袭扰，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调集了5万余人兵力，对沂蒙山根据地发起了长达两个月的“扫荡”报复。11月29日，抗大一分校从泰莱根据地转移到大青山山区暂驻，而这一情报被日军得知，立即调集万余人兵力进行扫荡。

这批学员虽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手中的武器却仅有几百条破旧步枪，火力十分有限。而在李行沟这个地方，他们又遇上了一批赤手空拳的机关干部，是来自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机关、第一一五师机关一部和文工团、警卫连等处的3000余人。而此时大青山的南、北、东已被5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包围，西边则由汉奸刘黑七的新编36师负责堵截，形势十分危急。

在听取了侦查员的报告后，周纯全带领主要领导干部做了快速部署，最终决定从由刘黑七镇守的西南方向突围。具体决策是：由抗大五大队担负掩护任务，拼死坚守；训练部副部长阎捷三率领校警卫连和山东分局警卫连向西南方向突围；政委李培南负责疏导一分校机关和伤病员突围；训练部长袁也烈负责疏导一一五师司令部、山东分局、战工会等机关人员突围。

这场殊死的抵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武器弹药用光了就开展白刃战、赤膊战。直到傍晚，机关和学员全部突围后，周纯全才和五大队队长杨大易带着8名侦察员最后撤出包围圈。

大青山突围被评价为“是山东战史上空前壮烈的一次战斗”，成功展示出了周纯全高超的指挥艺术。他利用了军事上的抗击干扰战术，先打乱敌人的“扫荡”任务，使对方不能按照预定的时间完成合围，后利用时间差安排部队从不同方向出击，虽然付出了牺牲近千人的代价，但最终换得数千人的成功突围。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以王牌部队、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为主力，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党派周纯全到辽南行署任主任。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肩负起组织后方的艰巨任务。他想方设法为部队解决了大量粮食和冬装，补充了兵源，并妥善安置了大批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

辽沈战役前，周纯全调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和布置后勤供应工作。周纯全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充分展示了领导和组织才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抗美援朝早期，由于没有制空权和缺乏防空武器，我军后勤运输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物资匮乏，前线的士兵们饱受寒冷和饥饿之苦。加之，当时志愿军尚未在朝鲜设立后勤机构，后勤供给受到了很大影响。

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提出了重要的解决方案，包括邀请一批后勤干部前往朝鲜学习，并充分利用他们的建议来改善物资运输。由于最初入朝的多是原四野的部队，由周纯全负责赴朝鲜送物资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这一去就被彭德怀强行留下，要求全力协助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为我军提供后勤补给。

在美军企图通过“绞杀战”全部炸毁可运送物资的公路、铁路的危急形势下，我军部队又遇到了几十年未遇的暴雨。周纯全多管齐下，采用了“人扛、马驮、汽车拉”等办法运输物资，最终把大批枪支弹药等物资送到了前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倒三江”的故事。他们组织了4个大站，5个汽车团和大批装卸部队进行倒运、漕运和接运，在西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100多车皮的物资，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多车皮的物资。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桥断、路断而运输不间断。

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曾就此哀叹道：“虽然联军空军、海军尽了一切力量来断绝志愿军的供应，但他们仍然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将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回国后，周纯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纺织工人到地方工农运动领袖再到红军政治干部，从前线到教育战线再到后勤保障岗位，周纯全的一生充满了变数和挑战，但他始终敢于迎难而上，兢兢业业，奋斗终生。他曾经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有利于人民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初心和信念。”

1985年，周纯全病逝于北京。家属遵其遗嘱，不开追悼会，并将他的骨灰分别撒到了长江和红安县。他再次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并与老战友们永久地守卫着这片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