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开国中将，贺龙爱将，解放战争时期让衔兵团政委，43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

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就在5个月前，他的老战友、老搭档黄新廷中将也驾鹤西去。当年在硝烟弥漫的冀中抗日战场，黄新廷是声威赫赫“亚六团”的团长，廖汉生是政委。两位当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在五个月中先后离去，令人怎能不扼腕唏嘘。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廖汉生成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引起世人注目。虽然身居要职，但是他仍然对人说：“我是一个山里伢。”

满门忠烈：廖汉生父子都参加了贺龙的队伍

1911年，廖汉生出生于湖南桑植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便按照乡间流行的“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的口号，给他起名“汉生”。1986年，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给廖汉生来函称，根据查证他的民族成分不是汉族，应定为土家族。这下，廖汉生的“汉生”之名，是地地道道的“名不副实”了。

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是一位进步人士。1915年，林伯渠奉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命在长沙组织反袁机关，任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与廖兰湘是好友。1916年，贺龙在湘西桑植树起“讨袁护国”的义旗，拉起一支民军，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廖兰湘认定贺龙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毅然投笔从戎，来到贺龙的桑植独立营里担任书记官，被百姓称为“廖师爷”。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廖汉生和村里的孩子们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支像唱戏里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汉生告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正当廖汉生讲得津津有味时，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他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在那个时代，老百姓都怕兵，听说要“过兵”都惟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廖汉生一看问话的像是个当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留一字胡的长官就是贺龙，他夸奖了廖汉生几句。从此，这个敢看“过兵”的男孩子在贺龙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听说这个孩子是廖兰湘的儿子后，贺龙把自己二姐的女儿肖艮艮介绍给廖汉生，廖汉生就有了一段“娃娃亲”，他们于1928年结婚。廖汉生10岁时，父亲廖兰湘不幸病逝。此后，贺龙以及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给廖汉生很大的照顾，先后送他到桑植高小、常德省立二师附小去读书。

◆廖汉生

贺龙是廖汉生童年时崇拜的英雄，并一直在贺龙的呵护下就学成长，这为他以后参加贺龙的红军部队打下了基础。在贺龙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家族中有人指责他：“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现在你当共产党、红脑壳，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面对族人的指责，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找真理找了大半辈子，今天总算找到了。我跟着共产党走定了!”这一幕，曾在廖汉生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使他更加敬仰贺龙。1927年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党中央之命到湘西开展土地革命。1928年冬，党中央来信介绍了朱毛红军建军经验和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经验。1929年，贺龙建立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廖汉生被派到桑植县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从这一年起，廖汉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3年，时任桑植游击第4大队副大队长的廖汉生奉命调入红3军军部当文书。同年，在关向应的介绍下，廖汉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月，廖汉生调到红3军第7师任党务委员会书记（相当于师政委）。9月，廖汉生改任红3军9师政委。同年10月，红3军与红六军团会师以后，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会师后，红六军团的一批干部调入红二军团工作，干部重新进行了调整，廖汉生改任红二军团6师副政委，1935年3月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此时，廖汉生任红二军团第6师政委。出发前5天，正巧是廖汉生24岁的生日。6师驻地离他的家不过几十里，骑马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他很想抽空回去一趟看一看家中的亲人，但作为师政委，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廖汉生顾不上回家告别，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检查突围准备。廖汉生的母亲和妻子肖艮艮听到消息，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抗日战争中期，廖汉生在延安从贺龙那里再次得到家人的消息时，传来的却是妻子肖艮艮早已被人打死的噩耗。后来，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白林，两人相爱了。1943年10月9日，廖汉生与白林在延安结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处长谷志标把他住的一间房子腾了出来，给廖汉生、白林作了新房。薛明、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夫人张洁清作为廖汉生一方的代表，杨尚昆、李伯钊夫妇，王若飞、李培之夫妇作为白林一方的代表。大家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在一起吃了顿饭，算是给廖汉生与白林举行了婚礼。没想到，全国解放之际，随着家乡的解放，廖汉生又得知前妻肖艮艮没有死，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后，卖到外乡给别人做老婆了。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又送到西北的青海与廖汉生见了一面。两人相见，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成为一场家庭悲剧。

廖汉生当师政委的三年，是红二军团最艰苦的三年。凭着顽强的意志，廖汉生战胜了种种困难，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回首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廖汉生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打仗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按政策纪律办事，不搞特殊，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这三条经验，既是廖汉生个人的经验，也是许多红军政治干部的共同经验，是他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当团政委、旅政委、分区政委、纵队政委、军政委、军区政委乃至他整个政治工作生涯中始终恪守的准则。

抗战初期见闻，令廖汉生一生难忘

1937年9月，随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廖汉生任八路军120师716团政委，先后两任团长为贺炳炎、黄新廷，他们共同指挥着这支英雄部队，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1937年3月，廖汉生（后排右十）与出席红二方面军党代会团以上干部合影。

在廖汉生一生的战斗历程中，抗战初期在宁武县城的所见所闻令他终身难忘。10月初，120师东渡黄河后，收复被日军侵占的山西宁武县城。走进城内，廖汉生和众将士不禁惊呆了：街头、院内、屋里、菜窖下、水井中，到处是被日军残杀的百姓尸体，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体残缺。廖汉生满怀悲愤地带领战士们掩埋罹难同胞，同时用血淋淋的事实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我们一定要为死难同胞报仇！

在不久的雁门关伏击战中，716团的战士们用胜利作出了回答。1937年10月18日，在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的率领下，716团官兵冒着敌人数架飞机助战的危急情势，呼喊着“为宁武百姓报仇”的口号，迎着敌人的刺刀上，奋勇杀敌，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两天后，716团再次伏击日军车队，毙敌200多人，击毁敌军车数十辆，一度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这给在忻口鏖战的国民党友军以有力的支援，受到八路军总部和国民政府的褒奖。雁门关伏击战，作为抗战初期120师有代表意义的一仗载入了我军史册。雁门关之战首战告捷，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海内外报纸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战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日军后继部队在雁门关竖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1938年12月，廖汉生（四排左七）参加一二O师干部会议合影。

1938年11月，黄新廷、廖汉生奉命率716团开赴晋察冀，归聂荣臻指挥。在滑石片战斗中，716团以一团之力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在当时是创纪录的，出乎许多人的意料。1939年，黄新廷、廖汉生率716团开赴冀中。他们到达冀中的当天，日军7000余人对他们发起围攻。黄新廷、廖汉生避敌所长，采取近战歼敌的办法，白天防守，夜晚反攻。这一仗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大车80余辆及一批枪支弹药，日军大队长汤田四凯也被击毙。兄弟部队还乘势收复了任丘县城。九天内三战三捷，亚六团（716团的代号）的名声在冀中大平原上传扬开来。

1941年初，廖汉生奉命到延安学习，先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三年后，即1944年10月，廖汉生重返战场，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委，率队赴湖北洪湖地区，抗战胜利后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解放战争初期，廖汉生先后担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1947年，贺炳炎任西北野战军一纵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这两位老战友又开始了亲密合作，共同指挥了保卫延安的战斗，参与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川、西府、陇东、宜瓦、荔北等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工作。

不当兵团政委的廖汉生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1月发布的整编命令，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第1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委。按照全国各野战军的统一序数排列，第1纵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全纵队的指战员都为这个“第1军”的番号感到由衷的光荣和自豪。有第1军，就有第1师，就有第1团。第358旅改为第1师，旅里的3个团都想在这次改编中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团”。

到底哪一个团能成为“第1团”呢？各团积极活动，部队上下还争论了一番。按过去的习惯，一支部队总是把底子最老、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排在序列前头。在358旅的3个团里，715团、716团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诞生了。715团生长在湘鄂边，716团生长在洪湖，其中还有南昌起义的血脉。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们分别由红军师、军合编、缩编而成。这两个团历史悠久，资格老，能征善战。按常理讲，这两个团都有成为“第1团”的充分理由。而714团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1939年，以716团抽出的3个老红军连队为基础，组建了独立第3支队，随后编入了冀中地方武装，组成714团。比较起来，714团只有部分红军底子，建团历史短。但是这个团后来居上，打仗勇猛，在西北战场上屡建功勋。另外，它在358旅的编制里是第1团，这又使它在编制序列上占有优势。

◆1949年1月，廖汉生代表第1纵队接受解放区人民赠旗。

这3个团都希望成为改编后的“第1团”，尤其是715团、716团更是跃跃欲试。廖汉生当过716团的政委，716团还想通过老政委廖汉生通融通融。当时，一些军、师干部也认为把715团或716团编为“第1团”更好些。然而身为军政委、军党委书记的廖汉生却没有偏袒老部队，他在军党委会上提出：714团的资历虽然比不上其他团，但他们在西北战场上仗打得好，工作也出色，尤其是在诉苦运动中带了头，在瓦子街和荔北战斗中两次受到野战军的通令嘉奖，他们的工作堪称第一。按原有编制顺序，714团也应排在“第一”。在廖汉生的说服下，大家统一了思想，确定把714团编为“第1团”。714团没有辜负廖汉生和全军上下的期望，始终保持着优良品质，不断创造佳绩，全国闻名的“硬骨头6连”就出自这个团。

1949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各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下辖军。因为作战任务繁重，直到1949年6月间，一野才在礼泉召开全体前委委员会议，确定野战军所属部队的改编事宜。一野原有6个军，从华北军区调来的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已经整编完毕，一野原有的6个军再编成两个兵团。就兵团如何组成及干部如何配备问题，彭德怀叫前委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由于大家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场上一时气氛沉闷，无人发言。

这时，第1军政委廖汉生站起来提议：“这个问题好办。1军、2军、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军、4军、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但是，廖汉生的这个提议却把他本人排除在外了。廖汉生的能力和在部队中的任职在当时都是比较高的，完全可以出任第1兵团政委。后来有人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由此可见廖汉生的胸怀。

廖汉生是建国以后青海省事实上的第一任省长

1949年8月26日，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1军和其他兄弟部队解放兰州。9月5日，第1军进占西宁，青海全省解放。正巧，廖汉生的二女儿也在9月5日出生了，廖汉生特意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涤青”，以纪念解放军如铁流一般荡涤青海国民党军队。

青海解放后，摆在我军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接管地方各项工作，帮助青海各族人民建立起新政权。由于马步芳家族在青海进行了40年的残暴统治，致使青海全省在解放前都没有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个共产党员，连一个民主党派和出名的民主人士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在青海建立新政权时就缺少大批干部，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同时，由于我军进军神速，接管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时还来不及随军行动。这样，在青海建立人民政权的重任，便历史性地落在解放军指战员的肩上。

◆1949年9月，廖汉生时任第一军政委、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在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在廖汉生的带领下，第1军广大指战员担负起建设新政权的工作。西宁解放后，廖汉生立即抽调干部组成了军管会，下设民政、公安、军事、文教、财经、交通、民族等处，接着又相继在西宁市和各县建立人民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实行全面接管。9月26日和10月1日，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相继宣告成立。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的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廖汉生被任命为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兼省军管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事实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第一任省长。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赵寿山任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喜饶嘉措、马朴任副主席。此后，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即行撤销，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廖汉生的领导下，军政委员会确定了“稳步前进，耐心地提高群众觉悟，团结各民族，建设人民的新青海”的基本施政方针。根据这个方针，第1军官兵深入宣传我党我军的纲领、政策，动员逃散在外的旧公教职员和群众回来安居乐业，收缴马家军残部的枪支弹药，组织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治安，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为了尽快开辟工作，廖汉生从第1军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到各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当时采取各单位划分区域、包干负责的办法，一个团级单位包一个县，迅速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第1军共抽调2000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这些同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扎根青海几十年，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1949年10月，廖汉生代表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接受塔尔寺活佛僧众赠旗。

青海解放后，马氏家族统治宣告终结。但反动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马步芳在逃离西宁时，其子马继援给部下暗授策变机宜，要求他们战马变耕马、刀枪埋地下，伺机而动，卷土重来。在马家上层军官、恶霸地主、反动宗教上层分子的纠合下，青海反动残余势力伺机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1949年12月5日，我军解放西宁仅3个月，原马家军骑兵第8师师长马英、马成彪两股匪徒发起暴乱。一时间，青海各地匪乱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他们围攻县城重镇，袭击解放军，捣毁党政机关，残杀我军人员，严重威胁着人民政权。

此时，我军尚未完全站稳脚跟，青海边远地区尚未完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建立和巩固。反革命匪徒企图趁此时机推翻人民政权，狂妄叫嚣要把共产党、解放军赶出青海。面对叛匪的猖狂进攻，贺炳炎、廖汉生决心给予狠狠打击。解放军首先击毙匪首马英，在青海引起很大震动，震慑了其他股匪，并迫使马忠义、韩进禄、马希统、马全彪等匪首投降。1950年8月，青海大股匪徒被基本肃清，剿匪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在这之后，我军继续对分散流窜和隐蔽活动的零星散匪进行分区驻剿。

在青海，廖汉生不但在剿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上功绩显著，他还竭尽全力带领军民共同努力建设新青海。青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素有“黄金青海”之美称。但在旧中国，青海的经济却极度落后，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几乎没有什么近现代工业。以廖汉生为首的军管会和军政委员会设立了工业、财经、交通等部门，发动工人群众修复机器，清理场地，迅速将原有的工厂、作坊全部复工。同时，组织贸易公司和银行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把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第1军全体官兵为帮助人民政府解决财政收支的严重困难，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从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人民政府渡过难关。针对一些同志嫌青海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思想，廖汉生组织部队深入地开展“热爱青海、建设青海”的教育；引导广大指战员既要看到旧青海贫穷落后的一面，又要看到新青海前景远大的一面；不但解放青海，而且还要建设起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青海。

通过教育，广大指战员们树立起扎根青海、建设青海的思想，投身到建设新青海的伟大事业中。

廖汉生的沉重心结

1952年，廖汉生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43岁的廖汉生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届国防部副部长共有七人：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国防部副部长中唯一的一位中将。中将廖汉生能与大将、上将共同担任这一职务，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全国解放后，许多长征老战士纷纷回到家乡，看望久别的乡亲，寻找离散的骨肉，祭奠死去的亲人。然而，廖汉生却很多年没有回去。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前，根据地的群众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廖汉生曾在地方上打游击多年，6师有不少战士的亲属都是他的熟人。他们纷纷找到师部，对廖汉生说：“汉生，我的儿子交给你了，你要照顾好他呀！”“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你要带他活着回来呀！”

面对群众情真意切的托付，廖汉生承诺说：“放心吧，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亲人在！”然而，残酷的战争岂是一句承诺所能决定的。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在艰苦的长征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同志先后牺牲了，有些人连怎样牺牲的、牺牲在什么地方也很难说得清楚。当年参加长征的数千名桑植籍指战员，能够活到全国解放的寥寥无几。1955年授衔时，桑植籍的高级将领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由于这个原因，廖汉生感到无法向那些把亲人托付给自己的乡亲们交代。直到阔别44年后的1979年，廖汉生才第一次回到家乡桑植。回到家乡时，廖汉生仍然自称道：“我是一个山里伢。”这充分显示了廖汉生的质朴本色。

◆廖汉生（左一）陪同朱德元帅视察南京军事学院。

1955年，廖汉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1956年，廖汉生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廖汉生通过严格的毕业考试，并被评为优秀学员二等奖。这时，廖汉生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从学员到院长，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廖汉生并没有高兴。前任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廖汉生再三申明：“我一个中将，怎么能接替著名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元帅的位子呢？再说我本身的能力也不行。”带着这个想法，廖汉生找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老首长彭德怀。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也找廖汉生说：“军委要你当院长，你就当吧，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于是，廖汉生便从军事学院的学员成为军事学院的院长。1960年1月，廖汉生奉调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担负起护卫京畿重地的要职。

廖汉生的“文革”岁月

“文革”爆发后，身为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地位举足轻重。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毛泽东把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叫到面前，指示说：“你们两个一是要团结好，二是要向林彪多请示汇报。”

然而，林彪已经对贺龙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后快。廖汉生是贺龙的亲属、老部下，自然成为林彪的眼中钉。廖汉生在回忆录中谈及与贺龙关系时说：“我跟贺龙的关系更长、更深。我跟贺龙是家乡人；我父亲就跟着贺龙，死在贺龙军中；我的前妻是贺龙跟我父亲做的媒，是他二姐的女儿，八九岁就定了亲；我多年在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一直到她牺牲；我参加革命是贺龙的影响和带领，入党是贺龙和关向应作介绍人；我从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都在贺龙领导下战斗工作。因此，林彪要‘削其羽翼’，我是在劫难逃的。”

1967年1月8日，北京军区常委会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召开。正当会议举行当中，军区保卫部打来电话报告说：“文工团‘造反’的人已经出发，到廖政委家里去了。”接到报告，军区党委副书记郑维山离开会场，出面去和文工团“造反派”交涉。郑维山走后，列席常委会议的军区干部部长董奋说：“今天早上，在西山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里，有人给廖政委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就是为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而压抑，会议无法再开下去，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廖汉生意识到，厄运已经来了。不久，郑维山返回会议室，对廖汉生以及军区常委们说：“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廖汉生知道，这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收起笔记本，掏出文件柜的钥匙，一同放在桌子上，然后向主持会议的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和全体常委们告辞：“我回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

一出会场，廖汉生就失去了自由，被带到军区大院关押起来。有人告知他：当天早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提出了他的“四大罪状”。多年后廖汉生得知，大字报是林彪叫人到其住处炮制的，他被关押也是林彪授意的。几天后，杨勇也被关了起来。

此后，廖汉生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与审问。林彪给贺龙的所谓“兵变”画了一个“蓝图”——许光达是“总参谋长”，成钧是“空军司令”，廖汉生是“负责北京军区和卫戍部队”，王尚荣是总联络员。“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一时间都扣在廖汉生的头上，从此他身陷囹圄。

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主席写信说，父亲自从1967年1月8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5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465号摘登了这封来信。

毛泽东在这一期《来信摘要》上作出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立即落实廖汉生等人的事情。

◆1972年，廖汉生与夫人白林相见。

7月间，廖汉生被专案组人员从石家庄关押地带回北京。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廖汉生这才意识到：从此他又获得了自由！

7月31日，廖汉生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通知。他半信半疑：“我还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呀？”王震见到廖汉生后问：“通知你了没有？”廖汉生答道：“通知了，我能出席吗？”王震郑重地说：“当然能出席，一定要出席！”

8月1日，建军节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在报纸上公布。在一份名单就是一张政治晴雨表的特定年代，人们重新看到了包括廖汉生在内的一批被打倒的将军的名字，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光。而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纠正林彪极“左”路线，重新“解放”并启用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5年1月，毛泽东亲自提名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要职，同时调整了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廖汉生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张春桥仍然在名义上兼任着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地任职，廖汉生深知绝非易事，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邓小平找廖汉生谈话，态度鲜明而又寓意深长地说：“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到了那里要保持这个角！”叶剑英元帅也先后几次叮嘱：毛主席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你们没事不要往上海跑。按照小平同志和叶帅的嘱托，廖汉生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方针，下部队，跑海防，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在中央果断粉碎“四人帮”后，廖汉生作为南京军区政委为稳定上海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副委员长的职位上

1981年，廖汉生步入古稀之年，他先后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提出退下来的要求。1983年，因为新的工作需要，他结束了几十年南征北战、东奔西跑的生活，定居北京，但他并没有退出工作。这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廖汉生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干就是5年。1983年6月，廖汉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活到老，学到老。当了副委员长以后，廖汉生虚心好学的习惯依然保持。他恳切地对彭真委员长说：“过去在延安中央党校，你是我的老师；在人大，你仍然是我的老师。”在副委员长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0年。1988年3月，廖汉生继续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8年8月1日，廖汉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主持人大外事工作以后，廖汉生团结带领外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在5年任期内认真审议49项涉外议案，参与制定修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一批涉外基本法律，为扩大和保障对外开放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外委会积极开展与外国议会相关委员会的友好交往，宣传对外政策和改革开放形势，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即使退下来后，廖汉生也没有停息下来，而是整理回忆录，记述革命经历，总结历史经验，抒发人生感悟。在回首自己90余年的人生旅程，廖汉生感慨万千：“我这一生，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浴血奋战，经过万里长征的艰难困苦，头上被子弹穿过窟窿。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参加革命时树立的理想没有改变，入党时立下的誓言没有动摇，始终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过来了。这条路走对了。”这份感慨，让许多人得到很大的教育，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