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鲜为人知的细节

1946年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考虑山东野战军叶飞、赖传珠纵队使用方案时，提出：“马上调至南线使用于向大别山发展。”9月10日，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华中野战军及山东军之一部向大别山发展，并决定已转至苏皖解放区划归华中野战军建制的原中原军区皮定均旅也准备由淮南经原路回大别山，为华中野战军向大别山发展起到先导作用。10月中旬，中央军委指示华中、山东野战军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胜仗，“对将来向大别山转入外线（几个月之后）亦有利”。1947年4月23日，毛泽东致电李先念，望其组织一个支队，“准备于反攻时随苏鲁部队出大别山”。从内战爆发到1947年4月，中央军委的意图始终是由华东方面部队担负向大别山发展这一战略任务。这种部署在实际中也是可行的，从山东经苏北入淮北渡淮河向南，或从苏中出盱眙、来安入淮南，都可直趋大别山。这样不仅距离近，而且所经之处多是解放区或游击区，便于达到突围、隐蔽的战略意图。

这样便带出一个问题，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使用方向。按中央军委的最初部署，该野战军主要使用于平汉路郑（州）信（阳）段及其以西地区。194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在粉碎国民党大举进攻后，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南阳、信阳进发。次年春，为更好地配合陕北解放军作战，支援坚持敌后的中原军区部队，中央军委考虑刘邓大军的使用方向为出豫西。4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李先念，询问可否令中原军区一部依刘邓计划开往豫皖苏地区，“相机向河南发展（如刘邓大军主力出豫西，则随刘邓一起行动）”。

综上所述，刘邓大军的使用方向在1947年4月底以前主要是豫西，而不是大别山。其目的是直接配合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和较远地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一时难以承担外线作战、出击大别山的战略任务。与此相反，刘邓大军正面敌军较少，1947年春，刘邓大军北渡黄河后，蒋介石认为已将解放军赶过黄河，在建立所谓的“黄河防线”后，再难南渡，从而敢将原用于对付刘邓大军的王敬久集团调用于山东战场。国民党这种两翼进攻、中间防御，状如哑铃的战略体系，正利于刘邓大军中间突破，一举扭转战局。5月4日，中央军委改变计划，为适应“出击中原，挺进大别山”战略进攻需要，5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6月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积极准备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刘伯承、邓小平接电后，立即部署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第2、第3、第6纵队共12万人，从张秋镇至临濮集段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在1个月的作战中，共歼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29日，刚刚指挥完著名的鲁西南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收到一份紧急电报。电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上面标着3个醒目的“A”字。3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

原来，当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并捷报连连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然而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1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28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回电，如实陈述了部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原以为中央会批准他们的计划，没想到次日毛泽东就亲自起草了这份标有3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刘伯承、邓小平简单商量一下后，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半月，在收到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便在100多里宽的广阔地面上，悄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重重关隘，后有国民党军十几个旅的敌军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整，现在又马不停蹄地向南挺进，重重困难可想而知。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原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杨国宇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说：“这里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尔从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之外，再也看不见什么别的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几天以后，等刘邓大军闯过黄泛区，渡过沙河，继而向汝河进军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立即调集大军南阻北追。

为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蒋介石调来整编85师，经平汉路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8月24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指挥部到达汝河北岸，此时前面的敌人火力阻击很猛，后面的追兵距离只有30里。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从即时起，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枪林弹雨，片刻不停，强渡汝河。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把所有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就这样，到第二天下午，刘邓大军终于渡过了汝河。至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仅剩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8月正值雨季，淮河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北岸。此时，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大军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得危急起来。夜里，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当大部队刚刚冒死渡过淮河，敌人追兵就赶到了淮河北岸。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能望河叹气，无可奈何。邓小平后来回忆时兴奋地说：“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步过去，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

8月27日，刘邓大军经过21天的千里跃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邓小平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剩下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当天，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勇挑重担，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并兴师动众地把海军调入长江，以防范刘邓大军渡江作战，随后立即开始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就是在这里，刘邓大军度过了抗战胜利后最艰苦的岁月。冬天来了，刘邓大军在风雪荒野的大别山没有后方，缺衣少粮，既要同“围剿”的敌人作战，又要设法解决部队给养。很多年后，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推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揭开了解放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后到达大别山。陈赓、谢富治率领太岳兵团在鲁西南渡过黄河，进到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区。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对陇海、津浦铁路展开破击战，寻机歼敌。10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许世友、谭震林的电报中指出，“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毫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三路大军分别以大别山、泰山和伏牛山为依托，完成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形成“品”字形战略态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打乱了国民党军原定战略部署。在此之前，战争都是在解放区进行，战争的消耗、兵员的补充，都是取之于解放区。蒋介石坚持“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所以，国民党军有248个旅的正规军，蒋介石将其中227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战争要在解放区打，彻底破坏解放区经济，让解放军失去依托，而同时又可确保国民党军队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供应充足。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并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原定战略部署。

减轻了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压力。大别山地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战略地位独特，“中原正当敌人大门，而大别山是大门边”，是敌人战略上的敏感区和薄弱区。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地区，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突然挥兵南下。蒋介石错误判断，一面命令军队尾追，一面派兵防止我军北渡黄河。直到刘邓大军渡过黄泛区赶到沙河，蒋介石才急调各路军队部署堵截，但最终刘邓大军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8月末先后跃进大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