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北海公园西岸的绿荫庇掩之下，有一幢四层楼的建筑物，它就是三〇五医院。这是所战备医院，建于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以后，专为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修建的。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后，于1974年6月1日，被送进三〇五医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对内政外交所作指示仍缜密细致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住进三〇五医院的当天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手术后他嘱咐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7月5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来华。中美两国由对峙走向对话，是毛泽东、周恩来晚年的外交杰作。杰克逊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对于改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周恩来在谈话中开门见山地说：“至于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杰克逊表示理解，他说：“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支持上海公报。”
同年12月12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宾主刚刚落座，曼斯菲尔德便表现出西方人的直率，他说：“我从内心里认为，周总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谦逊地笑了，坦诚地说：“我是个普通人，中国有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有时对一起共事的人容易看到一个侧面，不全，而别人从大的方面看，倒容易看到他的长处。例如，你们对尼克松总统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我们认为，他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之一。”
1975年1月16日和20日，周恩来分别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和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等。中日两国已在1972年9月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他在谈话中对田中角荣首相极表欣赏，他说：“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刻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很了不起的，值得称赞。他比尼克松勇敢。”他还高兴地回忆起在日本的青春岁月，当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时节重访日本时，他极为感叹:“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当时，中央正在调整华侨政策，他在病中仍然具体指导这项工作。在外交部送呈的一份简报上，他极有针对性地批示:“对华侨政策要提两句话：长住在国外或生在国外者，希望入所在国籍，不要双重国籍；已回国的侨民入学或工作者，应给予教育和帮助，不许歧视。”1975年6月30日，他在会见泰王国总理克立·巴莫时，再次明确表示不主张双重国籍，赞扬克立·巴莫在曼谷和香港的讲话，那就是：泰国华侨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加入泰王国国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没有台湾国籍。他还希望克立·巴莫有机会转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中国政府充分尊重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并希望新加坡的华侨能加入新加坡国籍。
◆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外宾。
他虽然住院治疗，却与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〇五医院的病房成为他最后的办公室，他在这里处理内政外交的大事，所给予的指示仍是那么缜密、细致和周到：
1974年9月1日至16日，第七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他指示国家体委在组团时，向台湾运动员发出邀请，以共同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
同年9月30日晚，他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到会的数千名中外来宾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向他报以欢迎和问候的深情。这是他最后一次举行国庆招待会；
10月29日，他在国家文物局送呈的北京图书馆扩建设计方案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地方小，不能一劳永逸。不如在城外找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 ? ? ? ? ? ? ? ? ? ? ? ? ??
12月12日，他在公安部的一则简报上批示，要求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23日，看了这些名单后，又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特赦前的准备工作。不多日，又就此问题指示罗青长，要统战部与公安部配合工作；
1975年2月上旬，他调看并肯定故事片《海霞》，并建议此片在春节期间招待外宾；
同年4月27日，他让李先念转告谷牧：在抓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
8月29日，华国锋将率团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他专门找华国锋谈话，让转达自己的祝贺。他还说，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子孙后代。华国锋回到家后，他又打电话给华国锋，让带去科教片《养蜂促农》；
9月28日，他在病床上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祝贺；
12月20日上午，在体温三十八度七的情况下，仍约罗青长谈对台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这是他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笔者摘取的这些日志，最为具体地表现了周恩来的那种力疾从公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晚年，他胸前总是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正是他事必躬亲，身体力行的情感基础的最形象的标识，人民的苦乐安危已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
1974年7月16日，一份反映甘肃定西地区和庆阳地区灾情的报告送至他的病房，他看后想得非常细致具体：“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怎样才能首先度过眼前的难关？他当即批示：“先发救济口粮款，至少要增加无息长期农贷。”而上述的诸多问题，也“必须立即解决”。为加重语气，他还在自己的批示上，重重地加了三个感叹号。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由于预报及时、准确，地震的损失大大减轻。他知道后非常高兴，批准国务院发出通报，表扬地震预报的有功单位。他致信有关人员，推荐《地震》科教片，要在全国“进行地震知识教育”。
他嘱咐华国锋把监狱清一清
1974年7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会见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为他们平反。当他与杨成武握手时，神色凝重起来，痛苦地告诉杨成武，他的女儿杨毅已被迫害致死。他还对在1968年3月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时，自己说过的一些“过头话”，表示深深的内疚，在场的人都为他坦荡的心怀所感动。
杨毅是空军报社的编辑，1968年，因父亲的问题而受株连，于1972年在河南被迫害致死。杨成武给中央写信，要求给女儿平反，恢复名誉。周恩来接信后即批示，同意由中央军委、空军和河南省军区为杨毅作出结论，恢复军籍恢复名誉。
早在1972年底，他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有意谈到了贺龙的专案。毛泽东听后极为震惊，大声说道：“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立即乘机提出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于是，他立即组织相关部门，逐一对蒙冤的干部落实政策。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解放军总政治部首先“解放”陈再道、钟汉华，随后以此为突破口，又有175位将军得到“解放”。
贺龙问题的解决，经过中央专案组一年多的内查外调，事情真相完全大白，所有的罪名都是诬陷，材料都是不实之词。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送至周恩来处，他将原稿中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为“重大”，这一字之改，所表达的是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也体现了他对贺龙的真挚的战友之情。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天，周恩来抱病前来，他一下车便走向贺龙夫人薛明及子女面前，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护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致完悼词后，他哀惋地站在贺龙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七个躬。贺龙孩子们挽着他手，真情地劝说:“总理，保重……”，“周伯伯，节哀……”，他回答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顿时一片悲泣之声。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悼念活动。
1974年，他的病势日益沉重，身体也日见衰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考虑问题还是那么地细致入微，以努力挽回“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影响。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上，他提议加上国民党四将领的夫人，即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冀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傅作义夫人刘芸生。还有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和民革中央常委屈武。他曾询问贺诚、杨秋玲、刘燕平、陶玉玲等人的情况，指示要给他们安排工作。
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对身后事情的安排似乎更急切，他时常询问自己所能记起的党内干部、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无辜遭遇和处境深表关切，对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一再嘱咐要永远铭记。1975年10月7日，也就是他逝世前三个月，他特意嘱咐秘书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修订《辞海》时，务必在“杨度”条目中，写入此史实。也是这一年，他多次找纪登奎、吴德谈“解放”干部问题，并将宋任穷等案件交予纪登奎，责成尽快结案。他嘱咐华国锋转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是些什么人？怎么处理？
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
周恩来住进三〇五医院的当天，由吴阶平教授为组长的医疗组，便给他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术后康复得很快，原先不止的血尿也消失了。可是，仅仅过了两个月，病情又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医疗组请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实施局部切除手术。第二次大手术后，病情又出现平稳的现象，起居可以自理，他又像往常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四届人大召开后，他的体内又一次次出现可恶的癌细胞，他对此仍持镇定乐观的态度，还给毛泽东致信说：“现在病情较为平稳，起居亦无困难；下步检查治疗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早在1974年12月，医疗组就检查出他又患有结肠癌，由于当时他担当的国事活动重要，手术不得不延至次年3月26日。这么大的手术，而且是重复手术，对于77岁的老人来说，要该承受多么大的身体磨难，而更糟糕的是，手术后的膀胱癌又再度复发，在医疗组的讨论会上，吴阶平充满忧虑地说：“自从1973年3月10日作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以来，总理的膀胱癌复发是相当频繁的，恐怕前途不容乐观。”
周恩来住进三〇五医院的一年半时间内，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动一次手术。可他从未完全停止自己的工作，除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
◆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维尔德茨。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5年5月22日，周恩来在身体稍有好转时，来到西花厅。隔日，又在晚上来到西花厅，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与之有着深厚的情感。除了西花厅，他对人民大会堂也有着特殊的情感，7月19日至23日，他连日去人民大会堂巡视和休息，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叙旧畅谈。2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见厅，他面对铁画“迎客松”，凝神伫立，许久不忍离去。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
同年9月7日，他抱病会见以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利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坦然地告诉外宾：“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过了一段日子，他对自己的病更是持坦然宁静的态度，他向医生提出：“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大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这里还有许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
医疗组对他再次施行大手术，手术后，吴阶平向邓小平等汇报，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手术切除已经无效，只可作内科保守治疗。邓小平听后，心情沉重地说：“看来只能这个样子了。你们要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由于急转恶化的病情，自9月28日，周恩来接见赴新疆参加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后，不得不取消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活动。
1975年，是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以常人难以具有的毅力，忍受着癌细胞的肆虐和折磨，每当疼痛难耐时，他便与守侯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他还特意向医务人员交代：“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关于自己的后事，他多次叮嘱邓颖超：“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
1976年1月5日，一直处于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出现肠麻痹，专家没有良策，只得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在他的左下腹开一个口子，做“结肠造瘘术”，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手术。1月7日，他于弥留之际，微微睁开双眼，对身边的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生前说的最后的话。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一直守候在身旁，那段痛入心骨的时光，一辈子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抢救过程中，我的手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脉搏越来越细，慢慢摸不到了；手臂皮脉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臂上的汗也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
突然间，人们使劲地喊着：‘总理！总理！’……”
“这就是1976年1月8日上午，时针指在9点58分！一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周恩来告别了人间。
还没有等吴阶平说完话，大家长久地压抑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岁月